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来出生于中国的文化巨人不过百人，而胡适先生是最后的一位，他但开风气不为师，在现代中国全面转型的惊涛骇浪里，以一学成归国之少年，振臂一呼，擎起新文学革命的大旗，一时风光无限。本书择其散文随笔之精要，内容包括学余丛话、卓然观世、人性引领、流辈风采、人物故实、曲言箴群、我的信念、师友书情等八个部分，章现其治学、为人、处世的大师风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思考的镜子。

胡适（1894-1962）“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他不仅是自由主义斗士、外交家、文化名流，而且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一代国学大师。本书是从其散文随笔著作中精选出来的，内容包括学余丛话、卓然观世、人性引领、流辈风采、人物故实、曲言箴群、我的信念、师友书情等八个部分，而胡适的为人信念，都显露在他的文字当中。

辑一 学余丛话

读书

为什么读书

找书的快乐

论读别字

读《汉书》杂记

书院制史略

论诗偶记

诗与文的区别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辑二 卓然观世

麻将

归国杂感

名教

“我的儿子”

孙行者与张君劢

整理国故与“打鬼”

信心与反省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旧瓶不能装新酒”吗?

大众语在那儿

南游杂忆·广州

辑三 人性引领

贞操问题

女子问题

李超传

人生问题

新生活

论家庭教育

徽州谈

辑四 流辈风采

追忆曾孟朴先生

追想胡明复

追记太戈尔在中国

丁在君这个人

追悼志摩

辑五 人物故实

国府主席林森先生

高梦旦先生小传

追念熊秉三先生

许怡荪传

记辜鸿铭

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传

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

“老章又反叛了!”

宣统与胡适

辑六 曲言箴群

东洋车夫

差不多先生传

我的车和我的车夫

一个问题

辑七 我的信念

不朽——我的宗教

我对于丧礼的改革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

大宇宙中谈博爱

辑八 师友书情

《吴虞文录》序

《蕙的风》序

《王小航先生文存》序

江绍原《乔答摩底死》序

《胡思永的遗诗》序

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

《上海小志》序

《师门五年记》序

编后记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

他说是陕西。

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P239-240

要编一本胡适的散文集是很不容易的。胡适是学者，不是作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文学的“逃兵”。虽然是自嘲，但也说明胡适尽管爱好文学，却不可能终生从事文学的事实。不过胡适开风气的贡献还是抹不去的，他对现代白话文学的提倡尽人皆知，不用赘说；他写《四十自述》，就是希望一种良性的自传文学，能够影响社会，建立好的心志。但是胡适的文章一般人看起来，或者觉得白，或者觉得重。这是什么原因呢?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说过：年轻的时候，你可能爱好文学，这时候你完全是感性的；而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对深一些的层面有所诉求，这时候你就慢慢理性起来了。可是当你在学问上走了一段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想像力没有了，找不到初时的那种文学的感觉了。于是你除了无奈，只好放弃，我就是这样的。因此你们要想保持感性的，就得牺牲理性；要理性就得放弃感性的，总之常人在这件事情上很难兼全。这位先生说话时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得，我想胡适也应该是这样。创作哪里是容易的呢?说实话，一个人再天才卓越，他也不可能写出超出自己经验之外的东西。他的可写域度是有限的，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衰歇下来，这缘于每个人生活的限度。与其说文学世界是因了多少大师，不如说是因了众多的作者。一个人其实只要做成一件事情，他一生就不虚此行了。胡适正是这样的，他做了不止一件事。胡适在文艺上的参与虽然只是一瞬，但作用却足够深远。有人说胡适的诗写得不好，但是我们只要看看他作的那些古体诗，哪里是现在的人容易写出来的呢?毕竟，历史的语感已经一去不回了。

胡适是一个理性的人。在胡适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极度的冷静。也正是因为这种冷静，所以胡适一直能保持对时代明白的判断，始终不出错或少出错。可以说，胡适是中国二十世纪头脑最冷静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时过境迁，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胡适的思想，仍然觉得有理的原因。也许这样的人不适合去做作家，但是我们在胡适那里又能够找到很多有人情昧的东西，以及乐观幽默的精神。这些精神趣味，或者表现在他的翻译作品中，或者体现在他的小品和创作尝试里。尤其对朋友，胡适总能够在多少年以后还保持一种忠厚的感情，更不要说当时了。像《追悼志摩》一文中说的：“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胡适说过，他的宗教是不朽，那么胡适说徐志孽的宗教是爱，这两者之间是否有一种时代心理的互补呢?胡适写徐志摩的笔调完全是文学的，有别于他的一般文章。没有深厚的感情和私交，这种笔调是出不来的。朋友们对徐志摩的洋价是：“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胡适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徐志摩所追求的，是一种单纯的人生态度，也只是一种单纯的生活态度。所以在民初那个时代才尤其容易遭到坎坷，受到社会的非难。对此，胡适说了一句公道话，“只有他有这信心……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又说：“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

这哪里是单纯地说徐志摩，这其实也是在说包括胡适自己在内的一大批人。在胡适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遭受了太多的压抑，不幸福是必然的。连学者和智识阶层也不敢想、不敢去打破的，遑论一般人呢?只能说，这个社会本身就缺乏想像力，而一旦“不幸”社会化了，人群的生活便很难得救。徐志摩正是不愿意再简单地履行人生程序，所以才“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去追求”，胡适为徐志摩辩护，就是表达自己这一代人的真想法。胡适是履行了人生程序的，他不能像徐志摩那样，所以尤其容易同情徐，对徐的遭遇感同身受。实际上，胡适的夫人不能理解胡适，江冬秀总是抱怨说：适之留给死人的地方比活人多。胡适要做研究，没有藏书当然不行。可以说，没有生命、缺乏想像力的人生程序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胡适那一代人已经付出了巨大牺牲，以后的人没有理由再重复。

我们谈起胡适对时代的贡献，总是想到诸如文学革命、提倡白话等等事迹。像白话文，本来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一下搞得如火如荼呢?这里面的原因确实很值得我们讨究。在《大众语在那儿》一文里胡适说：“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大众语只是一种技术，一种本领，只是那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这说明胡适的一种社会服务精神，他并没有以学者自居，吊一些高头讲章以为能事，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为民众做些什么。所以胡适一辈子行文平白，以至于很多人说他像白开水。但这也正是胡适白话工作的寄义所在，因为那时的中国社会，一切都须从初级起步。

“凡是说话作文能叫人了解的人，都是富于同情心，能细心体贴他的听众(或读者)的。”“能够体贴到听众里面程度最低的一个人，然后能说大众全听得懂的话。”“能这样体贴人，自然能说听众懂得的话，自然能做读者懂得的文。”“所以我说：大众语不是一个语言文字的问题，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胡适说的体贴，就是指平时要时时想着别人，时时想着对方，养成一种习惯。有些人指责白话不大众化，就是因为心里并没有别人，写文章说话丝毫不考虑别人懂不懂、明白不明白，胡适对此作了不客气的批评。所以大众语最终还是一个态度怎样的问题——大众语就在各人的态度里面。

我时常想，白话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为什么一到了民国就搞成运动、“上纲”为革命呢?为什么在古代或者民国以前不搞成运动和革命呢?经过很多年，我似乎明白了一点，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历史规定的问题：文言是帝国文体，而白话是民国文体。至于先秦时代则是自然实用文体，所以很多人说先秦文字是当时的白话，我们今天看也不吃力。其实这只说明文体出于自然，正如六书出于自然一样，一切都是出乎自然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历史中的事物什么是势所必然的，是不必多去纠缠的。白话在提倡之初，自然会经历一番拉扯紧张，但一切都会过去，后人来看这一段只会有复述上的意义。在当代，各种反复也是不稀奇的。文言的继续使用，表达了历史交际处的人们的感情方向。正如古代也不是没有白话那样，我们看的是其主体规定性。帝国文体在以后只是一种修养，民国文体的流行使用是不可回复的。所以语言问题正好全息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宏观分期。

胡适本人对文章的要求大概最值得我们说一说，1934年9月11日他给朱企霞的信中写道：“我总觉得你写的文字不曾经过‘说老实话、说平常话’的训练，使人读了起不真实的感觉。这篇《莲花谷》也使我感觉你有点无病呻吟的做作。《独立》向不登文学作品，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送上《乡音》、《新秀才》两篇，可以代表我们要的文字。《新秀才》一篇是一个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做的。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类的文字，但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人手，是不会做好的。全少我的偏见如此看。”

胡适说话向来很直，这是他容易得罪人的原因。从这段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胡适一生最关心、也可以说唯一关心的，就是国家与社会，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纯的作家。为什么他办刊物却不登文学作品，因为他太专注于“建设性”，还顾不上“娱情”。我们在这里不是唱高调，只要试着朴实地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还想着明天要往哪里去逃难，这时节他能够安心悠闲地读小说、听音乐吗?即使能，也只会是一些疾苦型的救亡文艺。不要忘了，就在上个世纪，我们还过着这样的生活。记得一位老先生说过：圆熟软美，其人必陋；刻苦坚卓，其人必笃。胡适文字的平白，也许并不是情才的缺乏，而是对笃实的认同。《乡音》这篇文章是很悲惨的，讲的是浙江穆坞农民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的困苦情景。而《新秀才》则是说贵州乡民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和荣誉感，读来都让我们想到国民生活的不易，而急切于它的改良。文学改良、白话运动，不就是社会改良、国家改进的从属部分吗?所以胡适的文学，不是文学家的文学，而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学。

因为上面说的这些，所以笔者的行文也就力求朴素。一方面固然是藏拙，另一方面也是习惯从主人——毕竟我们编的是胡适散文。胡适是一个对他人、对群体充满关心和责任的人，是一个尽心尽力的人，也是一个乐观的人。就胡适的为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笔资源。而胡适的为人，都显露在他的文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