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以资治，这是历代治史者和读史者共同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历来有“鉴古知今”的说法。熟悉历史知识，借鉴历史上的得失成败，记取经验教训，明了历史规律，为现实服务，是中国千百年来久已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本书作者通过细心的历史回顾，看中国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中国人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

明代学者张燧著书《千百年眼》以进行历史总结，据说一时“盛传于世”。作者治史“不必苟同”的风格，是我们深心赞同的。本书作者也是希望与读者一起，通过细心的历史回顾，看中国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中国人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

中国古代“以德治国”的宣传与实践/1

《帝范》与《官箴》：中国古代执政者的自律规则/12

历史上的“德治”与“刑治”/27

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内在封闭性/34

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危局与战略对策/55

其兴也淳，其亡也忽：中国古代王朝盛衰的周期率/62

中国历代“官数”问题/77

中国古代的政治笑话/87

“开会”的历史/91

秦代专制政体的奠基和“忠”的政治道德规范的定型/95

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110

汉代的行政监察形式/118

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124

两汉政论家对浮侈世风的警觉与批判/133

唐人政治史意识中的“文景之治”印象/137

《资治通鉴》中的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教义/148

商鞅的文化肖像/160

白描吕不韦/167

秦二世悲剧/175

贾谊政治思想的战略学意义/178

汉武帝“冠于百王”的功业/187

茂陵秋风客：武帝的“文采”/191

“无道”的“歪皇帝”/195

张骞和苏武：汉代外交的双子星座/201

王莽的文化人格透视/205

刘秀及其西部方略/208

汉末“三李杜”/211

诸葛亮的神话/214

顾炎武的治官定律/217

千百年眼/221

史家的“墨兵”/225

科举制与中国士大夫/227

外戚政治的历史回顾/230

“厚黑”的历史文化解说/233

“德治”的败局/239

政治史的文化考察/241

后记：政治文化学的古今链接/251

回顾中国古代以专制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史，假若单纯从历代官方文献对于当时行政的记录看，可以说几乎都是“德治”的历史。如果我们检索所有的中国古代政治文书，“德”字的使用频率无疑是显著领先的。利用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采用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制作的“瀚典全文检索系统”统计，在人们公认以政治史为主体内容的历朝正史“二十五史”中，“德”字的出现竟然多达32453次(“前四史”包括注文)。

显然，“德”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系的主构架，而“以德治国”，也是千百年来历代王朝诸多执政者专意遵行的政治原则。而几乎所有的帝王，又都把“以德治国”作为自我肯定、自我美化、自我标榜的政治旗帜。考察有关现象，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识，也有益于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为政以德”的原则

孔子的一段名言被记录在《论语·为政》开篇第一段。这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说，以“德”的原则执政，则一如北极星，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左传·昭公五年》记载，孔子在论说“为政”的原则时曾经引述《诗经》：“《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所引诗句，出自《诗经·大雅·抑》。据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是说国君如果倡行德治，“则天下顺从其政”。

孔子其他直接论及“德治”的语录，据《孔子集语·主德》所辑录，还有十余例。如《尚书大传》：“吾于《高宗彤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大戴礼记·主言》：“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同书《五帝德》篇回顾传说时代帝喾、尧、舜、禹的成功，也记录了孔子“其德嶷嶷”、“其德不回”、“其德不慝”的评价。同书《虞戴德》篇中，又可以看到孔子有关“用民德”、“正民德”的主张。当君主问政时，孔子的答复有“兴民之德”语。《诰志》篇又可见孔子对“舜治以德使力”的赞扬，而《用兵》篇又记载了孔子强调“德治”，以为“德”的文化影响可以十分久远的言论：“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永其世而丰其年也。”据说孔子还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称皇，德合天地者称帝，德合仁义者称王。”(《初学记》卷九引《七经义纲》)

与孔子大致同时的子产作为春秋时期有作为的执政者，也曾经提出“为政必以德”的主张(《史记》卷四二《郑世家》)。他还曾经强调：“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左传·宣公二十四年》)可见，在相当久远的年代，所谓“为政以德”不仅已经形成政治理论，而且已经影响政治实践。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大上以德抚民”的说法，强调最高境界的政治成功，是依靠“德”的宣传和实践来实现民众的顺从和社会的安定的。我们看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德”，已经成为不同学派共同关注的政治文化命题，也成为不同学派共同高举的政治文化旗帜。《老子》以“道德”名篇，通称《道德经》，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孟子·公孙丑上》主张“以德服人”。《庄子·天下》强调“以德为本”。《管子·兵法》认为，“通德者王。”《苟子·议兵》也说，“以德兼人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是对于以“德”作为政治主导的原则，看来基本上都是一致赞同的。

《大戴礼记·少间》中曾经以孔子的口吻总结“古之治天下者”的成败，指出，古来政治的得失，都体现为能否重视“德”的作用。《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西汉初年，有的政论家甚至还指出，“有德”和“无德”所导致的政治的成与败，竟然可以分别至于极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

“德”，长期被看做管理国家、统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法宝。唐初名臣魏徵曾经指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是政治“泉源”。《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执政者和政论家的心目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以德治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之一。

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德政”与暴政相比，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以德治国”的原则，成功地调节阶级关系，完善社会秩序，而终于得以实现的。《史记》卷一○《孝文本纪》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新唐书》卷二《太宗纪》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己汉以来未之有也。”这些对于政治史的评论，都发现和总结了历史上“以德治国”的成功经验。

明暗两样的“以德治国”

白居易《青石》诗有“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句(《白氏长庆集》卷四)。考察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有关现象，应当穿破表征透视其真质。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德治”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P1-3

钱穆先生说：“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看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我们虽然并不完全赞同钱穆先生关于“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的批评，但应重视他关于“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的意见。我们认为，应当在这“检讨”的工作中，真正坚持“平心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专制黑暗”的一面，自然也不应当回避。

我们还可以引用钱穆先生的话：“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来，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论》)总结这些经验，揭露这些流弊，是政治史研究者的任务。中国传统行政方式形成的历史秩序是稳定的，有学者称之为“超稳定结构”。如果以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相关政治现象，也许会有重要的发现。“秦以后政治传统”的性质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如果通过行政史若干个案的研究，例如：“忠”的观念作为政治道德规范是怎样定型的，“巫蛊之祸”的历史悲剧是怎样发生的，晚年汉武帝有怎样的政治表现，汉代少年官吏怎样实习行政，他们怎样通过这样的实践逐步进入决策层，汉代开明政论家怎样批判浮侈世风，《资治通鉴》又是怎样一部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的教科书等等，从不同的层次试探说明中国古代皇权和吏治的特质与风格，也会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得到真切的理解。我们进行的工作，还包括通过中国古代政治人物人生表演的扫描，获得有利于探索千百年来行政史风貌的重要信息。以学术述评形式进行的政治史观的讨论，或许也是有益于透视传统政治以及诸种传统政治观的。

明代学者张燧著书《千百年眼》以进行历史总结，据说一时“盛传于世”。作者治史“不必苟同”的风格，是我们深心赞同的。本书作者也是希望与读者一起，通过细心的历史回顾，看中国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中国人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怎样经历政治史一步步地走来。

那么，进行这样的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不妨借用鲁迅的话作为回答。

鲁迅在谈到清代文字狱的时候曾经说，读史，回视清人行政史中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总结其“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等手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以“驯扰”两个字总结传统政治史观对人心的影响，实在精当。以“奴性”两个字概括中国国民性的阴暗面，也是合理的。鲁迅这段话中所谓“可以看见”，所谓“能够明白”，提示了我们试图“平心客观地”“检讨传统政治”时，面对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读者们负起责任。

鲁迅的另一段话，也值得我们在回顾中国帝制时代行政史时引为参考：“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总结中国“传统政治”的这种普遍性的特征，发见“硬化的社会”，“硬化”的“组织”的演变形式，以及大胆“妄行”的“聪明”的“分子”们的表现，“明白”其中的规律，也是有意义的学术课题。

《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到孙权劝告吕蒙读史的故事：孙权对吕蒙和蒋钦说，你们现在负有军政责任，“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答道：“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说：我并不是要你研习经书成为专精的博士，只是希望能够对历史有所涉猎。你说军中多务，事务之繁，难道会超过我吗?我少年时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只是没有读《易》。管理政事之后，研究“三史”和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他建议吕蒙和蒋钦“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后来吕蒙努力读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鲁肃发现吕蒙识见大有长进，有“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的称誉，吕蒙对答，则有“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话。“刮目相待”或者“刮目相看”，“刮目相见”，后来成为民间熟语，最初就是来自吕蒙故事。孙权所说“宜急读”也就是应当首先尽早阅读的“《左传》、《国语》及‘三史’”，都是史书。“三史”，即《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吕蒙因读史而才略大进，后来竟然战胜了名重一时的蜀汉名将关羽，使孙吴政权取得荆州全境，三国形势于是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注意到吕蒙事迹的启示性意义，曾经用这一故事勉励于“多务”之中的同志们努力读史。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对于历史学的修养曾经予以特殊的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也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毛泽东也是一位十分关心历史学、充分重视历史学，对于历史既有浓重的兴趣，也有深刻的理解，特别善于运用历史知识于政治斗争实践的革命家。他的政治事业的成功，其实和他深厚的历史学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就注意到，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的不寻常的人格力量中历史学素养的作用，曾经对于革命进程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他在1915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已经把历史学放在“国学”中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所谓“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当列于首要位置。他说：“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强调必须首先掌握了历史学这样的“国学常识”，才可以“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

中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历史，以沿承之久远，创造之宏富，形式之繁盛，影响之广阔，在人类文明史上据于重要的地位。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比较，数千年来，历史记载最为完整，历史遗存最为丰富，历史传承关系也最为明确。史学是传统国学的主干。史学实际上长期以来久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内容。唐代名臣魏徵等在所编撰的《隋书·经籍志》中进行学术文化的历史总结，其中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图书分类。这样的分类方法后来一直为历代所承袭。我们看到，其中著录的史部书籍多达13264卷，竞占到经史子集四部合计总数31694卷的41．85％!可见，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在文化总合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明确归入史部的，只是直接意义上的史书。还有其他一些古籍，虽然名义上不称为史书，其实从内容看，也是历史的记录。例如前面说到的记述春秋时期历史的《左传》，按照四部的图书分类方式，原本是列入经部的。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曾经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他甚至说，现代西方“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清史稿》卷四八○《儒林列传一·黄宗羲》有这样一段话，涉及读经与读史的关系以及读史的方法：“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就是说，理论经典是首先必读的，但是如果期望不堕落为“迂儒”，则应当兼而读史。史书应当有一定的阅读量，否则不能理解历史演进的规律；但是假若只是学而不思，则仍然是“俗学”一流。显然，一个有志于学的人，一个愿意吸取中国文化的丰富营养来充实自己、完善自己的人，应当读一些中国史学名著。如果读史并有所深思，则可能有突出的进益。

读史可以资治，这是历代治史者和读史者共同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历来有“鉴古知今”的说法。熟悉历史知识，借鉴历史上的得失成败，记取经验教训，明了历史规律，为现实服务，是中国千百年来久已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代张九龄的《千秋金鉴录》、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等，其中的所谓“鉴”，都是这个意思。历史，被有识见的政治活动家看做现实的镜子。历史经验被视做可以应用于现今的“智囊”。

其实，历史知识可以看做一切人文知识的基本，可以看做千百年文明积累的总结。在文化进步已经进入新的里程阶段的今天，即使对于负有一定管理责任的领导干部而言，借鉴历史经验对于读史来说，可能也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目的。除了汲取鉴诫而外，读史还可以大有益于充实才学，涵养精神，加强修养，增益智慧。特别是对于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质，认识我们古老祖国的国情来说，读史无疑是必经的途径。鲁迅论读史，曾经指出由此可以“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可以明白“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他强调从“古”至“今”的联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即“绳束古今为一贯”。这正是我们读史的意义，也是我们思考古来行政史的意义。

鲁迅编入《华盖集》中的以下有关读史的议论，当然更值得我们今天细心品味：

“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答KS君》)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忽然想到四》)

“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这个和那个》)

古来的正史，多以行政为主题，以“资治”为目的。这虽然是传统史书的局限，然而也使得历史文献成为政治文化信息的宝库。发掘和利用其中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是治史者的责任，也是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政治走向的人们的责任。

因为教学需要，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成为我十数年来科研工作的重心之一。相关研究成果，有著作五种：《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2月版)，《“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改革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版)，《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中国政治通史》第3卷，泰山出版社2003年8月版)；在《政治学研究》、《政治学研究资料》、《世界宗教研究》、《文史》、《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东方》、《学术界》、《战略与管理》、《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等报刊发表50余篇学术论文以及50篇学术述评和学术短文。译著则有《秦汉法制史研究》([日]大庭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版，合译)、《权谋术》([日]村山孚，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合译)、《帝王学中的管理韬略》([日]守屋洋，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8月版，合译)等。在研究进程中，每有心得，自然心中暗喜，遇到难题，则又深恨学力之浅薄。

笔者在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的十多年间，先后承担多项中共中央党校校级科研课题，往往以政治史为主要方向。为研究生开设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也促使我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所思考。收入本书的文字，大多都是在这样的教学研究环境中完成的。应当说明的是，有关研究成果收入这部书稿时，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和补充。1988年发表于《政治学研究》的《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管理》一文，曾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又于1993年5月获全国首届行政管理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其中提出的观点，大多至今依然应当坚持，然而其中行文引证论说之粗疏，今天读来，不免赧颜。因为来不及认真改写，所以不收入本书。

书稿的完成，应当感谢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和文史教研部的朋友们的鼓励和督促。政法教研部及政治学教研室在安排研究生指导等方面的好意，也有益于笔者对相关问题的思索和总结，对于这部书稿完成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刘景录教授、刘明华教授、丁柏传教授、李书磊教授多年来给予作者的帮助，感铭于心，不可言表。中央党校王彦民教授、安徽大学出版社朱寒冬社长对本书出版的关心，令人感动。长春出版社张樱女士为本书面世付出的心血，更是笔者应当感谢的。

王子今

2006年9月25日

北京大有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