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之伟大,在于她以一部小说而得以成就一门学说,即“红学”。“红学”本是清代文人学士的戏谑之称,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当归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红学的创建,有人甚至说“这是一件大功,值得凌烟阁上标名”,足见新红学的成就及影响。更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博学硕儒以大宗师身份对《红楼梦》予以点评,进而以专著行世,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从当代人的角度出发,偏重于阐述《红楼梦》的主题框架和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对原小说的导读作用,可迅速提高读者的《红楼梦》欣赏水平,适合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广大读者阅读。
本书是“正说古典四大名著”丛书中的一种,并不像当前流行的红学专著那样琐碎、深奥和富于联想。作者从当代人的角度出发,偏重于阐述《红楼梦》的主题框架和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对原小说的导读作用,可迅速提高读者的《红楼梦》欣赏水平,适合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广大读者阅读。
(二)任情任性
作为自然之子,大观园的女儿们无不吸取了山川日月之精华,出落得清秀美丽。不仅如此,她们还完美的保持着人类活泼泼的自由天性,那就是:行动由我,任情任性。龙溪先生曾说:“人心虚明湛然,其体原是活泼,岂容执得定?惟随时练习,变动周流,或顺或逆,或纵或横,随其所为,还他活泼之体,不为诸境所碍,斯谓之存。”(王畿《华阳会语》又说:“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脱洒,本是无挂碍系缚。尧舜文武之兢兢业业、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体,不失此活泼脱洒之机,非有加也。”(王畿《答汪南明》)强调心灵的自由本性,以为自由是心灵的存在方式、心灵意味着自由,自由方是心灵。当代西哲海德格尔亦认为唯有自由才为人之为人(Menschentum)作担保,与其说是人具有自由,毋宁说是自由占有着人,只有自由才使人能够选择可能性、承担必然性(参阅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第五章,三联书店1995年版)。应该说,王畿、海德格尔对人的心灵、对人的本真的认识是正确的,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要保持住这份“活泼”、“脱洒”又谈何容易,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要保持这份“本无挂碍系缚”又谈何容易。
李贽在《感慨平生》一文中所述多少可见到在一个礼教制度为其基本结构的社会里个人被各种绳索捆绑,从而消弭于莫名的关系之中的状况,他说:“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人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患祸立至。其为管束至人土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紧矣。”确实,在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贫富有度”(《管子·五辅》)的礼法社会里,连个体本身都淹没在无所不在的等级序列之中,个人只有角色价值,如何能不动即得咎呢?就是深受贾母、元春等宠爱的贾宝玉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贾府的深宅大院里,受到行监坐守。凤姐生日那日,稍微开了个小差,贾母、王夫人就说他不知好歹,“怎么也不说声就私自跑了,这还了得!明儿再这样,等老爷回家来,必告诉他打你。”(第四十三回)不仅如此,这个被论者称为“叛逆者”的宝玉其实也没法不是一位孝道的恪守者。尽管父亲曾经狠命地荼毒过他,而他仍然坚持认为,如果骑马经过贾政书房,即使贾政不在家,门房上了锁,也仍应下马,不得变通(第五十二回)。这种守礼的自觉在第六十四回亦可见到,当时宝玉听见护送贾母等去赴皇妃葬礼的贾琏就要回来,“宝玉听了,连忙起身,迎至大门以内等待,恰好贾琏自外下马进来。于是宝玉先迎着贾琏跪下,口中给贾母、王夫人等请了安,又给贾琏请了安。”可知宝玉的所谓叛逆其实走不出大观同。
如果说被礼法所拘的宝玉在不得已地遵守着这些律令的同时,亦已意识到降法之可恶,并且时时存有逃逸之心的话,那么,贾府的其他子弟们则在几千年礼法积淀的侵染中丧失了心灵、干枯了灵魂,他们剩下的只是抽剥了精神的腐败的躯体。在《红楼梦》中,只有大观园中的女孩们才有力量打破和挣脱礼法的重重枷锁,由于大观园对礼法世界的隔离,也由于她们多半是无父母亲人的孤零零的生命体,从而在血脉上割断了与伦理体系的联系,这些女儿们似乎天然地获得了我行我素、任情任性的能力。她们在死气沉沉的贾府这块背景上跳动着生命的自由、脱洒、活泼泼。
大观园女儿们大略可以分为三群,一群是苏州采购过来的优伶,她们地位最为低贱,甚至不能与下三等奴才相比;一群是丫环侍妾,虽然其中又可分三六九等,但无论是哪一等,也仍然是奴仆的身份;另一群是主子姑娘,包括贾府三姐妹和客居的钗、黛,寡居的李纨,再扩大一些,亦可包括客串的湘云、宝琴、李绮、李纹等。饶有意趣的是,这些姑娘们中间,地位身份越低,他们所受到的拘禁反而愈少,个体性也愈强,愈能我行我素,任情任性。
龄官,正是其中地位最为低贱的优伶中的一位。这位一芥之微的小戏子,却常放射出熠熠的个性主义光辉。她可以在皇帝妃子面前公然抵制领班贾蔷所命之剧目,而执意要依自己的性子演本角戏(第十八回)。不仅如此,当宝玉赔笑央他为唱一套小曲时,龄官给予他的是严辞拒绝:“龄官见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说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第三十六回)自然,龄官之所谓“嗓子哑了”是假,心里不高兴不愿意被主子们随意使唤是真。支配她行为的不是什么礼法,而是心中的情性,宝官就一语泄露了其中秘密:“只略等一等,蔷二爷来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号为“绛洞花主”的护花公子何曾受到这样的挫折?
在优伶群中,这种目无忭法,随性而动的绝非龄官一个,而是一群。藕官、蕊官、葵官、豆官闻知芳官被人欺侮,“只顾他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齐跑人怡红院中”,大闹赵姨娘,是多么生动的一幕(第六十回)!藕官的不忘药官旧情,又与新伴蕊官相亲也是不为成法所拘的一个好例(第五十八回)。由于以情为本,以我为本,以人为本,她们在生活中便破除了一切的挂碍系缚,因而呈现出了活泼泼的生机。
丫头侍妾群中的女儿们的大多数也像优伶女儿一般保留着个性与自由的天性。司棋在贾府这样一块情感禁地里居然敢任情所使,和情人秘密约会,且又互赠表记,私通书信,而在被搜出“赃”物之后,亦“并无畏惧惭愧之意”(第七十四回)。同样的,小红也是胆大包天,有人在身边时,“也把眼去一溜贾芸”(第二十六回),哪里去理会“非礼勿视”、“授受不亲”的戒令。
鸳鸯作为一个“家生女儿”,面对“又体面又尊贵”的“天大的喜事”,却一反当时社会的“事体情理”,毅然决然地予以痛斥:“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证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说起贾宝玉,又道:“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第四十六回)这样的宁折不屈,这样的浩然正气,这样的凛然不可侵犯真可照亮整个历史。由于这豪言壮语的内核是不自由毋宁死,不自主毋宁死,“不论尊卑,惟我是主”的精神,与之相比,宝玉所鄙夷的“文死谏武死战”的“忠臣”们的荒唐与浊臭便一露无遗。在《红楼梦》中,也只有标举“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的、有着爆炭脾气的晴雯庶几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大观园里主子姑娘们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的“书礼”的灌输,不可避免地要染沾某种贵族气,然而,这些姑娘们却并未被“书礼”所同化和腐蚀,她们每个人似乎都保持着自己精神的独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甚至,每个人都较好地保留了人天性中的自主、自由、平等意识。所以,姑娘们之间都能相互敬重,也能相互嬉戏,即便是主子和丫头们之间,亦难看出等级的差异,要说有所差异,也多半是事务的,而非精神的。若只从两人情义来看,黛玉和紫鹃、宝钗和莺儿、湘云和翠墨、探春和侍书,迎春和绣桔的主仆关系就难以看出。看着诗宴游乐时,大观园主人们无论男妇,无论主仆,混作一团,“不过是弟兄姊妹四个字乱叫”的洒脱和热闹,即使是极具自由、平等意识的现代人也会羡慕不已。
大观园里的主仆们都这样无法无天,任情任性,自主自由,大观园里的生活简直就可以想见了!第二十三回对宝玉生活的介绍同时也是对大观园女儿们的生活介绍:“(宝玉)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浅唱,拆字猜枚,无处不至,倒也十分快乐。”如此自由自在、恣情任性,恰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优哉悠哉,即便是陶渊明挣脱了尘网,重返自然怀抱,其乐也不可能过于此也,又即便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里的黄发垂髫,其怡然白乐,也不能过于此也。总之,这是一种人性解脱了名缰利锁,行动任由天机的快乐,属于另外一个世界里的快乐。
P23-27
这本小书是我的学术处女作,作于1997年,是团结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1+1丛书》中的一种,当时名为《红楼梦:悠远的生命叙述》。此次改版重印,为作品取了一个更直接反映作品内容的书名,对原作进行
由于该书当时采用的是大16开版本,大本装祯,成套发行,更适合收藏而不太适宜阅读,因此读者面不广,影响不大。考虑到这点,在该书初版之前后,我将该书中的一些主要篇章,作为文章寄往了学术刊物另行发表。其中,((诗与真:大观园的女儿们》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2期; 恹恨·痴爱·呆狂:贾宝玉的心灵历程》发表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凤凰惜作末世舞:论凤姐兼说“一从二令三从木”》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2期;《俩只凤凰与红楼梦的结构》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1期;《红楼梦流转叙述论》发表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红楼梦折射叙述论》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红楼梦开放叙述论》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3期。文章发表后,收到好些爱红者的来信,或表示对文章的喜爱,或表达与文章的共鸣,或索签名图书。他们有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职员,也有退休工人、护士。素不相识的红学家郑庆山先生,将这几篇文章作为《红楼梦学刊》创刊二十年来的成绩之一,在该纪念刊上加以介绍,并评价其中论结构与凤姐的文章说, “他把此书分作八个单元,完全符合实际。分析盛衰和爱情双重主线之说不能成立,提出宝玉、熙凤双凤护珠为主线,可谓独具只眼,极富创造性。他的风姐论,也不为成说所囿,看得全面,深入一层,见其本色。”也让我窃喜了一会儿,不过,那些爱红者的来信,更让我惊奇,也使我对《红楼梦》的魅力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
对于此书,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薄爱,毕竟,《红楼梦》是我最为崇爱的小说。虽然说本书的写作,不免建筑在已有的红学研究基础之上(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与王蒙先生的《红楼启示录》对本书的启示尤其突出),但该书更主要还是源于自己一遍遍的读红,一句句的读红。全书几乎每一篇、每一节都可以说是自己读红的心得,尽管不一定是独有的心得。这是我之所以薄爱的原因所在。遗憾的是,由于自己资性平平,而《红楼梦》又如此博大精深,虽然自己很喜爱,也做了一些努力,却不敢说是得到了红楼真味。而此书写作过程的匆忙,又使她未能达到所应该达到的精美。当然,更为遗憾的是,在该书出版之后的四、五年里,由于课题的研究,我没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红楼梦》,对《红楼梦》的理解这几年可说是并无寸进。虽然在复旦大学分别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一期“红楼梦研究”课程,所讲述的内容却没有超出此书多少。现在此书改版重印,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愧。但愿能给此前没有见到
客观地说,我个人的资性,与文学及文学研究并不相契,我之成为爱红者的一员,殆有机缘存焉。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时期的导师李灵年师、张俊师、黄霖师,各时期的同学诸兄,都是这机缘的一部分。对此,我心常存感念。张庆善、聂言之等先生为上述文章编辑发表,张宏儒、孙卫珏、唐得阳先生为本书提供出版与重版的宝贵机会,我也要表示深深的感谢。
2002年6月22日釜山
再记:
这篇后记写于2002年,当时我在国外任教,团结出版社正在将我主编、199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1+1丛书》中的部分著作(陈东有先生的(仨国演义:大江东去论英雄))、纪德君先生的《水浒传:忠与义的变奏》、胡胜先生的《西游记:英雄交响曲》和我自己的《红楼梦:悠远的生命叙述》)改版重印,新版《双凤护珠:红楼梦的结构与叙述》的样书也已刊出,我甚至还送出三、四本。哪知后来风云突变,一直要印而没有印,直到四年后的今天,这才真正刊行面市。刊行的时候,出版社对书名又略作了调整。可知一本书的出版与再版有多么不易,又可知团结社为这几本书的出版费了多大的心血与决心。在此,我不能不向为这几本小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苦努力的团结社诸领导以及编辑郭疆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不能不向这套丛书的作者陈东有先生、纪德君先生、胡胜先生的大力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特别是陈东有先生,身担要职,公务繁忙,仍然心系学术,对原作精心校改,尤为令人感佩。当然,我还要在这里感谢的是,我在永新师范任教时期以及近六、七年来在复旦主持“红楼梦讲谈”、“红楼梦精读”课程时期结识的同学朋友、红友,你们的青春、热情、好学、深思,热爱、沉醉,是那样深地感染着我、激发着我。惭愧的是,自己学问太薄,远不能满足你们的探索情怀与求知欲望。
2006年2月5日 无争楼默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