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高尔基的代表作，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在列宁和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一主题主要是通过小说中的两个代表人物——巴威尔和母亲尼洛芙娜的成长，以及群众的觉醒来表现的。其次农民雷宾的形象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也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这一主题。

《母亲》也是高尔基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写作的新文学的典范作品。

《母亲》以杰出的现实主义手法展示了一九○五年前俄国社会的真实历史画卷。开篇作家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勾画了沙皇统治下的工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况。

《母亲》以巨大的艺术力量阐述了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不断觉悟、成长的过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相结合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在作品中反复突出的“真理”、“理性”即是马克思主义。作品通过弗拉索夫家两代人的不同命运揭示了这一真理。巴维尔接受马克思主义，团结、教育广大群众，一起进行了摧毁旧世界的斗争，成为出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通过过去怯懦、在痛苦生活中逆来顺受的尼洛芙娜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强的革命者的过程，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

重读高尔基的《母亲》

第一部

第二部

在父亲死后大约两周的一个星期天，巴维尔·弗拉索夫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中。他跌跌撞撞地晃荡到对着房门的右墙角，像他父亲一样用拳头往桌子上一捶，向他母亲大声吆喝：

“吃晚饭！”

妈妈走过来，坐在他身边，把他的头搂在怀里，抱着他。巴维尔抗拒地用手推着妈妈的肩膀，喊道：

“妈……快点！”

“我的傻孩子！”母亲把住他的手，温柔而悲伤地说。

“我要抽烟。把父亲的烟斗给我……”

巴维尔强扭着已不听使唤的舌头，含混不清地嚷嚷。

这是他第一次酗酒。伏特加使他身子软绵绵的，但是头脑里却还清清楚楚，在头脑里盘旋着：“我真的醉了吗？我真的醉了吗？”

妈妈爱抚的话语使他难为情，她悲伤的眼神让他感动。他真的想哭，但是他为抑止住这一冲动，却故意做出一副变本加厉的醉态。

母亲抚摩他汗津津的蓬乱的头发，悄声对他说：

“你不要做这种事……”

他开始反胃，经过一阵剧烈的呕吐，母亲让他躺在床上，用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稍稍清醒了点，但马上觉得自己的下面和周围天旋地转。眼皮抬不起来，嘴里冒出一股难闻的苦味。他透过眼睫毛望着母亲那张宽大的脸庞，断断续续地想到：

“看来，我是早了点，别人喝——都没事——而我，却吐成这样……”

母亲的声音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

“要是你也喝起酒来，你拿什么养活我呀……”

他紧闭着双眼，说道：

“可是大伙不都喝吗……”

母亲长叹了一口气。他说的是真话。她也深知，除了那个小酒吧，人们上哪儿能讨个乐趣呢，但是，即或如此，她还是说：

“可你——不能喝，你父亲把你该喝的那份儿全喝光了。他把我折磨得够受了……你难道不可怜可怜你妈妈吗？”

听着这些沉重而温柔的话语，巴维尔想起父亲活着的时候，母亲在家里总是躲在一边，连大气都不敢喘，总是提心吊胆，生怕什么时候挨打。最近这段时间，他为避免和父亲见面，很少在家，为此对母亲也生疏了。现在酒逐渐地醒了，他凝视着母亲。

她高高的个儿，有点驼背，长年累月的辛劳和丈夫的殴打搞坏了她的身体，她走起路来悄无声息，似乎侧身而行，生怕撞着什么东西。宽大的椭圆形的脸庞刻下层层皱痕，总是浮肿，那双黑亮的眼睛像工人区的大多数妇女一样，长年累月都带一副愁苦惊恐的眼神，右边眉梢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使得眉毛稍稍往上吊起，看去右耳朵就比左耳高一些似的。这副神态使她好像总在害怕地谛听什么似的。本来是一头浓密的黑发，如今已有绺绺银丝，她整个身心都显示了柔顺与悲戚……

眼泪悄然地顺着她的面颊流下。

“别哭了，”儿子低声请求道，“让我喝口水。”

“我给你拿点冰水来……”

可是，当她回来时，他已沉沉大睡。她俯下头看着儿子，在他身边站了片刻，水勺在她手里颤了一下，冰块碰在勺壁上。她把水勺放在桌子上，默默地跪在圣像前。这时窗外传来醉鬼们的尖叫。在秋天阴冷的暮色里，手风琴声刺耳，有人放开嗓子嚎，有人在用下流话骂人，还夹杂着女人惊恐无奈的声音……

与过去相比，弗拉索夫家小屋中的日子过得比较平静。同工人区别的人家比，他家略有不同。他们的房子在工人区的尽头，在一个不高的土坡旁边，坡下是片沼泽地。用薄板间隔起的一间小屋那是母亲的卧室，加上厨房占了全部房子面积的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二是问有两个窗子的四方房间。巴维尔的床放在一个角落，对着屋门的右墙边放着一张桌子、两个长凳，还有几把椅子，一个衣柜，衣柜上有个小穿衣镜，一个装衣物的箱子，一个挂钟，还有墙上的两幅圣像——这就是全部家当。

巴维尔置办了年轻人应该有的一切：买了手风琴，浆得笔挺的衬衫，鲜艳的领带、套靴、手杖。他和同龄人一样，参加晚上的聚会，也会跳卡特里尔舞和波尔卡，节假日总是喝得大醉而归，而且被伏特加弄得十分难受。到翌日清晨，他觉得头痛，烧心，脸色苍白，打不起精神。

有次母亲问他：

“怎么样，昨天晚上玩得挺高兴吧？”

他心烦意乱地回答说：

“烦死了！还不如去钓鱼，要不买支猎枪。”

他干活是认真的，从不旷工，也没有挨过罚，总是不吱声地干。他那双很像母亲的发蓝的大眼睛，透出一种不满的神情。他没有买猎枪，也没有去钓鱼，但是，他开始逸出常规：他很少参加晚上的聚会，节假日即使出门，但是回家时却是清醒的，母亲悉心地观察这一切，她发现儿子黝黑的面庞变得严峻了，他的眼神看什么都很认真，总是严肃地抿着嘴角。这副样子似乎在为什么事生气，或者患了什么病。过去常有同伴来找他，在家里总碰不到他，也就不再来了。母亲渐渐看出儿子和工厂的其他年轻人不同，她当然很高兴；可是，她觉察到他从这生活的浊流里正游向什么地方——这在她的心里又引起了一种莫名的忧虑。

“你，好像生病了吧，巴甫卢沙？”①她有时问儿子。

“没有，我很健康！”他回答说。

“你现在这么瘦！”妈妈叹了口气说。

他开始往家带回来不少书，而且马上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而且读过之后，又把它藏在哪儿。有时他从书中抄下一些什么，同样也把它们藏起来……

母子之间很少说话，而且很少见面。早晨，他悄无声息地喝过茶就去上班，午问吃午饭，在饭桌上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接着又走了，直到晚上才回来。晚上他很认真地洗脸，之后吃晚饭，再过后就长久地看自己的书。在节假日他大早就出了家门，直到夜深方归。她知道儿子进城去了，有时是在城里看戏，但是城里没人来找过他。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觉得儿子的话语越来越少，同时在儿子的话语里出现了一些她听不懂的新词儿，而她听得习以为常的那些粗野的下流话却从儿子的话语中消失了。他的言行举止，一些细小的举动都使母亲格外注意：他不再讲究穿戴，可是却格外注意身体和衣着的整洁，他举止大方，行动矫健，待人接物谦和、温柔，这不能不引起母亲的焦虑和关注。对待母亲也有种全新的东西。有时他也擦房间的地板，在节假日自己收拾床铺，尽力减轻妈妈的负担。这在工厂区男人中是谁也不做的事。

有天他带回一幅画挂在墙上，那是三个人，三个人一边谈话一边轻快、很有朝气地走向什么地方……

“这是画的复活了的基督到马忤斯去。”巴维尔解释说。

妈妈当然喜欢这幅画，但是她想：

“崇敬基督，可是又不去教堂……”

总之，他的木匠朋友给他做的漂亮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房间如今显得很整洁。

他称母亲为“您”，张口闭口都叫“妈妈”，有时他会突然对妈妈温顺地说：  “妈，对不起，请不要担心，我今天要晚一点回来……”

她心里甜滋滋的，从他的话里她感到有种严肃而庄重的东西。

但是，她的不安也与日俱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安更为明显，她预感有什么不平常的东西将要发生。有时母亲也会对儿子不满。她想：

“所有的人都像平常人，可他呢——像个出家人。他太严肃了，这和他的年岁不相称……”

有时她还想：

“他也许是交上什么女朋友了吧！”

可是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但是他把工资差不多如数都交给了她。

就这样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一晃两年左右过去了，每天都充满了一种奇妙的沉寂，也带着茫然和慌恐。P6-P9

高尔基的名字在所有外国作家中，在我国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之一。凡是读过高尔基书的人至少从课本里就知道他的《海燕之歌》、《母亲》。这位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作家、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曾带着神圣的光环被置于神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前苏联发生的那场巨变，霎时在俄国文坛上刮起一股大反高尔基的旋风。大有将他颠倒过来，“翻个个儿”的架势。经过一段时日，虽然至今对高尔基的评价已发生不同于昔日的变化，但是，他的作品还是赫然出现在最具代表性的外国文学史中，作为历史存在，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我国最早介绍高尔基作品是在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由吴祷译出的《该隐与阿尔乔姆》(即《忧患余生》)，以后又陆续有些短篇译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包括《母亲》在内的长篇作品译介过来，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文学史上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今天，当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重读高尔基的《母亲》当然会有新的视点和接受方式。不同年龄的读者也会因人而异。然而，有一点是共通的：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的高尔基和他的代表作之一的《母亲》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后代也还是要了解高尔基和他的《母亲》。

阿·马·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他于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生于伏尔加河上游的尼日尼·诺夫格罗德的一个农村手艺人家里。他于三岁时丧父、十一岁时丧母，之后被迫到处流浪，从小就饱尝了“人间”的苦难。这一切对高尔基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曾经做过鞋店里的小伙计、轮船上的厨师助手、装卸工、烤面包工人等多种工作，对社会底层有着极为深刻的了解。他从小喜欢民间文学，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

一八八四年高尔基去喀山，他渴求学习，想上大学，但是没有成功。他探求真理，参加了持民粹派观点的知识分子组织的秘密小组，读了很多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作品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费达谢夫、罗马斯对高尔基有过很大影响。前者是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曾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后者是位民粹党人，罗马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的作风给高尔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母亲》是高尔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在我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名著之一。高尔基早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年间就想写作这样一部小说。在一九○二年“五一”节，在作家的故乡尼日尼·诺戈罗德附近的工人区索尔莫沃，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前身)领导下，发生了工人示威游行。领导者彼得·扎洛莫夫母子都是作家的好朋友。高尔基那时就想以他(她)们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创作作品。当然，这部作品不限于他们的事实，也不是他们的传记，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艺术杰作。高尔基本人也是一九○五年斗争的直接参加者，同年列宁发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号召革命作家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文学创作，《母亲》自然应运而生。它首先在美国出版(1907)，后来在俄国出版的是删改本，十月革命后才出版经高尔基多次修改的定稿本。

《母亲》以杰出的现实主义手法展示了一九○五年前俄国社会的真实历史画卷。开篇作家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勾画了沙皇统治下的工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况。

工人们还没有觉悟，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老钳工弗拉索夫由于精神极度苦闷经常酗酒、打架、揍老婆，他在悲愤、绝望中死去。开始，他的儿子巴维尔也和他父亲一样觉得“生活闷得要死”。但是，不久他变了，他非常喜欢读书，态度谦和，和母亲说话出现了不少新字眼。巴维尔后来告诉母亲，他读的是“禁书”，书里讲的是“真理”。每逢周末，巴维尔的家都有人来秘密聚会，母亲听他们谈论的是“社会主义问题”，虽然内心害怕，但她对来的人都感到非常亲切。巴维尔和同志们办起了报纸，印发了传单，宪兵搜查了巴维尔家，母亲经受了初步考验，她非常仇恨宪兵。虽然宪兵抓走了霍霍尔，但巴维尔和其他革命者无所畏惧，他们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围绕“戈比事件”抗议厂方克扣工人，但是群众没有发动好，这场斗争失败了，巴维尔也被捕了。为了营救巴维尔，母亲扮成小贩去工厂继续散发传单，斗争把她推向了第一线。不久巴维尔出狱，他又组织“五一”游行，他不怕重新坐牢，举旗走在前面。许多革命者被捕，母亲自觉地承担了革命重担，她深入城乡，宣传革命，组织革命群众，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巴维尔和其他革命者不惧敌人的淫威，在法庭上作演讲，宣传革命真理。母亲把儿子的演讲印成传单散发，在一车站被捕，她坚信革命一定胜利。

《母亲》以巨大的艺术力量阐述了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不断觉悟、成长的过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相结合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在作品中反复突出的“真理”、“理性”即是马克思主义。作品通过弗拉索夫家两代人的不同命运揭示了这一真理。巴维尔接受马克思主义，团结、教育广大群众，一起进行了摧毁旧世界的斗争，成为出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通过过去怯懦、在痛苦生活中逆来顺受的尼洛芙娜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强的革命者的过程，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

这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通过这些形象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伟大意义。广大群众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转为自觉的政治斗争，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而奋斗，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成熟，这是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结果。  同时作品提出了用革命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工农联盟和俄罗斯各族人民团结对敌的思想。

在《母亲》这部作品里成功地塑造了伊戈尔、尼古拉、萨馨卡、索菲娅等几位革命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脱离了自己的家庭，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成为革命队伍中不可缺少和忽视的革命力量。他们发挥自己的长处，他们有知识、敏感，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在把马克思主义在工农中传播这一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这些形象各有特色。

《母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作，充分地体现了在典型环境中刻画典型人物的特点。全书的“序幕”的作用即如此。老一辈工人米哈依尔·弗拉索夫是浑浑噩噩、痛苦地做了一生奴隶的工人代表；他的儿子巴维尔则是最早的工人阶级革命家的典型；尼洛芙娜代表了那些从对革命一无所知到逐渐觉悟，自觉走上革命之路的基本群众；雷宾是农民革命者的典型；伊戈尔、尼古拉则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安德烈(霍霍尔)则是乌克兰革命者的典型，这一形象丰富了作品中各族人民团结对敌的内容。作品中的一些敌对势力人物也很有代表性。当然所说的代表性绝不是公式化的。在情节上作家也经过精心选择，选取了那些最能体现历史发展趋势的事件。如巴维尔走上革命道路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读“禁书”开始的。又写他在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中受挫，他总结经验，引导工人进行自觉的政治斗争，直至取得胜利，这就艺术地再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历程。

同时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小说的许多人和事都是通过尼洛芙娜的眼光来看取的，真切、生动。尼洛芙娜的成长过程写得非常细腻、真实。

作品的语言生动、简练、个性化强。在结构上也非常严谨。

《母亲》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作主要表现在：

一、《母亲》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列宁的光辉著作《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发表于一九○五年，高尔基在一九○六年就着手创作《母亲》，全面地体现了列宁的文艺思想。这是一部紧密为斗争服务的“必需”而“及时”的书(列宁语)。同样是全面否定沙皇专制制度，托尔斯泰的《复活》得出的结论是勿以暴力抗恶，鼓吹用道德自我完善来改造社会。而《母亲》则主张走用革命手段建立新型政权的道路。这是由于时代的不同，作家的世界观、创作方法的不同，高尔基达到了以往任何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可企及的高度。

二、《母亲》尊重历史的辩证法，从革命的发展中去反映生活，他写了过去、现在，也展示了未来。小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一九○三年这一阶段的俄国革命斗争。作家着意描写了革命从酝酿到发展的过程，全面揭示了一九○五年革命的深厚群众基础。这对于经历了一九○五年革命失败的群众来说无疑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从选取的人物来说，他们代表了历史的前进方向，虽然巴维尔、尼洛芙娜当时是少数，但他们体现了群众的觉悟。这些人物比现实更典型、更完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既真实地反映现实又准确地预示未来。

三、《母亲》正确处理了英雄与群众的关系。群众是英雄成长的土壤，而不是陪衬；英雄又是人民的带头人，他们浑然一体。作品突出了革命思想的宣传力量，使之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复杂的理论问题，以上几点只是最主要的几个方面。

这次重译依据了ОГизМoсква1948Ленинграл版，并参阅了日本新日本文库黑田辰男译的《母亲》(一九七六午版)及国内有关译本。

顺便提及，我国第一个《母亲》译本是从日文转译的。这次我看的日译本很优秀，这是我在日本访学期间的读物，当时爱不释手，想不到今天又派上了用场，谨向黑田辰男先生致谢。当然，由于国情或民族语言的差异，有些地方在日译本中与中文的表述略有差异，如母亲第一次被称作“同志”时，日译本就没有译出这两个字的分量，这一点每个中译本都做得轻车熟路。

应该强调的是高尔基的《母亲》写得非常严谨(这也是多次修订的结果)，他不愧是位语言大师。

译完《母亲》想起一九九一年在莫斯科大学访学期间踏查高尔基的不少纪念地，今天这份工作也是对这位伟大作家的一点纪念。

挚友李毓榛(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在校对清样时帮我核对原文又来了一篇，这也是对读者的一番苦心，记此。

孟庆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