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鲁宁的第七本新闻评论集。收录于本书的文章全部选自于《中国保险报》的评论版，时间截止于2005年8月29日至2006年12月31日。

鲁宁是一个经历坎坷的人，也是一个曾经因文惹祸的人。但他最终因为时评而为自己打通了开阔的人生道路。他的命运，反映了时评的当代命运，也反映了时评的方向和可能。

他是时评复兴中最早的时评作者之一，他像当时许多时评的作者一样，把文稿投到刚刚开办的几家中央媒体的时评栏目。

他凭着一枝写时评的笔，开拓了自己的发展空间、获得了整个中国甚至超出中国的声誉，从记者岗位走到北京、广州、上海等大都市媒体主持新闻评论。这在中国新闻评论史上并不多见。

2006年的中国老百姓

城市开头谁掌控——讲点常识

国企利润弃“社保”——政府好歹认了常识

耐人寻味“新知青”

“王昆山案”的“新闻眼”

“大斗进小斗出”

兴仁惨案有感：商人莫做官

要过年拿“命”换

400万保安大军 200万草根NGO

证监会拔剑逼债

呵呵，暂停成就报道

被我遗忘的记者节

“有眼无珠”王交警

纠“大错”费时23年

别无选择“大碰撞”

“肢体写作”待遇从优

我看博客实名制

现代“文字狱”?

嘿嘿——我是N国人

攻克沃尔玛之后

体育“举国体制”与“既得利益集团”

朝鲜“核”了，日本会否紧随其后

玲子的“Happy day”

“语数夕卜”带给我们的遐想

好样的纽约市长

大法官不会“说话”

房价的“政治解析”

感恩不应成为奢侈品

行业协会陷入“苏泊尔漩涡”

记者的“政治”新闻的“硬伤”

爱仕达有否考虑“法国因素”

媒体“亚健康”记者“双重人格”

新闻官司新玩法

媒体的“低级错误”

唉——院士院士

重庆大旱世相图

沃尔玛没有“特权”

嘿——“本网记者”

三个“暂行规定”同一改革指向

火爆中天贵在人本

认命吧——陈金义

热闹了读“经”冷落了公民教育

告慰唐山亡灵惟有以人为本

两宗新闻何以“爆炸”

投资官场

少年高尔夫愈强则中国愈弱

“哥德堡号”为中国人补课

“嬉水”珠江

“人民币”也羞辱农民工

袭警频发的思考

说说”愚民”的”愚论”

个人上网向警方备案

被低估的青藏铁路

青藏铁路：不该遗忘的”遗忘”

一个民族的再次失礼

死刑难以遏制腐败

识別真假高考制度改革

党组织不管女儿管

GDP与“合法性”

一夜成名滕老太

民主化需要一个过程

恐怖主义没有国界

“庞加莱猜想”之外的猜想

白宫占地190亩

现代婚姻”四重奏”

海外华裔学者隔靴搔痒

被淡化的汉芯造假事件

产权清 神州最绿是浙江

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

”枭龙04”乃市场奇迹

当劳动节蜕变为“黄金周”

“不越位”一例

巢湖“花心”

这就叫“政治”

大郅的不幸缘自“产权”不清

油价成本分摊——民生与政治

误读“中国第一的哥”

刘国光先生的“泛市场化”情结

反腐败敢不敢真玩

迟到的“同命同价”

“责任缺位”

反腐其实也“简单”

磁悬浮之“浮”

越描越“黑”

谁是苏27的“贵宾”

撒切尔夫人吐真言

这号人没资格当代表或委员

发3000份文件也不管用

公布数字有“讲究“

14岁网民言人所不言

评普京向匈牙利致歉

14万亿元储蓄高不高

官帽放大一圈

“小题大做”

金训华的灵魂为何不得安宁

现代化之拙见

纸上现代化

陈久霖“中彩”

择校费征税 国税局“打劫”

仇和升官新考

一道迎春“盛宴”

“闪婚”：既非新潮亦非旧俗

田野神话和”三农”困局

“逮人”清欠

襄阳路是面镜子

没先进性还是没人性

创新制度才能创新国家

透明的沙龙

公平与正义 财政补贴的唯一指向

开通“国网”之后

赢家通吃

一本好书，一个观察窗口

谁最幸福

现代版“捐款抵罪”

一查准有事

评解振华引咎辞职

不问苍生问鬼神

“捂”出来的检讨

悲惨式增长

板子该往痛处打

记者节里说记者

一走廊、一礼堂、一操场

“丑闻之最”与”举国体制”

巴金之死

两个“一小步”

“贫困线”困惑

大国未必有“大学“

产业“堕落”

代表意识：先天不足后天补

“威权主义”不敌小宫女

贪官没有朋友

“四个轮子加个壳”

废科举满百年

2006年的中国老百姓

2006年老百姓的日子有喜有忧，说好听点喜忧参半，说难听点忧大于喜。我选取若干个点梳理一遍。(她)

吃低保的、从社保渠道领养老金的，好歹加了点钱，平均大抵在每月每人百元以内。比起公务员们平均每人300元以上的增资标准，虽说少了点。好在中国老百姓厚道，特容易知足，加钱不计多少，加总比不加要好。譬如，我母亲就是这么讲的。

股市活泛了，特别是下半年，上证指数连续创出历史新高。多半散户解了套或正在解套，一部分散户开始有所斩获。对有点余钱炒股的百姓。股市变暖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

低收入者虽增了点收入，但下半年粮油肉禽蛋涨价了。部分大宗农副产品和粮油制成品的价格跟着看涨。水电煤气等公共用品价格一直悄悄上涨，理由说是“价格不能长期倒挂”。因为这类涨价直接影响低收人家庭的生计，媒体报道时总如履薄冰，通常王顾左右而言它。

找工作越来越难，文化低的、技能差的首当其冲。广州等许多大城市迫于治安持续恶化，打起了限制“低素质”人城的主意。文化高的，甚至高学历如硕士博士之类，找饭碗也不容易，至于本科生，已不如20年前的高中生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市场准人制度并未明显松动，相反，行政垄断继续强化。小企业尤其是“微型私企”仍在大批死亡，相应的就业岗位随之化为乌有。

本年度对百姓利益攸关的宏观调控其实就是楼市调控，政府隔三差五出台调控举措，月月都有楼市新政颁行，百姓一次次燃起希望。又一回回破灭房价下降的念想。房价不光大城市继续涨，二三线城市也你追我赶，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家庭境况一般以下的，都从牙缝里省钱用于“教育投资”。指望子女有个好前途，别落个如父母辈下岗分流受苦。低收人家庭借贷也要供子女读书跳“龙门”。可是，优质教育资源依然向高收入者和权贵阶层倾斜，反过来，如上世纪初“福特流水线”般生产的本科生和硕士博士们，却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廉价商品”，不要说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连偿还助学贷款都挺难的。当然，有家庭背景的人们依然不但心找不到好职位，又是一种马太效应吧。

看病难、看不起病、不敢看病的困惑仍在加剧，百姓望穿秋水，医改咋个改法仍云山雾罩。反商业贿赂，出现多起“红包医生”集体“罢医”，令有关方面投鼠忌器不知所以。

这一年，中国经济继续“大红大紫”，媒体欢庆连续第四年2位数增长。可本周一公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暨《社会蓝皮书》”在回顾2006年时承认：贫富悬殊仍趋扩大，城乡居民组群的收入差别居然扩大至18倍，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层级越往下，对改革直至对整个社会的认同度越低。

宏观经济形势一派大好，多数家庭的微观经济形势却与此脱节，低收人家庭连“小好”都谈不上，就是“中收入”家庭也不敢轻言“小好”。作为“不好”的反映，最直观的就是内需还是挺不起来。于是，媒体反复诱导百姓扩大消费——就差把消费说成“爱国”了。可是，“新三座大山”越来越沉。不但压得低收入家庭直不起腰，就是写字楼里的所谓白领阶层。住房按揭也压得他(她)们气喘吁吁哩!

本年度，叫得最响的口号是和谐社会，不光做宣传，政府确在许多方面推出了一批具体举措。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矛盾日积月累。未等旧的消解，新的又层层叠加，何况，和谐不只是社会的，还包括文化的、政治的、法治的和经济的。所以，寻求和谐是个历史过程，一时半会儿“远水难救近火”。  明年的经济一定又呈“艳阳高照”，但“蛋糕”的分享依然是个问题。明年这时候，咱们再议2007年的中国老百姓。

城门开哭谁掌控——讲点常识

写这篇短文，是为讲点经济学和社会学常识。

前一阵子，传南国羊城要筑道城墙。羊城历来无城墙，如今想把自个儿圈起来，企图限制户籍市民之外的外来低素质市民的数量，又曰“低素质人口”。

如今是中国民间人权观念初开的时代，有人想玩“素质歧视”，还不遭来万人唾骂。

可不是，羊城当家的挂不住脸了，赶紧把市建委推出来顶“雷子”。连声说“没这个动议，媒体误读了市里的意思”。

动议是有的，因为羊城治安持续恶化，地方上不怪城市不和谐必遭致治安恶化，而只怪低素质外来市民在广州城里到处“顺手牵羊”。所以，就想到了限制“牵羊者”人城的下策，图个治安状况有所改善，说到底更为了减轻点市政当局难以面对的舆论压力。

然而，国内众媒体的确误读了市里的意思。“市里的意思”其实只是回应舆论、证明市政当局在想辙，说白了是在“作秀”，可众媒体却把此误读市政当局想真干的。

对这件事本来可有两种报道方式：第一种，就事论事，揪住广州市政当局的脖子群起而“摁”之，弄得网络风声水起……第二种，用这件事做题材，正好向社会普及点社会学、经济学甚至政治学常识……

我倾向采用第二种报道方式，可惜媒体只计较夺人眼球，没见哪家媒体对普及常识有兴趣。我写此短文，权当拾遗补缺。

讲社会学常识，在“毛泽东年月”，城里人是单位人，连老太老伯也被“锁”在居委会里。农民不分老幼男女全被困在人民公社里，公社也是单位。那年头，没单位的市民叫“无正当职业者”，农民逃荒要饭(流动)乃“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用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语)所致。就这么着。害怕有损形象，逃荒要饭还常常受到“各种权力的围追堵截”。

讲经济学常识，那年月市民都是票证人，没票证别说吃饭无着，连买盒火柴都成问题。农民没粮票，生产队计工分，好歹有口饭吃。

查正经的权威说辞(直到今天依然这么说)，上述把人困“死”，禁止劳动力流动的做法，楞是被宣传机器标榜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用意远不只囿于此，单位人和公社社员的制度安排，意在强化社会控制。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现在可不一样了。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已为大家所共识，然而。市场经济对中国老百姓更具历史意义的价值在于解放人。有了劳动力市场，对不起。俺们在此处受穷，就挪地方找出路；俺们守着一亩三分地没活路，就进城打工换个活法。

尽管城乡差别依然存在，进了城俺们也处处遭歧视受欺侮，但打工的“性价比”毕竟高于“脸朝黄土背朝天”。

既然俺们没单位没城市户籍得自谋生计，俺们凭什么接受你羊城的限制。俺们读书少缺教养素质低，是谁造成的，难道是俺们爹妈造成的?

面对俺们与生俱来的改变生存遭际的强烈愿望，你们限制得了么?!P1-3

鲁宁是我多年前在《中国青年报》做“冰点时评”编辑时的作者。一直未曾谋面。

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媒体上观察着他，在评论的教学、研究申思考着他，因为“他”的产生、发展和影响力，能够说明当代时评的一些基本问题。

时评这个似乎比“新闻评论”而为狭义的概念，最初产生于上一个世纪之初创刊的上海《时报》，这个概念当时主要是用来区别于我国近代早期新闻评论的形态——尚未完全摆脱古代论说文影响的长篇大套的“论说”。

它“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工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工夫寻思考索。”(胡适语)。也就是说，它最初是一种反映着文体革新的概念。一种更符合现代新闻传播形式规律的概念。

但是，当这个概念从上一个世纪90年代中期重新复兴，在中国大地上席卷开来的时候，却具有了最初所不具有的一种更为开阔的社会的、政治的功能——按我一直坚持的观点来说，它成了社会普遍的意见表达形式和渠道。在今天如此多的时评栏目、时评版和如此多的时评作者就是证明。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时评历史上不曾出现的现象。

鲁宁就是在这个背景中产生的。

他是时评复兴中最早的时评作者之一，他像当时许多时评的作者一样，把文稿投到刚刚开办的几家中央媒体的时评栏目。

他也像其中的许多作者一样，凭着一支写时评的笔，开拓了自己的发展空间。获得了整个中国甚至超出中国的声誉，从记者岗位走到北京、广州、上海等人都市媒体主持新闻评论。这也是中国新闻评论史上所没有过的现象。

时评不仅是一个写作现象，也不仅是一个媒体现象，它要在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的结构和发展方向上去说明。但是，时评的写作，的确成就了许多个人。

在平等表达、普遍表达的基础之上，写得多和写得好，使我在做时评编辑时认识的知道的一些时评作者数年间就名满天下。甚至几位年轻的朋友在大学读研期间就因时评写作而暴得大名，毕业后顺利走进著名媒体。

不过，鲁宁似乎有些不同：他是少数从基础起就真正深刻而持续地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人。具体说就是观察和研究他所评论的中国政经领域。

正因为此，在如今社会对时评的需求超越了早期对观念冲击和价值判断的期待阶段，而越来越多地转向对事实判断和专业判断的期待时候。许多早期的时评作者感到力不从心，感到已被或将被甩下，鲁宁则肯定会是写得最长久的人。

这一点，我较早地从鲁宁的作品中看出来了。他的一些评论，不仅是有理据，而且是有观察；不仅是有观察，而且是有积累；不仅是有积累，甚至是有体验。正是这些，使他的作品给人的东西，不仅是崭新的观点，更是可信赖的感受和权威的感觉。

这些，都不是因为鲁宁是哪一门学科的教授、哪一个层次的领导，能够掌握和获得别人没有的知识和信息，而是一个平民观察者和思想者长期沉在基层观察、思考、学习、发酵才能获得的东西。在当今人们对时评浮泛现象的批评中，他也是少数能够为时评保住声名的作者。

时评究竟应当是精英为社会贡献的判断，还是公民普遍的表达?近年来对这个问题，我同一些朋友有过几次论争。我是坚持强调时评的普遍表达价值的人，但是对反方提出的普遍表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社会专业性判断的期待，也还是认同的。  也有人动态地看这个问题：在普遍表达的基础上自然产生为公众贡献专业判断的精英。如果说，这是一个规律的话，我觉得鲁宁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没有时评这样一个普遍的表达机会(如表达的机会被“本报评论员”和“特约评论员”所垄断的时代)，鲁宁很可能仍然做他的记者呢。有了这样的普遍表达机会，我们就最终得到了一个为公众提供专业性判断的“精英”鲁宁。从这个意义上，他以一个“精英”的地位，支持了我关于“普遍表达”的观点。

鲁宁是一个经历坎坷的人，也是一个曾经因文惹祸的人。但他最终因为时评而为自己打通了开阔的人生道路。

他的命运，反映了时评的当代命运，也反映了时评的方向和可能。

本书是我的第七本新闻评论集。收录于本书的文章全部选自于《中国保险报》的评论版，时间截止于2005年8月29日至2006年12月31日。所收录的147篇文章占到同期我在《中国保险报》所发表文章的大部分。

“中保评论版”始创于2005年3月9日。我从它降生的那天起开始为百万保险人写专栏。如今，虽说不足两年，“中保评论”却已在国內新闻评论界赢得了相当的声誉。

刚在《中国保险报》开设评论专栏后，就有业界的朋友们表示不解。他们问我：“你为何在毫无影响的行业报纸上开专栏?”直到今天，仍有朋友觉得不可理喻。

是的，《中国保险报》只是一张行业报，在此之前，我从未读到过这张报纸，甚至不知晓国內还有这么一张报纸。坦言之，在一张缺乏影响力的报纸上开设评论专栏，“性价比”是不高的。这一点，自从我答应为《中国保险报》写专栏的那一刻起就十分清楚。

还有，正常情况下，《中国保险报》的评论专栏每周要写三篇文章．这意味着，我必须压缩甚至放弃在国內几家“品牌纸媒”所写专栏的发稿量。如此选择，在朋友们看来，的确有点儿得不偿失——从影响力到稿酬。

我与百万保险人有缘，这份缘起始于《中国保险报》股份制改革的举动。

2005年早春，原《中国青年报》常务副总编樊永生先生给我来电．告知我他已调入《中国保险报》工作，命我为他写文章。

我无法推辞，老樊不仅是国內新闻界为数不多的真正报人．他的人品及价值观我也深以为然。多年间，他是我在《中国青年报》所发表的近600篇新闻评论的主要把关人。就一个新闻评论作者的成长和成熟……老樊于我，是一个主要的“浇水施肥”人。

刚开始，我很小心。我要感悟和摸嗦《中国保险报》所能提供的言论尺寸。说得更具体些，我的言论与执行主编于华先生的感受有个磨合过程，我很担心磨合中出现问题。事实很快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我很快进入了状态。接着我发现并逐步体味到，责任编辑袁婉君女士、于华先生对我言论的包容程度要高于国內的任何一张报纸……

彼此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良性”的。没多久，读者开始陆续给我写信，有的信直接发至我的邮箱，有的信通过编辑部转给我，作者、读者、编者之间，由此形成互动，一直持续至今。

曾经，我有找不到合适的评论题材的困惑；曾经，每周三篇评论捆住了我的手脚，弄得我即便出差，也得将笔记本电脑背在身上；曾经，因稿酬上的“不经济”我打过退堂鼓；曾经，我被周而复始的任务压得身心疲惫欲休不能欲罢不忍：曾经，我拿“不合格”的文章滥竽充数……“不成。读者对专栏的要求是有期待的。”编辑不予通融。没辙，我常常被迫另起炉灶。这个编辑，就是在国內新闻评论圈里具有“高度”的童大焕。他从2005年6月下旬起，既是“中保评论版”的主编，又是对我毫无怜悯之心的责编。

时至今日，“中保评论版”吸引了国内大量时评作者为其供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它在中国新闻评论界所产生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了《中国保险报》的认知度。迄今，在中国数百种行业报纸中，“中保评论版”仍属“独养儿子”，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迄今，国內各大门户网站和主要官方新闻网站，每期都重点转贴“中保评论”各栏目的文章。

我无从预测“中保评论版”的未来，但我知道，只要它存在下去，只要我还能写，它就不会放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