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评论何休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全书共八章，分析了何休所处东汉晚期的政治形势、经学的困境，阐述了何休的生平和辉煌的学术生涯，本书资料翔实，论点有据，行文流畅，颇多独到之见。

何休是东汉晚期思想界的巨擘。他毕生从事今文经学的研究，著作相当丰富，尤其是他穷十余年精力撰成的《春秋公着传解诂》是一部留存至今，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著作。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评论何休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全书共八章，分析了何休所处东汉晚期的政治形势、经学的困境，阐述了何休的生平和辉煌的学术生涯，进而以《公羊》学为核心，从“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入手，对何休的“大一统”、“进夷狄”，“张三世”、“文致太平”，尚“偏战”、贵“井田”以及“灾异观”等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伦理、哲学等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本书资料翔实，论点有据，行文流畅，颇多独到之见。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何休所处的时代

一、东汉末年深重的社会危机

二、汉末的儒林大分化

三、经学的困境

第二章 何休的生平与事迹

一、家世与学术渊源

二、在政治与学术的漩涡中沉浮

第三章 孤独前行的《公羊》巨子

一、抗衡古文经学

二、著作等身

三、功在《公羊》

第四章 “大一统”与“进夷狄”

——何休的政治思想体系

一、“大一统”思想的弘扬者

二、“仁义”说与“礼乐”观

三、“夷狄进至于爵”的民族思想

第五章 “张三世”与“文致太平”

——何休的历史哲学理论

一、开创《公羊》“三世说”的崭新境界

二、“通三统”与“春秋”王鲁

第六章 尚“偏战”与贵“井田”

——何休的军事与经济思想

一、崇礼尚仁的军事思想体系

二、以倡导井田为中心的经济学说

第七章 天人之际

——何休的灾异观念

一、《公羊》学“灾异”观传统及其对何林的影响

二、何休对《公羊》“灾异”理论的继承和发挥

三、何休阴阳灾异理论的现实精神

第八章 从中衰到复兴

——何休学说的历史命运

一、在历史的波谷中沉浮

二、统一与进化的双重变奏

索引

重要人名索引

重要文献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何休是东汉思想界的巨擘、汉代《公羊》学理论的总结者，他同历史上的思想家一样，也是特定时代的文化骄子，社会生衙理性思索的承荷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何休思想的核心是其哲学思想，这一特征决定了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和理论构建势必紧密地从属于现实社会生活，为回答时代重要政治命题进行不懈的努力，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发展史长链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并以自己丰厚的学术贡献而载人史册。何休与社会之间的深刻关系，作为思想家个体与整个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血缘纽带，要求我们在考察思想家生平事迹、分析和总结思想家理论体系与基本特征之前，了解和认识造就他们的复杂社会背景。现在，就让我们将视野伸展到幽远的东汉末年，踏着历史的履痕，和读者一起去寻求将何休推向思想史长河的社会动因。

一、东汉末年深重的社会危机

东汉末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又一次走向分裂的前夜。当时整个社会已陷于深重的危机之中：土地兼并的加剧，流民问题的严重，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配斗争的进一步激化，政治生活的高度黑暗，生产力发展的趋于停滞，阶级矛盾的无法调和，民族关系的紧张恶化，等等。

这一社会危机由来已久。早在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不久，就出现了社会动乱的初步迹象，建武十六年(40)已是：“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①；另方面统治者的严酷政治也开始出笼：“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②汉明帝(刘庄)时，情况更加严重：“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赢弱，先急下贫。”③出现了“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④的现象。到了汉章帝(刘炬)时，一方面是民众生计维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饥馑屡臻”；另方面是政治运作问题丛生：“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①

这些史料，大多出于光武帝、明帝、章帝的诏书，是统治者自己所承认的事实。它们表明了，早在东汉前中期，黑暗政治就在孕育形成过程之中了。不过，从总体上看，东汉王朝的政治，在初期还是相对清明的，其统治基础，也是比较稳固的。然而，到了东汉中后期，情况遂有了质的变化，其政治发展总的趋势是“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②，统治者已不能再照常统治下去了。

(一)皇权的衰落

《后汉书》作者范晔论述汉安帝(刘祜)是“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⑧，这不仅仅是对汉安帝一人处境的写照，也几乎是东汉中晚期各位皇帝共同遭遇的描绘。据《后汉书》各帝本纪的记载，可知安帝以后的顺帝(刘保)11岁即位，30岁去世；冲帝(刘炳)即位时才2岁，3岁即死；质帝(刘缵)即位时8岁，9岁便为外戚权臣梁冀下毒鸩弑；桓帝(刘志)即位时15岁，36岁去世；灵帝(刘宏)12岁即位，34岁时去世；献帝(刘协)即位时9岁，40岁那年逊位于魏文帝曹丕。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IZl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AE，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屈指数来，笔者从事历史学的学习与研究迄今恰好二十周年。在此期间，虽有几部书稿面世，但是，《何休评传》乃是其中写得最艰苦而又相对感到比较满意的一部。

说到写得最艰苦，一是指笔者的经学方面功底太薄，而《公羊》学的义理和条例又如浩瀚无际的海洋，站在它面前真是一片茫然，徒生“望洋兴叹”之慨!二是指笔者近年主要精力从事军事史的研究，对两汉思想史日益疏远，所以更增加了撰写上的难度。因此，在接受本书稿约后，心中无底，笔下生涩，畏难情绪与日俱增，以致一再拖宕，甚至曾萌生打退堂鼓的念头。然而，匡老的崇高品德，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诸师长的信任鼓励，使笔者终于咬牙坚持了下来，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书稿未能克期完成，错过了接受匡老亲自指导的机会，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至于说它是笔者相对比较满意的一部书，并非此书有什么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仅仅是想表达以下两层意思：第一，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再次印证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个朴素的道理。就笔者而言，撰写本书的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学问的砥砺，更为重要的是意志的磨炼、毅力的培育，是一个挑战自我、找回自信的心态历程。第二，它毕竟是第一次从现代文化人的视角，为何休这位杰出的《公羊》学大师写了一个评传，为总结《公羊》学所蕴含的“大一统”、“张三世”等思想精华贡献了笔者个人的绵薄之力，若能作为他人日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总结何休的生平与思想抛砖引玉的话，足以自慰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为所付出的努力而感到欣慰!

当本书撰成、出版之际，笔者深深缅怀德高望重的匡亚明先生。因为，如果没有他高瞻远瞩、呕心沥血发起和主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项举世瞩目的宏伟文化工程，就不可能有这部《何休评传》的撰著；如果没有他不拘一格、奖掖后进的博大胸襟，本书的撰写任务也就不可能由笔者这样的初出茅庐者来承担。笔者深信，匡老在文化建设事业上的巨大功绩，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位有良知的人的心中!杨向奎先生是笔者的博士生导师，他的人格与学识，给笔者完成这部书稿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有关《公羊》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则提供了笔者从事何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的最佳门径!

在本书的撰写、修改过程中，曾得到丛书分管副主编卞孝萱先生、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先生的指导与郢政，并承蒙王德有先生认真审阅，黎子耀师、田昌五师和秦浩、潘群、魏得良、吴新雷、王晓毅、袁德金诸先生热情鼓励与帮助。在此谨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