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列传的形式书写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

　　冯雪峰、聂绀弩、巴人、孟超、牛汉、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绿原、舒芜、林辰、秦兆阳、蒋路……这些名字，不仅深深地嵌入了风云变幻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历史，而且也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息息相关。

　　刚直、狂狷、率真、超然、勇毅、坚韧、倔强、谦和、笃实……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富于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但当作者面对这众多的人生画面，钩沉提要，有机铺陈，在展现历史的同一性时，则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是人格的力量，这是悲剧的力量，更是理性的力量。

这是一部以列传的形式书写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冯雪峰、聂绀弩、巴人、孟超、牛汉、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绿原、舒芜、林辰、秦兆阳、蒋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富于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但当作者面对这众多的人生画面，钩沉提要，有机铺陈，在展现历史的同一性时，则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序

缘起

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聂绀弩：“我将狂笑我将哭”

林辰：恂恂儒者

蒋路：编辑行的圣徒

牛汉：“汗血诗人”

舒芜：“碧空楼”中有“天问”

韦君宜：折翅的歌唱

秦兆阳：何直文章惊海内

严文井：“一切都终归于没有”

绿原：诗之花在炼狱里怒放

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

楼适夷：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巴人：“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萧红曾有两次在鲁迅家吃晚饭，同桌还坐着一个很瘦、很高、头发剃得很短、穿着小背心的人，就住在鲁迅家里。鲁迅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萧红发现这个人很活泼，不大像商人，也能喝酒，还让别人酒，给她也倒了一盅。席间，他说到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西藏女人又如何。吃完饭，还谈起了鲁迅的《伪自由书》和《二心集》。听鲁迅之子海婴叫他×先生，萧红就明白他是谁了。

又一个晚上，萧红看见这位身上穿着长袍子，手里提着小箱子的×先生，从鲁迅家的三楼上下来，走到鲁迅面前，说他要搬走了。许广平送他出门去。鲁迅在地上绕了两圈，问萧红：“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萧红说：“是的。”

鲁迅很有意思地在地上又走了几步，停下来对萧红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萧红终于知道了，×先生是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回来的。

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萧红写的这位×先生，就是冯雪峰，被许广平称为鲁迅文学遗产的“通人”的冯雪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在百废待兴、万象更始之际，决定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关乎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安排冯雪峰担任人文社第一任社长、总编辑。

一开始冯雪峰并不想接受这个职务，他打算从事自己所热爱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于是建议由巴金来担任此职，并去劝说巴金。巴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为辞谢。冯雪峰说：“你要不肯去，我就得出来挑这副担子了。”巴金说：“你也别答应。”因为他觉得，冯雪峰“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也不一定合适。

巴金不干，冯雪峰只好走马上任。

对冯雪峰了解得越深，对人文社的历史知道得越多，就越是觉得：选择他担任人文社第一任社长、总编辑，是人文社之福，也是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之福，更是全社几代编辑、员工之福。

到人文社的第三年(1986)，社里承办全国第一届冯雪峰学术讨论会，我奉命参加会议筹备工作。时任副总编辑的陈早春说：“冯雪峰是咱们的老领导，论文不能都是别人来写，咱们社的人更应该写，你也写一篇吧。”我说：“我试试吧。”为此，我认真读了四卷本《雪峰文集》，勉力写了一篇凑数的文章《雪峰以比较文学方法进行的鲁迅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家当中，冯雪峰不但是成就卓著的诗人、杂文家、寓言作家、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家，而且是真正有信仰、有追求、正直耿介、无私纯粹的革命者。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学生与战友，也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惟一一位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

1903年6月2日，冯雪峰生于浙江东部义乌一个山村的普通农家。这里占属越国，是著名的“报仇雪耻之乡”。冯雪峰自称是“纯粹的山里人”。他从小就感染了故乡“民风的强顽”，渐渐形成了质朴、耿直、倔强的个性气质。

他在金华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读书时，因带头参与驱逐迫害学生的学监的事件，被学校开除。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改为“冯雪峰”。

P7-9

当“知识分子”的名词输入中国之际，正值这块古老的东方大陆艰难转型。由传统士人蜕变而成的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负担无疑是沉重的，然而，他们却以旷古未有的英雄主义行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性成就，无论以多少富含黄金的字眼去形容它，评价它，都不会过分。即便如此，支配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依然强劲。即以“五四”以后的头十年为例，从无政府主义到“好政府主义”，从“到民间去”到“踱进研究室”，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都是明显的转向和倒退。一代启蒙工作陷于停顿。大的方面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者的先天性脆弱，一是社会运动渐成压倒性优势。总之，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不是分头并进，而是由后者瓦解和吞并前者，使之丧失曾经一度在斗争中获得的独立身份。及至后来，整个知识群体几乎沦为“社会公敌”而遭到唾弃，如“文化大革命”，其受迫害的程度是惊人的。

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苦难的历程”。

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这种近于集体自传式的书写，惟有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实在是只可为政治家或工农兵立传的。遗憾的是，有了史传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未能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面貌。对于历史，我们不是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是以意为之，功利主义得很。在否定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之余，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力掩盖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方面的缺陷，掩盖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故意夸大个别政治文化派别或学术小圈子的成就，如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派”(“现代评论派”一“新月派”)、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制造知识分子神话。如此种种，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意识的缺失。

王培元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十多年前，他即已撰写了一部延安鲁艺的专著；本书的出版，可以看做是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事业与命运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事件，后者聚焦人物；但无论择取何种结构方式，作者都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材料出发，尽可能让尘封的档案及鲜活的记忆直接说话。

本书是王培元先生为他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一代知识分子撰写的列传。这是一家身份特殊的出版社，素有“皇家出版社”之称，从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式的建构来看，它居于塔尖的位置，是出版界精英人物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沉浮进退，在中国知识界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列传，是创自《史记》的一种传统的历史书写形式。在史书中设置列传，它的好处是将历史文学化、人性化，通过人际关系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刻画，赋予历史以政治、军事以外的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王先生的书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严谨的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学与文学因素的边缘性作品。全书由多篇独立的小传连缀而成，它的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个人命运背后的共同的时代框架上面。整个框架大象无形，然而坚硬实在，不可变易。书中的人物几乎无一可以免除批斗、囚禁、劳役，深受精神和皮肉之苦，简直带有宿命的性质。孟超和巴人的结局，可谓惨绝人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富于独立的文化价值；但当作者把这众多的人生画面有机地铺陈开来，从而展现历史的同一性时，显然更具震撼的力量。这是悲剧的力量，也是理性的力量。在这里，作者的批判意图是明确的：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以及形成一系列运动的社会机制应当永远革除，因为，它首先是反人性的。

这样，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便进入了全书的核心。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在政治压力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奋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挣扎，退回到自己的内心，惟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体现自身的价值。作者没有就“知识分子意识”，即在公共性和道义感方面向主人公们进一步提出质询，也许他有感于苦难的过分深重，而视此为一种苛责，所以表现相当宽容。不同于那些知识分子神话制造者的是，作者不是先验地去完成一个政治构图，而是透过特定的生存空间接近他笔下的人物，在价值取向上，对某些传统道德和人格规范表示认同。他固然赞美冯雪峰、牛汉的刚直；欣赏聂绀弩的狂狷，楼适夷的率真，严文井的超然；感动于韦君宜的勇毅，蒋路的谦和，林辰的笃实；而对一度千夫所指的舒芜，也在大关节处有所开解，不乏奖誉之辞。

大量的口述材料的使用，使全书具有为一般的考据史学著作或文学杂记所没有的文献价值。而这些材料，又是为作者所严加选择的。其中，如毛泽东与冯雪峰的关系的变异，冯雪峰为《鲁迅全集》作注，以及后来的焚稿；牛汉与艾青在批判会上的问答；秦兆阳夜访刘白羽；严文井对赵树理和周扬的评价；绿原学习德语的始因；楼适夷的忏悔；聂绀弩寄巴人诗及其不同版本等等，这些史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写尽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困难的事。作者的写作策略是：一来引入日常生活的材料，凸显人物个性；二是发掘人物的文化价值的特异性。除此以外，都属多余枝节而被删夷。所以，即使全书写了十余位同样职业的知识者，也不至流于面目模糊，彼此雷同。在书中，虽然作者使用了一定的文学手段，但是他并不特别看重为传记作家所倚赖的情节，却是较为注重细节性材料，由此显出描写的本领。书中的文学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富于文采的叙述语言。不同于历史的分析性话语，作者是热情的，激愤的，悲悯的，言语间有一种情感的浸润；当人物的命运出现戏剧性转折时，书中往往出现大段奔突而来的抒情性独自，诚挚感人。

知识分子的历史，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逼近真实，需要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色彩的书写。《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仅系其中的一种。王先生于半个月前将书稿寄我并嘱作序，使我得以重睹一群老知识分子的人生沧桑。余生也未晚，当“文革”时，受过批斗，坐过囚室，且累及家人，然而不要说为天下苍生忧，其时竞连为自己抗争的勇气也没有。这种懦怯一直延至今日，自觉是没有为本书作序的资格的。以上文字，读后感而已，倘若可以印出来，那么，就当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人物所作的一份精神见证吧。

2006年11月15日于广州

屋外冷雾弥漫，阴霾满天。独坐在北窗下，面对着案头刚看完的一摞校样，心中涌起了一阵感动，还有一丝莫名的惆怅……

近几年来，在私下闲聊或者是开会的时候，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谈起冯雪峰、聂绀弩等诸位人文社前辈的旧事逸闻。有的年轻同事听了，提议我写一写他们。2004年春季的一天，《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庄建女士大驾枉顾，她希望我谈谈，作为一个编辑，是如何理解人文社历史上形成的宝贵传统的。

我对她说：“笼统地谈人文社的传统，我一时真是说不出什么；我只能从一位位具体的前辈身上，来感受人文社的传统。”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行止，他们的文字遗产，他们的个性和人格，是人文社历史传统中最具生命力的元素、最有魅力的部分。

庄女士就问我写过他们没有。我说，以前只写过一篇研究冯雪峰的学术论文，还有两篇关于聂绀弩和牛汉的随笔之类的东西。她嘱我找出来给她看看。

去年2、3月份，《出版广角》编辑朱璐小姐远道来访，约我以系列专栏文章的形式，专门写一写我所了解的人文社的前辈们。

我能写好那一代知识分子吗?心里真是没有什么把握。但面对朱小姐的盛情，只好说：“我试试看吧。”她回到南宁不久，就打电话来说：“选题定下来了。”

于是，虽自知这是不自量力，也只有勉力为之了。我一边看书，一边搜集材料，一个月一篇地写起来。

有一次，在电话里和林贤治先生提及此事，他以为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他还说：“你写的不止是你们人文社的前辈，这些人都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你是在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画像。”

他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给了我有益的启示。是的，我所写的这些前辈中，既有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杂文家、剧作家，又有著名的理论家、翻译家，他们的经历、遭际、命运，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中，无疑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为他们画像，摸索他们的魂灵，恐怕会有某种价值吧。今天，我们似乎仍然生活在他们的长长的身影里。仿佛记得有人这样说过：“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警：钟。”

前辈们已经走人历史、化为历史，前尘如烟似幻，往事似影如梦，我们只能远远地遥望其模糊、斑驳的背影。我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勾勒我所看到的前辈的面影，抒写我眼里所见的前辈的人生，感受和接近前辈的灵魂。自然，看人、看作品是因人而异的，倘若在不同的人和眼光看来，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吧。

整个写作过程，情感总是处于激动之中，时而深长地感慨，时而悲伤地叹息。写到后来，疲累之感不时袭来，似乎激情已经耗尽，越写越不满意。“也许该停下来了吧，”我想。人文社值得写、应该写的前辈还有很多，限于自己的接触、了解、眼光、学识和笔力，这一次也只能写这十三位了。这是很遗憾的。如果可能，我当努力，有机会再继续描写其他前辈，并对此书做必要的修订。

在写作和成书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师友、同事的鼓励、帮助和鞭策。牛汉、舒芜、绿原三位先生热情欢迎我登门造访，并提供照片、书刊等珍贵史料；楼适夷先生的夫人黄炜、严文井先生的夫人康志强、蒋路先生的夫人凌芝、孟超先生的女儿陆沅、韦君宜的女儿杨团、秦兆阳先生的女儿秦晴等人，也都向我提供了她们保存的照片、资料，或者珍藏的遗物；巴人先生之子王克平从上海寄来照片；绿原先生的女儿刘若琴热心地帮我扫描、发送图片；冯雪峰先生的儿子冯夏熊，以及其他前辈的后人，也都慨允我使用相关照片。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这组文字，《出版广角》从去年第六期开始，到今年第七期为止，一共刊发了十四篇。《上海文学》、《传记文学》刊载了扩充后的部分篇章，《美文》、《特区文学》也计划择选若干篇发表。在此过程中，同事们有的建议我把文章合为一体，结集出书；有的提出了很中肯的修改意见；还有的向我讲述他们了解、掌握的有关重要线索和情况。杨柳君曾对我刚完成的几篇初稿，亲自动手，进行过认真细致的加工润色。周绚隆兄力促拙稿出版，并担任责任编辑，在审读中，改正了一些讹误。在写作过程中，人文社领导也给予了关照和支持。在这里，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还要向林贤治先生致谢，感谢他为此书写了很好的序言。

现在，我竟不揣谫陋，把这些幼稚的文字集中起来，再辅之以图片，即将印出一本“图书”来了，诚望得到读者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教。

2006年11月20日王培元记于朝内166号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