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作者颠覆了一千多年来的定论，并动摇民众头脑中已经定格的人物形象，将三国中的几个人物做了一次和以前相反的推论，将这些已经定论的历史翻过来重写!

自小好犬马美服的刘备是一个纨绔子弟，黄巾起义发生后终于挤进中国的政坛，又因靠吞食母体自肥而被谥之以枭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唯因两个《隆中对》，却做成了分裂华夏的勾当。赤壁之战的结果，不仅妨碍了华夏迅速统一的步伐，而且使中国此后七十二年的历史成了一部内战史，老百姓的血泪史。

诸葛亮并不是智慧的化身，特别是在主蜀之后，其举措连连失误。究其原因，是在未曾五出祁山之前，《出师表》就被《止战疏》打得落花流水。然而，他又是集忠臣、贤相、廉吏于一身的人臣表率，轻薄他无异于自取轻薄。

关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但是，在徐州投降曹操，把荆州断送给孙权，连头颅都被割下，解送到千里之外……然而，由于一个和尚和一个道士的信口雌黄，也由于最高统治者奴役臣民的需要，关羽死后却步入神坛，与孔子并肩成为圣人!后世人常常议及孔融与杨修之死，并为之扼腕叹息，却可曾想到，是他们铸就了自己的死案；谴责曹丕逼宫的滑稽和凶狠，却可曾想到，其实曹丕也很可爱?司马昭父子三人早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桩，却可曾想到，正是他们推进了中国统一的进程?

魏延是贰臣的典型，其实这是桩冤案；斩马稷已成为千古美谈，其实诸葛亮大错特错；木牛流马被传得神乎其神，其实是一个早被淘汰的发明。不信吗?看过本书你就知道了。

娇子曹操原是弃儿

十万大军，难搬动一张龙椅

别说民众手无寸铁

弃儿一举登上天

臭皮匠再多，也难胜过“诸葛亮”

倾天覆地的历史淡涡

枭鸟由鸡孵化出来

待价而沽的南阳躬耕

分裂华夏，《隆中对》难辞其咎

邺城曹瞒哭郭嘉

让孙刘撕破脸面的，乃是益州

刘备不曾借荆州

刘璋使枭鸟翱翔太空

不义不忠不仁的关羽

关羽做梦也不曾想到，死后竟然步入神坛

大报仇葬送了西蜀国脉

死案铸成莫喊冤

与没落王朝同时没落的孔融

谁把杨修送上断头台?

曹丕是天才演员

  当倚天剑嬗变成屠龙刀的时候

精彩滑稽的“禅让”一幕

演员曹丕也可爱

西山落日奈若何

《止战疏》打败《出师表》

北伐意在争凉州

马谡——诸葛亮刀下的屈死鬼

令人喷饭的木牛流马

哀哉J魏延

轻薄儿轻薄诸葛亮

且慢辱骂司马氏

多亏未吓死活仲达

诸葛丰的孙子们，咋都这样?

杀鸡还得备牛刀

国之将亡也，问于神

附录

小姑前年嫁彭郎

从桃园三结义到“清宫四人帮

对文化缺憾的惋惜与张扬

对反社会性的反说与讴歌

进取的历史依据与神话梦呓

娇子曹操原是弃儿

后世人议及三国时，常说曹操得天时。殊不知，曹操在汉末大动乱之初，却是天公的弃儿!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常用朴素感情替代科学思考，很容易爱屋及乌。这是个可逆性命题，同样容易恨乌及屋。曹操出身很低微，生父夏侯嵩过继给宦官曹腾，他自然成为宦竖的孙子。虽然曹腾“历事四帝，未尝有过”，且“好进贤能，终无所毁伤”，但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作乱，使当时人对宦官深恶痛绝，宦官后代虽不曾遭受株连，也要在舆论上打人另册，居“黑五类”之列(注：“文革”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女的统称)。好在十常侍作乱之前，曹操已被举为孝廉并登上仕途，虽因从妹夫宋奇被诛受到牵连而一度坐免，终又复出，并由议郎迁为济南相。在担任济南相期间，由于他雷厉风行地打击豪强奸宄和救危扶困，声名已鹊噪一时，自然从“宦竖”阴影下摆脱了出来。虽然如此，也不过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罢了，依然没有名门望族子弟登上权贵之途的根基。几起几落中，最高官职仅为典军校尉，且于董卓专政时，又易姓名逃回毫州。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曹操，亦同于天公的弃儿。

十万大军 难搬动一张龙椅

在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皇权思想始终左右着民众的是非评判和态度取舍。东汉末年之乱，起于桓帝、灵帝的昏庸无能，起于宦官弄权和太后干政。少帝、献帝年幼无黪曹丕是天才演员堡譬而已，并没有恶迹，还是国家的象征，民众与封建士奎夫翟妾兰抱有希望，希望皇帝成人亲政，并使国势转危而安。这种事例历史上屡见不鲜，谁能拥戴天子，谁就能获得人心。

历史将机遇先赐予董卓。公元188年，汉少帝刘辨即位，董卓奉密诏率兵进京，“中常侍段畦等劫帝走小平津，还宫”(见《三国志·董卓传》)。董卓人京乒，何进、何苗率军队相投，并以董卓为靠山；董卓又收买吕!卺了执金吾丁原，并收编了其部众。这时，京都洛阳兵权为董卓独揽专断，又取得相国、太尉等职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汉失其鹿，天下尚未追逐，而董卓已捷足先登，不愧为天之骄子!

机遇选中董卓并不偶然，这同他的阅历、声望和实力密切碧关。史载，他很“有才武，旅(膂)力少比，双带两键(箭囊)，左右驰射。好结交天下英雄”。“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见《三国志·董卓传》)。款待朋友到这个份上，其豪爽仗义与能得人心当可见之。董卓长期处于军旅之中，积累了领军经验，成为不可多得的实力派人物。他年轻时往军司马，追随张奂征并州建立功勋，封为郎中，并得到九千匹细绢的赏赐。董卓知道收买人心的重要，拿出来全部分给部将及士卒。由于董卓声名渐著，终做到并州刺史和河东太守，继而升为中郎将。在同西北少数民族的作战中，他曾被数万敌军所包围，身陷绝境又断了粮草。万分危急中，董卓以水代兵全师而退，这同其他五路大军的失败形成对照!回来后“屯住扶风，拜前将军，封蘼乡侯，征为并州牧”。这不仅使董卓成为封疆大吏，而且由偏僻的西北进入了中国腹地。公元190年汉灵帝死，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密召董卓进京谋诛诸阉官”(同前)，于是董卓不费吹灰之力取得入主中枢的显赫地位，列除了此后制约自己的力量，而且唾手得到拥立新君、抵定京师的功劳。

董卓是一个赳赳武夫，自以为有了军队便有了一切，除了用军权实现放大的自我之外，不知道尚有公理人心。执政后，第一件事是想把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龙椅摇晃摇晃，让坐着的刘辨走开，让另一张屁股坐上去——废刘辨而另立刘协。这当然不是无聊时寻求刺激，也不是偏爱与憎恶的感情用事，而是凭借军权戏弄皇权，为异日的取而代之做个演练。理由不正，自然遭到普遍的不满和反对，他竟置人心背向于不顾，狂妄地叫嚣：“我相，贵无上也。”(见《三国志·董卓传》)这个“贵无上也”的军阀确实是无法无天，他以十万大军做后盾，强行搬动龙椅给刘协去坐，还杀了废帝刘辨以及何太后；更有甚者，竞长期深入皇宫，“奸乱宫人公主”。这在封建社会中至为罕见，脱光了身子躺在少奶奶牙床上打滚，纯粹是在耍流氓，旁人也许奈何他不得，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脱光了身子躺在龙床上打滚，这是天字一号的超级流氓，自然会人神共怒。别说在古代，就说今天吧，戴安娜虽然已作古多年，其生前的婚外恋至今尚不能平息，这不仅有媒体媚俗炒作的成分，还有英国公民对王室血统是否纯正的关怀。在当时国人的观念中，刘姓皇帝的耻辱，就是举国上下的耻辱。董卓的肆无忌惮埋下自我毁灭的伏笔，讨董大同盟虽然因为诸侯们各有怀抱而作鸟兽散，但被手无缚鸡之力的王允设谋诛灭则实属必然，说穿了，王允不过为天下代劳而已。天地难容之徒，自然没有了存在的理由，自然要众叛亲离，肉体自然要被消灭。

对董卓失望之后，机会又假之于袁绍。与董卓相比，他有更为优越的条件：自高祖父袁安任司徒起，其家庭“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袁绍高祖父袁安任过司徒，曾祖父袁敞任过司空，祖父袁汤任过太尉，叔父袁逢、袁隗均封为公)，有无可匹敌的声名威望和一呼百诺的门生故吏。袁绍又能“折节下士，士多附焉”，帐下谋臣将领风云际会。长期在京师做官，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拥有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地盘，财力、人力、物力十分充足，更有十几万私家军队。在专制制度下，军队是左右政局不可或缺的工具，历来被军阀们视为至宝。特别在身居太傅之职的叔父袁隗被董卓杀害之后，“豪杰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以上均见《三国志。袁绍传》)。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十几路诸侯讨伐董卓时，袁绍被推为盟主就十分自然。

机会主动地投怀送抱，袁绍却挤了眼睛，硬是与之擦肩而过。董卓作乱洛阳时，就是否应该拥立小皇帝以安定人心的问题，袁绍集团内部有过激烈的辩论。沮授认为：今天皇帝在颠沛流离之中，汉室宗庙已被毁坏，各州郡以匡正汉室作为旗帜，骨子里却谋算着消灭对方以扩大势力，没有一个是为了拥戴少帝而体恤民众。今天(你)“州县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见《后汉书。献帝纪》)?郭图、淳于琼却说：汉室衰败为时已久，今欲兴之岂不困难?军阀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秦失其鹿，先得者为王，若置献帝于身边，“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沮授反驳说：“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以上见《三国志·袁绍传》注释《献帝传》)

沮授、郭图、淳于琼都是从袁绍集团的利益考虑，但是，在如何对待汉献帝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沮授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方略，认为这是取得全国政权的捷径，理由有二：其一，安君与恤民是一个矛盾的两个侧面，表面的安君实质是恤民；其二，安君是大义，是一面旗帜，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民众的爱戴支持。郭图、淳于琼在沮授的捷径中更选捷径，坚持剪掉汉献帝这段多余的拷贝，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会陷自身于两难之中。显然，沮授的意见立论宏远，均执午耳。后有入位另地，必然有形式的最高权力(即皇权)同实质的最高权力(即军权)的激烈矛盾，这已由后来董承、伏皇后密谋袭杀曹操、夺取军权的未遂政变所证明。在汉室虽然已徒具虚名，但还有很大影响的时候，甩开小皇帝的意见就显得目光短浅，见金忘人了。殊不知舍弃了傀儡，不仅首先伤害了民心，也丧失了大批封建士大夫。

老子日：“圣人……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袁绍急不可耐地想当皇帝(讨伐董卓时，拾到汉室的玉玺就私藏起来)，再加之长期脱离民众，不知道民心的重要作用，终究听从了郭图、淳于琼的意见，与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等到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的时候方才后悔，他又想另起炉灶，打算立刘虞为帝，这种分裂活动遭到普遍的反对，连刘虞自己也不敢上台。

董卓、袁绍在皇权这一重大问题上违背了人心，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陈寿评价曹操说“能总揽皇机，明略最优”(见《三国志‘武帝纪》)首先就表现在对待献帝的态度上，他始终把握着人心，把握着民众对皇权的态度。光和末年，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等联结豪杰，谋废灵帝时，曾经争取过曹操，遭到他严词拒绝，故而幸免了一场杀身之祸。初平元年，各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时，曹操表现得最为积极，损失也最为惨重，这同拥兵自重的其他军阀大相径庭。建安元年，曹操迎接汉献帝定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军事、人心上取得了优势，曹操也由兖州牧成为举国瞩目的实力派人物。建安十五年，曹操已统一整个北方，拥有部队三十余万，歼灭了吕布、袁绍、袁术、刘表、张济等，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即令此时，他仍然在打汉献帝这张王牌，在《铭志令》中仍然以周公自居，说自己“未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上书曹操，称臣于曹并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于外日：“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见《资治通鉴》卷68)在拒绝侍中陈群等人的劝进时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见《三国志·武帝纪》注释《魏略》)曹操不是汉家天子的愚忠之辈，他在前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来将皇袍当衬衫来穿，完全是为了顺应民心，为了政治形势的稳定。P1-6

在中国，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是忠臣贤相的楷模；关羽是忠义的代表，其武圣人地位，自封赠至今，从来没有动摇过；刘备活着时候被世人称为枭雄，口碑是十分糟糕的，但是在后世，他成了“奸雄”曹操的对立物，自然是“忠雄”之类了；司马懿、司马昭都有近一千八百年来一成不变的结论，前者有“狼顾”之相，贪婪凶残与之相伴随始终，后者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闻名古今，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桩上；孔融更因《三字经》中“融三岁，能让梨”的道德表率植入了一代又一代幼小的心田；’魏延因脑后生有反骨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隆中对》、《出师表》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即令在今天，也是屈指可数的中学生范文……

我是接受朋友王改民先生的意见研究三国史的，人手后方才发现，将这些已经定论的历史翻过来重写，肯定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毕竟是要颠覆千多年来的定论，并动摇民众头脑中已经定格的人物形象，必然要遭到世俗的责难。然而既然上了这条船，就不能嫌船身颠簸，哪怕因晕船而翻肠倒胃地呕吐。

历史研究是在反复争议中向前发展的，没有争议称不上研究，八面玲珑也许适合于官场，文化人不能成为鹅卵石。写那些四平八稳、没有新意的论文，何如在树林里遛鸟养神!

三国史研究远离现实，原本不想犯众怒，可是到今天又难免犯了众怒，这是始料不及的。但是理论研究、史学研究都十分残酷，推导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不能成为障碍。很多事情不做则已，要做就有始有终，好在退休后有了充足的时间。这块黄土地生养了我，哺育了我，我就应该给以报答，人常说：“受人点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而黄土地对我来说，恩情岂止是点滴!我当如何报答呢?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苍老书生，惟一能够回报的，就是给母亲说真话，将自己的知识积累，用大实话说给后世而无愧于先人；假如他们能从中获得一点启发，那于我已是奢侈了。

在评价历史人物、事件时，人们常常采取成王败寇标准，二十四史是其典型，并影响了后世很多人。这是不顾史实抹煞史实以至歪曲史实的主观唯心论，甚至导致出人造历史。被歪曲的历史中，发现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起不到真正的褒贬效果，还会发生阿谀奉承或落井下石的道德滑坡。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很多中国人在看待三国事件人物时，常不自觉地做了历史的情人。情人眼中出西施，自然妨碍了历史的公正。关羽是统治者眼中的西施，他们看中了他的“忠义”；刘备、诸葛亮是宋末元初的汉民族眼中的西施，用他们与元统治者做对抗。时至今日，假如还有哪位同胞要以三国人物做情人，那只能由他自己了。历史研究中，更忌讳血缘、地缘及先人为主的感情标准，这最能将人导入歧途。感情标准说破了，是一个利益标准。十三亿人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自然有着不同的感情，衡量是非的标准当然就千差万别。更不能以帝王或某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利益做标准，帝王是最高统治者，政治军事集团是特殊时期某种利益的纠合，他们的利益，都建筑在对普通民众合理权益进行剥夺的基础上；他们的欢乐，都建筑在普通民众哀苦悲戚的基础上。更何况，帝王往往还不止一个，他们之间照样存在着利益的对立，因之标准也完全对立。历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像没有感情设置的机器人，以极其冷酷的态度审视历史，审视历史事件与人物，用同一的客观标准去评判，如同法官，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只有这样无情地剖析，才能得出公正的判决，这里的法律，只能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最普通劳苦大众的利益。《异说三国》得以出版，实因三秦出版社魏全瑞、赵建黎二位先生的错爱，并得力于王改民、张平均、李剑君、牟小宁四位好友的大力支持，谨借此机会，略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