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平实、沉细的笔触，翔实地追述了苏翰彦一生的烟波风涛与履印行迹，不仅反映了一个生长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生命历程，在历尽坎坷之后依旧百折不绕、坦荡磊落的晚晴霞晖；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从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运动，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到解放战争中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丰富的史料呈现中，加入作者许多的亲见亲历，写来真切生动、曲折感人。特别宝贵的是，在全国性的图书出版平台上，它以文字记述了广东民盟发展的历史，系统地反映了中山盟的创建和在国家建设当中做出的贡献。

苏伯一生诗兴很浓，文思敏捷，个性也敏锐善感，很富有诗人气质。记得曾有文坛耆老如此叹息：如果苏翰彦早年不从政，而坚持笔耕、创作的道路，他一定可以在文学上见出高境，在诗歌上有更高的造诣。本书选用《落红护花》为题，正是因为苏伯晚年非常喜欢龚自珍的这一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井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深深寄寓在这两句诗里。他把自己晚年的诗词合集定名为《春泥集》，他一生追求进步，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日常的为人行状，也从来是甘于奉献牺牲，乐于利他助人的。他晚年常常在言谈中重提“落红护花”的意蕴，他在《春泥集·自叙》中说：“我们荫享的是前人植栽之大树，我们亦将以一己渺渺之身的春华秋实，化作落红春泥，滋润、烘托着后人。”他是把自己充满奋斗牺牲、血火汗泪的一生，视作可以化作春泥的春华秋实，即便落红飘散，辗转为尘，也要陪护着自己的理想，滋润着祖国的土地和烘暖着薪火相传绵延的后人。——落红护花，这确是苏伯一生最好的写照啊。

前记

第一章 苏家阿奶的“佬弟”(1915．10～1929．12)

 阿奶的荫护

 灯诗露头角

第二章 怒吼吧，北海!(1930．1～1936．1)

 新文化洗礼

 抵制日货运动

第三章 抗日烽火(1936．2～1938．10)

 新诗号角

 海燕翱翔

 兰蕙芳馨

 三江荟萃

 南路先声

第四章 追随张炎将军在南路(1938．11～1940．11)

 培训军事干部

 从乡村工作团到学生队

 劝张伯母献枪

 筹建抗日根据他

 深入虎穴

 周文事件

 协助张炎将军隐退

第五章 在187师的日子里(1940．12～1946．6)

 初见张光琼

 保护地下工作者

 战火真情

第六章 转战中山(1947．1～1949．10)

 襄助孙乾主政

 建立民盟组织

 “大树”下的作为

 策反——最大的危险，最多的贡献

 策动62军起义

 风云急变

 迎接解放

第七章 新中国旗帜下(1949．11～1956．12)

 曙光初探

 牢狱考验

 投身政协

第八章 沐雨经风(1957．1～1966．5)

 反右磨砺

 省民盟“机关长”

 团结求存

 小“四清”运动

第九章 坎坷历历(1966．6～1979．11)

 盛年历劫

 复职前后

第十章 晚晴霞辉(1979．12～2003．11)

 龙城秋思

 美加行脚

 两次生日会

读懂父亲——《落红护花》读后感怀

走进父亲(代后记)

附录：

 《春泥集》自叙

 广州“艺协”诗歌组与象征诗派的论争

阿奶萌护

苏翰彦，乳名佬弟，字觉民，号汉焱。笔名韩彦。1915年农历10月14日出生于广西北海(时属广东)一个小有产者家庭。

父亲苏宇兴，是个落第的知识分子。曾考过秀才，不中。后来执业中医，是当地颇有名气又肯对贫苦人家赠医赠药的一位中医生。祖父是个商人，在北海冬莱街开了一间“九八行”，替渔民买卖渔获物。“九八行”者，即把当地渔民送来的鱼或其他渔获物代卖出去的一种卖鱼店铺。每卖得100元，货主实收98元，2元付给九八行老板作佣金。这实质是一种服务型的收取低额管理费的商行，其经营性质有点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商业系统设立的经营“四代”(代购、代销、代储、代运)业务的货栈。但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里，却把它定性为“中间剥削”。不管是剥削也好，是服务也好，在北海，“九八行”当时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所以生意越做越红火，不久又在北海的中和开了另外一间。

母亲王惠容，广西合浦居田方人。居田方是当地一户大地主拥有的村庄，住着许多佃农，王惠容一家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王惠容从小就熟习农事。王惠容有两个哥哥，从小习武，练就一身武艺。因为不甘受地主儿子的欺负，一个哥哥出手打死了地主的儿子。眼看大祸临头，王惠容的父亲只好偕着一家人，找来一张小艇，趁着朦胧夜色，偷偷地驶出了居田方，逃到了涠洲岛匿居。多年后，直到王惠容十五、六岁时，一家人才搬回到北海的外沙，住在一条破烂不堪的小艇上，以捕鱼为生，从此成为“蛋家人”(即水上人)。王惠容的母亲是个当地出名的接生婆，又懂得以民间土法治疗小儿疾病。王惠容从小就跟着母亲学接生，又从母亲处学到了治疗小儿疾病的各种医术。尤其善以艾炙的方法抢救小儿的急症。这一项特殊的技艺，陪伴着她的一生，使她无论身居何地，都能以此技艺服务于左右邻里。

王惠容才貌出众，勤谨聪睿，性格开朗。所以，她虽出身于蛋家人家，经人介绍与苏宇兴相识，就深深得到苏宇兴和他的父母所喜爱。不久，便和苏宇兴结了婚。一个居住在海边的蛋家女，能嫁给当时当地颇有名气的商家的儿子，门不当，户不对，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

王惠容和苏宇兴结婚以后，跟随着宇兴和他的爸爸学做生意，很快就上手，并且做事麻利爽快，为人豁达大度。她白天忙里忙外，晚上又常常跟着母亲出外接生和为小儿治病。渐渐地，王惠容不仅成为苏氏家族的主心骨人物，而且在社会上也成为远近知名、威望颇高的女强人。

王惠容性格爽直热情，对人宽厚，善于协调各种关系，乐于为人排忧解难。因此，在当地民众中威望很高，苏翰彦兄弟姐妹先后降世以后，人们都尊敬地称她为“苏家阿奶”(当地人称自己的母亲为阿奶)。左邻右里，夫妻吵架找她，小儿打架找她，兄弟纷争找她，有急难危困之事需要帮助，更是第一个想到要“找苏家阿奶”。她的这种任侠好义、乐于助人、有担有当的个性品格，赢得了各方乡里的尊敬与爱戴，同时，也影响了整个家风，为子孙后代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苏宇兴与王惠容生有五男四女。老大苏乾远(剑吾)，二姐苏惠远，老三苏干远，四姐苏淑远，苏翰彦(远的谐音字)排行第五，六妹苏娴远(健铭)，九弟苏朝远，其中七妹、八弟早故。

民国初年，苏宇兴的父亲逝世，家道从此中落。但苏宇兴夫妇持家甚严，对子女更加严格要求。苏翰彦兄弟姐妹，从小就要轮流负责做家务。饭桌上掉下一粒米饭，都要挨打。若出言不慎，伤害了长辈或外人，更要挨重打。苏伯回忆童年生活时，常常说：他们兄弟姐妹，是在父母严苛的棍棒下长大的。

王惠容对于子女教育尤为重视。那时，苏家生活已相当困难，要供好几个子女读书，很不容易。但王惠容时时对年幼的翰彦说：“佬弟，我就是当掉屎裤，也要供你们好好读书!”那时候，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风潮，刚刚席卷神州大地，但在中小城镇中，仍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苏宇兴更笃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古训。因此，他禁止翰彦的两个姐妹——苏淑远和苏健铭出外读书，一发现，非打即骂。王惠容并不为此事同宇兴争吵，但她偷偷地到女子学校为淑远和健铭报名，不声不响地送她们入学。那时候女校学生都要穿校服，王惠容便把两套校服藏到楼下，每天一早，让淑远和健铭悄悄步下楼梯，换上校服，静静地把她们送出门去上学。在王惠容悉心呵护下，苏家兄弟姐妹和睦团结，互助互爱，个个子女均出落成材。大儿子苏剑吾是当地一位名中医；二姐苏惠远早婚，嫁到一富商家庭；老三苏干远抗日战争时在军队当军需处长，后随苏翰彦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组建中山民革组织，此后常年任职中山民革的负责职务兼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四姐苏淑远早故；六妹苏健铭，从小追随哥哥苏翰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中山市民盟组织负责人之一；七妹八弟早天，九弟苏朝远早年参加中共，并在越南参加越南共产党，曾任越南华侨青年师副师长，退役后当报刊编辑，1949年逝世于越南。

苏翰彦，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P3-5

决意执笔写下这个苏伯的故事，有一些富有个人色彩的原委。

苏翰彦，大家习惯叫他苏伯，曾任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里程中，他是对我影响至深的一位人物。1949年春，在苏翰彦和他的挚友、我的恩师李有杰的指引下，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参盟”不但是要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同时也是决定自己整个人生走向的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我从此和民盟结交大半生，至今仍为一名“老骥伏枥”的老盟员。李有杰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成“右派”，以后贫病交加，死于非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却始终与苏伯联系不断，交谊日深。苏伯生前，曾两次委请我执笔为他写一份较详细的传记，但当时我怕完成不了任务会被挨骂，不敢从命，力推荐由苏伯的大女儿燕姐执笔，我尽力协助为之。但他不以为然。年前他骤然驾鹤西行，此事终未能圆他心愿，至今想来，甚感内疚!

记得，苏伯晚年，每次打电话给我，都首先向我发问：“我是谁?”我总是回答：“您是我的引路人。”这个回答他是满意的。事实确是如此。

苏伯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参加进步活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解放战争中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是孙中山故乡——广东中山县民盟的创始人，参与了民盟南方总支部的地下工作，受命为策反领导小组成员。后期，还奉派联系民盟澳门分部，一直到该分部的结束及善后工作。他的一生经历波澜起伏、回旋跌宕。我追随他工作几十年，他同我谈过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往事，他个人历史中相当一部分的经历和场景，我或是其中的当事人，或是一位知情者。可以这么说：我是对他的历史了解得比较多也比较深的人，也是为他整理文稿较多的一个人。署他的名字最先发表于《广东文史资料．第40辑》的《中山民盟的建立及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活动情况》一文，就是我执笔整理的；他领头署名发表于《广东盟讯》总282期《怀念陆文浩同志》的文章，也是我执笔的。他向有关部门申请落实离休工龄的报告稿，也曾由我草拟，不过当时未符合他的要求，未被他采用。我也曾为他写过一篇小传，《粤海同心》编辑主任己签名同意发表，但因文中提到“身在曹营心在汉”一语，苏伯当时很不高兴，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一生，是身在“汉营”而非“曹营”，后来此文也就压下不发表了。这以后，处理由他署名的纪念张炎将军诞辰100周年的文章时，也因为一些枝节问题，很是伤了他的心。苏伯乃性情中人，平素为人任事，喜欢直来直去，大开大合。晚年，他病魔缠身，心情烦躁，常在儿女亲人面前发些脾气，这点我是很理解的。作为关系亲密的晚辈，我常开玩笑说：很多时候，其实我和他的儿女们一起，分享着他的特殊的父爱——包括他的种种洒泪之喜和雷霆之怒。可惜我未能带给他晚年更多的安慰，如今天人永隔，更是无以弥补，想来真是疚憾深重。

苏伯一生诗兴很浓，文思敏捷，个性也敏锐善感，很富有诗人气质。记得曾有文坛耆老如此叹息：如果苏翰彦早年不从政，而坚持笔耕、创作的道路，他一定可以在文学上见出高境，在诗歌上有更高的造诣。本书选用《落红护花》为题，正是因为苏伯晚年非常喜欢龚自珍的这一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井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深深寄寓在这两句诗里。他把自己晚年的诗词合集定名为《春泥集》，他一生追求进步，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日常的为人行状，也从来是甘于奉献牺牲，乐于利他助人的。他晚年常常在言谈中重提“落红护花”的意蕴，他在《春泥集·自叙》中说：“我们荫享的是前人植栽之大树，我们亦将以一己渺渺之身的春华秋实，化作落红春泥，滋润、烘托着后人。”他是把自己充满奋斗牺牲、血火汗泪的一生，视作可以化作春泥的春华秋实，即便落红飘散，辗转为尘，也要陪护着自己的理想，滋润着祖国的土地和烘暖着薪火相传绵延的后人。——落红护花，这确是苏伯一生最好的写照啊。

记得，胡适之先生早年常常强调：中国的新文化，应该重新建立为普通人治传的新传统。因为以往的史传，都是为帝王将相而设的；而一部真实的历史，其实是所有历史中人——从圣贤伟人到布衣百姓——所有史传实录的总和。海外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最近也指出过：个人传记虽是一个人的历史，却是史学家最原始的材料之一。离开了传记材料，历史的建构，无论规模大小或时间长短，都是不可能的。中外古今，无一例外。——有感于此，虽然我深知苏伯——苏翰彦并非什么名动公卿、关涉天下的历史大人物，然而他的个人历史，却不但在广大追求光明、进步的同辈知识分子中相当富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而且，也充满了各种动人心弦的传奇色彩。为了表示我个人对苏伯一生历史的敬重，也减少我内心对苏伯的一点遗憾，我便想利用最近的旅美探亲假期，努力完成他生前对我的嘱托，在苏伯的儿女们协助下，完成一本比较系统地叙述他生平事迹的传略，这就是这本小书的缘起和由来。应该说，此书虽然确实由我根据自己熟悉的资料加以整理归纳，执笔成书，但其中的资料补充和文字润色，苏伯的几位子女都对我提供了周详的帮助。在这里，我除了向他们表达由衷的谢意之外，还恳请各位亲朋好友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谢 炎

二○○五年元月一日于美国凤凰城初稿；四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正，六月十日脱稿。

读罢谢炎叔叔利用旅美探亲的空隙，长日伏案、辛苦写就的父亲传略《落红护花——苏伯的故事》初稿，我忽然想到一位远离故土的当代西方作家说过的一段话。

安德依·马金尼是一位出生在俄国、现在定居法国的当代小说家，他曾以自己的外祖母为主角原型，写出一部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自传体小说《法兰西遗嘱》。他曾这样谈及他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千百种理由背后其实只有一个真正的理由：把一个人从完全的遗忘里拯救出来，将他从死亡的阴影中解脱。我们无法忍受深爱的人死去，无法忍受他被遗忘所淹没，只好用书写重塑他的生命，让他摆脱死亡。这种神奇的力量，任何医生、哲学家、魔法师都无法办到，只有作家能够。”

父亲辞世后相当长的日子，我都不能习惯、也不能相信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海那边萦绕了多少年的那个具体的牵挂已经不存在了，拿起电话，就再也听不见他老人家隔洋传来的铜锣大嗓——或者国事家事的牵挂或者巨微备至的叮咛了。好几次父亲走进我梦中，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几位兄姐都说，他们梦见的父亲跟他们说着同样的话：你们搞错了，我没死，我哪里死了啊?……每每从梦中惊醒，泪流满面。谢炎叔叔或许还不能算今天一般世俗意义上的“作家”。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退休盟员，是父亲的一位年事略轻的同辈朋友、同事和至交。但是，他却同样以一枝笔的神奇力量——确实是任何医生、哲学家、魔法师都无法办到的力量，为我们把逝去的父亲重新复活了过来，从死亡和遗忘的阴影里拯救了出来。这些天披阅《落红护花》文稿，父亲果真带着我们熟悉的音容和神采，声口真切、栩栩如生地向我走近，穿越天人永隔的时空、两洋迢迢的云烟，走进我的时觉芜杂时觉寂寥的灵魂宅所里来，走进我的妻女声喧、大狗欢跳的现实存在里来。我自己作为父亲最小的儿子和忝为一位以文字为业的“作家”，忽然感到异常的愧疚：这样平实记述父亲的文字，自己竟然无暇念及，或许是——经历与笔力的不逮，根本无能力完成写及?为此，内心里，不能不对谢炎叔叔的辛苦劳作，充满深挚的感激。

从小到大，在众多兄弟姐妹之中(我们这个苏氏大家庭，有同辈人中少见的八兄弟姐妹)，或许从人生志业到性格气质，我都算是受父亲影响最深的一个人。我自己，从自小酷爱文学、立志以写作为终生志业，到成年后外向合群、乐天达观，也包括不安分、喜欢冒险犯难的个性，可以说，大都得自父亲的影响和遗传。但是，熟悉的朋友也都知道，我与父亲——尤其是晚年的父亲，其实从人生定位、精神理念到审美情趣等等方面，又是有着相当悬殊的距离的，有些地方，几乎是处在一条端线的两极上。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和情感寄托，此之谓也。我一直在这样问自己：除了因为作为儿子的缘故，谢炎叔叔关于父亲的这些文字，为什么会依旧打动我，烘暖熨慰着自己的心房?或者套用鲁迅先生当年一个文题《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在跨越二十世纪的存在情境和问题意识的今天，我们——自认为清醒的、批判的新一代知识者们，应该怎样面对我们的父辈，怎样理解和走近我们的父亲呢?

我喜欢“苏伯的故事”这一个副题。这位“苏伯”，也许不是什么声名显赫的人物——政坛耆老或者社会名流；但也不是一般市井的平头百姓。在“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以往的文学书写与历史书写，其实最容易忽略的，恰恰就是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广大中间阶层。由此说来，“苏伯”，或许可以看作是上一代、老一辈向往光明进步、并为之赴汤蹈火的中国读书人(知识分子?)巨大群体中的一个普通代表吧。父亲苏翰彦生前，曾任民盟广东省委秘书长暨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民主人士”。但无论在实际的权力和权位上，或是在具体的声名和业绩上，都只能算是普通而微末，简直是宦海滔滔中的一叶小舟。本来，似乎是无资格立传、出书的。但是，世界本来就是由“普通而微末”组成的。唯其因为普通与普遍，才更不可忽略。这本“苏伯的故事”，正是这样把一位长年生活在你我日常生活中的父辈一代人的向往追求、求索得失，以平实的笔触如实铺陈出来，让我们一下子贴近、走进了一个以往因为“普通和普遍”，反而变得习以为常、容易置若罔闻的世界。它所触碰的话题，其实深意大焉——“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父亲?”在这里，我愿意把这个越来越变得“普通和普遍”的问题，简约化为一个更为具体的面对——关于理想主义。当此被称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纪之交，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上一代、老一辈、上一个世纪曾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理想主义追求呢?

二十世纪的历史，从某一个意义上看，就是一部理想主义从发光、发热、成功、成型到扭曲、暗淡以至堕落、损毁，而又振作乏力的历史。理想主义，广义地说，即是指一种为了理想目标——信仰、真理、主义、价值等等，超越俗利计算而奋不顾身、义无反顾的精神追求。它其实不能作简单的“左”、“右”，“社”、“资”的划分，每一种社会情状、人生情状与思想情状中，“理想主义”都可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最近，知名作家龙应台在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一封信中，说了一段很沉痛的话：“如果说我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教了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都是不可靠的。”(《亲爱的安德烈之六-向左走，向右走》)

同时，二十世纪的历史，又是一部不断天翻地覆，今是昨非，昨是今非，“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历史。此方的“理想”，可能是彼方的“毒物”；昨天显赫的梦境，也许今天变成荒谬的笑谈；今天乐不思蜀的情境，又或是昨日口诛笔伐的“万恶之源”。于是，我们就时时听到这样的慨叹：在今天这个功利实利第一、流行时尚主导、物质消费挂帅的时代，已经不需要谈论“理想”了，已经没有“理想主义”的位置了。不要说弥漫官场社会的那些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了，君不见，如今在海那边的迎来送往、灯红酒绿之中，多少当初笔者熟悉的八十年代的热血之士、有识之士、有为之士们也都纷纷“解甲归田”——沉迷在官位的炫耀、级别的争夺与金钱名号的自炫自足之中。一位文友最近给我写信说，只是津津乐道于各种“主席”、“总裁”名头倒也罢了，今天许多的头头脸脸们，可是连每月领一百块钱国务院津贴都要写进名片头衔里，以作为“成功”的炫耀品呢!

我或许把话题扯远了。读《落红护花》文稿，读着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在民族危难、生民涂炭之时，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把国家的忧患、百姓的疾苦和民族的命运自觉压上自己的肩头，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去为国家事、民众事奔走呼号，并且把艰苦的行旅、跌宕的生涯化作自己的精神资源和生活乐趣，在经受历史的挫折与委屈时不屈不挠、挺然而立，同时依旧无怨无悔地继续奉献付出……。这是一页页真实具体的，没有矫饰、夸张的历史，谢炎叔叔的叙述，更带着一种平直简括的史笔风格。对此，你不能不动容、动情，有所感，有所思。这里面，也许可能关乎某一种主义信仰的追求和坚守，但是，也可以澄滤出一种无关乎具体主义信仰而超越历史时空局限的人性操守、人性精神。这就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主义自身所具备的超越性。换一句话说，这，也就是虽经挫折、扭曲，透过历史沉黯的烟云尘埃，理想主义在今．天仍旧富于魅力，仍旧向我们闪光、呼唤的地方。同时，这，或许就是我们作为父辈的下一代和下几代人，应该不但站在“同情的理解”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同时也可以站在“珍重和传承”的传统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去珍惜父辈这一段历史的地方。

是的，或许我不能算是一个“后现代”意义的，富于“革命”、“颠覆”、“解构”品性的思想者。我应该坦白地说，近年来我在自己的读书思考和交往观察中，逐渐认识到，以往那种动辄把过往一切看作“白纸一张”的思考向度，是片面的，其实它与“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一类线性单向的思维一样，同样是容易流于意识形态化的偏见的，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百年来不断发生翻烧饼式的民族自豪的精神因子之一。我觉得，我们应该像珍视自身的民族传统一样，以同等的心情珍视父亲一辈的历史(包括民国史、共运史和共和国历史等等)。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也不管其中流淌的是清浊浓稠，这一页历史确实已经成为我们自身传统和血液的一部分，精神起点和传统资源的一部分。虽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同样应该对这一段历史和传统采取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就像我们对待从孔孟、老庄以来，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所有人类传统文化遗产的批判、反思态度一样。这样一种言说逻辑或许是吊诡的：正因为理想主义在二十世纪面临的失败和挫折，使得包括父亲在内的先辈在整整一个世纪的理想主义追求——关于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社会公义、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社会权利的追求，还尚未在中国社会真正落到实处。惟其如此，今天，在这似乎处处充满末世享乐、铜臭弥天的流行风潮之中，理想主义追求的重新再定义、重新再出发，反而就变得愈加重要、愈加急迫。

也许是许多历史事件、过程的当事人之故，谢炎叔叔以惊人的具体过程描述和细节记忆(据我所知，他在探亲旅途中，手头并没有太多可供查据的资料)，复活还原了父亲人生的整个生活里程，包括他参与的好几个历史事件的现场情景。比如北海改名“苏觉民”(寓觉醒民众)投身五四新文化大潮的青少年时代，大学时期广州“中国诗坛”关于“象征派诗歌”的辩论，组建抗日救亡剧团、追随张炎将军建立吴川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国民军曲江战区的抗日征战，在中山辅助县长孙乾与土匪、“大天二”为铲除鸦片烟苗的恶斗，广州、中山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奔波省港策动国民党驻粤62军军长张光琼起义的曲折过程，以及四九年后惊动中央的“中山事件”冤狱的来龙去脉，一直到文革中在逮捕关押时期的不屈抗争……等等。许多故事和过程，都是我们做子女的以往闻所未闻，或者虽有听闻却不知其详的。读着《落红护花》文稿，我常常抚卷沉思：父亲留给我的最大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呢?或者说，父一辈的行迹，留存于我们今天血液中的，可能是什么，最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到了这两个字眼——担当。那种敢于为自己的人生、为社会公众给出承诺、承担责任的担当；那种当民族危难时、社会困厄时敢于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那种不吝名利、浮沉、毁誉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同时，也包括——为着承担责任而需要在日常琐细中勤恳敬业的担当，在面对顺境与诱惑之时那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担当……等等。父亲的一生，确实是坦荡磊落的，爱国爱家，利他助人，拿得起，放得下，有言有诺，有担有当的。这些年来，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之下，我们的家庭氛围，也一直以“有肩膀”，作为处世任事的基本标尺；我自己内心，确实是把“担当”，当作一个儿子、一个男人、一个布衣君子、一个现代读书人，最重要的人格构造和立身品行，来锤锻、要求自己的。我不想讳言，这个“担当”后面，就是以理想主义作为其基本质地的。

然而，诚如龙应台所言，对理想主义的褒扬不能是盲目的、轻信的。那种自以为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就可以傲视一切、横扫一切的道德主义的优越感，是尤其可疑的和有害的。寄生于理想主义之上，惟“理想”为大，自恃目标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以崇高的名义施行残暴与邪恶，号称为了天堂的目标可以为社会公众铺设通向地狱之路……等等等等，一部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这既是理想主义的扭曲与变形，也是理想主义的堕落与悲哀。读着父亲这部充满泪血歌哭的传记，想起这些年来自己亲历亲闻的许多理想贬值、革命变质的史实，真的有一种锥心疼痛之感。我以为，除了权势和权力，是检验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试金石以外；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能不能最终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福祉，真正造福于广大社会公众——包括他们的存在尊严与生命感受，更是衡量其虚实、真伪的最终的标尺。当一种从理想主义出发而最终导致理想主义的失落、理想精神的堕落从而损害大众利益、为祸社会发展的历史情势发生的时候，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应该敢于面对自己的人生抉择，面对一生的精神情感历程，对这种理想主义本身加以质疑、反思和批判，同时义无反顾地走上坚持革新、坚守符合人类基本价值的理想道路。其中，也包括坚守被权力和功利所扭曲的自由、民主、博爱的原初理想，坚持对权势说真话的求真立场、坚持被主流、权势所漠视的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等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常常理解经历过文革劫难的父亲一辈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晚年，面对远远背离了他们青春时代的理想追求的现实情状，所面对的沉痛和反思。“落叶萧萧深闭门，青灯照壁又黄昏。匡时有术空搔首，忧世无端徒捉襟。……”(见父亲《龙城秋思·春泥集》)在父亲众多的至交老友中，比如老作家黄秋耘伯伯，老画家黄铸夫伯伯(老延安、中央美院老干部)等，就曾多次向我这个晚辈后生，深刻剖白过他们这种悲壮却悲辛的人生经验和心路历程。父亲晚年，我曾有机会在1990初年，1997前后，和父亲作过几次推心置腹的深谈，平静交换过两代人对同一段历史曲折的不同经验感受。我发觉，多年的“从政生涯”(如果说民主党派工作也算一种“政”的话)，已经使父亲自然而然形成了两副面孔——“公家的”和“私人的”、“公众的”和“私下的”。在“私人”、“私下”的层面，父亲的许多反思和洞见，是完全达到了如黄秋耘伯伯等前辈一样的高度与深度的(所以在他的晚年，我听过许多次父亲对黄伯伯道德文章的赞许)。但是，一到“公家”与“公众”的层面，父亲这种反思和洞见，就有可能为紧跟时潮的大话、套话所代替，而且替代得似乎情感真挚、自然而然。我想，这是父亲多年的民主党派(尤其是民主同盟)工作历练中，长期持续并压力巨大的“政治正确”需求，所形成的一种扭曲而不自知的外在社会人格，这恰恰又是在父亲刚正坦直的性格特征之外，一般不易为外人察觉的一面。也因此，我对父亲晚年在他的日常言说、诗文书写里，一再表达的“虽九死其犹未悔”、“此心未减当年红”的精神，就既是钦敬的，也是有保留的。

面对二十世纪这么一页既是波澜壮阔也是苦难深重、既是柳暗花明却仍旧前路漫漫的历史，作为我们每一位当事人和过来人，仅仅是“不悔”——无论“虽死不悔”或者“青春不悔”，也许是远远不够的。——“红”，如果作为一种人生理想，确是可以坚守的。可以庆幸的是，父亲的一生从未处在权力的高位，甚至曾先后两次陷入冤狱困厄之中，他精神上始终高朗洋溢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之也确实很少受到权力和权势的腐蚀，反而在艰难、困厄中成为支撑腰杆脊梁的真实的精神力量，就此而言，父亲真的可以说是无愧于自己的一片赤心的。但是，——“红”，如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色彩，就无必要太“较真儿”了。历史已经证明，离开了“建设”的“革命”，必定沦为无根无底的“人祸”；“权力”的话语，远低于“权利”的话语；“主义”的话语，远低于“民族”的话语，更低于“生命”的话语。这一点，甚至连上一辈的革命领导人，在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历程中，基本上都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等等等等。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不那么“红”了，晚年的父亲，其实也不那么“红”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社会变得相对祥和繁荣了，黎民百姓的生活变得相对安逸富足了，国家重新走上了建设、发展的正道，自己的晚年生涯也充满了欢笑和诗兴，本来，这就足以告慰自己奋斗颠扑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了。我有时会感到默默的难过：以父亲如此真诚刚正、坦直热忱而广为亲友们爱戴敬重的个人品性，多年来，却形成某种似乎需要随时向某一个看不见的“方面”表白和表现“正确”，甚至有时带着一种下意识的表演状态的“公众性格”。比方，以父亲在古典诗词上沉酣的修养才情，他可以顺笔就写出“壮志似山心似海，诗怀如水梦如烟”，“沈醉原非因酒病，多情岂是为诗痴”，“老来偏爱莲花白，少年却喜状元红”，“塞北喜闻雁返早，江南怕听燕归迟”，“小园半角藏清淡……吟到兰花句也香”等等那些广受文友称誉的清词丽句，他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晚年的诗词里，加进那么多表白“政治正确”的时潮套话。我曾想过：一本《春泥集》，如果去掉了那些生涩的套话，会是多么有分量的“旧诗新写”的好模本哪! (确有我的学写旧诗词的老友，拿来作模本的。)——但是那样一来，也就没有了《春泥集》，也就不像“苏翰彦”了!记得有一回，我曾“倚小卖小”(倚凭父亲晚年对我的“纵容”)，委婉而坦率地对父亲说：以后最好不要把那么多的“时语”，写进诗词里去。父亲听罢皱了皱眉，淡淡说道：我已经这样写惯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却是隐隐透出沉痛的自白。这两种“公”、“私”性情在父亲身上显得这么不和谐，这是我这个深爱父亲的儿子，在父亲已经完全两袖清风、后顾无忧的晚年，最感到迷惑、也最感到不忍的地方。——也许，真的无必要苛求它、改变它?因为，那已经成为了父辈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中最真实、也最难更易的部分。——只是，细细想来，理想主义的原初精神的变质与走调，最早，就是从这种夸饰的“正确”，“正确”的道德化与无限化，以至变成一种表演性的虚假……所一步一步开始，一步步累积、变异、畸化的啊。

我明白，谢炎叔叔的《落红护花》文稿，没有打算在父亲的人生欠缺和历史反思的层面，作深刻的着墨。这或许是为文的难处，又或许是谢叔叔的宽厚。但无论如何，这却不能成为自己作为一位人文从业者的儿子，可以在这样一篇读后文字里“为先人讳”的理由。我曾在回忆秦牧叔叔的《邻家长辈》一文中(刊《万象》杂志2004年第四期)，坦诚直写了我与秦牧叔叔晚年的思想冲突并剖白了自己真实的看法。相较于秦牧叔叔的隆厚声名，我的父亲苏翰彦，或许只是一个普通而又普通的个案。但是，一如前述，那种真实人格中的两难扭曲，惟其因为其“普通而又普通”——它变成了千千万万的现当代读书人的一种集体品格，一种民族性的心理积淀，当一种曲折的历史进程出现时，它不期然就成为一种裹挟其中的巨大而负面的惯性堕力，并且在历史老人“谁之罪?”的责问之中难辞其咎——一如文革中那种“全民族疯狂”、“全民族堕落”的图景——其令人惊心动魄之处，就显露出来了。这，就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文革过来人(文革中，我也曾沈迷于红色狂热，批斗过老师，宣布过“和反动父母划清界限”)，应该对这种种“不悔”的说法，保持清醒头脑的地方；也是自己在这样一篇本来应该怀念父亲的文字里，加进了的审视的意蕴，意图更真实也更贴切地“走近父亲”的原因。只是我知道，即便是以“理想主义”作为切入点，自己谈得也还是相当浅表、相当粗略就是了。

父亲，以你天性的坦直、海量，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秉笔直书。此刻，清明雨霁，积雪消融。环望耶鲁校园的柳条槐枝上新萌的点点春芽，片片绿意，我又想起你多少年来深挚虔虔的一片“落红护花”之心。感谢谢炎叔叔，此时将一片落红从万千飞絮中拎出、捧起，化入朝露，将你重新复活，带到了我们的面前。——走近父亲，就是走近历史。爸爸，我要悄悄、轻轻地告诉你：你真的有一个非常像你的儿子。除了愈到中年，据说连五官神态、性格长短以至谈吐声口都愈加逼肖之外，尤其是，有一根超越时空、也超越生死的红线，将会永远永远，牵连着我们父子，成为我们在天人遥隔、海天遥隔之间，一条可以时时把盏相晤、心灵相照的永恒信道。那就是——或许指涉不同而底蕴如一的，我们两代人曾经共同守护过而至今仍在守护着的——理想主义。

结笔于2005年清明节后十天

耶鲁澄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