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会随着贸易的日益国际化及互联网的无孔不入而减小吗？

文化的根源如此千差万别，世界大同有可能实现吗？

性别因素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会压倒民族物质吗？

我们怎样才能精确而清楚地区分不同的文化？

气候环境如何决定一个民族的行为特质？

在本书中向大家介绍作者自己的文化分类模型，其依据是63个国家或民族40年来数以万计的调查报告以及作者在公司内部进行的实地观察和交流，供读者阅读参考。

本书作者是跨文化管理大师、全球最具声望的跨文化交流专家和语言学家之一、国际语言和跨文化培训机构上市公司主席。他精通十种欧洲语言和两种亚洲语言，曾为IBM、奔驰、诺基亚、劳斯莱斯、沃尔沃、德意志银行、英国航空公司、联合利华等世界领先企业成功组织过管理培训课程和研讨会活动，当过日本美智子皇后和皇室其他成员的家庭教师。本书是跨文化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

绪论：三种决定论

第一章：从公元前200万年到公元2000年：

文化的根源和路径

一、不完全的历史

二、文化遗传还是文化设定?

三、根源和路径

第二章：文化与气候

一、东边的故事

二、气候作用的效果

三、结论

第三章：文化与宗教

一、影响宗教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因素

二、伊斯兰教

三、印度教

四、犹太教

五、耆那教

六、锡克教

七、佛教

八、神道

九、基督教

十、宗教全球化

第四章：世纪之交的世界观

一、文化的分类

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对比

第五章：文化眼镜

一、英国人和法国人

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

三、美国人和日本人

四、结论

第六章：文化黑洞

一、不同国家的文化黑洞

二、政府催生的文化黑洞

第七章：认知过程

一、语言和思想

二、集体性和个体性思维过程

三、逻辑何其多

四、时间观念

五、认知习惯的转变?

第八章：环太平洋地区——第四种文化生态

一、沿河文化生态

二、地中海文化生态

三、大西洋文化生态

四、环太平洋文化生态

第九章：中国现象

一、中国的成就

二、近代中国的衰落

三、中国现象

四、历久弥坚的中国文化特质

五、结论

第十章：美国化还是亚洲化?

一、美国时代

二、日本模式

三、亚洲化

四、“男性气质”及西方的理性传统

五、东方和西方

六、亚洲模式

七、结论

第十一章：文化与全球化

一、全球化

二、信息科技与全球化

三、文化本身的标准化

四、答案：文化适应

第十二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帝国

一、预示未来的文化特质

二、过去的帝国

三、迫在眉睫的中国时代

四、未来的同盟者：谁欢迎中国?

五、民族国家的持续存在

第十三章：结论

一、文化冲击

二、了解并进入其他文化生境

三、西方能融入世界吗?

四、倾斜的平衡

尾声：“9·11”之后

一、伊斯兰教的兴起

二、欧洲的摩尔文化遗产

三、十字军东征

四、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共存

五、伊斯兰教自身的问题

六、西方的教训

七、西方的去路

附录：分类文化特质表

回头再看欧洲的情况。在地中海沿岸地区，阳光和热度对人们交谈习惯的影响清晰可辨。法国南部地区、意大利热那亚以南地区、西西里、希腊以及半个西班牙的天气都温暖宜人，它吸引着人们走出户外。希腊人、那不勒斯人、西西里人以及安达卢西亚人因此把生命中一大部分时间消耗在街上——家门口、路边咖啡馆、露天酒馆、餐馆、码头、海滨以及村镇广场等所在。在这些地方，人们进行着不紧不慢、冗长琐碎的交谈。意大利人说，说话又不花钱，为什么不挥霍?在这些国度里，交谈是一门艺术，一件社交乐事，一个永无穷尽的活动。交谈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是一条收集并分享信息的途径，一种同时服务于社交和商业目的的宝贵交流方式。

“流言蜚语”这个词对北欧人来说具有肮脏的内涵，但在地中海以及其他气候炎热地区的文化中，流言蜚语却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每天晚上，你都可以在西班牙的“漫步”风俗中看到这一点：男人和女人绕着市镇广场相向而行，在擦身而过时互相大声问候、恭维、辱骂和交流八卦新闻。意大利的“侃大山”活动由女人在家门口、男人在咖啡馆中进行，它是一种社会黏合剂，能使人们意见统一并增进彼此间的信任感。

北欧人、英国人、荷兰人以及德国北部居民无法从这种从容不迫的户外交际风俗中获得好处——气候条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相反，他们依赖事实、数字和计算机。(在温暖地区)阳光鼓励人们在户外活动，进行有益的讨论，就某个问题或话题进行从容的全方位探讨。人们进行着深入的调查研究，尝试各种各样说服他人的办法，反复强调着炽盛的愿望。北欧女人在听到“不”字之后会转身就走；而南方的拉丁男子会带着相应的身体语言去百般恳求、甜言诱哄、卖弄唇舌或是插科打诨。户外交谈使人们倾向于使用身体语言。要是在日本狭小的办公室里使用意大利式的夸张手势，你的手肘会撞到墙壁；在瑞典，这样的动作会让你碰翻桌上的花瓶。

阳光使旅途中的人们不必行色匆匆，同时赋予了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希腊人开朗而喜气洋洋的外表，这与冷淡的北欧人、多疑的德国人以及紧蹙苦瓜脸的英国人恰成对比——他们不习惯无止境的喋喋不休。在欧洲拉丁人中，只有葡萄牙人不那么多嘴多舌。葡萄牙人从总体上说也相当健谈，但他们的言语经常会因忧郁而减少——当他们忧伤地谈起乡愁、说着死亡以及他们面临的其他问题的意义的时候。据说，葡萄牙人与其他拉丁人在言语习惯上的不同是源于这个国家寒冷的大西洋海滨地区。尽管葡萄牙的南部地区阳光灿烂，但它没有一寸国土与地中海相连。

在欧洲南北两个极端之间，气候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交流习惯。德国从南到北分布着不同的气候类型——巴伐利亚人因此比普鲁士人更容易相处。波兰的凛冽冬天使当地居民身上斯拉夫人的急性子有所收敛，而容易激动的米兰人和都灵人则比罗马人更加敬业，话也要少一些——不过少得不多。英国的情况相当特殊。人们常说，别的国家有气候，而英国却真的是有天气。英国的天气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毫无疑问是多变的。这对英国人来说倒是件好事——否则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相互交谈(就像那些在火车上读报纸的人那样)。在和英国人打交道的会时候，天气是绝好的开场话题，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对这个话题感到厌倦。

P19-20

本书出版之时，跨文化研究者们正就人类在21世纪早期的发展前景进行激烈的辩论。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人们日益意识到了文化差异的重要性。这种差异无疑会阻碍规则标准化的快速进展，也将使人们难于就共同目标达成一致意见。文化差异会随着贸易的日益国际化以及互联网的无孔不入而减小吗?还是说，由于文化的根源如此千差万别，世界大同根本无法实现呢?性别因素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会压倒民族特质吗?我们怎样才能精确而清楚地区分不同的文化呢?除去为学术研究提供方便之外，文化分类还能为我们带来行之有效的标准化管理方法吗?

如果我们打算对国际关系变化进行预测，主要的依据究竟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层线(civilizational fault line)，还是各民族自身的特质呢?历史真的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在1989年终结了吗?在那些文化延续了2000到5000年的民族——比如日本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眼里，对欧洲来说意义无比重大的苏联解体不过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小小波澜吗?我们身上那些由人类进化过程设定的普遍文化特质会被遗传工程消灭吗?生物工程会破坏人性(不是指人种)吗?乔治·奥韦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那些悲观的预言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呢?

我在本书中谈到了其中一些问题，此时我更倾向于支持那些强调文化变动之缓慢的作家(比如泽尔丁、霍夫斯泰德和戴蒙德)。此外，正如我在后面章节将要讲到的那样，我仍然相信文化中的核心信念根深蒂固，足以抵抗这个世纪中大多数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过滤和侵蚀。坚持自己的文化是一种久经考验的生存技术，迄今为止，我们又有什么其他的可靠选择呢?

文化分类是一个引人人胜的问题，它考验了20世纪几位大师级人物的想象、观察和分析能力，首当其冲的就是爱德华·霍尔、弗洛伦斯·克拉孔和弗雷德·斯多特贝克。如今，霍夫斯泰德的长期研究及发现也受到了挪威学者保罗·戈德汉和奥德-努尔哈格的挑战。按照这两位学者的看法，霍夫斯泰德的结论并不可靠，一方面是因为它已经过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霍夫斯泰德使用的原始数据没有代表性——它们都来自于同一家男性员工人数占压倒优势的大型跨国企业(IBM)。

戈德汉和努尔哈格亲自对欧洲11所商学院的1335名学生进行了调查，他们的主要结论是欧洲普遍出现了大幅度的价值融合，而两性差别的重要性也许已经超过了民族特质之间的歧异。

按照我自己的调查和研究，在欧洲并没有多少价值融合的明显例证(亚洲就更少)。戈德汉和努尔哈格的调查比霍夫斯泰德晚了20多年，他们应该选取比19到26岁之间的MBA学员更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此外，他们的调查结果也受到了调查对象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比例失衡、调查对象过于年轻且心理具有年龄特征等因素的干扰。

我认为，两位挪威学者关于性别差异日趋重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我在本书最后几章中也会讲到这一现象。不过，他们需要留意的是，性别差异有其文化基础，它在各个国家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我将在本书中向大家介绍我自己的文化分类模型，其依据是63个国家或民族40年来数以万计的调查报告以及我在公司内部进行的实地观察和交流。我曾在十几个国家的许多公司里长期工作，因此能够通过观察人们在工作场所的实际行为来得出结论，而不只是从他们对调查的反馈中寻找答案。

看过了亨廷顿、福山、罗伯特·萨缪尔森、约翰-奈斯比特等人对未来经济、政治、科技和文明的预测，我决定将自己对未来的设想限定在以文化或历史为背景的特定趋势上。我更愿意“回顾未来”，看看几种主要文明在以往漫长岁月中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拿经济学家或政治分析家的预言来碰运气。我怀疑，他们的许多预言最终都将出现在第十二章里，跻身我搜集的荒唐预测之列。

我相信，预言末日的先知们终将露出破绽。世界没有在公元1000年毁灭，而福山自己也承认，历史在被他宣布终结之后不久又恢复了生机。我几乎可以相信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1996)这一杰作中所说的一切，但却不能认同他对生物技术成果的悲观态度——单是药剂师和药丸还不足以摧毁人类的灵魂。同样，我也不能同意亨廷顿关于中国、伊斯兰国家、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会爆发剧烈冲突的观点。泽尔丁对人类的适应能力和生命力及其对我们星球不可遏止的影响以及我们在信息时代拥有的诸多选择充满信心，对此我心有戚戚。戴蒙德认为人类的进步——包括文化方面的进步——植根于防止疾病的努力和食物生产的策略中，我觉得这一论点颇具说服力。如果说我们的世界染有两种痼疾，那就是艾滋病和饥馑，而不是政治问题。

对21世纪的趋势我只能略作猜测——这已经够危险的了——但我赞成泽尔丁和戴蒙德的积极信念，相信人类懂得如何自救，而文化也知道自己的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几乎纯属偶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奥地利下士也是绝无仅有的人物。各国政府已经比以前更加谨慎，拥有人类历史上最恐怖军备的两个强国之间的50年和平就是明证。正如我在“尾声”中所说的那样，人们实际上一直低估了伊斯兰教积极的一面。强大的中国没有称霸的野心，西方并不需要像政治评论家们所想象的那么担心。和平和贸易对印度和日本有百利而无一弊，而俄罗斯正在努力加入欧盟。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西方多样适应性的熠熠光芒。不错，西方有不团结和采用双重标准的弱点，也会犯下种种愚蠢的错误，但欧洲和北美最终结成的文化同盟将具有深广的组织和制度优势。具有足可抵御任何致命侵蚀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