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人自述青春和奋斗历程的文章合集。在这本以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构筑的书里，真实流畅不加雕琢的文字，生动地体现出他们思想和生活状态中带有鲜明集体性和类型性的特征，也描画了一幅幅深沉浓郁、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既有欢笑，有思考，有泪水，也让人看到了黑色幽默。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敏感群体，常常随着时代的变化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但作为“代”的总体特征而言，只有一代知识分子可以总称为“奉献的一代”，这就是本书所记述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大学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历史铸就的不可复制的一代。

作为这一代清华人自述青春和奋斗历程的文章合集，本书力图在总体上留下他们的历史性形象。在这本以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构筑的书里，真实流畅不加雕琢的文字，生动地体现出他们思想和生活状态中带有鲜明集体性和类型性的特征，也描画了一幅幅深沉浓郁、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既有欢笑，有思考，有泪水，也让人看到了黑色幽默。

只有这一代堪称“奉献”(代序)

第一章 清华的守望者

纸帆船

与清华风雨同行50年

我向你们致敬

琴声依旧 

第二章 征途漫笔

寻找青鸟的孩子

 ——怀念宛仲

走出玉门关，做西陲开拓者

——与共和国共同成长

征途漫笔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同窗笔谈弄诗文

屋上土——我的路

第三章 文体人生

忆清华园的音乐生活

春风化雨

——记那个年代的清华艺术团生活

母校清华大学与我的戏曲情结

往事散记

我给周恩来总理拍照

第四章 新清华往事

从清华解放到开国大典

清华园，我青春的梦

《新清华》往事

涪水绵山三线情

——40年前的清华绵阳分校

思念我们的“老伙伴”梁思成先生

幸福的时刻

从办“女生食堂”说起

第五章 60年代

啊，清华

在清华，习油画

没有典礼的毕业

“新工人”回想

第六章 犹忆园中好风景

人生最恋少年时

我们的父辈

后记

鲤 鱼 洲

从“200号”被逐出后，我回到清华大学电机系——我的母系报到，被分配至系办电工厂劳动，做一些电机次要零件的加工工作。

又是迎头一瓢冷水。显然，这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临时工工作。和我一起做这个临时工的还有一位家属，她的丈夫是电机系的教授，已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她为了与丈夫团聚，故从外校调到电机系，等待去江西。而我也就是将要和电机系其他教师一起去江西做临时工。做临时工其实也不错，每天上、下班都有“活”干，还能和工人师傅以及学生(这些学生是即将毕业的红卫兵，前途渺茫，情绪消沉)在一起，虽然彼此不熟悉，但关系还较单纯，没有派性之争。

是年底，“副统帅”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北京大批人员下放外地，其中就有清华一大批教职工，要去江西鲤鱼洲农场。我们浩浩荡荡地乘火车到杭州，再转乘浙赣线火车去南昌，然后再由南昌乘拖拉机到鄱阳湖畔的鲤鱼洲。

“鲤鱼洲”由围湖造田而成，状似鲤鱼，故名。鲤鱼洲原是湖底，其海拔低于湖水，湖堤外是无边的茫茫鄱阳湖，湖中有点点白帆，风起时浪击堤岸，声震长空。堤内是一望无际的大田，大田都种水稻。春天，稻秧茁壮时绿浪滚滚；人夏，稻子成熟时金浪翻腾。我们电机系是清华(团建制)的七连，是离团部最远的一个连队，再过去就是北京大学的鲤鱼洲农场。很有意思的是，北大和清华这对难兄难弟总是形影不离，抗战时一起(还有南开大学)南迁长沙、昆明；1965年建“三线”工程时清华在四川绵阳，北大在陕西汉中，也是咫尺相邻；现在在鲤鱼洲又是并肩“战斗”。

鲤鱼洲这个地方自然条件非常恶劣。首先是水患，前面说过鲤鱼洲地面要比鄱阳湖水面低好多米，一旦围堤决口，“洲陆”立即就成为湖底，谁也逃不掉没顶之灾。所以一到夏天，雨季筑堤、守堤就成为第一重要的任务。有一年夏季(1970年)发大水，一段堤决口，我们手拉手并排用身体顶住水流，另一些人拼命用沙袋等填住决口，才没有使这只“大脸盆”灌满水。其次是血吸虫，这里是血吸虫病高发区，不少教师因血吸虫病而丧生。第三是气候，江西南昌是一个盆地，夏天奇热，冬天特冷，而鲤鱼洲的天气更坏，夏天经常突降暴雨，雷又多又响，甚至在大田内将牛劈死。所以一到雷雨天，大家就不敢出工，因为大田内无高物，人成为“尖端放电”的对象。夏天，鲤鱼洲晴天最要命的是“毒日”，上午9～10点以后，下午3～4点以前，太阳像一团火一样直射到身上，就像火灼一般，所以我们在夏秋出工都在下午3点以后，上午10点之前就要收工。而早晨天一亮就要下田，以便用这个时间去补中间那一段时间。

在鲤鱼洲劳动时，不管是年龄多大和资格多老的教授，夏天男的都穿一条短裤和一件背心。鲤鱼洲的冬天又特别冷，更烦心的是冬天阴雨不断，而冬天是修堤修渠时期，所以再冷再下雨也要穿上高腰雨鞋和雨衣下田干活，干这种活时经常汗流浃背，所以内外都湿，很不舒服。

在鲤鱼洲劳动强度很大，最突出的是“三夏”时期，即每年6～7月份的夏收(早稻)、夏种(插晚稻)和夏管(管理中稻)。除了大田活，还有一些“技术”活，如“水官”(管水员)、“牛官”(管牛耕田的)等。其中管水的工作很复杂，天旱时要开水泵对稻田灌水；下雨时水太多了，要将稻田开口放水，使稻田中的水达到适当位置；插秧时秧田要预先灌水，以易于拔秧；未插秧的大田要预先灌水，先把土地泡烂，以便插秧……到中晚期有一段时间还要“晒田”，即将水放干，让稻田干燥一段时间，否则稻子要倒伏的。

我被连里任命为“水官”，负责号称800亩水田的管理，每天从早到晚戴着斗笠、手执铁锹，巡视浩大的一片水田，像80万禁军教头林冲那样，“神气”得很。我每天早晨最先起床，插秧时期先去秧田、稻田灌水。晚上如果下了大雨，天一亮就要去放水。每天晚上收工最晚的也是我，检查各块稻田放水口是否填好，以免晚上将水漏放了。鲤鱼洲地处温热带，不仅血吸虫，其他动物也很猖狂，水里的蚂蝗经常像面条一样挂在插秧者的腿上；还有田鼠打洞破坏田埂；当然有蛇，但蛇胆小，往往对人敬而远之；至于青蛙，多得如牛毛一样，它们是人类的朋友，喜食害虫；苍蝇、蚊子之多更不在话下，特别是蚊子，洗澡和上厕所时，这些十恶不赦的家伙便群起而攻你个措手不及。我很尽责于我的“水官”工作，简直是兴致盎然。因为我整天遨游于广阔天地，和各类生物打交道，和大自然打交道，生活在自由自在的天地之间，心胸无限开阔。

我还有一个工作伴侣，一条据说是有狼狗血统的小母狗“小梅”，这条小狗赢得全体“战士”的宠爱，人们给其取的名字也很文雅。它极聪明，又很尽责，每天晚上都睡在屋前空地上为我们看家。我在天不亮下田时，它总走在我的前头，听从我的指挥。让它打前哨的目的是驱赶蛇。当然，有它在身边似乎还不太冷清，我想如有什么不测事件，聪明的“小梅”一定会回驻地通风报信的。

我在管水之余，还搞些“副业”，一是选择优良稻种，这么一片大田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穗大粒多的佼佼者。二是当时有人提出水稻“直播法”，即不经过育秧、插秧，直接将稻种撒在稻田里，长出的秧苗就是未来的稻秧，其最大的好处是省略了许多种植环节，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当然还减少了插秧这一最艰苦的工序，但当时谁也不愿说怕艰苦，虽然实际上人们最希望的是免去插秧这一环节。连里当然支持直播试验，我就利用一块自己开垦的“杂边地”(不属于大田)种了直播稻。

这块田创了全连亩产最高纪录，说明直播是成功的。另外，我还自制了一只运秧船。因使用牛的人奇缺，我们又购了两套电犁，在大田里拉起了电源。

P37-39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敏感阶层，常常随着时代的变化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从而显示出“代”的精神特征。近几年，媒体上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是：奉献。在我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上，为祖国奉献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人物不断涌现，每一代人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这些奉献者的事迹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一条连续的、令人激动不已的旋律。但作为“代”的总体特征而言，只有一代知识分子可以总称为“奉献的一代”，这就是本书所记述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大学走出来的知识分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爱国；但仔细分析起来，各代人的爱国表现又各有其特色：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的那一代可称之为“五四的一代”，他们的爱国激情不仅表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奔走呼号上，而且以自身追求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精神解放和进步；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身处国难时期，他们的个人追求往往同一个巨大的忧患纠结在一起，就是“救国”：革命救国、科学救国、读书救国、实业救国……，当然，在这一代人中间也有如钱钟书《围城》中所描写的那类平庸灰色的人物；同上面各代人不同，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们的“爱国”，最好的概括就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人民和党”。

“奉献”一词，起源于宗教。可考的是《圣经》，其中的《利未记》、《申命记》、《历代志上》、《以斯拉记》、《马可福音》、《彼得前书》都用到“奉献”一词。其意为，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主赐予的，因此向主祭献应是不带前提条件、不期回报的。中国古代也有“祭献”，但其意与基督教不同，更多地带有恭敬的意味。因此，中国古代文献没有“奉献”一词，中国的权威辞书，如《辞源》、《辞海》均未收入该词。按该词的本义而言，它是一种源于宗教的情感行为。马克思主义反对宗教迷信，但却高度赞扬宗教性情感。特别是“奉献”这种宗教性情感行为如果附丽于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理想时，就会创造奇迹，焕发出动人的光彩。

既然“奉献”是指不带任何前提条件、不期待任何回报的给予，那么，任何有条件的“奉献”都不能称之为“奉献”；同样，期待获得回报的“奉献”也不能称之为“奉献”。也就是说，奉献本身同个人的独立于奉献之外的追求是不相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可轻言“奉献”。我们现在时常说到的“奉献”，常常是有条件的、有回报期待的。这一类的附加了条件的给予可以称之为“贡献”，而不宜言“奉献”。

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20世纪的世界是反宗教、反整体性思维的，是张扬个体意识、追求个性解放的。不仅西方如此，就是在中国也是如此，只是这种个性追求总是同忧国忧民、拯救祖国的情怀缠绕在一起。但是，五十年代好像是一个同这一总趋势不相协调的浪花，显现出不同的景观。

对于五六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这一代人而言，可能是童年时代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梦魇过于深重，一旦太阳从自己身边升起，他们就被刺眼的光芒所激动，奋不顾身地投向太阳，不怕灼热的阳光烧焦了自己的脊背。对于他们而言，所有的个人的幸福、爱情和追求都只有同一个伟大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崇高。今天，一个毕业生志愿到西部工作，会被戴上光荣花，而在五六十年代这是见惯不惊、习以为常的事；而且当他们踏上西去列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和灾难等待着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给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因为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年轻的心里有的是好奇、激动和骄傲。那时候，清华园里有一首人人会唱的“流行歌曲”：“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抚育我们的是亲爱的党；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我们要亲手建成共产主义的天堂!”五十年代我在清华水利系读书，当时同学们最爱唱的一首“系歌”是：“住着帐篷和土房，冒着山野的风霜，一旦修好了水库大坝，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前面总是滚滚的江水，身后是一片灯光；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那个时代也谈爱情，而最浪漫的爱情就是像《横空出世》电影中原子弹的总设计师和他的妻子在暴风雨的激流中出其不意地相遇。我称其为中国电影中“最伟大的邂逅”。我所熟悉的一位女同学身患癌症，她的朋友们在她I临终前为她点播了一首她最喜爱的歌曲《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把爱情和“奉献”如此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仅见于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

从根本上说，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要求人人奉献的社会。相反，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幸福追求的社会。但是，由于贫穷、素质低下和恶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建设一个人人幸福的社会过程中间，需要有的人躺下来充当铺路石子。也就是说，需要有的人充当奉献者，无论是研制两弹一星，还是修建青藏铁路。如果没有这样的奉献者，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堕落。即使在一个发达社会里，奉献者也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把每个人的个体追求聚合在一起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合力”——在个体追求织成的网上总有一些“空洞”，也就是谁也不愿干的工作。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牺牲自己的追求跳进这个深不可测的“空洞”。当我们在公交车上突然遇到劫匪或对少女施暴的坏蛋，而公安人员又无法及时赶到的时候，都希望有人出来制服抢劫者和施暴者。这个时候站出来的人就是一个“奉献者”。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行为可以使自己获得“见义勇为”的英雄称号，或得到一份美好的爱情，也没有想到可能会因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在这种场合，没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社会在恶势力面前就显得怯懦，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就会因为正义得不到伸张而深感压抑。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这些经历了苦难洗礼的五六十年代的人，不少人开始“觉醒”，为自己的经历而感喟万千，甚至有悔有恨；但是，青年时代形成的气质是不可改变的。就在自己的国家从“文革”的废墟上开始起飞的时候，又是他们承担了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如果我们承认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的话，我们就无法抹杀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那二十年里，几乎所有的关键性岗位上站立着的都是他们。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廉洁奉公，尽职尽责，贡献甚多，取之甚少，他们在八九十年代的表现，为这一代人画上了一个辉煌的句号。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获得了显著的改善，而他们又已经退了下来，只能享受那一点退休金了。还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是，据社会学家调查，这一代人离婚率最低；退休后，对国家和子女的要求和索取最少。

我在前面说过，人人奉献并不是我们的理想社会的最高目标，同样，也不是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五六十年代人是有缺陷的，最主要的就是个体的独立意识薄弱。一旦社会的权威意志走偏的时候，他们没有力量阻遏，甚至激发成为某种盲动的宗教性狂热，就像“文革”中的红卫兵那样。众多红卫兵的心灵中不乏奉献的激情，但它的后果是破坏。在五六十年代，由于奉献的激情占据着主流地位，就使得个人的正常欲望和追求常年置于被压抑的状态，精神面貌上会缺少青年应有的活泼和多样化，甚至出现某种精神分裂的症候。我们最希求的是，个体追求与社会需要融会无间。这样，不仅打破一个两极化的悖论，使人可以得到本来应该得到的幸福和快乐，而且他(她)的潜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从而把工作做得最好、最富于创造性。

但是，个体追求同社会道德之间的解裂几乎是一种常态。当我们看到公共汽车上几乎没有人给老人让座的时候；当一个举报者在大街上被暴徒殴打而围观者无人站出来的时候；当一个女孩子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奢华的物质享受而不以为耻的时候；当一些老板和官吏荒淫无度、对百姓的艰辛毫无怜悯之情的时候——如我这般年纪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将近半个世纪前的那些心地纯洁的大学生们，并且感到那一代人的精神境界已经高不可及，遥不可及，那一代人已成为历史铸就的不可复制的一代。

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善言说——不是因为没有文采，而是以张扬自己为耻。如果到书店里浏览一番，大概以表现五六十年代人的图书最少，而在这为数寥寥的图书里面，还有相当部分是以怜悯的姿态写他们被打成右派的苦难。可以说，这一代人在总体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性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很有意义的。

2006年10月5日北京清华园

这是一部富有历史质感的书。或波澜壮阔，与历史大背景紧密结合；或涓滴细小，聊做日常生活之立影存真。——是来自民间的潜历史，正史的补充与参考。

水木间常会滋生出一所学校的灵魂。在这一代人记忆的图景里，朝气蓬勃的新清华充满紧张热烈的学习生活，虔诚严肃的政治活动。既回荡着手举火炬在人头攒动的大操场上接受检阅的强烈自豪，也挥洒了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上的辛勤汗水……毋庸讳言，那也是一个社会变化非常剧烈的时代，所以在这本以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构筑的书里，既有欢笑、有思考、有泪水，也让人看到了黑色幽默。

无疑，这是最了解广阔中国底层民情的一代知识分子。到底是怎样的社会心理与文化状态，使得新中国波澜曲折的历史上，会涌现出这样一个带有鲜明集体性和类型性性格的群体?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存在了哪些不可避免的时代欠缺，又充满怎样赤子般令人景仰的火热情怀?在今天喧嚣浮躁的社会，令他们那样怀念，也令其反思的，除却“心灵中洋溢着阿喀琉斯的胆量，波查的理想，这是高尚的憧憬和自我牺牲的时期，是柏拉图主义以及对人类的热爱和天高地厚的友情的时期，是辉煌的序幕”(赫尔岑)的青春时光必然的激情，还有哪些超越平庸浅俗的精神生活和酸楚坎坷的人生?——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

新中国倡导“放弃小我，服从大局”的时代精神，清华更一贯洋溢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校园风气。五六十年代的清华人是我的父执之辈，我本无权置喙，但以个人拙见，在大力提倡“双肩挑”精神和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的特定岁月，将传统儒家文明与时代奉献精神结合得如此紧密，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升华到那样高超境界的清华学子们，真可以毫不夸张地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摒弃名利，克己奉公，将“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自我苛求当做光荣目标，以备时刻听从组织召唤的事例俯拾即是。许多人都半路出家，另起炉灶，其最终事业与当初的人生规划相差岂止道里计。一位清华人曾称他们那代知识分子做了一辈子“布朗运动”，但似乎又非复古人所言“人生如逝水溢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的消极悲观和顺从天意，里面还是有些特定时代熔炼熏陶的主观因素在起着作用。

在默默奉献的清华人中，有的根据安排几换专业，筚路蓝缕，从零学起，甚至边学边用。往往是还没毕业就兼做老师，与同事、学生终日埋首于艰苦的实验场所，为后来者开辟成功之路；有的则如《青春万岁》中的郑波，自愿舍弃辉煌的科学家之梦，成为兢兢业业、默默无闻的团工作者、党工作者；更有人隐姓埋名，在穷乡僻壤甚至不无危险的岗位上干了一辈子，奉献了青春献子孙……

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而他们却将此看得平常，似乎不如此反倒是不正常。在那些年里，中国知识分子们无不将个人欲望、灿烂前途与生活便利降到最低点，随时听从集体的调遣。却往往是“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因为还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头顶!大多数人的前半生几乎都磋跎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里，年近半百才得以如婴儿学步，着手从事心爱的科研工作。所以，“文革”后投身科研的清华人无不摩拳擦掌，充满了强烈的奉献欲望，毫不顾及母老、家贫、子幼的实际生活困境以及身外之物的种种诱惑。在今天的大学生看来似乎难以想象，恍如天方夜谭，但这无疑就是我们的父辈，也是那个时代过来人的真实特征。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差不多都是非常听话的理想主义者，是纯得不能再纯的一代人，而五六十年代的清华学子则更是提纯了再结晶的时代精英。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让青春在时代的风雨中凝固成最美丽的乐章。这样的精神境界纯粹到高不可及。

如果你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可能也会成为他们——但我们没有——所以只能回望，只能仰视——时代是不可复制的，但历史不能绕过。至少应做到足够的尊重。

“奋进，奋进，永不言败。永远要做点事情。”对那一代知识分子，这已成最鲜明的身份符号。在今天的清华园，时常可见衣着普通，两鬓斑白，骑着自行车奉献余热的清华人。时移物换，穿行于五彩斑斓的滚滚红尘中，他们太过平凡，却又有引人注目的共性。无论男女，都刚毅、持守、执拗，甚至多少不合时宜。老式镜片后深邃眼神，闪烁的是关心政治的热情，参与社会生活的赤子之心，以及孩子气的理想主义。这标志性的，产生于特殊时代，同时也不拒绝“与时俱进”的眼神，在我看来，比校庆时别在他们衣襟上的红纸条更能证明他们清华人的身份。

“负笈名园青衿子，白头相聚忆华年。”汽57班程庆澜先生的两句诗，真诚吐露出整整一代清华人的心声。走人收获季节，过去更加清晰。从这些交织着深厚情感和睿智理性的文字里，我们看见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现场，更啜饮到无数精神世界的醇酒佳醪。

侯宇燕

2007校庆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