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自80年代初期从西方传人中国以来，得到了几代中国青年的狂热追捧，它是青年受众的“亚宗教”，人们喜爱摇滚乐，从而拥有了富有尊严的生活乃至独特的个人生活阅历。因此，中国摇滚乐除开大众前卫音乐艺术的本身特质之外，它还具有青年文化意义和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那么什么是中国摇滚乐呢？本书作者根据多年个人积累和长期的悉心研究，以史家的严谨，学术的背景，诗化的笔墨，对中国摇滚乐二十多年的历史进行独立生态文化观察，与中国摇滚艺人、摇滚战士和有关从业人员一道构成了庞大丰富的阅读盛宴，向读者洞开了1980至2005年之间的中国摇滚的机密之门。

20多年以来，中国摇滚的历史走得匆忙急促，而且行动缓慢。说它匆忙急促，是因20多年的时间中，它走完了西方摇滚自50年代发端以来的全部历史，这种“摇滚大跃进”式的运动状态，从中国摇滚对西方摇滚史——重金属、英式摇滚、流行朋克、电子乐和嬉哈说唱的不断复制，不断地速生速灭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行动迟缓，则是通过中西方摇滚的文化经济场的对比，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摇滚虽然已有20年以来的历史，但却依然步履蹒跚，始终不曾获得属于它自身的应有位置。

卷前 风雨苍黄二十年

卷一 草根艺术营地

 黑豹乐队：在这铜墙铁壁蔓延的地方

 唐朝乐队：时间难以抹去的音乐文化记忆

 面孔乐队：早年金属劲旅无疾而终

 青铜器乐队：弗洛伊德的弟子与先锋话剧

 眼镜蛇乐队：开创女性前卫音乐的先河

 指南针乐队：集体活动逐年减少

 轮回乐队：描述心灵成长史

 超载乐队：重访陈胜吴广

 灰狼乐队：民族音乐与世界乐的结合

 战斧乐队：关注人在社会中的无奈和挣扎

 苍蝇乐队：最脏最垃圾的超级苍蝇人

 沼泽乐队：南方摇滚绝地的拓荒者

 冥界乐队：从死亡的阴影中再度复活

 鲍家街43号乐队：不再相信披头士和尼采

 子曰乐队：人文摇滚的先驱

 夜叉乐队：靠沉重煽情用暴力点火

 野孩子乐队：相互完美的和声

 新裤子乐队：并非忧郁的废物

 达达乐队：遭遇封杀后秘密解散

 美好药店乐队：欲望和作品还是那样饱满

 沙子乐队：一种波西米亚人情结

 摩登天空：全新概念把握新音乐未来

 谢天笑：营建低迷狂暴的音乐幻梦

 舌头乐队：地下底层音乐的支柱

 瘦人乐队：现场之王

 木马乐队：时间停止了永恒的运转

 布衣乐队：民谣中国的生活状态

 新蜂音乐：青春乐迷的乐队音乐

 扭曲的机器乐队：节奏的刺激和嬉戏的满足

 嚎叫唱片：中文摇滚另类音乐基地

 挂在盒子上：四个女孩与未来摇滚

 花儿乐队：抛开抄袭事件暂且不论

 二手玫瑰乐队：最具民族特性的摇滚乐队

 痛苦的信仰乐队：流星的瞬间也不逊色太阳的光辉

 军械所乐队：力量金属的核心乐队

 幸福大街乐队：挑战抒情摇滚的极限

 王磊与泵乐队：DIY觉醒后的打破与重建

 AK-47乐队：工业金属与青春之歌

 与非门乐队：让爱乐人为之惊艳

 号角唱片：合作社复活与血流中国

 CMCB：大陆哈狗帮

 阿修罗乐队：音乐麦田的守望者

 顶楼的马戏团乐队：文艺界的活雷锋

 龙门阵厂牌：诠释中国Hip-Hop的能量

 声音与玩具：感染敏感善良的青年

生态观察Ⅰ 民间草根文艺族群

卷二 新儿女英雄话语

 崔健——二十多年越来越拧巴

 黑豹乐队——一支乐队代表一个时代

 唐朝乐队——唐朝的结构和孤独的丁武

 何勇——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窦唯——摇滚误国红磡无需纪念

 张楚——也许不该有那么多意义

 张培仁——竞争使复制的机会也不再有

 歇斯——我欣赏每个音乐家的优点

 罗琦——今天过去是明天

 高旗——飞翔在回忆的棱角之上

 洪启——他们好像从来就没名没姓

 丰江舟——随便玩

 左小诅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抒情歌手

 瘦人乐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账

 吴吞——居无定所是我的风格

 梁龙——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娇艳之花

 AK-47——理想的状态是不需要摇滚乐

 陆晨——做作得很自然

生态观察Ⅱ 摇滚乐 黎明前的心理镜像

 伍德斯托克这样的概念

 有一天猪圈里生了两堆火

 吊诡的商业文化

 摇滚就是爱与暴力

 辉煌也许是误会

 大家都很热爱天安门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共鸣

 女性摇滚与摇滚女性

 人和世界的关系

 前夜与黎明的心理图像

 家长里短的街坊式窥视

卷三 垮掉后或生命之痒

 那些歌儿

 雪山乐与怒

 崔健的刀子和土地

 贺兰山下的中国摇滚

 机械与复制与机械再复制

 比如草原音乐节

 理性之疼与话语之痒

 网络后花园中的塑料音乐盛宴

 文艺徽章

 锁定那家网站

 在打口小资堆里厮混

 批评的能指和小资的所指

 玲珑水蓝与Duran Duran私奔

 后花园的游手好闲者

 性辅助道具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解放路北的兽医站

 头牌心态背后的文化呻吟

 第三世界的塑料音乐盛宴

 那里的声音没有能够听得清楚

 摇滚乐与酱炼金术

 《一无所有》的品牌效应

 一个年份的文化隐喻

 从约翰·列农到被困的狮子

 开发者与草莽时代

 新音乐之春后诟病

 红星照耀魔岩

 朴素的少年

 拼盘镜像

 断裂的家庭谱系

 被继承与被遗忘的遗嘱

 流浪乐手和流浪狗

生态观察Ⅲ 怀有Beat Geeration式理想的垮客

 民谣是摇滚乐的重要一脉

 剃光了毛的猫

 警惕媒体的两种话语倾向

 分配非主流的摇滚话语资源

 身体年龄与精神年龄

 后革命时代的摇滚乐

 经济逻辑一样主题先行

 阅读情境的误会

 清醒与高贵的存在

 把北京地下摇滚赶出北京

 主流与地下的姓氏符号

 一些经验教训

 中国摇滚在路上

卷后 山坳上的絮语

你说音乐让你迷途，那你可以多听听窦唯的作品。听他的作品，所谓的迷途将不存在，因为他给你设计了一个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音乐空间，你只需要在他的作品中享受音乐，忘掉身边的世界即可，但关键是，你要进得去，而且还得忘了让你迷途而且充满矛盾的世界。

在崔健眼里，中国的摇滚音乐从诞生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曲折艰难的道路，谈起中国摇滚乐的现状，崔健更是直言不讳：中国摇滚乐还处在萌芽阶段。请问，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崔健是啥时说这话的？如果是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他这样说，应该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搁在今天，中国摇滚乐好歹也经历了二十多年历史了，现在再这样说，可能有些说不过去。我觉得，近期他不可能这样说，要么是你的资料不可靠，要不就是，崔健只是通过媒体随便说说而已。但是，不管老崔说与没说，关于摇滚乐经历的“艰难曲折”的说法我能同意，但我不认为一方面说“中国摇滚已经处于没落”阶段，同时又处在“萌芽状态”，这种不靠谱的媒体话语，在我看来，它对中国摇滚乐的真实生存状态根本就不负责。

前夜与黎明的心理图像

摇滚是地火，可是这几年“中国火”烧了又烧，总难成燎原之势。有人说现在是中国摇滚乐的黑夜，可是既然是黑夜，就孕育着无限生机，就会有无数的星光闪耀。既然黑夜已经来临，那么黎明还会远吗？你个人认为这样的黎明具体是指什么？

在前夜期待黎明，远近都在中国摇滚和摇滚爱好者的心里。

你说，“中国摇滚的火烧了又烧，总是难成燎原之势”，这个抱怨，说的正确也不正确，正确之处在于，中国摇滚的确是你说的这个样子；不正确的地方在于，所谓的“燎原之势”，它本来是一种心里的期待，但你要给它添加一个时间概念，因此这种说法在心理上说合情，但在时间上说并不合理。按照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来分析，摇滚乐是一种体制外的文艺，相对主流它是在野的，由于它是来自”西方的”问题音乐，在它的传播系统要么被贬斥，要么被夸大，这些都是客观事实。

作为在野文艺，中国摇滚的生长过程和生长状态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只是一种文艺现象、一种青年大众的个人娱乐或者纯粹的精神活动倒也罢了，可它不是，除开它的在野文艺状况之外它还是一种唱片王业的“商业品牌”。这20年中，随着崔健早年作品的被人接受和谈论，加上魔岩唱片引发的新音乐之春对中国摇滚的文化和商业价值的提升，除开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之外，摇滚乐因为青年受众的喜爱，它还可以赚钱，能给投资人非常优厚的利润回报。因此，既然中国摇滚可以赚钱，那么它的内部就隐含着这样的话语逻辑：中国摇滚是相对体制文艺的独立存在，相对主流，它是叛逆，也是体制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因为它有众多的青年大众来喜欢，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冒险的唱片投资商就会成为它的支持者，尽管中国摇滚的演出/出版/宣传都处在体制的掌握之中，唱片投资商却依然要作为摇滚乐的盟友槛护人代理者来和管理机构协调，抗争，在政策允许或不允许的范围中帮它过关，通过宣传/演出/出版/经销的食物链的建立来实现商业投资回报，摇滚艺人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将随同得到确认。因此，由于它的内在话语逻辑和生态食物链上的国家管控的局限因素很多，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也非常突出，所以你说的摇滚之火烧了又烧，难成燎原之势也在所难免。

这种状态，是由摇滚艺人攻艺政筑般资商三方面共同形成，然后通过媒体/市场/众来凸现的。这些都很正常，不值得为此过于兴奋或者经常抱怨，只要你喜欢中国摇滚，你只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接受它，与它呼吸与共即可，但是作为摇滚乐的支持者，能够真正看到前夜与黎明这种心理图像，那也说明你是用心的人，而且这种用心只要摆正位置，以一种无望的希望来看待和支持中国摇滚反而对它的发展与未来是件好事。  家长里短的街坊式窥视

黄燎原说，摇滚乐在中国发展不慢，请问你是否认同？

黄燎原，据说，他是有学术抱负的人。在知这一块，他是个聪明人，但在行上，我说的是在行的质量和有效性上，尽管他办过一间汉唐文化公司，就摇滚乐做过许多从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的具体实践，但总体印象上讲，黄燎原先生还是有欠缺的。因为，就各种音乐节和他认为的优秀乐队的市场推广而言，他要涉及商业投资，市场策划和目标运作，同时还要磨合一个与他互为因果的执行团队，作为知识分子，很多事情就难免为难他。他给我的印象是，始终在思考，始终都在做事。但是，经你们这样一会儿说崔健认为摇滚乐“处于萌芽状态”，一会又说黄燎原认为“发展不慢”的提问后，我只能说，对这两个人的观点，我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在我看来，摇滚乐处在哪个发展阶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20来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的摇滾乐队和摇滚艺人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音乐评论人，也该清楚自己究竟该如何说话。因为，二十多年的时间是一代人的成长期，时间不短，经验教训都该有了。(P243-244)

摇滚乐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王钦仁先生说，摇滚乐“亦步亦趋地投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风云，折射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心声”，如冷战、拉美革命、法国“五月风暴”、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东欧剧变等既是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可将其视为重大摇滚事件。从一些乐队的名称和作品命名来看，人们随时还可以从中找到摇滚历史的足迹，如U2、“刺杀肯尼迪”，《革命》、《权力之子人民》、《战争贩子》、《拆卸原子弹》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具体到对摇滚乐的大众文化本质的认识，摇滚精神的探寻，我们应该把握它的历史语境。那些把摇滚乐仅仅看成单纯的娱乐消费的观点，对中国非主流大众文化作用子世道人心的实际现状非常奢侈，具体到中国摇滚乐作为在野文艺的经济逻辑本身更是差距太大。

经过上千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和演变，摇滚乐在它的独立谱系中已经派生出酸性摇滚(acid rock)、非主流摇滚(alternative rock)、经典摇滚(classic rock)、民谣摇滚(folk rock)、车库音乐(garage)、邋遢(Crunge)、Rock abilly疯克金属(Funk Metal)、工业之声(industrialmusic)、朋克(Punk)、种族音乐(Race Music)、雷鬼(Reggae)、另类(Alternative)、艺术摇滚(AnRock)、不插电(Unplug)、朋克摇滚(punk rock)、轻柔摇滚(Soft Rock)、山地摇滚(Rockabill)等众多大众文化艺术流派。

这些风格各异，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摇滚艺术流派，既是西方摇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边缘文化艺术相对社会主流文化艺术的单独存在，更多的时候，它又是边缘针对主流构成批评对话的重要话语资源。不过由此而生发的中国摇滚乐，一旦搁置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其二十多年来的生态话语状况解读起来却牵涉面广，非常繁复，如不认真观察，悉心研究，准确把握，中国摇滚乐的大众文化生态状况、存在价值和在野文艺的意义就不能通过有效的途径得到及时的确认。

考虑到摇滚乐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艺术语境中的复杂性，同时也出于本书编撰方法的基本需要，除了把二十多年来的摇滚乐的生态视野建立在宽泛的时间基础上，采用文化批评的策略对本书予以文本的逻辑构建之外，在各个卷本、章节，我还尽最大努力地保持了作为编撰者的视角的客观，遇到部分章节由于资枓匮乏而无法完成预期的书写，需要借助外力及时补充和完善，在邀请有关朋友针对各个章节所需撰写专业文章给予支持时，我也只是仅将所需内容的大致方向说清，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本书的外援作者身上。可以说“文化生态”这个词汇关联的所有与中国摇滚乐有关的事物，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尊重。它可以体现在资讯的庞大与客观，大众文化批评策略之下的话语设置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评论乐队，分析作品，解读二十多年来的相关事件的多视角，直接呈现出可与中国摇滚的呼吸同步的真实和可靠。那么，中国摇滚的发祥史应该从哪儿开始？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较容易，时间与地点，一点早期资料都在那儿搁着，读者一看就会知道，但因为这些资料过于抽象，而且当年的乐队早已物是人非，一些乐手已经离开了摇滚圈，有的虽然依然在摇，并且也有自己的乐队和音乐创作方向，但一提到当年的那些陈年旧事，往往又因摇滚乐生存艰难的惨痛记忆、乐队与乐手之间的恩怨是非、个人性格气质的局限导致的彼此关系紧张，圈子与圈子互相排斥等种种原因而“不堪回首”，因此，尽管都是一点有限的早年资料，但出于其文献作用的考虑，或者对1980至1987年之前的相关历史的修复与填补，它对于本书作用到也非同寻常。

1980年，中国大陆第一支演绎西方老摇滚的乐队“万李马王”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成员有万星、李世超、马晓艺和王昕波等。1981年，“阿里斯”乐队成立，成员有李力、王勇等人，以演唱日本歌曲为主。1982年，丁武、王迪等组建“蝮虫及乐队”。艾迪和几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成立了“大陆”乐队。这支乐队的作用非同小可，直接构成了中国摇滚乐产生的催化剂。1984年，“七合板”乐队成立，成员包括崔健、刘元、杨乐强、周晓明、文博、安邵华、李秀立，主要演唱欧美流行歌曲。同年，“不倒翁”乐队成立，成员有臧天朔、丁武、王迪、王勇、孙国庆、秦齐、李季、严钢、李力等，主要唱日本歌。不倒翁是中国第一支尝试用电声乐器演绎现代音乐的乐队，也是中国大陆摇滚乐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1985年11月，崔健的(浪子归>出版，这是一张依稀有些摇滚气息的早期流行音乐唱片。随后，侯德健与程琳合作发表了(新鞋子旧鞋子>。1986年5月9曰，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世界和平年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唱《一无所有》，随后出版的该演唱会拼盘磁带《让世界充满爱》中收录了这首歌。1987黑豹乐队成立，初创阵容为郭传林、李彤、丁武、王文杰、王文芳、严钢等。1988年，窦唯加入，随后丁武、窦唯退出，分别组建“唐朝”乐队和“做梦”乐队。崔健任主唱的ADO乐队成立。10月，《音像世界》在上海创刊。成为国内第一份大量报道欧美流行乐的杂志，“对话摇滚”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专栏。

在中国摇滚的大众公共资讯系统，黄燎原先生整理保留的这点资料见证了中国摇滚乐的“史前时期”。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黄燎原先生，本书在解决1987年以前的中国摇滚乐的时间追溯上就会抓瞎，当然对于丁武、崔健、窦唯等人的早年信息也不可能得以及时掌握。如果按照这种思路，从1997年，即黑豹乐队组建的年头开始，把前6年的有关情况作为一个隐形的前提设置下来，从至今历经风雨却仍然存在、并且成为一线主流乐队的黑豹乐队开始，再来考察中国摇滚乐20年以来的风雨历程，我们的目光将会邂逅一部背景繁复，情节跌宕却又主角众多，结果虽然往往很难把握预料，而与之相关的诸多命题又不得不弓；人沉思的中国在野文艺的摇滚自然史。当然，因为本书确定的是“独立大众文化生态观察”，因此，“史”在我这儿只能是一种基本线索和历史背景，并不构成正统意义上、被学院的学术体例所严格控制的中国摇滚乐的“历史”。

崔健从“一无所有”的摇滚青年，“北京杂种”，吼出中国摇滚的“第一声春雷”后，二十年来足迹遍及亚洲乃至世界各地，以“音乐借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表现形式，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连，表达了中国对世界青年的心声”的评语获得荷兰驻中国大使馆颁发的克劳斯亲王奖(针对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知识分子而设)，目前人到中年，功和名都有，无论是世界级的摇滚巨星舞台，或者还是中国中小城市的无名酒吧，他却依然尽心卖力地在摇，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风格的作品为中国摇滚的精神内涵或商业价值打拼。有人称他为“摇滚教父”，实际上他是一位勇敢的“摇滚大哥”。在媒体和一切与中国摇滚有关的书写中，崔健同时又是一个类似知识考古者频频光顾的文艺符号……

观察/思考/描述/解读乐队和艺人是本书的一个重点，在这篇带有导读意图的卷前文章中，我曾试图如上述文字这样书写，然而，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种以点带面的文艺综述式的行文。之所以放弃，是因为我考虑到，按照这个思路评论乐队/艺人/唱片公司/音乐厂牌，会给我带来意料中的麻烦。首先，这样书写，文字的篇幅会使这个卷前部分难以承受，读者也可能被这样的描述拉开的篇幅吓跑；第二，中国摇滚从草根文艺的原生态开始发端，随后因主流文化、唱片公司、各种潜规则的多重介入，摇滚乐目前正在偏离艺术的本质而演变成一个虚妄而巨大的名利场，如果这样一路描述下来，我恐十白难逃利用”显要位置”给艺人、乐队、厂牌排位，打广告，间接为其谋利的嫌疑，本书的出版将导致我与中国摇滚这个族群的关系的复杂化，使本来就处于“多事之秋”的”问题音乐”因我行文欠妥再增加新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卷前部分，某些困扰我的已经写了将近洋洋万言的“不确定”的介绍乐队与厂牌的文字只好忍痛删除，只留下崔健这个文艺符号来说明问题。因此，其他乐队、艺人和唱片公司的解读将在本书的其他卷本逐一呈现，卷前的篇章就不再做推介与导读。对我来说，这是某种方向的隐痛，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本书卷一为“草根艺术营地”；卷二为“新儿女英雄话语”：卷三为“垮掉后或生命之痒”。全书共计三个卷本，加上卷前“风雨苍黄二十年”的导读，卷后“山坳上的絮语”的首尾呼应，本书共计五个部分，二十多年来事关中国摇滚大众文化生态的方方面面，将以洋洋四十万言，连同一百余张编排有序，充满个性的摇滚艺术摄影图片并不轻浮地出现在读者诸君的眼中。

对中国目前所有的重要乐队、音乐厂牌的深度资讯，相关评介，我按照年代自然生态史的方式，以“草根艺术营地”这样一卷本对其进行编撰归档，其演变历程，作为被观察个案参与的社会文化对话，作用与意图也都有悉心的研究与揣摩，并在各自的篇幅与形式的差异上，给予了客观冷静的细分。它的呈现方式是力求真实、直接、准确，我的个人好恶已经退避其次。所谓草根艺术，似乎显得与中国摇滚的摩登时尚不搭边界，但因为这是非体制的，没有任何文化庇护的中国青年亚文化族群，区此，它的自生自灭，伴随乐队、厂牌的演变历程之始终其实也是最好的诠释。因为中国摇滚有它自身的“西方边缘文化”背景，所以，革根这个词汇关联的事物也会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草根定义。不过这些细微的变化与分野，只要勾连到自乐府民歌以来，非主流在野文化开创的那种非庙堂的存在范式，中国摇滚散发出来的灼热体温必然也会把读者的思绪带入西方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交叉扭缠的某个阅读空间一一那个空间是中国摇滚的大众文化复合体，读者阅读本书能有此番邂逅，个人认为最终也算值得。需要说明的是，正式集结成军的乐队我在这个卷本能够予以完成，如崔健、窦唯、张楚、何勇类的重要摇滚艺人，因其出现在中国摇滚大众文化生态视野的实际状况是以非乐队的方式存在的，因而关于他们的背景资料，我将在第二个卷本的相关文章的结束部分，变通为“艺术年表”，根据艺人的成就以及艺术活动状况进行详细补充。

就中国摇滚乐队/艺人的相关话语描述，我和知名乐评人王小峰、赤潮等，媒体界朋友秦上闲、张映光、贾维、李志明、唐刚、Twinbed等进行本书的课题合作，以现场参与网络访谈、电子邮件提问采访、面对面聊天、重要文本收集整理的方式进行跟进考察，书中的对话文本，涉及了提问者就中国摇滚族群内部的隐秘话语叩问，对历史中的大小摇滚事件的缅怀与跟踪，反思和探讨，当然，面对全球化语境对中国地缘社区的文化无可避免的遮蔽事实，对话书写中又包含了对话双方富有中国社区身份的个人思考，因此，最终也能把中国摇滚的过去、对话时间段与未来的话语谱系予以族性范围内的激情彰显。那么，中国的乐队它人是英雄还是草莽，流氓或者战士？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与编撰者无关，它需要读者诸君通过阅读自我确认，自己寻找才会得到各自所需的结论。

卷三的长文《摇滚乐与资本炼金术》和垫后文章《怀有Beat Ceneration式理想的垮客》，写作整理时间最长，花费心血太多。前者是依靠必要的学术常识，跨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学科的文化批评随笔，按摇滚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被舆论喻为“魂飞魄散”的中国摇滚的综合生态话语分析；后者系我时间跨度最长，和一些知名作家朋友——陈村、冉云飞、赵耀民、老摇、宁肯、汪建辉、裴志海、丁晓峰、沈默克、卢小狼、王族、郁迪、韦■等人就中国摇滚的大众文化精神内涵或娱乐趣味展开的对话交流。当然，基于”垮掉的一代”在中国译介语境中的某些认识偏差，我和朋友们也通过中国摇滚的个案、尤其是那些心怀机密的被喻为垮客的音乐人的事例进行了辩证和讨论。另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卷本的框架内，我还引用了三篇与云南丽江、宁夏银川、内蒙古格根塔拉大型户外音乐节有关的署名文章。引用这几篇文章，是考虑到中国摇滚的“伍斯托克情结”，它既是艺人联系摇滚青年受众的纽带，同时，作为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摇滚历史，尽管这几个重要音乐节有它太多的不尽人意之处，但相当程度而言，它又是一个族群性的“血泪开拓”——因此，在这种介于“历史大事记”和“摇滚亚事件”的语境中，我对中国摇滚的文化观察，乃至判断解读也有了彼此呼应的文本体溫。

卷后的命名为“山坳上的絮语”，顾名思义，这是这本书即将完稿之时的终章，是作者站在鸟瞰的位置的一些自说自话，以及围绕本书的编撰过程而生发的一些个人陈述，它是成书逻辑的补充交代，同时，也是激情与内敛的状态下，经我亲手写下的感谢与铭记。完成《枷锁与奔跑——1980-2005中国摇滚乐独立文化生态观察》，对中国摇滚的明天期待，乃至我和读者朋友之子生活与艺术的理解，作为大众文化对中国摇滚的彼此认同，无疑也有心灵的碰撞乃至精神感悟的属于本书的终章式的最后沟通。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摇滚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发祥以来，20年来的风雨历程，艰难曲折，遭遇坎坷，作为对其生态状况进行个人视角的独立文化观察，加之许多乐队、摇滚艺人、乐评家、作家和普通摇滚爱好者的支持配合，应该说，这部作品的首次出版与我的内心构想和朋友们的期望不会存在太大差距，因为本书的少量篇章的初稿在网上发表，曾经引起了文艺青年的热烈争论和疯狂转帖，作者大量的网络信息由原来的小说作家而被乐评或文化批评取代，但是，对此我又不得不说，本书的一些相关资讯和与之有关的话语解读深度还有待继续丰富，因时间和篇幅的原因，挂一漏万的问题还在所难免，然而这也给下次再版时重新修订，或者容我再写其他的中国摇滚篇章留下了机会。

二十多年来，中国摇滚的历史走得匆忙急促，而且行动缓慢。说它匆忙急促，是因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它走完了西方摇滚自50年代发端以来的全部历史，这种“摇滚大跃进”式的运动状态，从中国摇滚对西方摇滚史——重金属、英式摇滚、流行朋克、电子乐和嬉哈说唱的不断复制，不断地速生速灭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行动迟缓，则是通过中西方摇滚的文化经济场的对比，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摇滚虽然已有二十多年来的历史，但却依然步履蹒跚，始终不曾获得属于它自身的应有位置。除开急促而缓慢的音乐文化生态之外，主流舆论甚至还出现了诸如“魂飞魄散”，乃至“解散中国摇滚”的话语诟病。基于这样的文化生态背景，江苏作家王心丽大姐曾告诉我“这本书很难搞”，可谓一语中的。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难搞”，在2005年12月至2006年10月期间，因此才有我的并不轻松的“田野考察”和“案头作业”。

我开始考虑书稿的内容，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我用半个月时间，试着写了题为《中国摇滚二十多年来文化生态话语考量》的万言长文，连同初拟的成书大纲发在天涯网的“闲闲书话”和作家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两个国内知名的读书和文艺沙龙论坛。这样做，算是“临阵试手”吧！现在，这篇文章现已分散在本书各个卷本的开篇及卷三的一些事件与个案的缝合之中，它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篇长文，我将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摇滚的文化生态话语主线进行梳理，对日后建立在大量资讯阅读与研究之前提下的案头作业起到了直接的牵引作用。

在业已过去的青年时代，我在空军某部服役期间，曾帮助连队的士兵们组过只有“三大件”的短命乐队，与兵们胡闹着翻唱过黑豹乐队和崔健的一些早年歌曲，随后，与驻地大漠部落乐队的兄弟有过交往，参与策划过这支火种式的金属乐队在北方塞外的首次公演。因为爱好，我还收集整理了很多摇滚资讯，花三年时间完成了至今未曾得以出版、却并不丢人的先锋文化摇滚长篇小说《纸房子》——但是，对二十多年来中国摇滚的直接文化生态把握，我承认，最初，我真的有些底气不足。

令人欣慰的是，这篇文章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许多摇滚青年及一些先锋艺术家将此文做为重要文章在他们的私人博客收藏和引用，天涯网、美术同盟、中国学术、艺术批评等专业媒体还先后在各自网站的头条位置进行了醒目推荐，一些作家、学者和摇滚艺人对我的文章以“摇滚乐的重要文献”之说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尤其是上海作家陈村、美国艺术家老摇、先锋画家老武、舌头乐队主唱吴吞等朋友还与我就本书的编撰方式和内容，或给予了热情关注，或与我进行了商榷探讨；小婉、马戎戎、叶静、暖暖诸位在我近乎苛刻的编撰逻辑下，用他们的一手的几篇现场文章成全了我；而民谣音乐人洪启和摇滚艺术家梁龙、吴虹飞、小河、陆晨等还帮我协调了各种采访与资讯收集关系。因此，在本书的卷后的终章，借对被各种话语诟病推到山坳之上的中国摇滚再次进行絮语式的个人言说之际，对各位的诚挚谢意我理应有所铭记——真诚地感谢各位！要不，我的书稿就失去了力所不及的现场与事件的依托，面对各种机缘和机密之门，最终也不可能获得解决相关问题的钥匙。

朋友们的意见最后综合成——中国摇滚二十多年来的文化生态观察的选题不错，需要有激情、有见识的“局外人”对它的自然历史和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当然，期间也有一些所谓的“圈子人士”、“资深摇友”对此表示不屑和怀疑，他们认为，因为我不是“业内人士”，所以我没权利来做这件事，对中国摇滚本身，有的甚至也要借我写书之际通过我对其进行诋毁和谩骂。但是，这又算什么呢？作为已经告别了愤怒抒情的青春时代，继而步入了人到中年的“读写人”状态——我在感念朋友和同道的支持，相信我的文化学常识与艺术判断对中国摇滚具有的目的和意义的同时，我也并没退缩。

中国摇滚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脉络需要贯通到整个成书过程之中。当然，历史脉络是相对的而非绝对，比如，将有代表性的七十多个乐队和厂牌的自然生态史(含半解散和已解散的重要乐队)、几个户外音乐节构成的亚摇滚事件进行综合观察，对乐队和艺人的活动跟踪检索与反复核对，对能够代表二十多年来的最高艺术成就的专辑、唱片、EP和单曲集中时间或不间断地视听，而且我还必须根据相关资料对有关乐队、艺人和厂牌和因个人活动状况已超越乐队和所属厂牌的艺人按时间线索进行编撰，所以，中国摇滚历史背景在这部文化生态观察的书中能够得到保障。作为乐队和艺人的访谈文字，根据其影响大小来决定相应的篇幅，看似是各种单篇文章的汇集，其实因时间与事件以及相应个案在本书的解读，实际上在独立观察的选题立意中，它又是一个散发着浓烈的在野文艺之音乐文化气息的有机整体，因而，在做访谈部分的文章章节与标题拟定时，在尊重卷一乐队自然史和照顾卷三观察分析内容的基础上，我又做了局部与整体的彼此呼应，从而使其置入书稿的逻辑框架之内显得上下连接，更加自然酣畅一些。

从历史线索中的乐队自然史，到艺人访谈对摇滚文化生态话语的盘点和探讨，两个步骤完成后，本书已完成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隐形话语构建。那么，根据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在接下来的个案解读中，我就该对”怎么办”进行回答了，可遗憾的是，对此我却做了全盘放弃。放弃这种讨巧的方式是考虑到，面对二十多年来的摇滚文化生态的观察，作为“局外人”我有“独立”二字的坚持和自律，因“怎么办”的“指点江山”式的预言与“摇滚领袖”的行动部署有关，与我之间没有任何牵涉，所以我要另劈蹊径。在我的常识概念中，我只能对诸如“打口唱片”和“港台外资开发中国摇滚”的此类个案予以“怎么样”的解读。而此前，由我个人和众多文艺青年，加之与诸位作家朋友共同完成的生态观察，也是站在现象解读的立场上的客观讨论。

那么，因为“怎么样”话语概念的被我确认，书写逻辑就只好以解构的建构健构的解构之方法来完成了。解构的建构健构的解构作为两个学术名词看似吓人，实际上，它又并不是两个冰冷的彼此互换的书写概念，虽然它与我的方法论中的自我约束有关，与书稿的读者却有益处。有叫秦川的朋友认为，我的观察文章具有“抽丝剥茧，触及中国摇滚文化生态本质”的抬举之誉，王雅清副教授有“最有分量的摇滚评论”之说，我想，这也正是我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与方向。而紧扣成书逻辑的三份属于本书需要直接面对的生态观察，从文体的属性看，它是我对中国摇滚二十多年来各个方面的综合发言，显然与客观的“中间人立场”相悖，但除开“观察Ⅰ”是我对摇滚在野文艺话语的编撰确立以外，其余的“观察Ⅱ”和“观察Ⅲ”，则分别是我和文艺青年族群和作家朋友通过对话互动的方式子以建立的，因此，作为局外人的作家，我以观察者的独立视角解读中国摇滚二十多年历史的构想最终还是得到了有效坚持。

2005年12月至2006年10月期间，在乌鲁木齐的“日月星光花园”、北京价格低廉的地下旅店和内蒙古东部草原我的“存命驿站”，我依靠一台手提电脑、一个移动硬盘、一包平时收集的文字资料，一副耳机，一盏台灯，繁忙而充实，顶住各种压力顺利地完成了我对中国摇滚的田野调查和案头作业。有意思的却是，完成书稿我并没获得多少长路抵达终点的快慰，这也许是因虽然戴着枷锁一路自由奔跑的中国摇滚经历了二十多年之风雨沧桑，它还依然年轻并在继续奔跑，而我根据出版社审读意见修订书稿收工之际，人已足够地老，况且，今年蒙古高地草原的寒流已经过早地滚滚来袭，暂时没有明确其他读书写作计划之前，我已有些眷顾20年以前我的出发地——四川江油叫着大屋基的那个南方乡村的原因之所在吧。

摇滚乐对于备受压抑的我们来说，有一种重新创造生命的愉悦。而郭发财兄这部关于中国摇滚乐的“史记”，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摇滚乐，在艰难的土地上澎湃着一种怎样的野性之激情。人活着，就应该知道生命怎样去释放，并获得体面的再生。二十多年来，中国摇滚对我们的滋养是如此丰富，而郭兄的书让我们无法忘记这一切。

——学者、作家 冉云飞

我们曾经提出过“摇滚你的生命”，但我的朋友郭发财却用一本大书告诉大家——摇滚你的历史!于是，在他的新书中你能看到崔健来了，窦唯来了，左小诅咒来了，吴吞来了——我们来了。但是，我们的历史也是你的历史吗?我对一位记录片导演说过，“摇滚乐把麦克风这笔交给了我”，但现在摇滚乐又把我们交给了郭发财。

——舌头乐队主唱、词作家 吴吞

为使批评成为可能——法国“高师”的那帮知识分子对广告、媒体、摇滚乐构成的大众流行文化进行了海量解读。《枷锁与奔跑》的作者似乎拥有68年的那种“五月风暴”中的知识分子情结，这些一方面既可看作是批评的突围，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作者内心试图通过摇滚乐问题与文艺青年之间的对话关系建立的期待和焦虑。在批评洞见与大众文化常识之间，书写的野心与读者的阅读也将把他推向没有任何庇护的危险之境。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学者 徐晴

因为职业，对乐手、艺人、唱片公司、摇滚战士我不陌生。但看了郭发财的书稿清样之后，我发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在中国摇滚圈子中是个普遍问题。通过该书，我发现很多有用的东西，它们被分门别类，成为了中国摇滚二十多年来不容忽略的重要部分。

——楚天音乐台主持人 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