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融合文学、哲学、伦理学、神学和政治理论的著作。广泛吸纳了西方众多思想家的思想精髓，是一部对“悲剧”进行全方位研究的专著，既有理论探讨又有批评实践。原作者的研究摆脱了传统悲剧理论的束缚，不仅论及舞台戏剧，还涉及到悲剧艺术和现实生活悲剧，旨在揭示出全球化时代悲剧艺术与现实生活悲剧之间深层次的联系。

《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是一部融合文学、哲学、伦理学、神学和政治理论的著作，其论述广泛吸纳了西方众多思想家的思想精髓，比如柏拉图、圣保罗、圣奥古斯丁、笛卡尔、帕斯卡尔、斯宾诺莎、休谟、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尼采、叔本华、萨特等等。在这部令人眼花缭乱的著作中，特里·伊格尔顿对从埃斯库勒斯直到爱德华·阿尔比的悲剧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中既有理论探讨又有批评实践，来回穿梭在不同的悲剧观念与具体作家和作品之间。伊格尔顿的研究摆脱了传统悲剧理论束缚，不仅论及舞台戏剧，还涉及到悲剧艺术和现实生活悲剧，旨在揭示出全球化时代悲剧艺术与现实生活悲剧之间深层次的联系。此外，作者还特别考察了小说中的悲剧观念，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几乎所有重要的英国小说家，还包括麦尔维尔、霍桑、斯丹达尔、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曼佐尼、歌德和托马斯。曼等众多欧美作家。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霍米·巴巴对该书有如是评价：“特里·伊格尔顿与悲剧缪斯的重要约会圆满完成了一位始终都在执著探讨美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学者的生涯。……这是一部出色的、令人兴奋的著作，它沟通了伊格尔顿那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其形而上学的、神学的渴望之间的联系。”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引言

第一章 一种没落的理论

第二章 极端痛苦之价值

第三章 从黑格尔到贝克特

第四章 悲剧英雄

第五章 自由命运公正

第六章 怜悯恐惧快乐

第七章 悲剧与小说

第八章 悲剧与现代性

第九章 恶魔

第十章 托马斯·曼的刺猬

索引

在日常语言中，“悲剧”这个词的意思大致是“十分令人悲伤”。我们谈到那位年轻妇女在繁忙的十字路口遭遇悲剧性撞车事故，就像古希腊人用这同一个形容词描述一出有关在类似地点杀害一名国王的戏剧一样。当然，结果很可能是，在涉及到悲剧艺术这个更崇高的范畴时，“十分令人悲伤”还是我们能够使用的最恰当的字眼。

不过，悲剧包含的确实不止这些。难道悲剧不是一件涉及到命运和灾难、幸运的灾难性逆转、出身名门性格有缺陷的英雄和复仇的众神、堕落和净化、悲惨结局、宇宙秩序及其僭越的事情，一种既折磨又美化人的苦难吗？无论如何，难道这不是错将悲剧当作令人怜悯之事吗？悲剧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是人们认定其中还包含着某种可怕的东西，某种能带来心灵震颤、目瞪口呆和令人恐惧的品质。它既能造成外在的伤痛又能引起内心悲伤。悲剧与令人怜悯之事的区别不正在于它能净化心灵、给人鼓舞、肯定生命吗？苏姗·兰格尔(SuSanne K Langer)曾谈到“法国古典戏剧中悲伤但却非悲剧性的人物”。根据她的观点，其之所以不是悲剧性的，原因在于这种戏剧上演的是厄运而非命运，缺乏个体人格意味深长地实现，过分迷恋于理性的范畴。她暗示，拉辛和高乃依写的是“英雄喜剧”而非悲剧，对于曾经耐着性子看完《安德洛玛刻》或《波里厄克特》的任何人来说，这无疑都将是一个意外。法国人必定有一种令人奇怪的幽默感。

有些人也许会主张，悲剧确实是一个技术性的术语，而“十分令人悲伤”则显然不是。实际上，人们可以将两种意义合在一起使用这个词，比如在如下旬子中：“对于贝克特，真正具有悲剧性的是悲剧(英雄的反抗、欣喜若狂的自我肯定、高贵的忍耐、因为知道自己的行为乃命中注定而产生的平静等等)已经不再可能。”而且人们可以说某件事——比如：一位长者平静、可以预知的死亡——{E常令人悲伤，而不需要冠之以具有悲剧性。人们还可以用弗洛伊德忧郁症的方式不为任何特别的事情而悲伤，但是却很难不特别为任何事情而感到可悲。“悲剧性的”是一个比“悲伤的”更具传递性的术语。并且前者是一个像“糟粕”或“肮脏”一样的强势词语，而“悲伤的”则令人为难地软弱无力。杰弗里·布莱里顿(Geoffrey Brerefon)指出，很难为“悲剧性的”找到一个同义词。我在剑桥的同学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真理，他认识到，以渐渐变弱的适当方式说“fragic”这个词，可以毫不费力地胜过几乎任何其他的评论，无论它多么睿智、尖刻或热情洋溢。问题是如何不使这个词丧失这种特殊的职责，同时又不心存嫉妒地对它采取排斥态度。

“悲剧性的”与“十分悲伤的”确实是不同的概念；但这并非因为前者是技术性的，而后者源自普通语言。“悲伤但却并非具有悲剧性”不是和“古怪但却并非精神错乱”、“傲慢但却并非妄自尊大”或者“肌肉松弛但却并非肥胖”相同种类的区别。已故长者长期的配偶极有可能觉得这件事具有悲剧性，即使它既不是令人震惊的、可怕的、灾难性的、命中注定的，又不是对神圣法则某种过分自傲的越界造成的结果。“悲剧性的”在这里的意思是类似于对那位配偶来说“十分、十分悲伤”，而对别的每个人则不过悲伤或十分悲伤的意思。R.P.德雷珀(Draper)告诉我们，“在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对(悲剧的)意义的直觉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但是，并非必然就像他设想的那样，“受教育者的”直觉永远是最靠得住的。有人也许仍然会断言悲剧涉及到的不仅是悲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可能是对的。可是悲哀也是如此。悲哀暗示着价值。我们通常不会为一点擦伤的消失而悲伤，也不会觉得雨点的散开是一件令人忧郁之事。这些并没有对我们尤其珍贵的东西造成破坏。

这是保罗·艾伦(Paul Auen)的定义存在麻烦的原因，根据他的界定，悲剧是“一个有着不幸结局的故事，它值得纪念且令人振奋地感人，而非是简单地悲伤”。我们稍后将发现，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悲剧都以不幸收场，不过要明白“简单地悲伤”是什么意思也很困难。一部作品能否悲伤但却不感人呢？也许“令人振奋地”感人造成了这种影响，但是还不清楚《最后一局》或者《永别了，武器》确实就是如此，这毫无疑问是保守的注视者首先拒绝将它们谓之为悲剧的原因。不过他们也许愿意称《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马耳他岛的犹太人》或《安东尼的复仇》为悲剧，它们的启迪作用几乎毋庸置疑。而亚里士多德却没有说过有关启迪的东西。对于一种传统主义者来说，奥斯威辛集中营不具有悲剧性，因为它缺少一种肯定的特征。不过，一部出色悲剧令人鼓舞的品质。在多大程度上是任何成功艺术品的那种品质呢？我们为这种悲伤所迷惑，还是不为其所动呢？悲伤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取决于调节其有关人的价值的一种观念，以至于“简单的悲伤”成了一种有点虚假的存在呢？

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比“十分悲伤”更精确的关于悲剧的定义曾经产生过影响。固然，要是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称之为悲剧的作品或事件不具有任何共同意义，这也许是错误的。无论后现代理论可能会作何考虑，唯名论并非是实在论唯一的可替代物。一方面，有诸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这种真正的实在论者，他认为“正是通过把握希腊现象中[悲剧的]实质，我们才能将所有别的悲剧理解为类似于希腊悲剧”。人们假定，对于利科来说，《阿伽门农》极好地阐明了《欲望号街车》。另一方面，有诸如列奥·艾伦(Leo Aylen)这样的唯名论者，他断言根本不存在悲剧这种东西：“只存在戏剧，其中有些总是被称作悲剧，有些通常被称作悲剧。”。不过，这样说，正如大部分唯名论那样，只不过是将这个问题推回了舞台：这些戏剧为何总是或通常被称作悲剧？它们当中的某些为何不是被称作田园剧或童话剧呢？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rns)指出：“悲剧……不是一种唯一、不变的事实，而是一系列经验、惯例、风俗。”’不过，尽管这话很对，但却没能回答如下问题：我们为何要用这同一个词来指《美迪亚》和《麦克白》，一个少年的被杀和一场矿难。

实际上，悲剧似乎可以作为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的例证，尽管它是由重叠特征的组合而不是由一整套不变的形式或内容构成。没有必要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控制中备受煎熬，假定某个阶级的成员因为缺少一种共同本质所以根本就没有共同之处。早在1908年，美国学者阿什里·桑代克(Ashley Thorndike)就在其著作《悲剧》中告诫同仁，在异乎寻常地不增进知识的“表现痛苦或毁灭情节的所有戏剧”之外，不可能存在任何悲剧定义，可是似乎很少有人采纳他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描述，实际上很少提到毁灭、死亡或灾难；当然，他有一处提到“受难的悲剧”，好像这正好是该文类的一种似的。《诗学》在开始使用像“不幸”这样的字眼之前，论述就已经十分深入。作为接受理论的一个早期例证，这本著作反倒通过其效果来界定悲剧，由此向后推论到可能很好地在结构上达到这些效果的东西。比如，一个坏人从痛苦走向幸运不可能是悲剧性的，因为这个过程既不能引起怜悯，又不能导致恐惧。这就使得该如何称呼一部设计成要引起怜悯和恐惧但实际上却没能做到的作品这样的问题悬而未决。没能引起丝毫快乐的喜剧是一出糟糕的戏剧，抑或根本就不是喜剧？P1-P4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已，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阙，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主编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