本书集中了白先勇1958－1961年，1963－1965年两个时期的创作，包括处女作《金大奶奶》，早期代表作《玉卿嫂》，中期代表作《芝加歌之死》、《谪仙记》等，题材多样，风格多变，其创作成熟期的许多优秀作品皆可以从中窥见雏形。小说所表达的是一种不变的人性，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战争爱情。

欧阳子序欧阳子/1

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

——《寂寞的十七岁》代序夏志清/6

金大奶奶/1

我们看菊花去/15

闷雷/25

月梦/51

玉卿嫂/6l

黑虹/111

小阳春/134

青春/146

藏在裤袋里的手/152

寂寞的十七岁/164

那晚的月光/193

芝加哥之死/206

上摩天楼去/222

香港——一九六0/235

安乐乡的一日/245

火岛之行/257

谪仙记/270

谪仙怨/293

夜曲/301

骨灰/325

蓦然回首

——《寂寞的十七岁》后记/343

我和玉卿嫂真个有缘，难得我第一次看见她，就那么喜欢她。

那时我奶妈刚走，我又哭又闹，吵得我妈连没得办法。天天我都逼着她要把我奶妈找回来。有一天逼得她冒火了，打了我一顿屁股骂道：

“你这个娃仔怎么这样会扭?你奶妈的丈夫快断气了，她要回去，我怎么留得佐她?这有什么大不了!我已经托矮子舅妈去找人来带你了，今天就到。你还不快点替我背起书包上学去，再要等我来抽你是不是?”

我给撵厂出来，窝得—肚子闷气。吵是再也不敢去吵了，只好走到窗户底有意叽咕几声给我妈听：

“管你找什么人来，横坚我不要，我就是要我奶妈!”

我妈在里面听得笑着道：

“你们听听，这个小鬼脾气才僵呢。我就不相信他奶妈真个有宝不成?”

“太太，你不知道，容哥儿离了他奶妈连尿都屙不出了呢!”胖子大娘的嘴巴顶刻薄，仗着她在我们家做了十几年的管家，就倚老卖老了。我妈讲话的时候，她总爱搭几句辞儿凑凑趣，说得我妈她们全打起哈哈来。当着一大堆人，这种话多难听!我气得跑到院子里，把胖子大娘晾在竹竿上的自竹布衣裳一把扯了下来，用力踩得像花脸猫一般，然后才气咻咻地去催车夫老曾拉人力车送我上学去。

就是那么一气，在学堂里连书也背不出来了。我和隔壁的唐道懿还有两个女生一起关在教室里留堂。唐道懿给老师留堂是家常便饭，可是我读到四年级来破题儿第一遭。不用说，鼻涕眼泪早涂得一验了，大概写完大字，手上的墨还没有洗去，一擂一摸，不晓得成了一副什么样子，跑出来时，老曾一看见我就拍着手笑弯了腰，我狠命地踢了这个湖南骡子几下，赐得他直叫要回去告我妈。

回到屋里，我轻脚轻手，一溜烟跑到楼上躲进自己房中去了。我不敢张声，生怕他们晓得我挨老师留堂。哪晓得才过一下子，胖子大娘就扯起喉咙上楼来找我了，我赶快钻到帐子里去装睡觉，胖子大娘摇摇摆摆跑进来把我抓了起来，说是矮子舅妈带了一个叫玉卿嫂的女人来带我，在下面等着呢，我妈要我快点去见见。

矮子舅妈能带什么好人来?我心里想她老得已快缺牙了，可是看上去才和我十岁的人差不多高。我顶讨厌她，我才不要去见她呢，可是我妈的话不得不听啊!我问胖子大娘玉卿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胖子大娘眯着眼睛笑道：“有两个头，四只眼睛的! 你自己去看吧，看了她你就不想你奶妈了。”

我下楼到客厅里时，一看见站在矮子舅妈旁边的玉卿嫂却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好爽净，好标致，一身月白色的短衣长裤，脚底一双带绊的黑布鞋，一头乌油油的头发学那厂东婆妈松松地挽了一个髻儿，一双杏仁大的白耳坠子却刚刚露在发脚子外面，净扮的鸭蛋脸，水秀的眼睛，看上去竟比我们桂林人喊作“天辣椒”如意珠那个戏子还俏几分。

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看见玉卿嫂，就好想跟她亲近的。我妈问我请玉卿嫂来带我好不好时，我忙点了好几下头，连顾不得赌气了。矮子舅妈跑到我跟前跟我比高，说我差点冒过她了，又说我愈长愈体面。我连不爱理她，一径想找玉卿嫂说话。我妈说我的脸像个小叫化，叫小丫头立刻去舀洗脸水来，玉卿嫂忙过来说让她来帮我洗。我拉着她跟她胡诌了半天，我好喜欢她这一身打扮，尤其是她那对耳坠子，自得一闪一闪的，好逗人爱。可是我仔细瞧了她——阵子时，发觉原来她的额头竟有了几条皱纹，笑起来时，连眼角都拖上—抹鱼尾巴了。

“你好大了?”我洗好脸忍不住问她道，我心里一直在猜，我听胖子大娘说过，女人家额头打皱，就准有三十几岁了，她笑了起来答道：

“少爷看呢?”  “我看不出，有没有三十?”我竖起三个指头吞吞吐吐地况。

她忙摇头笑道：  “还有那么年轻?早就三十出头喽!”

我有点不信，还想追着问下去，我妈把我的话头打断了，说我是傻仔，她跟玉卿嫂讲道：

“难得这个娃仔和你投缘，你明天就搬来吧，省得他钮得我受不了。”

矮子舅妈和玉卿嫂走了以后，我听见我妈和胖子大娘聊天道：

“喏，就是花桥柳家他们的媳妇，丈夫抽鸦片的，死了几年，家道落了，婆婆容不下，才出来的。是个体面人家的少奶奶呢! 可怜穷了有什么办法?矮子舅妈讲是我们这种人家她才肯来呢。我看她倒蛮讨人喜欢。”

“只是长得太好了些，只怕——”胖子大娘又在挑唆了，她自己丑就不愿人家长得好，我妈那些丫头，长得好些的，全给她挤走了。

P61-64

      欧阳子序

欧阳子

一般的作家，或因经验不足，或因文才有限，即使在文坛上成功成名，他们毕生所能写出的好作品，常常只是同一类，同一色调的。因此，对一般作家，我们常常可以轻易而明白地分类，说他们是“写实派”、“超写实派”、“心理派”、“社会派”、“新派”、“旧派”……等等。

但是，我们却无法将白先勇的作品，纳入任何一个单一的派别里。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

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n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表白的《香港——一九六O》，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

白先勇小说里的文字，很显露出他的才华。他的白话，恐怕中国作家没有两三个能和他比的。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0》便是个好例子。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借着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征”(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香港——一九六0》里的文字，立刻传给我们一种混淆杂乱的感觉，使我们体会到香港这一小岛的可怕的混乱与堕落。《安乐乡的一日》里，在寥寥几行描写安乐乡景色的一段(小说第四段)，作者用了三个“死”字(死角、死水、死寂)，两个“灰”字(淡灰色、灰茫茫)，此外还采用“枯竭”、“滞住”、“静寂”、“没有中断”、“没有变化”等词句，来象征女主角依萍内心的沉滞与隔世感。而作者使这故事发生在名叫“安乐乡”的地点，当然不无讽刺的效果(ironical effect)。

读者看白先勇的小说，必定立刻被他的人物吸引住。他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教育程度之高低，个个真切，个个栩栩如生。我们觉得能够听见他们，看见他们。白先勇的小说，几乎全以人物为中心，故事总是跟着人物跑的。(只有《香港——一九六O》是例外。在这篇里，真正的主角不是余丽卿，不是她吸鸦片烟的情夫，而是香港这一个小岛。)身为一个男人，白先勇对一般女人心理，具有深切了解。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

从这本选集里，我们发现白先勇在写作技巧方面，一直在进步着。他较早的作品，像《玉卿嫂》和《寂寞的十七岁》，虽然人物如生，故事动人，但结构方面，似较松散；有些细节，虽能使故事更显丰润，却未见得与小说的主题有切要关系。就好像作者有太多话要说，有点控制不了自己似的。但他近来的作品，好像过滤出来锻炼出来一般，结构异常紧密；没有一个细节，甚至于没有一句话，是可以随便删略的。每一篇，都像一张密织的网，那样完整。若是从故事里删去任何一个插曲枝节，就可能像剪断网之一线，伤害了全体。

特别是在近作中，白先勇总是以故事里人物的动作，或该人物与他人之对话，来明示或暗示该角色的心理状态；而不直接告诉读者，该角色感觉这样，感觉那样。譬如在《一把青》里，作者要表达朱青经过战乱丧夫的惨变后，由于心死而变得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但他不直接这样告诉我们，却采用朱青对两次事变(郭轸与小顾之飞行失事)不同的反应，做个强烈的对比，以衬托出朱青的改变与麻木。这种写作技巧，若以主角为第一人称来写，就很难于运用。因此，除了《寂寞的十七岁》外，自先勇的小说，若非用第三人称下笔，便是取一个次要角色，为第一人称，从旁观的角度写成的。这使得作者与主角之间保持距离，因而易于保持客观。

白先勇的小说中，剧景的转换与上下文的连接，非常畅顺自然。这在他的传统叙述中，固然如此；在他运用“意识流”时，更是如此。《游园惊梦》里，钱夫人眼看程参谋和蒋碧月两人在一起，她的思想在瞬间逆流，回溯到过去的一幕类似的情景。于是，“现在”与“过去”流为一体，纠缠不清。但正当她再一度经验着过去那段痛苦的往事，

“五阿姐，该是你‘惊梦’的时候了。”蒋碧月站了起来，走到钱夫人面前……

(《游园惊梦》)

以上是白先勇擅于连接上下文的一个好例子。蒋碧月说这句话，别无他意，只是叫钱夫人上场唱《惊梦》这一段戏。但这句话紧跟在钱夫人的回想冥思之后，就明显地产生了双重作用。

白先勇的小说，虽然以人物为中心，但他小说中的“主题”(theme)，并不比人物次要。在他最后几篇里，主题甚至压在人物之上，人物像是被作者特地选出来表现主题的。在白先勇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有下列几个：

一、由于逃避“现实”，由于缺乏勇气、力量去面对与接受它，或由于只肯后顾，不肯前瞻，许多人便在不自觉间与世脱节，觉得自己一无所属，终于成为一个失败者。白先勇对这一类人物充满同情，似乎不愿归罪他们，而归罪于我们这残酷的、，过分讲究“理性”的世界。《我们看菊花去》里的姐姐，《寂寞的十七岁》中韵主角，《安乐乡的一日》之依萍，都是这一类型的人。

二、人性之中，有一种毁灭自己的趋向，这趋向是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直把人往下拖，拖向失败、堕落或灭亡。像玉卿嫂，《香港——一九六O》的余丽卿，《那晚的月光》中的李飞云，《谪仙记》里的李彤，都是因为敌不过自己，才走向败亡之途。

三、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有过灿烂辉煌的过去，可是如今，这种大气派的中国文化，竞已没落得不能再在世界潮流中立足。我们缅怀过去，不胜今昔之感。辉煌的往日，已是一去不返；我们除了默默凭吊，默默哀悼，又能怎样?

这最后一个主题，一次又一次地在白先勇的最近几篇小说中出现。尹雪艳、朱青和钱夫人，都可说多多少少象征着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尹雪艳是吗啡样的麻醉剂，暂时使人止痛，忘忧，但终于把人引向死地。朱青受战乱之害，历经折磨，终致失去灵性，麻木不仁。钱夫人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只因为“长错一根骨头”，她开始走下坡路，终于变成空壳一个，与世脱节。而《谪仙记》(请注意“谪仙”二字的象征意味)里的李彤，绰号叫做“中国”，用意更是明显。这几篇小说的语气(tone)中，有一种怀古念旧的余韵。

白先勇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作家。他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各种写作技巧，使得他的作品精练，现代化；然而他写的总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故事。他写作极端客观，从不在他作品里表白自己的意见。可是读他最后几篇小说，我们好像能够隐约听见他的心声。我们感觉得出，他也像《谪仙记》里的慧芬那样，为着失落了的中国(李彤)，心中充塞着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

蓦然回首

——《寂寞的十七岁》后记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出版社结集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烬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跟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力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变色，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给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干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其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登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顾盼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病愈后，重回到人间世，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慌失措，竞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到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斯人记》，徐訏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地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在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启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文章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之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一九六九年我寄一封圣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Y．V．A．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T．V．A．，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v．A．。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山大川，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候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Y．V．A．大概还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信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学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道：“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到台北家中来了。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了一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文。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地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我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国去了。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特别提到那两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么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

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当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齐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问我：“玉卿嫂是什么人写的?很圆熟，怕不是你们写的吧?”我一得意，赶快应道：“是我写的。”他微感惊讶，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现在看看，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还在尝试习作阶段。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有一年，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戴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戴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那便是玉卿嫂。在宪兵学校，有一天我上地图阅读，我从来没有方向观，不辨东西南北，听了白听，我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写起《寂寞的十七岁》来。我有一个亲戚，学校功课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孤独，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寂寞得发了昏，才会那样自言自语。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裸体少年油画，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阳，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少年跃跃欲飞，充满了生命力，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青春”的象征，于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葆，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

一九六二年，出国前后，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那年冬天，家中巨变，母亲逝世了。母亲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锦衣玉食，然而胆识过人，不让须眉。一九二七年北伐，母亲刚跟父亲结婚，随军北上。父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激战，母亲在上海误闻父亲阵亡，连夜冲封锁线，爬战壕，冒枪林弹雨，奔到前方，与父亲会合，那时她才刚冒二十。抗日期间，湘桂大撤退，母亲一人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万水，备尝艰辛，终于安抵重庆。我们手足十人，母亲一生操劳，晚年在台，患高血压症常常就医。然而母亲胸怀豁达，热爱生命，环境无论如何艰险，她仍乐观，勇于求存，因为她个性坚强，从不服输。但是最后她卧病在床，与死神交战，却节节败退，无法抗拒。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有一天，我们一位亲戚嫁女，母亲很喜爱那个女孩，那天她精神较好，便挣扎起来，特意打扮一番，坚持跟我们一同去赴喜宴。她自己照镜，很得意。跟父亲笑道：“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虽然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人世间的一切，她热烈拥抱，死亡，她是极不甘愿，并且十分不屑的。然而那次不久，她终于病故。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父亲送别机场，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飞机梯下。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与热的生命，转瞬间，竞也烟消云散，至于寂灭，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拒抗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丧母的哀痛，随着时间与了悟，毕竟也慢慢冲淡了。因为国外没有旧历，有时母亲的忌日，也会忽略过去。但有时候，不提防，却突然在梦中会见到母亲，而看到的，总是她那一副临终前忧愁无告的面容，与她平日欢颜大不相类。我知道下意识里，我对母亲的死亡，深感内疚，因为我没能从死神手里，将她抢救过来。在死神面前，我竟是那般无能为力。

初来美国，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年底圣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圣诞节，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耶诞福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竞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回到爱荷华，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我学到不少东西：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性。Percy Lubbock那本经典之作：《小说技巧》对我启发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叙述法与戏剧法。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有的擅长前者，如萨克莱(Thackeray)有的擅长后者，如狄更斯。他觉得：何时叙述，何时戏剧化，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所谓戏剧化，就是制造场景，运用对话。我自己也发觉，一篇小说中，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我又发觉中国小说家大多擅长戏剧法，红楼、水浒、金瓶、儒林，莫不以场景对话取胜，连篇累牍地描述及分析，并不多见。我研读过的伟大小说家，没有一个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说技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期间，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寻。像许多留学生，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看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书，看到抗日台儿庄之役，还打算回国的时候，去向父亲请教，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内战，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地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的眼睛直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

此《后记》原为一九七六年远景版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