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线，将19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中国的大事件都贯穿其中。太平天国与占领区居民的“鱼水”关系，“妇女解放”在太平天国的真实景象，上层领导者的奢靡与腐化，洋枪队（常胜军）在中国土地上的骄横与凶蛮，幼天王洪天贵福的浅薄与无知，太平天国灭亡后继续在中原驰突的捻军的溃散和湮灭……《极乐诱惑》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新的生动鲜活的历史画卷，赫连勃勃大王用他老辣的文字描绘出一场与我们头脑中固有观念差异极大的太平天国运动。

在本书中，洪秀全的荒暴贪淫，杨秀清的机智狂傲，冯云山的坚韧不屈，萧朝贵的勇猛果敢，石达开的睿智练达，陈玉成的刚毅坚忍……一个个人物不再是书本上的符号化名字，皆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

发生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不断被人改写和重塑。曾经热极一时的太平天国研究，目的往往不那么纯粹，所以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也未必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各种出于不同目的的涂抹，非但无助于人们廓清和理解那段沧桑的历史，反而让这段迷雾重重的历史更加混乱难辨。

如今，著名历史写作狂人赫连勃勃大王以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审视，广泛搜罗中心文献，深入细致分析人物事件，重新梳理太平天国运动十几年中清廷、洋人、农民起义军各种势力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博弈的过程，带我们重新认识那段内外交困中人们的无奈和挣扎……

近七年来有关太平天国的唯一一部重量级佳作！复原太平天国人物真相！重新评价这场欲望与愚昧交织的重要历史事件！

写作狂人赫连勃勃大王（梅毅）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审视，广泛搜罗中西文献，深入细致分析人物事件，重磅出击，推出正本清源的另类历史散文新作，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太平天国。

序言：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

一、“上帝”到广西——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二、好男好女坏下场——“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

三、红龙狂试云雨情——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

四、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

五、空幻的帝京之旅——太平军偏师冒进的北伐

六、“个人英雄主义”的绝佳表演——“西征”战役中的石达开

七、卧榻之侧难容鼾睡——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

八、妇女解放，一个冬天的童话——“天王”眼中的女人们

九、上帝死了！天王万岁！——血雨腥风天京城

十、大渡河水尽血流——“负气出走”的石达开

十一、回光返照的胜利——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及占领苏常地区的“复兴”

十二、那个香港来的胖子——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十三、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太平军二次“西征”的失败与陈玉成之死

十四、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为“大清国”个人奋斗的洋人：华尔（附戈登）

十五、天荒地老出奇人——天京陷落与李秀成的被俘

十六、电光飞火走游龙——捻军的极盛与衰亡

附 太平天国大事年表

公元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春天某日。

广州街道上，因昨宵一夜风雨，地上飘满了摧落的枯叶。岭南的气候正是如此怪异。四季常青，深秋不见枯黄飞叶，春天却往往两三天内落叶满地，但枝梢之间，同时即有迅速冒出的嫩叶，生长速度快得惊人。地面深绿发干的叶子还未腐烂，各种树木间已经燃烧般腾满了鲜绿。

一位在岭南人群中很显高大虚胖的男人(约1.78米，80公斤重)，蜡黄的脸上满是阴郁，他揪了揪自己已经多半花白的胡须，望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狠狠地往上吐了口唾沫，用广府话骂了句“丢但老母黑！”接着，他又急速地用旁人难解的客家话骂了几句什么，愤然转身离开那面贴有中第举子名字的黑墙。

这位看上去极有凸颧凹目马来人种特征的中年样貌男子，其实刚刚30岁。这个看似样貌平平、浊肥、再普通不过的广东男子，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

自道光八年(1828年)开始，16岁的洪秀全就开始应试，很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道光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他前前后后应试了四次，15年间，终日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无名怨毒之火，蹿腾于这位岭南士子的松垮鸡胸之中。

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阴历十二月十日(1814年1月1日)，当时出生地是广东花县一个名叫“福源水”的地方，后迁至官禄士步村。此地距广州几十公里。现在的花县称为“花都”，已经并入广州市。洪秀全原先的名字叫洪火秀，依排行又名洪仁坤，后来的“秀全”是他为自己起的“号”。这位“洪秀全”，出身绝非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乃是富裕中农的家庭条件。其父洪镜杨，老实巴交的本分种田汉，客家人，其祖籍是梅州(清时称嘉应州)石坑镇。洪秀全有兄弟姐妹五人，其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小火秀深得父亲喜爱，七岁时即被送人私塾念书。老洪对这个儿子很有溺纵之情。16岁时，洪秀全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考试就失败。名落孙山之余，家境也中落，估计是因为兄弟姐妹吃饭嘴多，老洪头年高力衰，生活每况愈下。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似得狂疾。回到家里，他终日困兽般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怒狂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么一个花县落第青年，日后成为开挖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潜“龙”在渊——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

多次落第，洪秀全胸中的怒火绝对不比杀人前的马加爵会少一些。闷憋之余，他恨和尚憎及袈裟，对满清政府怨毒满胸，常常向族弟洪仁玕表示说：“我们以五万万兆汉人受制于数百万鞑妖，天下哪有如此之大耻！ (洪秀全文科脑子，当时汉人连五万万也没有)如今，中国每年几千万金银又化为烟土，汉人膏血，皆成为百万满人之花粉钱，年复一年，至今二百余年，中国之民，富者安能不贫，贫者安能规矩忍耐！思此虎狼之世，真真让人拍案愤叹！”(有关内容见于洪仁玕所著《英杰归真》)

科举对旧时代渎书人的影响真是巨大！屡考不中，落第连连，竞最终促成一个人思想上发生“质”的转变，由自身的“不遇”上升为民族情感方面二百多年的积怨宣泄。确实，历史的许多大事，究其因由总是源于某个个人的一些“细节”和“小事”，冥冥之中，个人际遇有时候必定成为一个时代的临界点。但一定要讲明的是，洪秀全第四次落第后，并非当时就变成一个“革命者”，他当时不是，即使在“金田起义”打响第一枪后也不是，一直到永安建制后，这位落第举子的“革命”目标才明晰起来。先前的种种事情，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没有“来土争杀”的大形势，根本也不会发生“金田起义”。所以，时势造英雄，非常重要。

洪秀全所处时代，决定了“太平天国”日后能以星星之火遍烧燎原的“机遇”。当时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各种社会矛盾都处于极其尖锐的状态，无法调和。抛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国际国内“大形势”不讲，仅就国内局势看，已经在当时就使有识者终日有岌岌可危之叹。

自嘉庆、道光以来，中国的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地租最高者甚至占佃农收成的80％，农民形同奴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触目惊心。而且，随着人口过剩现象的出现，人多地少，道光中期(1833年，道光十三年)每人平均亩数只有1.86亩，比例严重失调，进而造成米价飞升。中国老百姓老实，无田农民为了活命，不少人自平原举家迁入蛮荒山区，开山布种，烧野种田，垦山刨食，江南、福建一带称这些人“棚民”，广东称“寮民”。“太平天国”大名鼎鼎的杨秀清、李秀成两人即是这种人出身，贫寒到骨，糊口而已。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后二千多万巨额赔款以及五大港口的“开放”，白银外泄，鸦片蜂拥入内，国内的银价高涨，钱价暴跌。清朝一直是银钱并行的双本位币制，但实际生活中都是以钱折银来计数，法定折率是一千文钱折一两银子。由于钱贱银贵，无形中使得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三倍多，更多的人破产破家。政府从来不体恤民情，更加如狼似虎催逼赋税，相互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

农民如此，东南一带许多市镇从业者也因“五口通商”丢掉饭碗，挑茶工、运输工、船工等等“苦力”，人数达上百万人，纷纷失业。由于陆路交通都转为水港出口，原先的国内船商经受不住洋资本的冲击，纷纷歇业。加上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布、棉纱，成百倍的进口增长下，江南纺织业基本垮掉，断绝了无数从业工人及家庭作坊的生路。“资本主义”总是占便宜，从前一亿码土布抵不上一千万码洋布，今天几亿条裤子抵不上一架波音飞机，似乎吃亏的总是我们。P7-P10

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

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往往会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

1850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字原文为法语)。”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锲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不久，受老战友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12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容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改为恶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中国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博士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就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儒学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戳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一直力主反满，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基督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坚信科学理念的共产主义者们对太平天国更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理论家恽代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太平天国一定失败的原因：第一，“太平天国”是“领袖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只是‘感情’的结合，而‘感情’是靠不住的……后来北王杀了东王，内部闹个不休”；第二，他指出太平天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反对文化，造成“知识分子不为所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邓力群、华岗、范文澜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极“左”思潮一度泛滥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痛诋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反思极“左”思潮下，对太平天国的赞不绝口，无外乎着力于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二，《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第三，马克思曾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一切的一切，谬误以外，还是谬误。

首先，太平天国自其建立之始，因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与洋兄弟们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下深仇，所以“反帝”无从谈起。

1858年，英国军舰“李氏号”(Lee)经过金陵，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把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希望洋人兄弟帮他灭“臭虫”(满清)。同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让额尔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稣真天兄，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天国迩来今既来，西洋番弟把心开，朕前上天见爷排，75"国扶朕在天台。爷排定定今来到，替力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西洋番弟朝上帝，爷哥带朕坐山河。朕今实情诏弟等，欢喜来朝报爷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此后，以洪秀全本人为首，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身居深宫的洪天王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会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太平天国与洋人撕破脸的后期，1863年，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然与常胜军统领戈登等人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洋商洋行(包括戈登)为了获利，同时将大量军火卖给清朝和太平军这交战的双方。法国人狄支沙(C.A.M.deJesus)的文章中证明，仅1862年4月，上海一家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子弹18000余发。(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即使天京被围期间，洋人们仍不断供应粮食、茶叶、丝绸、军火，甚至鸦片。(《北华捷报》选译，第467—468页)由此推之，可以想见太平天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反封建”方面更不必讲，清朝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洪天王有88个“嫔妃”，后宫供其纵欲者近两千女性。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个人享受方面要“反动”得多。

至于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党成员、盗贼、地主、一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上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信口雌黄。太平天国对于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这哪里有一丝对农民的尊重，又怎能把这场运动算成农民运动！再者，总是被以前的极“左”学者奉为土地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

第三，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

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指当时德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牟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均分配的“农民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当时的马克思口中说出来，其实含有辛辣的贬讽之意。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社会主义”，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弄清了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极“左”学者们对太平天国涂饰的立论点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装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样唱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但是，历时近15年之久的波及18个省份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历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还使整个国家丧失了近一亿左右的人口。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庞大死亡数字的责任所在，难以细究，大致上讲，清军与太平军(加上捻军)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道(光)、成(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派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巅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和民族基础。在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邪恶的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幢幢地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僵硬意识形态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与敬偶像派之间的争辩，不需要武断肯定与简单否定地轻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的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

柳亚子二诗，最能表达笔者此时心境：

其一

已无遗老说洪王，志怪传奇说渺茫。

多少英雄兴废感，最怜鹬蚌斗韦杨。

其二

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

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缸焰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