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书云：“怒向刀边觅小诗”(一作“刀丛”)，本书以“刀边”命名，乃为凸显作者“立意在反抗”的本意，而有别坊间惟以知识见长的书话。所谓“书话”，说的是书，随意如话。

本书从《鲁迅全集》中选出，内容与书刊及著译者相关，涉及书的生成、流通、禁毁、影响，以致具体的阅读，等等。编入文章分四部分：1．出版史、书厄史、阅读史；2．为他人的著译作序；3．为个人的著译作序；4．读书经验谈。

这是鲁迅的一部关于图书的文化随笔集。

鲁迅不但是著作家、翻译家，而且是编辑家，一生编印了大量书籍。他深知书籍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历代统治者控制书籍出版与流布的罪恶。本书共分四辑：一、出版史、书厄史、阅读史；二、为他人的著译作序；三、为个人的著译作序；四、读书经验谈，充分体现了鲁迅的自由民主思想。特别在其晚年，由于处于国民党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所写的书话，便每每突破知识学的限阈，而凸显反抗的锋芒。

青年必读书

十四年的“读经”

从帮忙到扯淡

“题未定”草(六至九)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之余

谈金圣叹

隔膜

买《小学大全》记

杂谈小品文

小品文的危机

四库全书珍本

选本

由聋而哑

关于翻译(上)

华德焚书异同论

《尘影》题辞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进化和退化》小引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守常全集》题记

《草鞋脚》小引

叶紫作《丰收》序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萧红作《生死场》序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白莽作《孩儿塔》序

我和《语丝》的始终

“论语一年”

祝《涛声》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竖琴》前记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华盖集》题记

《华盖集续编》小引

《坟》的题记

写在《坟》后面

《三闲集》序言

《二心集》序言

《伪自由书》前记

《准风月谈》前记

《花边文学》序言

《且介亭杂文》序言

《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读书杂谈

看书琐记

看书琐记(二)

看书琐记(三)

读书忌

随便翻翻

书的还魂和赶造

随便翻翻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竞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功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 “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P273-P276)

鲁迅：“带着枷锁的跳舞”(代序)

早在留学日本时起，鲁迅决心去医从文，走“摩罗诗人”的道路，把自己置于反抗者的位置上；这样，他一生遭受权力者和专制政冶的压迫，就成了势所必至的事。

在北京，继女师大风潮之后，鲁迅介入了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从形式上看，可称“私人论战”。及至上海，国民党的“党国”开始建立，在“一党专政”之下，他所面临的已是意识形态控制日趋严密的局面了。1928年，国民党当局颁布了“著作权法”，规定有违“党义”及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的出版物不能注册；1929年，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审查条例》，同年还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1930年又颁布了《新闻法》和《出版法》，规定书刊必须事先申报登记，获准后才能出版，至于涉及“党义”等敏感问题的还要进一步送审。1933年由政府教育部颁布查禁密令，附抄作者黑名单，手段更为隐密。至1934年4月，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6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所有书刊必须送审，如不送审，即予以惩处。各个层级的审查委员会豢养了大批书报检查官，鲁迅称为“叭儿”；在审查过程中，他们“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随意删改和禁止，于是乎出版界只余一片荒漠。

在书报审查制度下，鲁迅受到的威胁，远远超出北京时期。在他的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写作困境：“遇见我的文字，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官老爷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内容”；“最近我的一切作品，不问新旧全被秘密禁止，在邮局里没收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

鲁迅一直提倡“韧战”，对反抗斗争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然而，禁锢与压迫的严酷，仍然超乎他的预想。这对于一个“精神战士”者的意志、耐性和智慧，都是一场考验。他不得不在斗争的坚持中迅速作出调整，他把这叫做“周旋”、“钻网”，叫做“带着枷锁的跳舞”，或“戴了锁链的跳舞”，或“戴了镣铐的进军”。

题作《夜记》的系列作品之一《怎么写》劈头一句是：“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本来，对于自由写作者来说，“写什么”是不应当成其为问题的，此时居然成了问题。鲁迅既要直面人生，就不能不谈大屠杀，从“三·一八”惨案到“四·一二”清党，他都确实写到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前者还可以直接抨击“政府”、“国务院”，痛斥“中国军人”、“杀人者”，到了国民党治下，却是“吓得目瞪口呆”，揭露的文字也不得不变得“曲曲折折”、“吞吞吐吐”了。1933年上半年，鲁迅还可以随时发表时评；及至下半年，形势陡变，则只好借谈风月而谈风云。只要比较一下写于同一年的《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的目录，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迫不得已时，鲁迅不惮站出来说话，如左联五作家被害，他的反应是激烈的；在通常情况下，大抵仍然是从侧面、从背面、从壕堑里进行他的伏击战。

这样，鲁迅倒过来从“怎么写”过渡到了“写什么”，正如他所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他在文中大量使用典故、反语、隐喻，越过为语境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而奔赴目标。对付报刊忌讳他的名字，他使用并频繁更换笔名，乃至近百个之多，成为世界上使用笔名最多的作家。这些笔名，完整地被他保留在集子里。对于文中被检查官或编辑删改的地方，编集时他特意从旁加上黑点，或用黑杠标出，或在文末加写“附记”，且不忘在序跋中加以说明。总之，他极其固执，一定要在文字中留下自己所身受的各种明诛暗杀的事实，官方书报审查的劣迹；用他的话说，因为那是“党老爷的蹄痕”。

除了创作，他十分看重翻译，从留下的文字遗产看，译文的分量甚至更大。翻译对他来说，是“偷运军火”，借用国外的思想文化武器破除官方对言论的钳制。从他的译著看，除了文学作品，还有理论著作。他十分注重介绍苏俄，以及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对于苏联，也介绍著名的“不同政见者”如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同路人”的作品。他以译作直接介入中国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对于翻译，他的选择是十分严格的，目的性十分明确。譬如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故意撇下其中题为《文学者和政治家》一文不译，据他在后记里介绍，原因是由于原文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所以文学家和政治家是接近的。他表示说：“我以为这诚然也有理，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我们的文士们的思想也特别俭啬，所以全书中独缺那一篇。”这是典型的“拿来主义”，用自己的眼光来拿。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上，鲁迅与原作者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著名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过：“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因此他认为，“要维持现状”的政治与“不安于现状”的文艺不免时时处在冲突之中。

鲁迅不但从事著译，而且热心于做编辑，办刊物，搞出版。他的目的，归根结底在改造中国这一点上。他要借刊物培养更多的战土，以集团的力量对付强大百倍的反动政府和专制制度。从日本流产的杂志《新生》，到北京时代的《莽原》、《语丝》，到上海的《奔流》、《萌芽》、《译文》等等，可谓从不间断；此外还参与别的报刊的编辑，包括有名的《新青年》。一个刊物封闭了，停办了，接着再办一个。仅为复刊《译文》的努力，即可见到他的用意与决心。当他和青年朋友的书稿无法出版时，就搞地下印刷，诸如“奴隶社”、“三闲书屋”之类的临时出版社，就这样搞了起来；而一批违禁的书籍，也就这样走出了地面。

出版图书的时候，无论著译，鲁迅都极其看重序跋的写作。他历来重视“边缘”，序跋也是边缘，从边缘进入中心。举例来说，像《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篇幅比正文长得多，其中虽然多是报章剪贴，却保留了文网史的大量的故实；加上作者随机的批评，结果确如他所说，有了这样的“尾巴”，形象便见得更完全了。

“王溶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曾几何时，一个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威赫无比的政权，在一个早上黯淡收场；而希望自己“速朽”的鲁迅的作品，却在反抗它的斗争中获得了不朽的意义。历史悖论的力量如此，令人惊叹。

2006年10月19日

鲁迅的著作中，充满着战斗精神，创造精神，以及为劳苦大众请命的精神。

——许寿裳

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郁达夫

他的存在比起高尔基的存在更为清洁。

——[日]山本实彦

伏尔泰是高喊“反抗”而切恨“宽容”的，是他燃起了法国革命。同样的，鲁迅是更努力的在激发中国大众的情绪来反抗一切精神上物质上不可忍受的痛苦，拿鲁迅与伏尔泰相比拟，真是再恰当不过。对于专制制度的反抗，他们处于不同的国度，却同是一员猛将。

——[美]埃德加·斯诺

他体现着新与旧的冲突，同时也体现着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中突。他从不曾得到他的同时代人胡适和周作人所曾享有的那种宁静的心境，但他却是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更其伟大的天才。

——[美]夏济安

西方文化研究忽略了鲁迅的作品实为一种耻辱，任何无知的借口都无法弥补这个缺陷。

——[美]詹姆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