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康熙帝是清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全面记叙清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康熙帝的思想渊源及其在位61年的诸多业绩；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对康熙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总结了康熙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思想、政策和策略。全书考证谨严，分析细腻，文笔流畅，多有新见。

本书全面记叙清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康熙帝的思想渊源及其在位61年的诸多业绩；着重总结他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思想、政策和策略。他毕生致力于发展生产，减轻百姓负担，整饬吏治，振兴文教，平定叛乱，统一边疆，抗击外适度入侵，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继承满族、汉族传统文化及其他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并在治国安邦，以实政为务的务实思想，不仅推动清代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也丰富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本书在充分肯定传主成就时，亦随时指出局限与不足。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背景篇

第一章 长白山之子和新兴满族的传人

一、祖先发祥长白山

二、太祖努尔哈赤“致治之道”

三、太宗皇太极首称大清皇帝

第二章 出生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时期

一、叔祖兴兵进中原

二、新问题：满汉民族矛盾

第三章 少年天子的成长

一、幼年的冷暖

二、祖母的抚育

三、辅政初期的学习与锻炼

四、智擒鳌拜

业绩篇

第一章 调整中央机构，理顺君臣、满汉关系

一、重建内阁，增补南人大学士

二、特殊的内廷机构——南书房

三、削减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

四、对科道官的限制与利用

第二章 划一地方建制，撤销“三藩”

一、吴三桂等“乃唐藩镇之流”

二、下令撤藩，吴三桂反叛

三、八年平叛战争

四、实现撤藩

第三章 统一台湾，开海贸易

一、和平统一的尝试

二、决策进剿

三、澎湖歼敌

四、郑氏受抚

五、建制-展界·开海

第四章 抗击沙俄侵扰，保卫东北边疆

一、编组“新满洲”和布特哈八旗

二、派兵永戍黑龙江

三、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条约

第五章 实现蒙古各部的统一管辖

一、排除侵扰，稳定漠北

二、多伦会盟，喀尔喀统编旗队

三、三次亲征噶尔丹

四、对蒙古诸部的管辖与治理

第六章 南巡治河与团结江南士大夫

一、“一劳永逸”的治河方针

二、第一、二次南巡，疏浚下河之争

三、后四次南巡与亲理河工

四、笼络江南士大夫

第七章 改革赋役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一、“财聚民散”的潜在威胁

二、重视农业，鼓励垦荒

三、蠲免钱粮与平粜赈饥

四、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第八章 重视学术的发展与科技成就的应用

一、首重经书史籍

二、组织编纂类书、文学与文字学书籍

三、自撰文集与笔记

四、汲取西方文化为我所用

五、博采中西之长，编著《律历渊源》

第九章 老有所为，进兵安藏

一、蒙藏统治集团之争与康熙的对策

二、与侵藏准噶尔军初战失利

三、护送六世达赖喇嘛进藏

四、加强对西藏的管理

思想篇

第一章 崇儒重道，经世致用

——学术观点与哲学思想

一、推崇孔孟程朱，发展经世实学

二、“人之为圣贤，非生而然也”

三、“明理之后，又须实行”

四、“民意即天意”

第二章 实心实政，谨终如始

——从政之道与君臣一体论

一、民本与宽仁

二、“宽严适中，始可谓善”

三、君主的自我约束机制：“慎几微”

四、君臣一体论

第三章 “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反对朋党与秘密建储思想

一、反对臣下私结朋党

二、秘密建储思想的逐步形成

第四章 端本澄源，源清流洁

——察吏举措与吏治思想

一、察吏为安民

二、重点考察高级官吏

三、奖廉与惩贪

第五章 “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

——战略决策与息兵安民思想

一、“欲除寇虐，必事师旅”与“仁者无敌”

二、居安思危，常备不懈

第六章 “用兵之道，要在乘机”

——从严治军与战略战术原则

一、“师出以律，可奏肤功”

二、“虚己以视”全局，相机调遣

三、巩固边防，派兵永戍

四、“宣布恩威，剿抚并用”

第七章 注重农桑，量人为出

——农本、治水与节用思想

一、“王政之本，在乎农桑”

二、培育得法，“天下无不可养成之物”

三、使水顺人意，去其害而资其力

四、“尚节俭，以惜财用”

第八章 施惠工商，限制矿业和外贸

——经济思想中的矛盾因素

一、“商民皆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

二、为防民聚而禁矿

三、变开海为禁海

第九章 因俗宜民，扶持贫弱

——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

一、“满汉一视”，共理国政

二、扶困济危，兴灭继绝

三、随俗而治，厚往薄来

第十章 “各行其道”，道法归一

——宗教思想与宗教政策

一、各民族可自有“所敬之神”

二、“化导悖乱”，道法归一

三、册封四大活佛，分主各地教务

结语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三、太宗皇太极首称大清皇帝

康熙给他的祖父太宗皇太极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位皇祖将曾祖父太祖所开创的“王业”向前推进一大步，“外奋威武，内修文教，百度俱举，臣民胥悦。”溢美之处在所难免。不过，皇太极确实为创建大清帝国立下不朽的功勋，而且比起他的父亲尚有独到之处。

皇太极白天命十一年(1626)即汗位，至崇德八年(1643)逝世，在位仅十余年。其所做之事，所得成就，不能用在位时间衡量。

首要者，是改变其父晚年诛戮汉族儒士、剥夺汉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错误政策，并实行“分屯别居”②，修改“逃人法”，以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汉人、汉官的地位。

在此基础上，建成以满洲贵族为主，联合汉族地主、蒙古王公的政权，于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即帝位，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自下月始为崇德元年五月。

与此同时，紧紧抓住作为清王朝支柱和特征的八旗制度，加以改革和发展。除满洲八旗以外，另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扩大满洲共同体。并改进满文，将无圈点满文改为有圈点满文。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公历11月22日)，明令：“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许再称“诸申”(女真)，即正式统一规定族名为“满洲”。

所辖区域进一步扩大。西征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走死青海，清收降其子，统一内蒙古及东北其他广大地区。

发展农业及手工业生产，扩大与明朝及朝鲜的贸易，使人民生活及军事装备得到改善。

总之，皇太极时期，不仅巩固了清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而且为人关问鼎中原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皇太极一如其父，以天命观作为巩固统治、对明朝斗争的思想武器，标榜清朝替天行道，受神保佑。他在致明辽东巡抚袁崇焕(1584 1630)的信中说：“惟天不论国之大小，止论理之是非。我国循理而行，故仰蒙鉴佑”，将辽东土地和官民“赐与”我。如果按明方要求，退还辽东，则“违天而弃人矣”。天聪三年(1629)十月兴师伐明，十一月三日克遵化城(今河北遵化)之后，进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城北，以“满洲国皇帝”名义，传谕各城绅衿军民，驳斥明帝不许满洲称帝之说，申明清帝是受天命，顺天意，无可阻挡，称：“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为匹夫而起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之所以如此，是“皇天无亲”，只以善恶决断取弃。崇德四年(1639)皇太极给明帝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者哉!独不见辽金元亦曾君临天下，后复转而属之明。可见皇天无亲，善则培之，否则倾之，乃不易之理也。”

封建王朝大凡在上升时期，都比较关心民间疾苦，注重调整和人民的关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又总是把天意和民心联在一起，主张体仁行义，制敌养民。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劝谕诸臣力行仁义，禁止杀掠：“盖闻古来用兵征伐，有道者昌，无道者废，上天应感之理昭然不爽。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杀夺，未有不败者也；克尽其道，而力行仁义，未有不兴者也。天运循环，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与，则敌国之民即我民也。今日天心所向岂能预知，朕惟欲体仁行义制敌养民而已。”

然而，诸王贝勒等大小封建领主，只顾自家，不顾国家，仗势欺民扰民。皇太极不得不一再训诫，反复说明“仰承天眷，道在养民”的道理。天聪九年(1635)六月二十三日，谕诸大臣：“今贝勒等，凡有工作，不遵朕制，额外修造，劳苦百姓，试思民不得所，逃亡离叛，户口减少，是违皇考之志，有亏孝道，且无异于助敌长寇也。”

出征行猎，不许扰民，早有规定，并三令五申。皇帝以身作则，凡行师出猎，虽处严寒天气，皆驻跸郊野，不入屯堡，以免耗损民物。即有百姓前来送礼，亦不收取。如：天聪十年(1636)四月，有捕鸟人获铜嘴雀，盛三笼来献，他以雀虽好音悦耳，“然玩物丧志，昔贤垂戒，不宜近也”，遂婉言谢绝。下属官员效行。但竟有贝勒不遵行，而有放鹰扰民之类事情发生。尽管未演成普遍风气，不致带来灭顶之灾，也必须防微杜渐，避免泛滥至不可收拾。皇太极于是训谕诸贝勒大臣说：“昔太祖时，曾禁诸贝勒子侄，不许郊外放鹰，盖以扰害人民，蹂践田园，伤残牲畜故也。今闻违背禁令，仍复扰民，此风渐不可长。放鹰之人，应自备牛羊，以供诸人食用，不宜需索民间。”并警告说：“嗣后放鹰之人，如扰民不止，事发之后，决不轻恕。语云：‘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盖以凡事皆当防微杜渐，纵弛之后，则难整顿，若禁之不早，后悔无及也。”

作战时，养民还体现为爱养士兵。崇德元年(1636)九月，奉命率军攻打京畿地区的武英郡王阿济格(1605—1651)胜利归来，皇太极隆重亲迎。后发现阿济格等到家两天，大军后队刚到辽阳河沃黑渡口，立即命其“速往迎之”，批评说：“君享康宁，臣居尊显，俱兵民是赖。即尔等功名，亦藉士卒之力。乃不思效力死战之士，而先自还家，漠不相顾，于心奚忍耶?”他还就这件事讲述一个寓言故事，说某人遇到鬼，争斗不过，靠两犬相救才得脱险。犬因过度劳累不能随主人走。主人答应回家取食来接。但他回家看见妻子，把救犬之事丢之脑后。两犬饥饿至极，去山中化为豺狼。皇太极质问诸王大臣：你们的行为“与稗史所云，何以异哉!”崇德八年(1643)六月，皇太极论证诸王、贝勒爱养士兵的重要性说：“以上下相维之理言之，必为在下之人所托命，而后可为在上之人。如无在下之人，则统辖者谁，役使者谁也。”

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影响既深且广；各地区、各民族先后不一、程度不同地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皇太极当政时已开始学习和运用儒家传统思想。天聪十年皇太极即清帝位时，曾于同年八月初六遣官祭孔，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配享。处理政务经常引经据典，以儒家思想为准则。如：崇德二年(1637)四月，以《大学》中的修齐治平思想训谕诸王大臣说：“圣经有曰：‘欲齐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齐，而后国治，。尔等若谨好恶之施，审接物之道，御下以义，交友以信，如此则身修矣。孝其亲，悌其长，教训及其子孙亲戚，如此则家齐矣。身修、家齐而国不治者，有是理乎?”翌年七月，他在批评都察院汉官庇护汉人时，引用《论语》说：“昔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尔等若能时时省察其身，则可以寡过矣!”在理解儒家思想时，他总是结合实际体会，而不拘于条文。如对“仁义之师”的理解，就同汉官及诸生发生分歧。汉官及诸生陈奏，主张兴师讨明，但建议“用兵以招抚为尚，勿杀敌人”。他不以为然，说：“夫用兵杀敌，此岂朕心所乐?但临敌之际，我不杀彼，能禁彼之不我杀乎?”他讲自己的体会：“朕思用兵制敌之道，逆者诛之，顺者抚之，酌恩威而并用，方为仁义之师。”

还在学习儒家思想文化之初，皇太极就提醒记住金朝亡国的教训，指出勿效汉人陋习，保持本民族祖制、服式、语言及骑射传统。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十三日，皇太极召集诸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到翔凤楼，听内弘文院大臣读《金史·世宗本纪》，他发表了关于法祖的见解：“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鲜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先时文馆满洲儒臣曾屡谏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未听从，以为不纳谏。对此，皇太极指出：如果废骑射，改服装，宽衣大袖，只能坐待“他人割肉而后食”。我是为子孙万世着想，“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

P18-23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本书写作过程，承蒙吉林大学图书馆及其古籍部、教师参考室、期刊部，吉林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古籍研究所资料室，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及其教师参考室等单位的领导、有关同志，在文献资料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深表谢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顾章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浩副研究员，亦鼎力相助，一并致谢。

本书索引，先由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资料室孟忻编制(后来在排印时由电脑检索系统重新加以调整)，她还承担本书大部分书稿的整理、抄写及资料服务工作。

康熙的画像及著作，由吉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提供，或取自拙著《康熙大帝全传》，均由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赵东同志翻拍。

书稿完成后，特请挚友、河南大学历史系魏千志教授审阅。魏先生认真通读，反复斟酌，多有匡正，谨致谢忱。

最后，特别要对匡亚明老校长表示深深的缅怀!对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由于他们组织和主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项大工程，我才有机会向同仁学习，并尽微薄之力。

作者谨识

1997年国庆48周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