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之后有一个长期的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动荡的时代呼唤英雄，也造就了一大批英雄。他们指点江山运筹帷幄，创立了辉煌的业绩。本书不虑饰、不浮夸，严格忠实于历史原貌，有助于澄清大众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误解。

东汉末年帝国分裂，从这时起到589年杨坚统一全国，其间近400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时朝。本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生动的语言，刻画了众多历史人物的鲜活形象，真实再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讲述有助于读者消除某些错解，对于读者正确认识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鲁肃：三国鼎立的总设计师

荀彧：最后的汉室忠臣

诸葛亮：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王导：南渡衣冠的希望

谢安：天下苍生的依托

王猛：关中第一良相

崔浩：深受宠幸的改革家

杨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苏绰：汉人士大夫的领袖

赵翼的说法有一点不假，王导的祖先和后代出了许多名人。后代出名，肯定是沾了王导的光，而王导享有重名，走上政坛顶端，除了个人因素外，祖先的身份也帮了他的大忙。

王导的籍贯在琅邪郡临沂县(今山东临沂县北)。琅邪郡以现在的沂蒙地区为中心，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地区仍然以贫困著名。在王导那个时代，即使称不上穷山恶水，也算不上丰饶富足。尽管如此，这个地方对中国历史的走向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伟大胜利；另一次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一个伟大的家族——琅邪王氏——对当时的政治影响长达三百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追溯起来，王导家族的发达应该归功于他的从祖父王祥。按史书记载，王祥是西汉谏大夫王吉的后代。谏大夫的级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级干部，没有固定职责，而且没有人数限制，可以多至几十人，这显然不是什么重要的官职。所以，即使王祥确实是王吉之后，王吉也不会对王氏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王祥的祖父王仁在东汉做过相当于处级干部的刺史，主管监察，而他的父亲王融没有当过任何官，因此，到王祥这一代，王家可以说已成为真正的平民百姓。

王祥五十多岁的时候，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徐州刺史吕虔，聘请他出任别驾。以后，王祥历经曹魏、西晋两代，一直官运亨通，做到级别最高的太保。和从孙王导一样，王祥似乎也没有干过实质性的事情。如果说王导沾了王祥的光，因此官运亨通，那么，王祥又因为什么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呢?推测起来，可能是道德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王祥在中国历史上出名，不是因为他的官位，而是因为他名列“二十四孝”。王祥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继母朱氏比较狠毒，经常殴打小王祥，而且常常在父亲王融面前说他的坏话，从此，父亲也不再喜欢他。但是，王祥没有因此怨恨父母，父母一旦生病，他总是衣不解带地在床前伺候，而且亲自端汤送药。有一次，继母突发奇想，大冬天想吃鲜鱼。王祥二话没说，出门来到河上，脱下衣服，准备用身体融化寒冰，为继母捉鱼。这一行为肯定是感动了上苍，坚冰忽然自行开裂，两只鲤鱼跃出水面，帮助王祥解决了大难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卧冰求鱼”的故事。继母后来又想吃烤黄雀，既然王祥已经感动了上天，所有的难题不再是难题，黄雀愿意为王祥做出牺牲，几十只黄雀主动飞人他的帐幔中。大概知道难不住王祥，继母以后再没有给他出过什么难题。后来，徐州发生大乱，王祥偕继母和弟弟王览，逃到庐江郡(治所在今江西庐江县西南)避难。为了照顾继母，王祥拒绝出外为官，就这样，在那里隐居了三十多年，一直到继母去世，他才应吕虔聘请，返回家乡任职。

正常情况下，王祥大概也只是一个出名的孝子，运气的是，遇上了一个特别注重“孝道”的时代，他的行为因此收到了很好的回报。中国古代的皇帝，一般高举“忠君”、“孝亲”两面旗帜，不过，对“忠君”的重视要大于“孝亲”。想想看，一个人只孝不忠，对皇帝是不是有害无益?但是，西晋的情况却有些特别，司马懿父子身为曹魏大臣，却残忍地杀害了曹魏的皇帝高贵乡公曹髦，并最终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司马氏当然希望他的大臣仍然忠于自己，但高擎“忠君”大旗却是力有余而心不足，因为“忠君”的旗帜一旦沾上弑君的鲜血，在人们心目中就不再神圣，也丧失了应有的号召力。于是，帝国“忠君”的旗帜徐徐下落，“孝亲”的旗帜一枝独秀，越发显得耀眼醒目。

于是，没有多少作为，以孝道著称的王祥，走入了司马氏的视线，在曹魏并不显赫的他，在司马氏掌权后，一路蹿升，最终升到了太保这样的高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王祥的影响下，帝国孝风尽吹，孝子遍地开花，即使以奸佞著称的贾充、何曾、荀颉，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孝子。  王祥的道德，当然还有他的官位，令琅邪王氏名满天下，这肯定是以后王氏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不过，以后继承王祥衣钵的，倒不是王祥的后代，而是他的弟弟王览之后。王览子孙显贵，据说和一把宝刀有关。

当初，聘请王祥的吕虔，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把宝刀，整天佩在身上。有一个工匠看到这把刀后，告诉吕虔，只有能当上三公(级别最高的官员)的人，才能佩带此刀，否则有害无益。吕虔自知做不到三公，认为王祥是最合适的人选，将刀送给了他。或者不想夺人所爱，或者担心佩带此刀有害无益，王祥坚辞不受。但是，在上级的逼迫下，王祥最终只能接受。工匠的话后来得到了应验，王祥不但当了三公，而且还做到了太保的职位。王祥去世前，如同交接接力棒一样，将刀交给了弟弟王览，他说：你的后代必然会兴旺发达，你完全有资格佩带此刀。

这里有一个问题难以说清：到底是宝刀带来三公之位，还是能做三公的人才适合佩带此刀。如果是后者，这把佩刀对王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宁愿相信，宝刀与三公之间确实没有任何关系，宝刀只是一种希望的寄托。

王祥去世前，他的五个儿子只剩下了两个，其中一个还是庶子，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将佩刀交给了人丁兴旺的王览。除此而外，王览数次救助王祥，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王览和王祥不是同母兄弟，前者是王祥继母朱氏所生。朱氏对王祥十分暴虐，而王览却与哥哥相处得很好。在他只有几岁的时候，朱氏只要殴打王祥，王览必然哭着抱住王祥，朱氏的拳脚大都落在了亲儿子的身上。朱氏让王祥干重活、累活，王览抢着和哥哥一同干。后来，王祥名声越来越大，朱氏十分嫉妒，在酒中下毒，想害死王祥。王览知道后，抢夺酒杯，王祥也怀疑酒中有毒，坚持不肯给他。朱氏无奈，夺过酒杯，将酒倒在了地上。以后，只要朱氏给王祥送饭，王览总要先尝一下。朱氏担心王览被毒死，从此不再毒害王祥。

王祥是一个道德十分高尚的人，对继母尚且能以德报怨，何况对数次拯救自己性命的弟弟王览呢。兄弟二人本来感情极为深厚，再加上一些感激之情，王祥将佩刀交给王览，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把饱含希望的接力刀，传给王览后，似乎并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王览官位不低，但也只是一个闲职。他的六个儿子也没有大红大紫，担任的大多是中级干部，只有老五王彦——王导的五叔——做到了副省级。但是，这些连绵不断的官位仍然十分重要，为王导日后的发迹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除了王祥、王览兄弟外，琅邪王氏的另一支王戎家族的显贵，对王导的政治前途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王戎是王导的族兄，在他之前，这一家的名声没有王祥响亮，但政治势力却要超过后者。王戎的祖父王雄与父亲王浑都担任过相当于省长的州刺史，是真正的封疆大吏，叔父王义担任过都督幽州诸军事，相当于独当一面的军区司令员。王戎本人在中国历史上以吝啬著称，是中国版本的葛朗台，他的一些爱财如命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而名列竹林七贤，是他出名的另一个原因。王戎后来官至三公之一的司徒，不过，他并没有在当时政治上发生重大影响，他起的作用是，为琅邪王氏的名气增光添彩。

相比之下，王戎的从弟王衍——王义之子——对王氏和王导本人影响更大。王衍也许在历史上并不十分出名，但在西晋，却是文化界和政界的双重领袖。他有一副令当时人嫉妒得要命的漂亮容貌，还有一张能言善辩却不谈实事的嘴巴，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无聊的东西，却是当时名士必备的条件，甚至是为官从政的重要条件。据说，王衍和别人辩论时，能随时更改自己的观点，而且总能自圆其说，当时人称他“口中雌黄”，后世“信口雌黄”这一颇含贬意的成语即渊源于此，不过当时却是对王衍的极端称赞。年轻人因此对他仰慕、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纷纷模仿他的一言一行。王衍的政治才干如何，没有确切记载，但是，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职务，他都担任过，最后，他做到了比司徒级别还稍高一点的太尉。在西晋末年的混乱岁月里，他与八王之乱中的最后一王司马越相结合，操纵朝政。当西晋即将土崩瓦解之际，他们又派遣司马睿、王导渡江经营江南，以作为自己的退身之路。王衍最终没有能够南下，因为不久以后，他在一次决定西晋生死存亡的战役中，被羯族首领石勒俘虏并惨遭杀害。但是，正是有了他的安排，才有了东晋政权的出现，他的族弟王导也因此走上了中国政坛的顶峰。

P85-89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书虫，不是冬烘先生。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这些士大夫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呢?这又要说到中国古代士大夫一个传统，就是，他们要忠心辅佐明主，或者把自己辅佐的人培养成明主。他们自己决不坐天下，只做帝师，辅佐明主坐天下，去实现他们的治国理想。我们历数古代的名相、名臣，从先秦的管仲、乐毅，到汉朝的霍光、蜀汉的诸葛亮，从唐朝的魏征、宋代的赵普，到元代的刘秉忠、明朝的刘基，莫不如此。刘备三顾茅庐，隆中问计，请诸葛亮出山，朱元璋聘请浙东刘基、叶琛、章溢、宋濂到自己的军中，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种种故事，向来脍炙人口。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人的官都做的，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他们认定的“道”不能实行，他们宁可不做官。

那么，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他们心中的“道”是什么?换句话说，作为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终极关怀又是什么?一言蔽之日：“安民”。

如何安民?扫灭群雄，一统天下是安民；制礼作乐，建立秩序是安民；治水开山，兴农殖货也是安民。为了安民，他们展现出惊人的胆略和智慧；为了安民，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安民，他们呕心沥血，不惜拼死直谏。他们的安民，往往是通过忠君来表现的。忠君是手段，安民才是目的。阿谀逢迎并不是真的忠君，“以道事君”，不惜犯颜直谏，使君归于正道才是真正的忠臣。

靠什么安民?有一个著名的掌故，说到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历仕太祖、太宗两朝，三度为相，他曾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不论是戡乱平叛、统一天下，还是富国裕民、臻于至治，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都只用半部《论语》就够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手中的法宝，他们认为以此治国平天下将无往而不胜。其所以能够取胜，则在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爱民才可以安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爱民就无往而不胜，半部《论语》足矣!

历代文臣治国，也并非纯用儒学，儒、兵、法、道等等，不免杂用。历代治世能臣，也并非都能够一帆风顺，施展才华。有人有幸遭遇明主，受到信任，柄政握权，一展抱负；有人明珠投暗，受到猜忌，被人嫉恨；有人生居显赫，死蒙哀荣；有人功成身退，百代流芳；也有人作威作福，遭人唾骂。治世能臣也各有七情六欲，甚至并非正人君子。而他们每个人的不同际遇，不同风采，又各留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可供我们品味和咀嚼。他们在治国安邦中展现的高超智慧和精湛谋略，则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可供我们继承和借鉴。至于那些品德高尚，心系百姓忧乐的仁人们，借用宋代范仲淹的话说，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堪称读书人的千古风范了。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毛佩琦

2006年10月31日

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