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十七岁作品，青春寻找的故事，结构完整，堪比仲永。读到最后有种莫名的伤感，觉得青春这回事儿实在是难以捉摸。多年后的回忆，似曾相识的瞬间，恍然明白，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才有真正的欢喜。

作家冯唐十七岁作品。高中生秋水的成长故事。秋水酷爱读书，他有着普通孩子对社会、人生的好奇，有着成长期少年的乖张、叛逆，以及青春期少年对异性同学的复杂情感。他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既熟悉又有种怪怪的味道的校园生活。没有耸人听闻的情节，也很少煽情，只有一些成长过程中的琐事，一些校园里的噱头，却有着莫名的伤感，青春实在是难以捉摸，似曾相识的瞬间，恍然明白，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那些司空见惯、视而不见的事物，在冯唐的笔下却异常生动，活灵活现，透着顽世的小聪明。

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起冯唐其他的小说，更象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

读冯唐的文字，徒然想到王朔，想到王小波，都那么真实地在制造生活，都在拿自己开涮，自嘲一番，但并不彻底，因为这种自嘲的背后是自尊。只是冯唐的不羁背后还透着一颗柔软的心。

暖气的热力涨过水雾，直透到窗户的中段，被加热的空气像极清的溪水一样，在那里悬着空缓缓地起浮。窗外的景物透着它涌进眼里，有一股缥缈虚幻的感觉，让我联想到书上说的海市蜃楼。

涌进眼来的，主要是树。也不知怎的，我一看见它们，尤其是像现在，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仿佛小时候，那帮坏孩子抢走了我扎的风筝，我掩着被扯破的衣服，一个人低着头回家，抬眼看见了哥哥。又仿佛离开家，第一次在被人们叫做学校的地方，手背后，脚并齐，看完了一天“毛主席”，再次见到了似曾永别了的妈妈。这时间的树，美在简洁。郑板桥的诗里说：“去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在我看来，深秋的树，枝上、杈上难免吊着几片枯黄的叶子，风一过来，无力地摆几下，让人不免想起“挣扎”、“垂死”、“惨淡”之类不洒脱的词汇来。而现在，只是疏疏的几枝蹙成爽爽的一束，只是疏疏的几束缀成爽爽的一列，只是疏疏的几列连成爽爽的一小片。树是淡青的，天是淡青的，勉强能感觉到的极远的山也是淡青的。在林子的身后再添一层软嫩如蛋黄，红润如女孩子面色，几乎放出一点光线而影响周围色调的，冬天那种圆圆的落日，在天上再疏疏地抹上几片还是那种淡青调子的云，或是再添上一行疏疏的飞鸟，还像是缺了点什么，我取来碳素钢笔，仿着丰子恺的笔法，在幻想“河边”的窗玻璃上勾了个代表自己的蓑衣老者，持一柄三尺的钓杆——十二岁上，学着古人的样子，根据屋子的特点和自身的癖好，我曾给自己起过一个可笑的号——鸽楼寝翁。

这时候，伴着气喘病人脖管里轰隆隆的痰声，林子那边拱过来一股沉沉的烟。于是树没了，云飞了，鸟散了。接着从死死封闭的窗缝里，渗进来那股甜臭甜臭的饴糖厂特有的味道。这让人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味道，顺着鼻孔钻进脑子，很快干掉了像小鸟一样吱喳蹦跳的想象。我绕着脖子让脑袋转了两转，好叫那味道均匀地散开，略定一定，就看见了黑板。满黑板的数字、公式叫喊着向我的眼睛杀将过来，撞得它一花。

数学张老师正在讲课。像往常一样，她尽忠尽职地尽可能多说，而说得越多，你能得到的就越少。好在认真听的几位，在我看来，是每个字都听得见，一句话也不懂的。

张老师是个女的，四五十岁，很平凡，很随和。清汤挂面的短发，微福的身子。货次的小贩吼不出吓人的价钱，三针扎不着静脉的实习护士态度最好，张老师也从不多跟我们发脾气。课听也可，不听也可，自己看书也可，小憩也可，只是不许大声说话、提怪问题。双方都清楚，彼此只不过是在履行各自毫不相干的义务，你是你，我是我，大家凑在一起或是巧合，或是谬误。

与众不同的只是她那颗大得稍嫌夸张的头，形色暗合ENICA(注：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产地美国，重130吨，占地170平方米，每秒钟加法运算5000次)，里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要到对街小铺打瓶酱油，根据地球呈球形的事实，它总会作出判断，命令身子向后转，开步走。

“四的平方十六，三加四是七，对不对？我没错吧？”

虽说上一次听她的课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但这一句典型人物的典型语言就足以证明一切还是老样子。

我迅速扫了眼黑板，知道结果也还是老样子——黑眼镜向上推推，露出鼻梁两端一左一右暗红色的压痕，透过眼镜的底部再看一遍“三八十四”之类的结论，然后怀疑地问：“不对吧？是不是错了？”接着就是没有同情心的“根号2”(简称“根2”)扣下铅笔盒盖儿。

根2个子很小，所以得了这个绰号。胆子和个子也般配，当众答话的时候，脸会像小姑娘一样变红，嗓子里像含了个热茄子，说不出一句清楚的整话。再加上和我一样瘦，弱弱的身子弯腰时生怕“咯吧”一声折了，所以性子顺和的女生有时打趣说“看在眼里，硌在心上”。  张老师的家里很困难，上有老下有小，丈夫是知识分子，在中国也就是“小姐身子，丫环命”的那种人。忙里忙外，却从不迟到早退，所以上课出些错误也是难免的。而每每像现在这样，根2手抬得高高的，等错一出，就将敞开的铁铅笔盒盖扣下去，扣出吓人的响声。

说实在的，我虽然不赞成这种举动，但我能够理解。很多时候，我们(至少是我)能忍耐一个人凶残、卑劣，甚至下贱，但是不能忍耐一个人的平庸。

“数学课，饴糖厂，God Save me。”

我本应该埋下头来看自己的书，做自己的题，可今天我已经把书合上，不想看了。一个月总会有一两天，不想看书，不想听课，不想说话，不想吃饭，只是一味的厌厌的烦。而且今天和以前又有不同，以前想的是几个人踢一场球，碎块玻璃，出身臭汗，烦也就会和着汗流出去了，可现在想到的却是，女孩子。

我把椅子向前挪了挪，只用椅子两条后腿着地，微微地一前一后，把自己摇起来，心神渐渐摇到俱散，眼光渐渐摇到朦胧灵动，开始偷偷潜游向它想去的地方。

倒不是觉得这种行为有什么值得惭愧或有失体统，只是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对于自己喜爱的美好的事物，总希望它意识不到我的存在，也意识不到自己的美好。这样就能在这本已难得的美好上面加上一个更加难得的形容一真。比如小时候，蹑手蹑足走近立在翠苇上的红蜻蜓，盘腿坐在地上，盯着它，蜻蜓仿佛看了我一眼，之后就忙自己的去了，像是把我忘了。

就中学生的日常常规，学校规定了二十七条，比袁世凯签给日本的二十一条还多六条。本来这些东西是没人想记，也没人记得住的，但经胡校长抑扬顿挫的女音读出来，其中的两条便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成了典故。

“男生头发不可过发髻，女生不可留披肩发、卷发、烫发……”

“不许摸嘴红(抹口红)，戴食物(饰物)……”

其二是学生们遵守最好的，大家都保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带面包。而关于头发的其一执行得最差，那规定说白了，就是男生要刮出透明度来，留出耳朵好听话，留出眼睛好看书，而女生呢，简单干脆一点，就是“不可留头发”。

像眼睛现在看到的，聪明的女孩子们在条文卡下的窄得不能再窄的允许范围里，像文革里提倡的“粗粮细做”一样，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展示出博大的想象力：原来松松散散披在肩上的，用宽宽的果绿色或是宝石蓝色的发夹拢在一起，浓浓地瀑下去。额前疏疏的半帘刘海儿，疏疏地弯着，总让人有一种想吹吹的冲动。脑后的发边，烫一个花再剪半个，让其向内微卷，凸出张红润润的脸。独编的小辫儿顺在耳边，缀在梢上一朵嵌着珠子的藕荷色小绢花……事因难能，所以可贵，在米粒上雕出几头大象是艺术，而给大象身上涂满米粒，无论如何说不上是本事。因此，她们就越发可爱了。感觉中，这头发那么优美地开在她们头上，宛如一朵朵花似的招展，在阴沉的空气里，开出某种向往。每一朵都那么美丽，那么神奇，使她们每一个都美得像天上吸风啜露的天仙，美得让人恐瞋，让人不敢接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头发就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觉得它里面有一种魔幻般的吸引力，像野草、庄稼一样，具有生命，有自己的生生死死，只是寄居在人的身上，与人彼此独立。很小的时候，和妈妈、姐姐一个床睡，手总要摩搓着妈妈光滑极了的头发，才能酣然入睡。妈妈有一次无意问我为什么夜里老揪她的头发，我没回答，找了另外一个极小的理由，和妈妈莫名其妙地大闹了一场。长大了，一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开始的好几天，晚上总是睡睡醒醒，一点也不安稳。有时翻个身，手不由自主地一搓动，没有那种滑润润的感觉，眼睛睁开来，窗外星月恬静地浮在天上，好像知道自己为着什么，向着什么闪烁。和它们一个挨一个地对眼，恍惚就是一夜。后来找了块绸子，毫无用处。一个极偶然的动作里，摸着了自己的头发，之后渐渐在这种摸搓中，又能人睡了，可还是觉着没有以前酣畅、香甜、舒适。P4-9

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

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却之前，记录下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晚了。尽管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还有二十三岁时写的一个两万字的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也不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物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性，以致息偃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弄成个中篇，硬生生结了尾巴。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子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结尾用了一点点这样的处理：加长凯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交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头马X。。看见儿时的傻子骑着棍子走过，傻子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点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进大哥家某间十几平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吗？”我问。

“没问题。塌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要比舒婷写得好，诗里还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谈论这个主题，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来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废物利用。于是，二○○四年三月，在我满三十三周岁之前，我发现了一部我十七岁时写的长篇小说：蓝黑钢笔水写满的三百二十七页浅绿色稿纸，封存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子里，竟然是个结构和故事极其完整的长篇小说，不可割断，不可截取，《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几乎一点儿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后，我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记忆几乎丧失，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当时的情景如何？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全部忘记了？我无法回答，甚至那些蓝黑钢笔水的字迹和我现在的字体都有了本质的差别，要不是小说结尾清晰写着一九八九年九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心虚地举目四望，周围鬼影幢幢，我看见我的真魂从我的脚趾慢慢飘散，离开我的身体，门外一声猫叫。

我托人将手稿带给出版家熊灿，他说找人录入。他是个有明显窥阴癖倾向的人，在录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他打来电话：“你丫小的时候，写的小说很有意思。有种怪怪的味道，说不出来。”

“我打算友情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农，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不好。浪费了。要你自己用。简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阴柔纯情版哦。”

“你觉得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还好？”

“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真实哦，简直就是活化石，恐龙蛋，有标本价值。你现在和王朔当年一样，记忆都有了变形。嘿，总之，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强。”

“你是说我这之后的十六年白活了，功夫白练了。日你全家。”

“你的孤本在我手上哦，语言要检点哦。毁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再写出来哦。”

“北京是个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页，就找人剁掉你一个指头，少了十页，就剁掉十个指头。”

择了个吉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灿的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优点和不足同样明显。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现在的东西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膩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来，必然被满街的男女流氓所伤害。

我有过多次冲动，想动手修改这篇少年时的作品，按照现在的理解，掩饰不足，彰显优点。但是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稍稍动手就觉得不对劲儿。思量再三，决定放弃修改，仿佛拿到一块商周古玉，再伤再残，也绝不动碾玉砣于，防止不伦不类。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岁心脏病发作辞世，再拿出来，一定强过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和《黑铁时代》。随手给这个长篇起了个名字，叫做《欢喜》。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才有真正的欢喜。

最后，打电话给大哥，开箱翻书的时候一定留神，要是再发现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儿在那四十四个大箱子里，还隐藏着我少年时代写成的另外三四个长篇小说。幸亏这些小说当时没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則作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忧伤的仲永。

冯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