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从构思创作到最终完稿成书共历时三十余年，小说通过在逃苦役犯冉阿让、妓女芳汀和她的女儿珂赛特三个人的不幸经历，展现了一幅动人心魄的悲惨世界的图景。

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史诗般的规模，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的状况，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命运，提出了当时社会的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猛烈抨击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

主人公冉阿让出身于贫苦家庭，为了养活几个外甥，饥饿中在面包铺偷了块面包，却因此在监狱里被关了十九年。出狱后，一次他偷了主教米里哀的银器，警察抓住冉阿让时，米里哀主教却说这套银器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接着又另外赠送冉阿让一对银烛台。就这样，在主教仁慈的感化下，冉阿让翻然省悟。从此，他隐姓埋名，立志从善。他改名为马德兰，靠技术改革，在另一个城市当上了工厂主，成为一名大慈善家，被市民拥选为市长。他帮助女工芳汀，在芳汀死后又收养了她的女儿珂赛特。然而，一直怀疑他身世的警官沙威，却像阴影一般始终追随着他，伺机进行追捕。雨果通过冉阿让的遭遇，深刻地表现了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是如何维护有产者的私有财产，又是如何残酷压迫劳动者的。

第一部 芳汀

第二部 珂赛特

第三部 马吕斯

第四部 卜吕梅街牧歌和圣德尼街史诗

第五部 冉阿让

第1章

1815年，迪涅区的主教——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已75岁了。他自1806年起就是这里的主教。

虽然这是些不会影响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主题的小事，但为了全面、准确起见，在此处提一提在他就任之初，人们对他的传说也是有必要的。大家关于某些人的传说，不管真假，在他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处的位置，并不亚于他们所亲身体验的事。米里哀先生的父亲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而他也就成了司法界的贵族。据说很早，在他大约18或20岁时，为了让他继承那职位，他父亲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中比较普遍的习俗，给他完了婚。婚后的米里哀先生仍然时常引起别人的议论，品貌俱佳的他，虽然个子矮小，但是长得俊俏，风度翩翩，谈吐文雅。他将自己一生的青春时光都耗费在交际场所和与女人们的厮混之中。

革命爆发时，风云变幻，备受摧残的司法界家庭在不停的驱逐、追捕和摧毁下走失流散了。革命刚开始时米里哀先生便流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子得了肺病早已死去。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之后，他的一生境遇又将如何?

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本人家庭的破落，特别是一般流民的因远道传闻和恐怖的夸张越发显得可怕的93年的种种悲剧，能否使他消沉和孤独?虽然一个人在生活或财产上遇到大难还可能做到不为所动，但如果那种神秘可怕的打击落在人的心上，却能让人一蹶不振；他素来就生活得欢乐而温情，这次是否能承受得住这种猛然降临的打击呢?没有人知道，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就是：从意大利归来时他已是一名教士了。

1804年，白里尼奥的本堂神甫是米里哀先生。他那时就已经老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在接近加冕的时候，不知道是为了本区的一件什么事．代表教区信众向上级陈情的米里哀夹杂在一群显要人物中去见了红衣主教费什。有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准备在前厅候见。皇帝路过时刚好看见米里哀用好奇的双眼瞧着他，于是他转过身来，突然问道： “看着我的那个老头是谁?” “陛下，”米里哀先生说，“您瞧的是一个老者，而我瞧的是一个天子。这对于你我都很上算。”

当天晚上皇帝把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向红衣主教问明了。不久米里哀先生便非常诧异地被任命为迪涅的主教。

另外，对于米里哀先生早期生活所传述的逸事，几乎没谁知道它的真假，而且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底细很少有人知道。

小城市里人多嘴杂，会动脑的人又少，这对于任何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都很难接受，米里哀先生也是这样。虽然他是主教，而且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必须忍受。总之，与他名字有关的那些谈话，也不过是一些闲谈，谈的只是听来的三言两语和捕风捉影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不是，用南方那种强烈的词来说，只是“胡诌”罢了。

无论如何，在他担任了迪涅教职9年后，那些小城市和小百姓当初闲谈的题材都已被扔在了脑后。无人再敢提起，甚至无人再敢回想那些闲言碎语。

刚到迪涅时，米里哀先生与比他小10岁的未婚妹妹相依为命。

一个和妹妹巴狄斯丁同年的马格洛太太是他们的用人，如今，她在做了“本堂神甫先生的女仆”后，获得了一个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这样的双重身份。

巴狄斯丁姑娘身材瘦长、面貌清秀、性情温厚，“可敬”两个字在她身上真正得到了体现，因为一个妇人要达到“可敬”的地步，似乎总得先做母亲。她不曾有过美丽的时期，她的一生只是一个接一个圣洁的工作，这使白色和光彩包围着她的身体；她老年时，具有我们所说的那种“慈祥之美”。她半老、青年时期的那种消瘦，变成了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让人联想到她是个天使。她简直是个神人，与之相比处女也要逊色。她的身躯像是影子构成的，任何能够显示性别的实体都没有，只是透着微光的一小撮物质。她总是垂着双眼，许多人说她是寄存于人间的天女。

矮小、白胖、臃肿的马格洛太太整日忙忙碌碌、气喘吁吁，这一方面是由于她操劳，另一方面是因为她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后，当地人依照法令中规定的礼仪隆重接待了他，他被人们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向他作了初次的拜访，而他，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第一次的拜谒。

部署完毕，整个城市全在等待着主教执行任务。

迪涅的主教院挨着医院。

1712年，亨利·彼惹以巴黎大学的神学博士和西摩尔修道院院长的双重身份，出任迪涅主教，并建起了一座装修壮丽辉煌的石料大楼作为迪涅教区的主教院。那的确是一座华贵的府宅，里面的装修全都豪华高贵，无论是主教的私宅，大大小小的客厅，每一个房间，宽阔的大院，还是拥有佛罗伦萨古风的穹隆的走廊，树木苍翠葱郁的园子，都是如此。楼下对着花园的一面，是高贵典雅的游廊式的大厅，1714年7月29日，主教亨利·彼惹曾经在那个餐厅里宴请过这些要人：

昂布伦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

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的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

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道院的院长菲利浦·德·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佛朗沙·德·白东·德·格利翁；

格朗代夫贵人——主教恺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尔吉尔；

经堂神甫一御前的普通宣道士——塞内士贵人——约翰·沙阿兰。

那间大厅一直用上面几位德高望重的人的画像装点着，“1714年7月29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被用烫金的字体刻在放在大厅中的一块白色大理石碑上。

那个低矮简陋的一层楼就是医院，但也有一个很小的花园。

米里哀主教任职后第四天就参观了那家医院。参观结束后，他邀请院长到他家做客。

他说：“院长先生，医院现有多少病人?”

“我的主教，26个。”

“刚好和我数过的吻合。”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接着说，“一张紧挨着一张靠得太近了。”P2-4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同时也是诗歌的革新者和浪漫派戏剧的代表。雨果一生著作甚多，内容涉及文学的各种体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文艺理论、政论等，其作品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从构思创作到最终完稿成书共历时三十余年，小说通过在逃苦役犯冉阿让、妓女芳汀和她的女儿珂赛特三个人的不幸经历，展现了一幅动人心魄的悲惨世界的图景。

主人公冉阿让出身于贫苦家庭，为了养活几个外甥，饥饿中在面包铺偷了块面包，却因此在监狱里被关了十九年。出狱后，一次他偷了主教米里哀的银器，警察抓住冉阿让时，米里哀主教却说这套银器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接着又另外赠送冉阿让一对银烛台。

就这样，在主教仁慈的感化下，冉阿让翻然省悟。从此，他隐姓埋名，立志从善。他改名为马德兰，靠技术改革，在另一个城市当上了工厂主，成为一名大慈善家，被市民拥选为市长。他帮助女工芳汀，在芳汀死后又收养了她的女儿珂赛特。然而，一直怀疑他身世的警官沙威，却像阴影一般始终追随着他，伺机进行追捕。

雨果通过冉阿让的遭遇，深刻地表现了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是如何维护有产者的私有财产，又是如何残酷压迫劳动者的。

小说中芳汀和珂赛特母女的形象颇为感人。天真纯洁的芳汀因受骗遭人蹂躏后怀孕，为了养活女儿，她来到冉阿让的工厂里做工，后被迫出卖自己美丽的长发和一对洁白的门牙，最后沦为娼妓。珂赛特寄养在旅店老板德纳第家中，小小年纪就受尽折磨。最终，身染重病的芳汀凄然死去，没能见到自己的女儿。芳汀短暂的一生饱受折磨，反映了广大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

警察沙威是冷酷而残暴的法律的化身。他像幽灵一样跟随了冉阿让一生，破坏着冉阿让、珂赛特等人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他最后因精神崩溃投河而死，表现了法律渺小而虚伪的本质。

在作品中雨果试图用“仁爱”来代替压迫，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使悲惨世界变为幸福世界。整部小说通过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这两个理想人物，竭力宣扬这一思想，反映了雨果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思想。

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史诗般的规模，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的状况，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命运，提出了当时社会的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猛烈抨击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

小说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雨果倡导的美丑对照原则在人物塑造、场景描写等多方面广泛地得到运用。同时作者善于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不同寻常的人物，用虚构的偶然因素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种戏剧化的情节使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和理想的光辉，整部小说弥漫着浪漫主义的气息，不愧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珍品。它是世界文学的一座丰碑，具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

《悲惨世界》反映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因其视角的全面，深刻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到了20世纪，又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同样让无数的观众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