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出于职业习惯，多年从事纪实文学的我，在旅行之中特别注意捕捉细节。观察民情，注重文化，关注历史。也正因为这样，我的“行走文学”不同于通常的以介绍风景名胜为主的旅游图书。

阳明山颇有庐山之秀美，原名草山。据说，蒋介石不喜欢“草山”这名字，因为“草山”很容易令人产生“草寇”“落草”之类联想，特别是当时蒋介石刚从大陆败退台湾，这个“草”字更加令蒋介石头疼，于是决定改名“阳明山”。

香港有不少短小的马路，旁边竖着蓝底白字标牌，写着“私家路”。难道马路还有“公家”“私家”之分？一问才知道，“私家路”指那片土地属于私人。“私家路”坏了，由“私家”修理。

在香港，收入高的除了商界人士外，在知识分子中有律师、医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建筑设计师这“五师”。教师排在第六位，人称“第六师”。

边游边摄，日积月累，作者叶永烈拥有庞大的照片资料库。《中国自由行(台港澳卷)》配上了作者自己拍摄的这些照片，图文相得益彰，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

台湾是祖国宝岛。这次，《中国自由行(台港澳卷)》作者叶永烈带着照相机深入台湾，以自己的纪实文学作家的特殊目光观察台湾，完成了这部纪实图文作品集，形象地展现了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表现了台湾作为“美丽岛”的优美风光，使众多大陆读者能够通过作者所拍摄的一幅幅照片了解真实的台湾。《中国自由行(台港澳卷)》作者在回程中又访问了香港和澳门，此书也描述了香港和澳门在回归前后的巨大变化。

台湾掠影

 飞往台湾

 台北扫描

 车水马龙

 四党纷争

 历史文化

 北部之旅

 日月潭畔

 花莲峡谷

 漫步台南

 高雄雄姿

 飞回台北

香港印象

 香港的回归气氛

 “1997”的历史由来

 “1997”逼近时的港人心态

 台湾关注着“”的香港

 过关之际

 从北京到香港

 上班族的紧张和喘息

 赛马牵动着众多港人的心

 极为方便的“地下铁”

 喧喧车马过香港

 香港机场换新颜

 香港居不易

 煲电话粥

 香港宾馆印象

 香港的物价

 美食天堂

 购物天堂

 走访黄大仙“哲理中心”

 永惺法师一席谈

 香港的报纸和杂志

 访问出版社的“老总”们

 上“双班”的香港博士

 李博士的新家和老家

 不染凡尘的音乐家

 出关之际

 香港的旧机场与新机场

 细微之处看香港

 遭遇“约克”台风

 来来去去香港

澳门散记

 从香港到澳门

 澳门环岛游

 漫步澳门老城厢

 热心的澳门人

 澳门的“博彩业”

 回归之后再游澳门

 澳门新印象

1996年底，我从香港回来不久，创办于1938年、有着58年历史的《星岛晚报》，也因亏损严重而停刊。《星岛晚报》属香港星岛报业集团，有着300多名员工，每天出16版，均为彩色印刷。香港曾有五家晚报，即《华侨晚报》《工商晚报》(《明报晚报》《星岛晚报》和《新晚报》。前三家已在《星岛晚报》之前停刊。随着《星岛晚报》的停刊，香港只剩一家晚报——《新晚报》了。

《华侨日报》和《星岛晚报》的停刊表明，香港报业正处于惨淡经营之中。不过，报纸的发行量毕竟远比杂志高，而且报纸有大量广告收入，总比办杂志要好一些。

在香港的报纸之中，发行量最大的要算《东方日报》，其次为《天天日报》。这两种报纸适合普通市民口味，所以发行量大。

《明报》和《星岛日报》的发行量也大，而且读者层次较高，是香港很有影响的报纸。

《明报》创办于1959年5月20日。创办人是查良镛。

在内地，查良镛的知名度不算太高，可是一说起“金庸”，则家喻户晓。其实，金庸是查良镛的笔名。把“镛”字拆开，那就成了“金庸”了。

金庸以创作武侠小说著称，所以在香港，人们也就戏呼查良镛为“查大侠”了。

“查大侠”虽说以在报上连载武侠小说而名闻遐迩，但他是一位很有眼光的评论家。《明报》的社评，很多出自“查大侠”之手。据说，“查大侠”所写的《明报》社评，达数千篇之多。

“查大侠”不仅是写作的多面手，而且擅长经营。他在创办了《明报》之后，又先后创办了《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这月刊和周刊的办刊方针全然不同。

《明报月刊》以格调高雅为特色。虽说发行量不算太大，但是以其高品位，在知识界深有影响。

《明报周刊》则全然不同，是香港第一份娱乐性周刊，发行量甚大。

另外，“查大侠”还创办了明报出版社。

1993年4月1日，69岁的查良镛宣布辞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改任名誉主席。从此，他退休了。这位“查大侠”来到杭州西子湖畔，潇洒度晚年。

《联合报》是台湾大报。该报在香港专门办了《香港联合报》。

《文汇报》和《大公报》发行量虽不算很大，但是能够准确传递内地消息和意见，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再说，这两家报纸能够销往内地，内地的订户不少。内地读者可从中获知香港动态。另外，大批的内地企业在这两家报纸上刊登广告，也使两家报纸的收益增加。

香港也有许多小报。连赛马还有专门的《马报》，发行量也不小。

形形色色的报纸，各家说各家的话，各家拥有各自的读者群。

报纸多，记者也就多。尽管我力避记者，但是仍有五六家记者追踪而来。我真佩服香港记者们紧追不合的劲头。白天，我忙于各方应酬，往往夜深才回到住处。刚要憩息，电话铃声响了，记者来电约谈……

回归之后，内地新闻更为香港各报所关注。这样，香港报社不断派记者到内地“抢”新闻。不过，香港记者来到内地，人地生疏，常常“抢”不到新闻。于是，近年来香港各报纷纷从内地“挖”记者。这些内地记者，往往有亲属在香港，借助亲属关系迁居香港，变成了香港记者。派这些记者进入内地采访，自然得心应手，可以利用原有的种种社会关系，“抢”到新闻。

在香港，我见到好几位这样来自内地的记者。在闲聊时，他们说起了自己的苦衷：家属不能一起来港，在这里没有家，也没有房子……唯一的好处，是这里的工资高。

香港记者们非常敏感。我在香港，很快就陷入记者们的包围圈。香港《明报》推出关于我的一整版报道，香港《镜报》《星岛日报》《香港联合报》等，都刊登了关于我的报道。日本和美国的新闻记者也闻讯赶来采访。香港无线电视台对我进行了专访。他们信息之灵通，出手之快，令我惊讶。P296-297

在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刘景琳、唐建福先生的策划下，推出了这套“叶永烈‘世界观’”丛书。

我喜欢旅游，同时也喜欢边游边摄影，并把旅途的见闻不断敲进手提电脑。没想到，我的这些“行走文学”作品，竟然会积累这么多。

大约是出于职业习惯，多年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我，在旅行之中特别注意捕捉细节，观察民情，注重文化，关注历史。也正因为这样，我的“行走文学”不同于通常的以介绍风景名胜为主的旅游图书。

我小时候特别羡慕父亲出差，看着他拎了一只外边套着灰色布套的皮箱去码头，踏上温州到上海的轮船，随着东流而去的瓯江水消失在天际。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真想跟随父亲去看看上海是什么样的。可是，小小年纪的我，哪来“出差”？父亲称我是“小溜溜”——温州话的意思是喜欢到处游荡的孩子。父亲摸着我的脑门说，在这里给你贴上一张邮票，把你从邮局寄出去，你就可以到处旅游了。后来，我长大了，写了一部长篇童话，叫《“小溜溜”溜了》，写的是一个孩子在脑门上贴了一张邮票，游遍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王国。其实，这“小溜溜”就是童年的我。

我第一次出远门，是在高中毕业之后，考上北京大学。17岁的我从温州乘坐长途汽车来到金华，我见到冒着黑烟、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火车头，连行李都扔在一边，奔过去看这从未见过的庞然大物。我途经上海前往北京。记得，父亲曾经笑着叮嘱过我，看上海国际饭店的时候，千万要把帽子戴好，因为仰起头看高高的国际饭店，帽子会掉下来！幸亏我来到国际饭店前没有戴帽子。在温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楼，尽管现在国际饭店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之中只是个小弟弟而已。

我终于也开始出差。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在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天南地北地跑，出差成了家常便饭。我几乎跑遍全国。不过，毕竟公务在身，总是来去匆匆，何况那年月把旅游说成是“游山玩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妻则忙于上班和照顾婆婆、孩子，很少有机会旅游。

一直到妻退休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四处云游，从“小溜溜”变成“大溜溜”。如今的我，虽然年已花甲，虽说去过那么多的国家和城市，但是对于没有去过的地方永远充满好奇心。旅游成为我的兴趣和乐趣。有时候，我们也参加旅游团，以为那样更加省心，而且高效率。不过，“赶鸭子”般的旅游使我无法自由采访。更多的时候是我与妻组成“两人团”，自由自在地漫游于异国他乡，细细地访问，细细地品味。尤其是美国，我与妻已经去了七次，很快又要第八次去那里。在美国，我既是旅行者，从最西面的夏威夷到最东面的纽约都留下我们一次次游历的足迹，然而我更是采访者，在美国进行广泛的采访；我又是美国的居民，因为我去那里每一回都住一段时间，可以深入体验星条旗下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旅行中，我的随身小包里总是放着相机，一见到值得拍摄的景物，立即掏出相机，咔嚓咔嚓，那“时刻准备着”的架势就像一位很专业的摄影记者。

最初，我用的是胶片照相机。自从用上数码相机，远比前者方便，那些胶片照相机就“退休”了。从此，数码相机成了我的亲密伙伴。我不断改善我的“装备”，买了更新更好的数码相机，还买了数码伴侣，每一次出国都能带回几千张数码照片。

边游边摄，日积月累，我拥有庞大的照片资料库。在闲暇时，我与妻一起在电脑屏幕上欣赏这些风光旖旎的照片，仿佛又回到美好的旅途。没想到，这套丛书出版的时候，配上我自己拍摄的这些照片，图文相得益彰，成了一套图文并茂的书。

叶永烈

2008年6月18日

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