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通俗哲学著作，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中文版首次面世。由国学大师林语堂脚踏东西文化，挥毫泼墨而成，“中国人应该向美国人学习什么？”全书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生命、情感、自由、幸福、自然、宗教、幽默与讽刺、爱情与婚姻、战争与和平，等等。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创作；在本书中，林先生挥毫泼墨，收放自如，真正体现了这一风格。引用了三百余位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作品，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本杰明·富兰克林、戴维·格雷森、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托马斯·杰弗逊等等，阅读本书，犹如与大师面对面交谈，心灵会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

　　这是一本通俗哲学著作，介绍了美国建国以来的许许多多的重要哲学家、作家，例如富兰克林、爱默生、梭罗、桑塔雅那等等，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生命、情感、自由、幸福、自然、宗教、幽默与讽刺、爱情与婚姻、战争与和平，等等。

译者序

前 言

第一章 生活的智慧

一、智慧的范围

二、哲学家眼里的盲人的探路棒

三、美国人的事实观

四、渴求信仰

第二章 生活的决策

一、一切是谜

二、重视梦一般的虚幻

三、谁是梦想家？

四、当笑比哭明智的时候

第三章 我们的动物遗产

一、用精神分析法研究现代人

二、亚当和夏娃

三、我们是类人猿的后代

四、我们正在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第四章 生命的旋律

一、女人在哪里？

二、生命的快节奏

三、老年

四、死亡和不朽

第五章 人是情感动物

一、唯物主义观点的不足之处

二、人类经验的要素

三、浪漫主义的权利

四、当一位注重现实的人成为一个恋人的时候

五、灵魂必需的极乐状态

第六章 新英格兰插曲

第七章 生活

一、梭罗和孔子

二、生活无须道歉

三、普通人生活的快乐

四、普通人劳碌的英雄品质

五、梭罗和生活的价值

第八章 自由

一、为什么需要自由？

二、“美国民主”和“苏联民主”

三、普通人

四、国家和个人

五、杰弗逊式的民主

第九章 追求幸福

一、蓝色鸣鸟

二、生理上的安宁

三、工作的激励作用

四、满足的奥秘

五、如何做到既圆滑又温情

第十章 生活的艺术

一、无为的艺术

二、友谊与交谈

三、食物和葡萄酒

四、茶和烟草

五、业余爱好

第十一章 自然

一、社会和自然

二、这个充满感知的世界

三、所有的奇观

四、力量与荣耀

五、泛神论者的欢宴

第十二章 上帝

一、绝对隐私

二、我们对上帝卑下的看法

三、关于黑色的随笔

四、三个伟大的宗教人物

五、质询的精神

第十三章 爱

一、婚姻

二、麻烦中的伟人：富兰克林

三、麻烦中的杰斐逊

四、麻烦中的林肯

五、性与羞怯

六、惠特曼的性民主

第十四章 笑

一、幽默

二、讽刺

第十五章 战争与和平

一、世界政府

二、伍德罗·威尔逊

三、战争与和平

第十六章 总结

一、一个人自己的哲学

二、霍姆兹法官的信条

三、爱因斯坦的私人信条

四、为适度干杯

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关系我们及我们国民命运的唯一问题，是生存智慧问题。只有搞清其主题和范围，智慧才能称其为智慧。其范围只能是，一定是，也许是活着的人的生存领域。我就想把问题这么简单化，丝毫不愿意涉及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知识分支——形而上学。活着的人的问题是一个我们了解甚少的相当广阔的领域，其中充满了人类情感和希冀；充满了使我们不时地感到羞愧的动物遗产；充满了太古的、黑暗的、地表下的欲望，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附在我们身上的恶魔；充满了我们莫名其妙的高贵感，考虑到我们的来历的确莫名其妙，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驻在我们心中的上帝；充满了了不起的智慧及其结晶；充满了我们高尚的爱国情操，对国旗的热爱，铜管乐队带来的激动以及国际战事中并不光彩的屠戮。世界，生生息息的世界，是一个经常被人谈起的话题，有时候谈论得过多了。难道我们不可以不提不朽的问题吗？这应该是死者的合适话题和领地。对我们来说，他们死了，假如他们没有死，他们将从更好的角度讨论他们知道的一切；我们只有穿过阴阳界才能对此了解更多。我希望他们处理问题比我们的运气要好。爱默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关于不朽的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对其他任何解决方案都不满意。”——一句广为引述的名言，它会继续流传下去。证据本身含有消极的成分，依赖于我们思想中的某种主观欲望。但是，由于使用了形容词“众所周知”，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否则，人们也不会引用得如此广泛。然而，一个中国人也许会这样说，说得同样恰如其分：“关于死亡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都翘起了我们的脚趾(代指死亡)。”因此，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智慧的范围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我们都会死去，但在这短暂的几十年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生命才最有价值呢？

“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幸福的开端。”乔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说。桑塔雅那只用一句话似乎就为我总结了关于智慧的适当领域，以及美国人的所言所思之精华。我知道，从知识结构上来看，桑塔雅那是一个在欧洲大陆出生的拉丁人；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他先后在波士顿和坎布里奇成长和讲学，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个美国人。可实际上他是个游历四方的学者。我想提他，是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位人类和自然主义智慧的巨擘，对美国智慧堪称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思想高屋建瓴，仿佛高山顶峰修造的一座城堡，空气虽然稀薄，但依然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

但是，了解人类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并非西方哲学的特征。悠闲地沉思，而对生活现实不闻不问，对我来说，似乎包含了西方正统哲学的全部内容——思考不朽、自由意志、绝对真理、绝对本质、绝对物质、知识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经一本正经地说道：“针对知识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发表的言论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哲学家们却在询问知识是否可能。”①也许此后杜威对此给予了正确的补充——“他们认为知识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志问题如何提出来，本身就表明思考的悠闲性。任何一个人，如果侍者问他需要茶还是咖啡，加不加奶油，冷的、热的还是冰的，锡兰茶还是中国茶，加柠檬还是牛奶，加一块、两块还是三块糖，那么，他知道他是自由的。任何凶手，做完周密的计划之后，都清楚最终是否实施完全靠他自己拿主意；甚至由于仇恨、妒忌或恐惧造成的不正常的短暂的意志麻痹也只会证明正常意志在起作用。然而，在讨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方面已经浪费的笔墨足够一头河马畅游其中。

在这些西方哲学家们的眼中，知识和意识存在着完全的区分；事实上，过去三百年间，二者之间一直相互猜疑，争执不断。西方哲学家，从他全部思考的证据来看，被认为是对自己的意识不信任。在选用茶或咖啡时，他甚至不能遵循自己的思维过程。也许，只有威廉·詹姆斯曾经十分直白地说道，在坎布里奇结束一次演讲之后，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漫步于三一大道或牛津街上。也许，把西方哲学家仅仅描绘成一个怀疑自身存在的人过于简单化了；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是西方哲学的愚昧。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美国人强烈的事实感是如何坚持不懈地对抗这一散漫的无用论的。但是此刻，我可以借鉴一位最睿智的现代美国人——克莱林斯·戴伊(Clarenee Day) 的看法，他的话语富有幽默感和洞察力，他曾说：“太多的道德卫士开始演讲时都轻视事实，轻视他们也包含其中的人。轻视是他们的自由，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作为道德卫士的资格。他们的感觉使他们忽视了作为讲学者应该具备的义务—— ‘去发掘人类行为中最闪亮的部分，而不是把一系列不可能摆在他的面前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解决这些不可能，他就应该受到诅咒。’”

智慧主要是一种均衡意识，更是一种对我们人类局限性的把握。一些人绞尽脑汁试图弄清楚精神、本质和物质，哪个代表了最终的绝对性；他们绞尽脑汁只为追求其中的快乐，不会摧毁宇宙。宇宙继续运转，生命不断延续，丝毫不理会他们的存在。有人曾发表言辞巧妙的评论，称伯特兰德·罗素对上帝发怒是因为上帝并不存在，因为如果上帝存在上帝肯定愿意毁灭他。因此，对我来说，智慧就是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什么身份，比如我们并不是上帝，同时面对生命的本来面目。换言之，智慧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是对生活和常识的思索。约翰·杜威，美国精神的典范，借助相对简明的方式，诠释晦涩难懂、冗长乏味的抽象哲学，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在努力地告诉我们要依靠经验、相信经验，他曾经也将其与人类常识相提并论。

很久以前，有一个美国人无须重新积累自己的常识，因为他一直具备着常识。他有非凡的天赋、理想的出身，他的母亲快乐地生活在世上，心满意足。他也心满意足。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闪电爱好者、女性倾慕者，同时又是一位思想者。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世界该干什么，美国该干什么。我们又有谁能够这样说呢!

因此，我希望从这位最睿智(或许也是最伟大)的美国人身上开始对美国智慧的探索，以便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思索。一切哲学，人类的一切深邃思想，无疑都起源于如何看待这个星球上的人的寿命的短暂和虚幻。一旦真诚地去面对，人类常识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1778年，富兰克林居住在帕西，当时是巴黎的郊区。一天，他在布里昂夫人的陪同下，到两里格(等于三英里)以外的约里磨坊～—塞纳河上的一个岛屿，去参加一个文化人的欢乐聚会。在那里，富兰克林观察到一种名叫蜉蝣的昆虫，其寿命还不足一天，于是就写了下面的一则小品文，之后迅速地传开，巴黎文化圈里的朋友们争相传阅。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向布里昂夫人献殷勤，他正在追求布里昂夫人，而后者的丈夫当时还活着。求爱的结果是，富兰克林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即这位法国贵夫人的青睐，他称之为“基督的慈悲”。然而，从此，在布里昂夫人的经常鼓励下，他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文，这些小品文成为他最优秀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他成为了一个天才作家。

P5-8

经过近一年的辛苦，林语堂先生的著作《美国的智慧》(The Wig—dom of America)一书终于完成了全部译稿。原书近五百页，汉译本约三十六万字。回首过去一年，心中自然少不了酸甜苦辣多般滋味，在此与读者分享一下。

林语堂一生著述颇丰，除《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最近被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受到多方好评——等八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外，他还创作出多本通俗哲学作品，如《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等。《美国的智慧》正是这样一本通俗哲学著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生命、情感、自由、幸福、自然、宗教、幽默与讽刺、爱情与婚姻、战争与和平，等等。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创作。在本书中，林先生挥毫泼墨，收放自如，真正体现了这一风格。阅读本书，犹如与大师面对面交谈，心灵会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林语堂还著有一本《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其中也谈到宗教、自然、生命等话题。而在《美国的智慧》中，林先生借用大量的引文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两部作品的风格大相径庭。

从开篇的“前言”到最后的“总结”，在整本书中，林语堂先生总共引用了三百余位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作品，可见其阅读之广泛。引用文字较多的有：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本杰明·富兰克林、戴维·格雷森、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托马斯·杰弗逊、亨利·大卫·梭罗、乔治·桑塔雅那、沃尔特·惠特曼、克莱林斯·戴伊、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威廉·詹姆斯、克利斯朵夫·毛利、亚伯拉罕·林肯、约翰·杜威、亨利·亚当斯以及中国古代的孔子和庄子，等等。

由于这些作家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与写作风格各有区别，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尽力体现出各自的特点：爱默生的超脱、深奥，格雷森的朴实、随意，詹姆斯的说教，杰弗逊的庄重，富兰克林的睿智，霍姆兹的漫谈，惠特曼的多情，等等。正如林语堂在前文中谈到美国伟大的思想家时所述：“爱默生谈及找见‘尼罗河的源头’、发现‘个人的无限范围’……赫曼·梅尔维尔嘲笑声名，霍桑冥思苦想，沃尔特·惠特曼建议人人之间都存在‘兄弟般的亲吻’，从而建立模糊性征的民主。可是，富兰克林说教起来仿佛美国的孔子，具有良好的理性意识，闪烁着智慧和想象力；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的漫谈风格宛如美国的蒙田。”

引文的体裁也各种各样：诗歌、演讲、小说、政论、文学评论，等等。尤其是在诗歌的翻译上，笔者可谓费尽心机。原文有韵脚的，尽量保持其原有的对仗；其中的典故，笔者借助网络和图书馆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等等。最困难的是古英语诗歌，在第二章《生活的决策》中，霍姆兹盛赞爱默生的诗《在星期六俱乐部》部分原文如下：“Where in the realm of thought，whose air is song，／Does he，the Buddha of the West，be—long?／He seems a winged Franklin，seetly wise，／Born to Lmlock thesecrets of the skies，”笔者的译文是：“思想的王国，如歌的空气，／西方的佛陀是否住在这里?／仿佛长有翅膀的富兰克林，优雅而睿智，／天生可以解读太空的秘密。”在翻译过程中，笔者真正体会到古人“推敲”二字的含义。在第十四章《笑》中，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虔诚编辑的信条》一诗的前两行为：“I du believe in Freedom’s caUse，／Ez fur awavez PayRis is.”从表面上看，笔者都要怀疑这首诗是不是用英语写的了，经过思考，笔者将其理解为“I do believe in Freedom’s calJse，／As far away asParis”，并翻译为“我真的相信自由的目标，／像巴黎一样遥不可及”。

林语堂在本书中也引用了孔子、庄子、孟子、老子、屈原、陶渊明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作品，其中，庄子的《南华经》引述最多。原书中，这些文字大部分都是林语堂自己翻译成英语的。究竟是应该依据原文风格译成散文形式，还是对应出这些古人的原作，笔者为此咨询了几位专家的意见，最终决定把这类内容译成庄子等人相应的原文。

本书的原注内容颇多，笔者也都一一进行了翻译。有些注解几乎就是正文的延续；有些注解中又包括另外的注解。笔者不止一次感慨林语堂先生渊博的学识以及驾驭语言的能力。

在引文和正文中，也出现了不少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如法语、拉丁语、俄语、德语等。为处理得当，笔者确实费了不少周折。在第四章《生命的旋律》中，林先生引用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早餐桌上的霸主》中的一段文字“不要轻视小牝马，我的孩子”，其中包括一句五个单词的拉丁语：“Hunc Lapidem Posuerunt Socii Moerentes”。最终通过一位拉丁语老师的帮助，笔者才搞清楚其意为“悲伤的伙伴们立下了这块墓碑”。

笔者深知古人“信、达、雅”的教诲，在翻译中尽力遵循这一准则。但是，由于林语堂先生是一位语言大师，而笔者只是一介普通译员，译稿中定会存在不少纰漏，也请各界读者不吝赐教。

刘启升

2005年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