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研究介绍胡风的专著。作者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客观地蓦写介绍胡风案从1955年发生至1988年彻底平反的全过程。它通过翔实的资料，客观的叙述，展示了一个丰富、复杂的胡风。介绍了胡风从左翼文艺活动开始，逐步形成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亦给读者展示了上世纪特定历史年代，极左思潮对正常文学、文化生活的冲击与戕害。木书为研究现当代思想史及胡风文艺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史料。

这是一部追忆兼研究性的著作，作者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客观地蓦写介绍胡风案从1955年发生至1988年彻底平反的全过程。通过翔实的资料，客观的叙述，展示了一个丰富、复杂的胡风，介绍了胡风从左翼文艺活动开始，逐步形成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序

题记

第一章 祸从人降

 1．“材料”出笼

 2．材料是如何升级的

 3．“密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4．发烧的文人们

 5．他们希望搞成什么样？

第二章 灵魂的迷宫

 1．天才少年

 2．认识胡风

 3．由《论主观》而起

 4．道不同者

 5．被冷落的天才

 6．“向错误告别”

 7．一生聪明皆奇文

 8．他背叛了什么？

 9．回归何处

第三章 命运的悬崖

 1．被曲解的胡风

 2．踏进了是非泥潭

 3．相识于《七月》

 4．《希望》在艰难中

 5．走进新社会

 6．时间开始了

 7．处境艰难

第四章 三十万言三十年

 1．上书

 2．五把刀子

 3．写作的动机和经过

 4．事与愿违

 5．”我们必须战斗”

第五章 竟在囚房度岁时

 1．秦城十一年

 2．离京流万里

 3．终身囚徒

 4．新生的希望

第六章 哀莫大于心不死

 1．胆大妄为的最后一步

 2．拨云见曰实不易

 3．劫后重逢

 4．唯一的要求——安家

 5．没有再去看鲁迅墓

第七章 青山遮不住

 1．八年画完一个句号

 2．往事如何回首

 3．毕竟是文人

 4．是是非非议胡风

附录 一张中晓与胡风

附录二 诗与现实——记阿垅

后记

1．胆大妄为的最后一步

1979年，新年刚过，已被囚禁于成都狱中十多年的胡风获释走出了高墙。自1967年从秦城监狱出来，又如放逐似的被迫离开北京以来，他在四川已经又过了十多年的囚徒生活。据胡风当时写给友人的信函中可以知道，胡风出狱是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和当时的四川省领导人赵紫阳的直接过问。

他可以去哪里呢？北京的家早已没有，妻子梅志与他长期在狱中相伴，三个孩子都天各一方。何况，此时他的去向还由不得他选择。胡风被临时安排在成都四川省政府的招待所中，他自感到好比是“养尊处优的客人”(致熊子民信，《胡风全集·书信》第599页)。孩子们被允许到这里来临时团聚，成都的友人们获知消息也陆续前来看望。隔绝多年之后，胡风与外界有了直接的联系。

由四川传到北京、上海等地的有关胡风的确切消息，让北京的绿原、牛汉，上海的何满子、贾植芳、耿庸，武汉的曾卓，杭州的冀访等同案难友不无欣慰。在这以前，他们不止一次听说过胡风已经去世的传闻。而更令人鼓舞的消息是，传闻胡风案将要复查。这个消息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显然不是没有一点依据。胡风在1966年被判14年徒刑后在1970年加刑到无期徒刑，这意味着他将被终生监禁。即使到”四人帮”被打倒后，文艺界在“文革”和“反右”中被“打倒”的许多人已经复出，但文学界内仍有身居高位者在一些会议上说，胡风案是毛泽东亲自定案的，是翻不了案的。而胡风获释住进省政府招待所并允许亲友探望，这无疑是给外界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时，因此案受牵连较深的一些人也都相继恢复工作也给人带来了新希望。

7月，胡风的名字上了四川省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名单。此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结论却还没有改变。这一年，文学界名声显赫的领导者茅盾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仍然称胡风是“暗藏的反革命”。“反革命分子”与“参政议政者”两种身份并存，这也是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存在。

尽管自身的社会身份还不明确，尽管还居无定所。但走出高墙的胡风似乎为迎面而来的一阵新鲜的空气倍感兴奋。几十年来遭禁锢的思想似乎可以解放了，几十年来企盼的文学的生机似乎已经到来。他仿佛又恢复了他的率直。

胡风满怀激情地写了许多陈述资料，涉及到文学史实、文学论争和文学体制等方方面面。那情形似乎与他在1954年写“三十万言书”颇为相似。此时，胡风已被允许和朋友通信，朋友中有不止一人劝胡风出言和行为应当谨慎，胡风回信则说，他对于要谨慎是理解的，但他又说，有些必须要做的事还是要做的。他在给熊子民的信中甚至说，他必须“走完胆大妄为的最后一步”。

9月，听说文代会即将召开。胡风写信给北京的楼适夷：

听说要开文代会，我认为根本问题还没有定出大是大非来，一些新生力量照例被利用，现不到真正的拨乱反正。其次，文艺运动的组织形式要检查历史教训，作全盘考虑。急于开一次夹生饭的大会，重建起那套官僚机构，那等于把党的文艺事业仍然口口地交给以庸(俗)政治教条主义做武器的宗派头子们。这是一种极危险的做法，可否向胡耀邦政委反映：会似乎非开不可，但不应开过去那种形式主义会。改名为“文艺工作整顿、商讨、团结会议”之类。先召集有关的少数人(如一二百)，对几个无法统一的大问题倒(列)出所有代表材料来讨论以至争论，中央这就可以取得第一手材料，做出初步判断，再开全体代表大会，把这些交付讨论。中央将能够基本一致的问题结合起来(和党的原则与当前政治要求贯通起来)，作为这次会议的共同意见，供工作共同参考。在组织上应尽量交换意见，成立一个机构，负进一步清理整顿工作的调协，代行过去“文联”应该做而做坏的职责，向中央负责。这个机构工作到十二大之前，再开一次正式大会，成立一个真正民主集中机构，向中央献礼。现在这个机构，要请罪行累累的宗派主义官僚们回避。我以为你可以和雪峰问题一起，向胡耀邦政委提出，请考虑。或者请他给你一次面谈的机会。

(《胡风全集·书信》169～170页)

与世隔绝了二十多年的胡风显然对于现实缺乏真正的了解。他对于自己实际有多大的发言权，也缺少合乎客观情况的估计。胡风仍然没有懂得政治世故，长期与社会现实没有直接接触，他对于实际不过是表象的事实，更是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的这封信虽然写得满腔热忱，赤胆忠心，却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合时宜。

收到信的楼适夷，为慎重起见，将信转给了胡耀邦。

胡风当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回复。他在之后给楼适夷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自己“不懂世事”。

2．拨云见日实不易

1979年11月，中国第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结束后文艺界第一次盛会。经过了长期政治运动之后，汇集到此的文艺界的人士各有各的心情。

丁玲、白桦在会上的发言，批评了文艺界长期以来的宗派主义，引起会场的热烈掌声。会上，周扬对于将陈企霞等人打成“反革命”“右派”表示“诚恳的”“道歉”。但他对于聂绀弩、吴奚如要求复查胡风案的发言却加以阻止，理由是中央会作出结论。聂绀弩、吴奚如发言受阻，但文代会却是开得热热闹闹，仿佛真是“文学春天”到来了一般。然而，在这样的盛会上，却完全回避胡风案的问题，正是表明胡风案较之文艺界的其他“冤、假、错”案更具复杂性。

胡风案牵连到的人以作家居多。无论从涉及的人数还是事件本身的影响来说，胡风案的平反应不仅仅是对于当事人影响重大的事，也应当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自50年代定案时起，就有不少文学界人士对此有异议。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因此受迫害致死。也有不少人因此在1957年以“为胡风分子辩护”的罪名而被定为右派。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文学界提出胡风案应该复查的仍不乏其人。然而，同时，也是从文学界发出的另一种声音，使人感到，恢复胡风及其他受株连者的名誉似乎还有着重重的人为阻碍。

1979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发表茅盾的文章：《需要澄清的一些事实》。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冯雪峰的，其中也有不少涉及到胡风。他说，

……鲁迅对左联一些人的作风也是不满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正是利用了鲁迅的这些不满。……他又说，

我真不理解，胡风何以有这样的魅力，竟使鲁迅听不进一句讲胡风可疑的话。

茅盾所不能理解的正是他本来可以重新作出结论的依据。而真正使别人不能理解的倒是，这个在1979年还被他称作”暗藏的反革命”，直到1983被换称为左联时“不是一个团结因素”而且“人品不能令人信服”的胡风，在1936年曾受鲁迅之托为茅盾的小说《子夜》英译本出版之事写过相关资料和文章，当时茅盾是接受的。

1936年初，史沬特莱有意将《子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请鲁迅代为写序，鲁迅将此事托给了胡风。1月17日，鲁迅给茅盾写信道：”关子材料，已与谷说妥，本月可以写起。”(《鲁迅全集》第13卷第390页)这一小事情和其他许多事实一样，确实显示出鲁迅对胡风的信任。茅盾对此不仅是了解的，也并没有什么异议的。史沬特莱的计划没有实现，但胡风是完成了鲁迅之托的。此后，茅盾曾希望鲁迅请胡风再写一篇文章，鲁迅也应诺了并立即给胡风写了信。从《需要澄清的一些事实》一文中却可以看到，1935年，茅盾就向鲁迅说胡风“形迹可疑”并“与国民党有关”。既是如此，对于鲁迅请胡风写《子夜》译序这一点，茅盾为什么不加拒绝？其实，有的事实原本就简单，所谓“澄清”却是越澄越不清。P121-126

又一本关于胡风的书写出了。在“胡风学”的书目上又增添了一部追忆兼研究性的著作。

我说“胡风学”，不是玩笑话，在像胡风和他的朋友，以及他并不识面的同案者的生死命运面前，是不允许开玩笑的。

我在少年时代是胡风所编《七月诗丛》诗人群的读者和小学生，侥幸没有在1955年反胡风的运动中受到牵扯。但两年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掌控批判斗争的支部书记，还是不忘在声讨我的罪行时加上一条：向人推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路翎的《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

历次政治运动有一个为发动者和领导者始料不及的后果，就是使原来曾对他们深信不疑(至少是多信少疑)的人们，对他们所指的斗争和专政对象，不像从前那么同仇敌忾了，在某种情况下还会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甚至“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感情。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路看，这当然是抗拒改造，坚持反动立场——这种立场决定了反动的思想感情云云；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不正是毛泽东早年提醒干部要防止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效应吗？何况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你把一个人推到敌方，打下底层，再麻木的人也要重新考量一下原先对人对事的认知吧。总之，到了文革期间，我以“老右派”的身份遭到所在支部文革小组揪斗时，对专政队内的“牛鬼蛇神”包括“现行反革命”在内，便毫无异己感而只有同情，视为跟我一样的人，多半还是好人，顶多是所谓“犯错误的好人”罢了。

文革结束后，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澄清，我格外关注的是胡风一案的平反。然而在整个80年代，我的认识限于这是一起株连甚广的文字狱，莫须有的冤案错案，1988年写的《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以至90年代就《我与胡风》这一专集写的读后感，虽也提出一些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却还是停留在为胡风及其同案者辩诬。即使如《有个集团又何妨》，也只是在争取兑现集会结社的权利上立论。

后来有了林贤治著名的长文，而且随着时间既久，当事人和知情人披露的资讯越多，相关的讨论便也更加深入。不再仅仅把胡风当作一位蒙冤受屈的“苦主”，而是把所谓胡风问题，当作一个思想事件和政治事件，放到一段历史的背景下考察，它不仅涉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史，也涉及中共各个时期在文化、统战，特别是知识分子工作方面的历史。1949年中共在全国执政以后，以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方式治国，包括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处理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问题。发端于1954年而铺开于1955年的决战性反胡风斗争，在50年代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有关的跨学科研究，实际上已经存续多年，有鉴于此，我以为不妨命名为“胡风学”。

在1955年反胡风之前，于全面推进新解放区土改和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同时，已经以朝鲜战争为由头，在倡导“反美，仇美，蔑美”，批判“崇美，恐美、媚美”的口号下，揭开了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序幕，要求教授们——反省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与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交代与在美国及其他国外、境外的社会关系(首先是与各种政府、党派、组织的关系，其次是与在外的亲属、朋友、师生等的关系)；同时发动过对电影《清官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特别是后者，声势较猛，触及较广，震动较大。另外在文学界也颇展开了一些不无杀伤力的批判。但在执事者看来，大概都认为“收效甚微”(这是60年代“两个批示”中的话了)，于是总在寻找“战机”。周扬说过文学评论家应该是党在文学战线上的“哨兵”。周扬忽略了的，被另一个“尖兵”江青发现了。接着，就是围绕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论争引发的对胡适和胡风的批判。

这只是在知识界开展斗争的动向。在1949至工955的六年间，毛泽东运筹帷幄，继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之后，又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远远提前结束了1949年新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同时接连在党内胜利开展了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和反对“潘(汉年)扬(帆)反党联盟”的斗争。

当时正要进一步乘胜扩展斗争成果，计划要从文化界、知识界突破，原定在1955这一年里开展对“二胡”“二梁”的批判，“二胡”是胡适和胡风，“二梁”是梁漱溟和梁思成；打一个以辩证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战役，来树立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临战形势发生突变，遂集中优势兵力猛攻胡风，对“二梁”的批判暂时搁置，连对胡适的批判也不了了之，交给学术界草草收尾，让人民出版社出了八本批判文集完事。

看来，因为找到把胡风从思想、学术问题升级为政治、组织问题的口实，胡风和他所办刊物的作者群长期以来只有一个“宗派主义”的帽子，现在三天两晚上就从“小集团”变成“集团”，从“反党集团”变成“反革命集团”。这一形势的急转直下，不仅震慑了整个知识界，而且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果然比批判一个远在美国的胡适——尽管他过去是文化教育界享有盛望的执牛耳者——政治效果要大得多。据说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党羽已经遍及党政军和工厂学校各个部门，而其成员竟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于是开动了国内所有的宣传机器，加上各级党政工青妇团体的表态，分别组织干部群众投入“学习”，其煽情的程度，使对于这真正只是“一小撮”的文人的斗争，仿佛当年苏联反对“托洛茨基一季诺维耶夫反党联盟”的炽烈严重架势。

1955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包括毛泽东亲笔所写若干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一批)，5月16日就开始对所谓胡风分子们分批逮捕。很快，反胡风的斗争进一步转为在全国机关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内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简称内部肃反或肃反，以区别于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两年以后，在反右派斗争中，针对有人对这一运动的批评，一方面把批评者定罪为否定肃反，打成右派，一方面竭力为肃反辩护，但能够计入肃反运动成绩的，绝大部分也不过是把当事人参加新政权工作之初交代过的历史情况翻腾一遍，重新调查一番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从反胡风到肃反，这是一场“火热的斗争”。它调动并释放了1949年以来蕴积既久、蓄势待发的，主要是在文化界、知识界巩固领导权斗争的潜在能量。它动用了过去在老解放区、近年在新解放区行之有效的一套政治运动操作程序，训练并检阅了原有的和新集结的运动积极分子队伍。以“反右倾”和反对温情主义开路，提倡大胆怀疑，鼓励揭发告密，形成人人自危的心理局面，然后以所谓“排队”、“摸底”为依据，进行有罪推定，实施非法关押，即名为“隔离审查”的私设公堂，通过“疲劳审讯”等体力和精神折磨，指供诱供，达到“逼，供，信”的目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实行的。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语)取得胜利之后，专政便是革命暴力在国内和平环境下的继续。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曾经是革命的动力至少是同路人，在革命成功后沦为专政的对象，这在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悲剧。然而，即使事情不发生在他们身上，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不久以后的反右派斗争、四清运动，更不必说文化大革命，成千上万的事例证明了这一点。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现象，也是世界现象。革命要吃掉它的儿子，而且随时摈弃它的同路人。在胡风诞辰百年时，我为“三十万言书”单行本写的读后感《不可避免的沉重阅读》一文，就从胡风与中共关系这一视角出发，力图从胡风和中共两个方面来阐明后来不幸事态的必然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争取胡风问题的彻底平反，人们已经反复指出，胡风作为一个政治上拥护中共领导的人，他的思想也不可能是反体制的，他的文艺思想因为继承了五四运动和鲁迅精神的一些余绪，自然不会与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完全合拍，但从他的学术立场和具体观点看，他也仍然属于左派，或者可说是类似卢卡契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学派吧。然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乾纲独断的传统加上列宁斯大林党的思想文化体制影响，当然不能见容。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不与别人分享的，意识形态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在文革预期“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十多年前，反胡风就表现为这样一次练兵。

反胡风这一思想和政治事件，既是40年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文艺界斗争的必然归趋，也是40年代以来在延安、重庆、香港等地贯彻中共改造知识分子思想和开展思想战线斗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续。不仅如此，反胡风和由此发生的肃反，更成为嗣后各项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样板(只要对比一下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中对形势的描绘，与毛泽东有关胡风按语中一段有名的话，其间何等相似，而文革中的大小字报上充斥着对上述按语的征引，也可见两者的血脉相通了)。

这样一次承先启后的运动，最主要的特征是它的非法理和非道德性。

列宁曾经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毛泽东更有“无法无天”的名言。本来，50年代中国的法制就极不健全，没有刑法，只有一本《婚姻法》。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在1956年中共“八大”会上呼吁建立和健全法制，成了没有响应和下文的空谷足音。没有法制，何有法治？只有人治，就是党治，首先是领袖人物一人拍板、一言九鼎之“治”。可以以私人书信断章取义当作罪证，可以由毛泽东信笔批示给人定罪，就如所谓绿原为“中美合作所特务”的罪名，只见诸毛的按语，事后不久即由公安部专案组查明并无此事，但中央肃反十人领导小组的罗瑞卿(公安部长)、陆定一(中宣部长)却怕拂逆“圣意”，不敢向毛报告，决定维持原案。至于由党委机关随意决定关押、逮捕，即使移交法院，也仍按党委决定(长官意志)办案，人们已见怪不怪；十年后对胡风、阿垅的所谓“依法审判”，更是这样一场自欺欺人的做戏。法律云乎哉？法治云乎哉？

由于强调革命是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作为调整和规范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绝大部分是人类文明得以承续的普世道德观念)，在以“革命是最大的道德”一类教条的面前，几乎扫地以尽。不必上溯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列举的现象，单是1949年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按阶级、路线以至政策划分阵线、营垒，“亲不亲，阶级分”，从而否定任何亲情、友情和正常健康的人情，全都归之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轻者也是温情主义；所谓“对敌狠，对己和”似乎全面合理，但在提高阶级警惕性的口号下，事实证明不断要从“己”中找出“敌”来，唤起大家的“阶级仇恨”，不仅划清界限，而且“大义灭亲”，这样才算经得起革命的考验，才符合革命的道德。形势逼人，如此土壤只能培育奴颜媚骨或满口假话。至于若干政治人物不讲政治道德，源泉头往往在以革命的名义对道德的践踏，影响所及，则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

胡风本人，“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的人们，还有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辜的受害者，都是法律和道德缺失时代的牺牲。让我们记住他们的生死教训，永远告别这样的时代。

2006年10月9日初稿

2007年8月28日修定

我最早知道胡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看到那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即“第三批材料”)，有所了解胡风是从梅志的《往事如烟》。我在大学是读理工科的，对于文学只在于个人的阅读兴趣，既没有图发展的目标，也没有专事课题研究的打算。那个时候从未想过以后写作的几本书都与胡风案有关。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由于生活的因缘际会，我对胡风案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也因此深切地感到，一个丰富的、复杂的胡风还有待后人去了解，他的思想、他的价值也有待后人去发掘。

胡风是一个勇者。在“左翼”文学的发展中，当政治的教条和公式主义风行的时候，意识到它们对文学的伤害的并不只是胡风一个人，而以如此坚定的态度抵制的人，胡风是独一无二的。

胡风是一个文学信念坚定的人。左翼作家中，因为身处环境的变化，违心地或是言不由衷地为附和某种潮流而改变自己的文学观念的太多太多，而胡风几乎是以生命在维护文学的真理，他的行为在这个时代里更显现出人格光芒。

然而胡风对于文学的贡献，并不只在于他是勇者，胡风留给后人的也不只是他的受难遭遇。胡风是一个有建树的理论家，他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主张者和实践者。然而。作为“左翼”作家的胡风，其文学主张从一开始就与“左翼”文学的主流思想发生了冲突，并日趋深化。直到靳中国成立后，演变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冤案。在很长的时间里，胡风遭受了后人难以置信的悲惨命运，他的文学思想也一直以被批判的对象而存在。即使在其重获自由之后，胡风文艺思想依然囚各种成见而被掩盖了其学术的意义。所谓“胡风的理论还是有错误的”“平反并不意味着从负极跳到正极”等等说法，似乎总在提示人们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认识不能超越某些既定的范围。胡风的理论必定有错误的地方，甚至有谬误的地方，别人的理论也有错误的地方，这本来是不用说的。重要的是，胡风的文学思想不仅有许多是正确的，而且在当时是具有独创性的。理论的冲突应该是胡风案的起源，也是事件的焦点。

胡风强调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强调作家对于生活和人物的情感体验，他因此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历史，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说的，胡风所强调的一些东西正是前几十年的文学所缺乏的。而胡风以生命抵制的一些东西，也被证明对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利。

胡风是“左翼”作家，他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推翻旧中国的伟大事业不仅充满期待，而且积极参与。他热爱新中国，但他长期在国统区生活，对于进入新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对于新社会也缺乏理解。当信念与感性发生了巨大的冲突，他在主观上是回避的。他的后期理论的矛盾正是源于其思想的矛盾。

胡风之外，因胡风案而受难的人中有许多在文学创作上有着非凡的成就，但却被冷落了，如阿垅，他在诗作以及诗论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但现在已经少有人提到他的作品和成就。因文学而接近胡风的一群人，经历与背景各有不同，他们中有的当时是穷学生，有的是逃难出来自谋生路的年轻人。他们都憎恨旧中国的黑暗，他们都体验着下层平民的生活艰辛。他们的诗作表达了强烈的抗日激情和普通人求新生的欲望。所以，他们的作品没有风花雪月的吟诵，也没有闲适的调侃。他们从平民中来，写平民中人和事。然而，他们诗中的激情和他们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他们所表现的低层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被认为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感情。这些作品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部分，但它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备受批判，为后代读者所陌生。而由这些所引申出来的，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文学创作问题，更是一个关于认识人的问题，是一个关于认识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这也是胡风及其文友们与当时主流意识差异的一个方面。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胡风及其文友们的作品特征和价值等问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也是研究胡风案的关键所在。然而，这不是本书写作的主题，也不是我目前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本书所写的是我个人对于这一事件的了解和一些思考，将它们梳理成册，如能对有兴趣了解这一事件的人提供一点参考的资料和看法，也就不枉费了旁人的鼓励和我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有关胡风案受难者的遭遇等，在以往的出版物(如《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作家三十七人回忆》等)都有记述，所以，本书中或简单叙述(如胡风的经历)，或略去不写(如其他受难者的遭遇)。我将我的另外两篇文章，即张中晓和胡风通信的一篇及关于阿垅的一篇作为附录收录在本书中。前者是我在整理张中晓书信后所写的说明，其中不少内容与“第三批材料”有关；阿垅也是胡风案中重要的人，由于他的早逝，他似被人淡忘了，收入关于阿垅的一篇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

写作这样一本书，是一件很不轻松的事。从最初的一点想法到现在成书，经历了几年的时间。拖延这么久完成一件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做这件事都是业余的时间，而职业工作的繁忙使我只能常常利用国定假日断断续续地进行本书的写作；另一方面，这本书所涉及的是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这项工作不能马虎和仓促，这也是我写作进程较慢的原因。

十多年前，受花城出版社之约，我写了一部《受难者的妻子们》。现在想来，当时应约是颇有些不自量力的。然而，就在那本书出版以后的几年中，又因种种因缘，写作或整理出版了两三本书，其中包括《无梦楼随笔》，都与胡风案有关。为此我完全放弃了原有的一些工作计划。本书是在许多人的鼓励之下完成的，耗时最长，耗力最大。它算作是我对于这一课题所了解、所探究的一次总结，在这项工作结束后，我也将为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写作或相关工作画上一个句号。我自知学养有限，很难继续对这一课题作更深入的探究。我很感谢多年来鼓励我做完这项工作的所有的人，也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支持我达成出版本书的心愿。

作 者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