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颗完整的、距今5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了全世界。此后10年间，周口店猿人洞中先后发掘出土5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5个头盖骨神秘失踪，这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科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成了中国人心里永远的痛。

本书主要叙述了北京房山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发现、发掘、失踪、寻找的全过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引爆了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北京周口店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在美国人转移途中下落不明，由此引发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大寻找活动。本书主要叙述北京房山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发现、发掘、失踪、寻找的全过程。

序章 历史的记忆1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7

 踏上中国土地的瑞典人7

 北京街头的奇遇13

 叩开“北京人”的大门 18

第二章 惊梦 23

 走进仰韶村23

 ”北京人”横空出世27

 加拿大人的发掘计划32

第三章 云集周口店 37

 中美合作的先声37

 一颗漂亮的人牙41

 大山深处的裴文中45

 发现“北京人”头盖骨51

 地球人类的震撼56

第四章 山雨欲来63

 达尔文的幽灵潜入远东大陆63

 神秘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67

 箭在弦上73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 81

 “北京人”何去何从81

 艰难的抉择87

 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93

第八章 战争状念下的北平103

 偷袭珍珠港103

 星条旗被迫降落108

 “北京人”神秘失踪117

第七章 紧急搜寻125

 “野山之狐”悄然来华125

 剖腹自杀的日本侦探 129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134

第八章 中国人的无奈与哀伤141

 李济在日本的搜寻141

 美国人的神秘信件147

 指控与反指控153

第九章 剪不断，理还乱159

 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159

 夏皮罗天津兵营探访165

 日坛公园秘密发掘172

第十章 世纪寻找181

 一张密图暗示的方向 181

 难忘的长春之夜187

 老特工的寻访之路192

 难以破解的墓穴之谜198

 魂归龙骨山202

尾声 归来兮，“北京人” 205

鸣谢213

◎北京街头的奇遇

1918年2月某日，安特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麦格雷戈·吉布(J.MeGregor Gibb)教授，这位化学家很了解安特生对化石特有的兴趣，当即出示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这是在周口店发现的，详细地点是叫一个鸡骨山的山崖左侧，这个鸡骨山是由于红土中随处可见到鸟类骨头而得名。前几天我到那里考察后亲自采到了这些黏有骨头碎片的泥块。”吉布教授得意地说着，将碎骨从泥块中剥下递给安特生。

“这些泥块是充满特色的红土构成的，我发现这种土在周口店地区许多地方的石灰岩洞中均可见到。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中有许多小碎骨，大部分骨头是空腔的，显然属于鸟类骨头……”吉布教授的叙述对安特生来说极有诱惑力，这不仅仅是由于安特生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激起他最大兴趣的则是在这之前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案例。

20年前，一位叫哈贝尔(K.A.Haberer)的德国医生在北京行医期间，从中药店里买到了不少“龙骨”和“龙齿”。这位医生虽不是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专家，但极具科学头脑的他很了解这些化石的学术意义。当他在1903年离开中国之时，便把买到的“龙骨”经过认真挑选，装在木箱内带回了他的国家。此后不久，哈贝尔把这批化石全部送给当时著名的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Max schlosser)教授研究。

施洛塞尔经过反复研究鉴定后，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龙齿”化石中，有两颗是人的牙齿，且有一颗属人的上第三臼齿——这是整个亚洲大陆破天荒的发现。

如果那时的施洛塞尔敢于公布他研究鉴定的真实成果，那么亚洲具有远古人类生息的事实论断，将会提前23年公布于世，安特生的声名也不会在日后大放光彩，相反的是哈贝尔这位普通的医生将会占据报纸头条，成为传奇性人物并载入科学史册。但是，令施洛塞尔和哈贝尔二人遗憾终生的是，他们没敢正视眼前的事实，只把两颗人类牙齿当作类人猿的而匆匆公布于世了。

施洛塞尔和哈贝尔与伟大的发现荣光失之交臂。但是，这两颗牙齿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因为早在1856年，就在德国发现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rl)，1891年又在爪哇岛上发现了爪哇人(JavaMan)，而亚洲大陆却是一片空白。这一发现，不能不引起敏感的学术界重视。

安特生来华后，始终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的研究成果，并隐约感到在远东大陆特别是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尚有一种未被参透的天机。他在广泛向中国科学界外籍朋友写信的同时，总要随信附上施洛塞尔关于中国动物化石的鉴定结果，并请他们注意收集和提供化石产地的线索。

一念至诚，感动上天，安特生的好运正式来临。

20年前哈贝尔在北京中药店买到的“龙骨”，当然不会确知它的详细产地，但来自华北地区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华北地区是主要的“龙骨”产地，北京药店不会台近求远从南方购买。也许，施洛塞尔发现的牙齿就来自周口店……想到这里，安特生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偶然的巧合，但又不情愿否定这个念头。他按捺住心中急如潮涌的波澜，匆匆谢过吉布教授，回到自己的居窒静静地默想起来。

3月22日一大早，安特生踏上了考察周口店的途程。此时，连他自己也未意识到迈出的这一步，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大约50公里处，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山野村镇。这个地点之所以被科学界发现并引起兴趣，在于附近的燕山山脉因造山运动而沉积了距今四亿多年前的奥陶纪与寒武纪石灰岩，此外还有侏罗纪的砂岩，因地壳变更而形成的大理石和花岗岩石等等。在奥陶纪与侏罗纪的地层中，夹有较厚的煤层，可供开采。尤其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积物更是随处可见而且保存齐全。

安特生根据麦格雷戈-吉布教授预先指明的路线，很快找到了周口店西南约两公里处的鸡骨山。这里最初引起科学家们的注意，就是在奥陶纪的石灰岩中有明显而较多的石灰石矿。吉布教授正是在这里一种深红色砂质黏土里发现了要找的化石。

安特生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他的田野考察。

他发现，眼前的深红色砂质黏土，是地壳变更之时，由于石灰岩断裂，黏土才得以充填进来。很明显，土层充满石灰岩洞，石碳岩炉膛将泥土中的物质小心地保存下来，并逐渐从填洞的土层转变成可分离的石柱特色，无数碎骨化石就粘贴在这独立高耸的石柱上。这宛如古塔似的石柱，离地座约5.5米，直径1米左右。上面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差不多都被捷足先登的科学家剥光，不能轻易地摘取了。

安特生挥动考古控铲，开始在石柱的四周发掘。很快，他找到了两种啮齿类化石和一种食肉类化石，尤其是后一种化石收获颇丰。

安特生将采到的化石装了满满的两个背包，这位精明而有着科学头脑的瑞典人，没有像吉布教授那样急着回去向同行显耀自己的发现，而是悄悄来到龙骨山一侧的乡间寺庙住了下来，静静地思考着所发现的一切。  

两天后，安特生回到了北京。他对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能够在北京附近找到一处“龙骨”产地，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况且，这是安特生来华近四年来第一次发现骨化石。尽管骨骸很小，看起来属于普通并可能是幸存下来的鸟的种类。但这个发现，毕竟为他解开施洛塞尔发现的人齿地点之谜，敞开了一扇透着些微曙光的门户。可以说，日后周口店那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从安特生的这次考察开始就注定了。要不是1918年秋天，安特生派出考察的人员在河南发现了大批二趾马化石而把他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许，周口店那举世瞩目的发现比事实来得还要早些。但历史老人没有这样安排，安特生放弃了周口店的进一步考察，率领助手转入河南，一头钻进了三趾马化石的田野调查发掘之中。

三年后的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的建议来到中国。由于维曼的热情介绍和举荐，安特生准备和这位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合作三年，主要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此时的安特生已经在这个领域的发掘和研究中初见成效并可望获得非凡的成果。

但是，安特生仍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留下的那个谜。当师丹斯基到北京后，便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的鸡骨山进行发掘，公开的理由是使这位年轻人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以便日后工作。其实安特生心中另有打算。

历史在兜了一个小圈之后，师丹斯基又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人类祖先的家园。

这一年的8月某日，安特生和葛兰格(walter Granger)博士一起来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葛兰格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往中国的著名的猛犸古生物学家，其主要任务是协助由安德鲁(Rey Chapman Andrews)和李契夫曼领导的考察团在蒙古的探索工作，他是作为该团的首席古生物学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

安特生邀请这位他敬重的古生物学家同去周口店的目的，除了看一下师丹斯基的发掘进程，重要的是让葛兰格传授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因为美国的古脊椎动物以及古生物学家，在发掘技术上已取得了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科学家的惊人的进步。

师丹斯基已在安特生1918年住过的乡村寺庙中建立起他的田野发掘指挥部，安特生和葛兰格在寺庙稍作休息后，随师丹斯基一道向鸡骨山走去。在发掘现场，葛兰格对美国的先进田野考古技术进行了传授和示范，并找到了一些容易漏掉的小碎骨化石。按照他的理论，在发掘中不能放过任何哪怕是极为细小的线索。

P13-17

在考古的现场触摸中国

朱大可

考古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想象性工作，需要考古学家对文化遗存的历史想象和科学还原的能力。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和战略家，他必须善于组织和指挥一个庞大的工程，并且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阐释所获得的材料，令其呈现出意义的夺目光辉。

考古同时又是多种学科的精细的综合研究，它包括空中勘探(航空遥感和大地遥感)、电磁脉冲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地球物理测量、磁力测量、各种物理测年方法、遗传生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冶金学、矿物学、电脑三维技术、器物类型学，以及体质人类学、上古语言学、民族学等专业技术、研究领域和方法。它所指涉的领域，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基于“文化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中国跟西方先进国家展开联合考古，藉此引入先进技术和方法，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作坊式考古”仍然是中国考古界的主要方式，尽管如此，考古学家还是有了重大的考古收获。它超越了技术和方法的层面。这是因为，中国是全球文明遗存最丰富的地点。

考古不仅是对古代文明遗产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同时也是一种艰难的田野调查，其中包含着考古学者大量、缓慢、细致和繁琐的田野作业。它需要超乎寻常的意志力和忍耐力。1982年，我在西安见到秦始皇兵马俑考古队长袁仲一的时候，他拿出来招待我的上等食物，就是一个窝窝头和一碗玉米糊糊。它也是整个考古队的基本食粮。这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无疑就是中国考古学家的生活象征。他们在这样的贫寒艰难的环境中展开工作，但他们却是当时最“富有”的探宝人。他们所发掘的宝藏不仅价值连城，而且必将惊动整个世界。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缘起，大多是因为盗墓、打井、挖掘防空洞、建造楼房和房屋倒塌，这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发出了警告：随着地球表面因发展商业、工业和农业而过度开发，文化遗物正在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而其中被妥善保护的只是少数。这是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考古学的另一难题，就是大多数古代文物在意外发现之后被迅速哄抢，成为文物走私和地下文物市场的抢手货。中国考古学的第三个难题，就是它总是超越了学术层面，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述方式，20世纪的三大考古事件都发生在文革后期，如马王堆、秦俑和孙子兵法等，这种发掘和研究被赋予了浓烈的国家主义色彩。

毫无疑问，考古学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人能够掌握其自身的历史。社会(国家)资助了考古学的活动，推进它的发展，但社会(国家)也是考古成果的最大消费者。在一个强大的消费主义时代，考古意味着巨大的商机。考古学的成果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不仅要对研究者开放，也要对普通公众开放。考古学的这种多元化后效，为考古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考古首先带动了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西安兵马俑和成都三星堆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例证。这两个地点现在成为当地旅游业的最迷人的摇钱树，其中包含了从膳食、交通、住宿到购物和门票等完整的产业链。兵马俑发现者、一位普通的陕西农民，早已放弃了耕作和打井的生活方式。他每天上午10点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上班，在礼品销售店里为游客签名售书。他的收入取决于每天售书的多少。他的悠闲而富足的生活，乃是整个文明遗址居民生活的缩影。

考古学的第二轮后果，就是带动了出版业和影像业的繁荣。经过央视“百家讲坛”的鼓噪，《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研究专著，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阅读潮流。与此相应的是考古热的兴起。《达·芬奇密码》之类西方畅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考古、神话、悬疑、探案等多元素组合的通俗读物，正在成为新的阅读热点。  海南出版社的考古类畅销读物《考古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万历皇帝的定陵、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孙子兵法》、秦始皇兵马俑、清代东陵珍宝、古蜀国三星堆遗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夏商周断代工程，到北京猿人头盖骨等，这套丛书几乎囊括了中国20世纪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但它并未沉溺于学院式的文物训诂，而是在考古知识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石上，对考古过程进行充分的故事化叙事，注入探案逻辑和大量富有悬念的故事细节，以此建立生动有趣的“大众考古学”。这种学术叙事的转型，引领了学术大众化的新一代风气。与其追随知识界空唱“文化复兴”的高调，不如切实地启动历史文化的大众启蒙。

《考古中国》所记载的十大考古发现，为大众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收获，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指南。书中所陈述的考古事件，不仅跟考古学密切相关，也涉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令读者仿佛亲临考古现场，以书斋阅读的方式，触摸了中国历史的真相。

在我看来，《考古中国》所提供的考古学知识及其背景历史，不仅能够帮助人们了解本土文明的进程，也能够促使人们学会敬畏文明，唤醒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热切欲望。那些考古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要像保护自然生态一样保护文化生态，而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历史文明遗产，正是这种文化生态的伟大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