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近世学人及其著作的解读，主要内容包括解读季羡林及其著作，另外还有几篇书评、序、跋；论述了在学术史上卓有贡献的人物。本书从近百年中挑选了陈寅恪、梅贻琦、周叔韬、季羡林等人，研究他们的成长路径、思想特点，然后加以评点、对比，既是对前辈学人精神的继承，更是为改正今日学风的大声呼吁。

本书是一部随笔集，基本上都是对近世学人及其著作的解读，共约6万字。第一部分主要是解读季羡林及其著作，另外还有几篇书评、序、跋，共14篇。第二部分共10篇，论述了陈寅恪、梅贻琦、周叔韬、马雍、赵国华等在学术史上卓有贡献的人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期许与要求，然而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本书从近百年中挑选了陈寅恪、梅贻琦、周叔韬、季羡林等人，研究他们的成长路径、思想特点，然后加以评点、对比，既是对前辈学人精神的继承，更是为改正今日学风的大声呼吁。

作为长者与学者的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与梵学研究

藏书·读书·译书·著书——记季羡林教授

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的中学时代

评《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读余英时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道学政》译后记

《走出疑古时代》

《泱泱汉风》与《漠北来去》

人文精神的桃花源

《茶余琐话》跋

《宋代在室女“财产权”之形态与意义》序

《倾听恒河天籁》前言

义宁精神与陈学研究

后世相知或有缘

书信里的陈寅恪

“陈寅恪印象”——《陈寅恪印象》编选前言

《启功杂忆》乎？《杂忆启动》呼？

活泼泼的历史实相

周叔弢与自庄严堪

“大学者，有大学校长之谓也”

记马雍先生

追忆赵国华先生

也说王茂荫

搬书苦乐

写不写信及其他——与李天纲博士商榷

雪茄情怀

暴民的高尔夫

自由岂能强迫

书中自有

“自我吹嘘”

后记

季羡林与梵学研究

中国的梵学源远流长，实际上中国化的梵学早已成了国学的一部分。但是，直接研习梵文的，在近现代中国大概要数曼殊上人了。陈寅恪先生饱学东西，可称是中国的梵文研究取得独立成就的象征。遗憾的是，个人的兴趣、动荡的时局、不公的命运使得陈先生始终只能将梵文作为工具，也就是仅以梵文为用。

真正以梵文为研究之用，兼以其为研究之体的，是陈先生的早年清华弟子季羡林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教研生涯中，季先生不仅承继光大了利用梵学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传统，而且直接将梵文作为研究对象，并由此进入了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前沿。

1935年季先生入哥廷根大学，1941年获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共在德研究工作了十一年。其间，季先生先后发表了《(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1941)、《(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及《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年代与来源的标准》(1945年完成，1949年出版)等长文与专著，在不同的领域中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确立了特定的学术规范，或是提出了足以构成专门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这些论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确立了自身的经典地位。季先生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国学者在印欧比较语言学尤其是中世印度语形态学领域成就的象征。

回国以后，南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季先生不得不将佛教史及中印文化交流史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季先生发表了大量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有《浮屠与佛》(1947)、《论梵文td的音译》(1948)、《列子与佛典》(1949)、《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1955)、《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56)、《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58)。南于季先生华梵俱通，这些论著皆能发千古未发之覆，洵称名文。

1958年至1966年，季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介绍梵文名著上，如《五卷书》、《沙恭达罗》、《优哩婆湿》、《十王子传》等，其译文均以典雅秀美传神见真而名彻译坛。1966年至1978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季先生自然不可能再撰写学术论文，但是，他以惊人的学养与定力独立完成了卷帙浩繁的《罗摩衍那》的汉译工程！迄今为止，该史诗只有两种文字的全译本。这项壮举受到译坛的钦叹，被誉为“译坛奇迹”。

1980年之后，季先生在担负数十个重要学术领导职务的同时，争分夺秒，不知老之将至，撰写了大量论文。在佛教语言学方面，季先生先后发表了《中世雅利安语二题》(1984)、《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论梵文本(至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1986)、《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1991)，都充分运用了最新材料，进一步考实了自己的结论，从而将研究推向深处。季先生在80年代，承担了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考释研究工作，用中英文发表了十余篇文章，震动了国际学林。1982年先生发表了《吐火罗语中的三十二相》，同年写就《说“出家”》，1990年发表了《梅咀利耶与弥勒》，证明了许多汉语专门名词出于吐火罗语。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季先生也是成果卓然，发表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1981)、《商人与佛教》(1984)、《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1987)及《再谈浮屠与佛》(1990)等文章，解决了佛教史上的许多难题。中印文化交流史，也是季先生很有兴趣的课题，他主持注释的《大唐西域记》，被国际学界称为“集大成之作”。在这个领域中，季先生的主要论文有《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人中国的残卷》(1981)、《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1983)、《Cini问题》等，为丰富中印文化交流史的内涵提供了物质实证。

季先生还是许多学科的创始者或倡导者，在诸如敦煌学、比较文学、翻译学及文学理论等领域里都做出了重要贡献。限于篇幅，就不在此述及了。  (原载《文汇报》1992年9月23日)P21-25

这本小书所收入的文字，一部分是旧文，一部分是新作，按照某种“同类”的感觉编排在一起。这个工作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社长王为松先生，本书的责任编辑欧阳亮先生提出基本意见，随时和我商量，我不仅完全同意，而且对他们两位心怀感激。

取书名总是一件麻烦的事情。采用“人文桃花源”作书名，乃是因为书中有篇文章的题目大致如此。这么做，却并不是出于偷懒的考虑，我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桃花源”之所以宝贵，引人遐想，令人向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在生活的当下其实并不存在。“桃花源”是美好的描摹、理想，或者就是幻觉，都未可知。然而，正因为如此，俗世的人们就更不会停止对它的痴心追求与上下探索。

而我，尽管不怎么愿意，也不怎么习惯去相信任何虚幻的东西，却也无法抗拒“桃花源”的诱惑。我总以为，倘若今天还能够有“桃花源”的话，那么，它必定只能存身在“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中，至少它必须以此为价值的依归。

所以，我就为这本小书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还要感谢最早发表这些文章的报刊和编辑，感谢为这本书设计了清雅封面的周夏萍女史，以及题写书名的多年的朋友L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