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明廷的黄昏画卷，两股势力的咄咄进逼，九名朝臣的左支右撑，五位帝王的前仆后继……

明帝国是如何“发疯”的？是如何走向悬崖、走上不归路的？大明帝国的黄昏期是如何度过的？

本书向您揭秘大明帝国何以匆匆逝、清朝何以泱泱兴的历史禅机，为您解读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

明朝开始衰败从万历皇帝始，以崇祯皇帝终，又以南明四帝为余音。在近八十年的黄昏期里，明帝国像是一个被砍掉了脑袋的巨人一样，疯狂地向悬崖边冲去。

如果在帝国的黄昏期，有人，哪怕只有一个做对了那么一件事并且取得了成效，明帝国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历史也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除了扼腕叹息，更多的是对 “事在人为”老话的一再咀嚼！

想要知道明帝国是如何“发疯”的，是如何走向悬崖、走上不归路的，大明帝国的黄昏期是如何度过的，本书将带您解读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

写在前

一　为什么必须是张居正

　邹元标的呼号

　一个非常之人

　张居正之死

二　空前绝后的断头政治

　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

　国本之争

　梃击案后的惊鸿一现

三　国库如何经得起炫耀

　鞑靼老人的愤怒

　抗倭援朝

　镇压杨应龙

四　灾难——矿监税使

　神宗的本意

　两个混蛋：陈奉与高淮

　李三才的上疏

五　以党争呼唤正义的东林党

　顾宪成东林讲学

　并不纯净的东林党

六　满洲人在想什么　

　天上蹦出个努尔哈赤

　杨镐，你怎么了

　无法评说的李成梁

七　太监祸国的极致

　大隐隐于朝

　作下满天恶

　魏忠贤之死

八　袁崇焕必死

　毕竟是书生

　擅杀毛文龙

　已巳之变

九 杨氏父子与“刁民” 

 书生杨鹤

 杨嗣昌的英明

 杨督师之死

十 他必将被万人唾骂

 洪承畴降清

 那些逝去的前辈

 一副对联

十一 可爱的崇祯帝朱由检

 怎么会是你

 死要面子活受罪

 可爱的崇祯帝

十二 为什么是李自成

 幸运的李白成

 兄弟张献忠

 进京与出京

十三 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吴三桂

 三桂发迹史

 哪个鸡蛋最硬

 山海关下的谜

十四 海盗终究靠不住

 隆武帝的悲哀

 郑芝龙的海盗血液

 一对父子，两条道路

十五 是宿命如此，抑或败在人为

 最后的永历

 孙可望的理想

 李定国的遗书

后记

一切事情都应该从1622年谈起，这一年是天启二年。刑部左侍郎邹元标上疏，请为万历朝第一任首辅张居正恢复谥号，并在奏折中称张居正对大明朝实具有不可磨灭之功。这一年距张居正死已整整四十年，距他被削官抄家三十八年。我们先向前看，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甘肃巡抚梅之焕向内阁递交文书，谈到当时的弊政时说：“使今日能有宗无实，振纪纲如张江陵者，斗筲之徒敢若此耶？”泰昌元年(1620年)十一月，试御史方震孺上疏称赞“皇祖之初政，事事严明，江陵之相业，事事综核”。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御史周宗建针对浙党败坏封疆，缅怀道：“张居正留心边事，然后有隆、万五十余年之款贡。”

那么，我们再向后看，在邹元标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九年后，也就是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喊冤，时距张居正死已近五十年。十年后，也就是1640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四年的时候，崇祯皇帝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原官，并授张敬修的孙子同敞中书舍人。

在这些缅怀和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人中，有一个人是最特殊的，他就是在万历五年(1577年)“夺情”事件中被张居正廷杖，而屁股差点被打烂的进士邹元标。

天启二年(1622年)，他请为张居正恢复谥号，有人问他：“您把廷杖之事忘了吗？当初，可是您上疏大骂张居正无孝无忠，是个禽兽的。难道，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吗？”

邹元标回答道：“当初他不守制是他有罪，作为臣子不得不言。今天想来，张居正的功劳的确很大，谥号不可不复。”

这些人对张居正的缅怀与请为其平反，说明了一件事：张居正当政期间的改革业绩是不可被抹杀的，他确实是对明王朝有着大功的一个人。但也正如邹元标所说，万历五年(1577年)的“夺情”事件，张居正的确是有罪的。

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万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这一天，首辅张居正得到了老家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他有点慌了，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承重祖父母及嫡亲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月的二十七个月，需在家里丁忧。服丧期满后，再出来视事。以道德为国家经纬的大明朝对丁忧制度更是慎之又慎，按照这种规定，张居正不能不回老家丁忧。

但他不能走！改革大业正好进行到了一半，他用了五年时间才将朝廷纲纪梳理得井井有条，接下来，他正准备在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二十七个月对张居正来讲，无疑于一生，他一生的理想很可能就会在这二十七个月里被他人扼杀。

张居正很可能在九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想的都是怎样不丁忧，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夺情”。所谓“夺情”，其实就是皇帝不让你回家丁忧。因为明朝有过先例，宣德元年(1426年)，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明宣宗下诏起复；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大学士杨弘济母死丁忧，随即起复；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父死，宪宗下诏起复。这三件事情在张居正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凭借着大智慧，他决定策划一起“夺情”事件。

但就在他行动之前，内阁次辅张四维上疏万历，称坚决不能让张居正走，一定要“夺情”。因为有往例。万历就下旨，张先生坚决不能走。

张先生觉得就这样不走，似乎说不过去，于是，他给万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闪烁其词地说了这样一件事：父亲死了，我不走不好；可我一走，如何是好？

是啊！整个帝国现在正在张居正的规划下向前行进，一旦这个重臣离开，万历可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此时，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也上疏请留，一时之间，朝廷上下都上疏请皇帝将张居正留下，似乎张居正一回家尽孝，天就要塌下来一样。万历就顺水推舟，要张先生必须留下。

张先生“只好”留下，为了不给反对者以口舌，张居正屡屡上疏，还是要求离职守制，以尽孝思。万历在张居正好兄弟太监冯保和他母亲李太后的要求下，坚决不让张居正尽孝道。最后，万历经过张先生的建议，取了个折中的主意：可留在任上守制。也就是说，事务还是要处理，但可不上朝。这种“不坐班”的方式很让张居正满意，一方面，他的确在尽孝；另一方面，权力并没有被人夺走。他本以为一切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事实却是，事情才刚刚开始。P2-4

明朝开始衰败从万历皇帝始，以崇祯皇帝终，又以南明四帝为余音。在近八十年的黄昏期里，明帝国像是一个被砍掉了脑袋的巨人一样，疯狂地向悬崖边冲去。

所有想去拉这个巨人一把的人最后都粉身碎骨，所有想要推这个巨人一把的人都如愿以偿。

是万历皇帝制造出这个无头巨人，又是他把这个巨人引向悬崖，并且在后面狠狠地踢了一脚。接下来的一位后继者泰昌帝根本没有来得及理会这个巨人，就一命呜呼。第三位继任者天启皇帝把挽救巨人的责任交给了魏忠贤，这位天阉又狠狠地给了巨人一脚。第四位继任者崇祯皇帝本想去拉它，想不到因为着急心慌而变成了推。当这个巨人义无反顾地掉进万丈深渊时，南明四帝发出了无奈的叹息。

东林党成员、杨镐、李成梁、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杨鹤、杨嗣昌，这些帝国的忠实重臣无一不想拉住这个奔向深渊的巨人，可是，因为种种客观环境与运气，他们最终没有能拉住他，许多人还被巨人先摔进了深渊，粉身碎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努尔哈赤、李自成、洪承畴、吴三桂、郑芝龙、孙可望等人的推波助澜更让巨人摔死在历史里。郑成功、李定国，不过是在巨人掉人悬崖和没有落地时进行疯狂救助而已。

明帝国，自张居正死后似乎就没有了一点点运气。明帝国的每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无法拖住这个被砍掉脑袋的巨人的脚步。

难道历史真的就如此无情，把一切运气都给了它的敌人，而把一切厄运都留给自己？想要知道明帝国的黄昏期是如何度过的，就应该知道那些在这一黄昏期里的人都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不能挽救自己的国家，为什么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们当时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才做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已经发生的事，就在他们当初的筹划与抉择中，是什么东西在主导着他们的思维，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可以拉住明帝国覆亡的脚步！

通过重温这段历史，笔者愈发相信了“事在人为”的老话！如果在帝国的黄昏期，有人，哪怕只有一个做对了那么一件事并且取得了成效，明帝国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比如，跋扈一时的太监魏忠贤被王安干掉，对辽东战略正确的熊廷弼就不会死，孙承宗也不会被拿下；袁崇焕如果不吹牛、不杀毛文龙，他就不会被凌迟，满洲人也就无法入关骚扰；如果崇祯皇帝略有一点帝王的权威，不好面子，那么，与满洲人议和就会成功，杨嗣昌的“十面张网”必能将李自成打人万劫不复之境地。

如果杨镐再聪明那么一点，萨尔浒之败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败得那么惨；如果洪承畴不受到帝国内部那群愚蠢的人所催逼，他也不会失败被俘。

如果隆武帝依靠的郑芝龙不是海盗，如果孙可望与李定国能同心协力，南明也许可以存活更久。

但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

忽然想起了一个异曲同工的故事：一个农夫想要玩刺激，就牵着一头驴跑到悬崖边，他在里面，让驴在靠近悬崖的一面。驴当然不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坠人深渊，所以，当农夫想拽它靠近里面一点时，它偏不。农夫越是往里拉它，它越是往外扯。最后，农夫没有力气了，一撒手，驴掉进了深渊。农夫看着深渊里粉身碎骨的驴说，你赢了。

谁是驴，谁是农夫，都不重要。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是谁让农夫有了“玩刺激”的想法。

是为前言。

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典型的慢性子，仅吃一碗牛肉面就能用去两个小时。所以，许多朋友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当今社会的急躁让许多人像顶着一盆火在找水井一样。而他就是那口水井。

但有一天，他饿了。进了饭店狼吞虎咽，几分钟的时间就把一碗南打扫干净。我开始并不奇怪，因为他饿了。但后来，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吃饭非常慢的人在饿了的时候会反常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把他当成吃饭非常慢的人，所以没有见到或者是没想过要见到他狼吞虎咽的一面呢？

当我怀着这种疑问写《大明帝国的黄昏》时，晚明以及南明史上的那些早被一些学者扣死了的人物性格让我真是产生了抓耳挠腮似的疑惑。

我想知道，生活在三百多年前那个时代的那些关系到明帝国命运的人是否有“狼吞虎咽”的时候。于是，我找来一些人帮我搜寻关于他们的资料。先是周迎春学者帮我拿来了《明史》，并挑出了他认为我可以用到的篇章，虽然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我也留下了。接着就是王兆国老师从北大帮我借到了一本很怪异的竖排繁体版的《晚明小议》。虽然读起来咬牙切齿，但我仍旧很高兴。《晚明史》到我手里的时候只有四分之三，上面还被本书的主人黄海龙先生横七竖八地写了好多字，我用了一点。最后是杨海涛老师的《明史讲义》，让我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这些人时不时地给我讲解那段历史，并且形于纸上。即使我对晚明历史自有一些主张，但采众人之长，大概没有坏处。因此，此书可以看做是多人之智慧、众思之结晶。

本书完成后，我发现在比拟感上没有实现当初的目的。我并没有发现那些人的突然反常之处。他们的确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做着他们本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有人做砸了，有人虽然没有做砸，但也没有做到位。

我于是想，抱着一种目的去写历史，本身就是个错误。就像一个人盖了一个比鸟笼子还小的猪圈，然后再去捉野猪一样。要想把野猪装进去，不但不可能，反而很可笑。

但现在的许多所谓学者都在建鸟笼子，然后去捉野猪。据说是装进去了，可我疑心，装进去的只是野猪的影子。

如一位朋友所言，历史的瞬间汇成了历史的长卷，事件偶然性即所谓的“历史的拐点”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我想也是。正是对这些“拐点”的分析，构成了本书的“基点”。本书正是通过这一个个“拐点”揭秘大明何以匆匆逝、清朝何以泱泱兴的历史禅机，也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认识历史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