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为抗战时期的金融中心，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都迁往重庆发行了钱币。本册整理晚清至民国时期于重庆通行的钱币与票据，侧重选纸币。其中又以民国时期、20年代重庆建市时（铜元局）和抗战时期通行的钱币为重点。

小小钱票，关乎民生国计，锱铢半钱，牵动时代神经。

龟、贝、木、石、玉，金、银、铜、铁、纸……流动聚散，悠悠千载。近代以降，重庆曾一度扮演了全国金融中心的角色。老钱币、老票证，在重庆上演幕幕悲喜剧。

看，近代老重庆，几多政治风浪，几多经济狂潮；看，巴渝老百姓，几多喜怒哀乐，几多荣辱兴衰……

总序

前言

票号、钱庄

票号

钱庄

晚清金属币

银两

制钱

银圆

外国银圆

铜圆

晚清纸币、股票

产部官票、大清宝钞

中国通商银行银两票、银圆票

大清银行银两券、银圆券

川汉铁路股票

民国前期的银圆、铜圆

汉字银圆

袁头大洋

云南银圆

中山大圆

汉字铜圆

旗版铜圆

川字铜圆

马兰钱

民国前期的官办银行纸币

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

中国银行兑换券

云南中国银行兑换券

四川银行兑换券、重庆官银号兑换券

中和银行无息存票

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

重庆商业银行纸币

聚兴诚银行汇票

四川美丰银行兑换券

重庆川盐银行汇票

重庆市民银行（重庆银行）兑换券

统一货币时期的国家银行纸币

法币

战时债券、储蓄券与“献金”

关金券

金圆券

银圆券

第一套人民币

票号

票号是以汇兑为主，兼办存放款、发行票据等业务的民营金融机构，可谓早期的中国式银行。票号在承汇时，以票汇方式交予汇款人一种有本号特有暗记的汇票，凭此票即可在全国联网的异地分号兑取现银，故习称为“票号”。晚清以来，重庆的票号有以山西人为主的西帮票号和浙江、云南商人开设的南帮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票号即发源于重庆。

日升昌是中国票号的鼻祖，其创始人雷履泰为山西平遥人，他早年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往返于京、津、川贩卖铜绿，并在重庆设有分店，信誉颇高。乾隆时清政府有大批军饷需运往四川，而重庆日升昌商号恰有一批盈余款欲运北京。日升昌通过与其素有交往的清官员协商后，采取双方互为拨兑的办法，只以一纸信函，即解决了双方长途运送现银而蜀道艰险的不便和风险。重庆遂成为西帮商号最早经营异地汇业的发源地。约在道光初年，日升昌正式将颜料商号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其后票号在重庆如雨后春笋，开埠前后达到16家，光绪年间最盛时有近30家，以西帮势力最为强大，如平遥帮的日升昌、蔚泰厚、百川通，祁县帮的大德通、大德恒等。

南帮票号以天顺祥最具实力。其创始者云南人王兴斋于1868年在重庆开设天顺祥商号，主要经营货运于川滇之间。一次，云南巡抚兼督办川省盐务的唐炯，急需现银10万两，重庆西帮票号无人敢接招。王兴斋得此消息，通过重庆盐务委员张氏引见，表示愿意垫借此款，并于约期内筹齐银两。为抓住时机扩大影响，是晚，王将10万两白银分为1000两一挑，每一挑担悬挂一个天顺祥灯笼，又雇了100名挑夫，亲自率领这支运银队伍，浩浩荡荡蜿蜒行走在夜里山城，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火龙闪烁，沿途观者如潮，一时轰动全城。王此举解了唐炯燃眉之急，深得唐的赏识。不久王又成功为川东道姚某解银3万两获得厚利。天顺祥由此名声大震，其商号业务也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

王氏创建的天顺祥票号，真正在重庆的发展壮大，实得于后任管事李耀庭的非凡经营才能。李耀庭自幼家境贫寒，年少时便以一根扁担为商家挑货，又人马帮。李耀庭与人合伙在叙府开设荣茂公商号搞货运时，结识了天顺祥的王兴斋，李的精明干练，颇受王氏器重。后王氏因故留昆，李成为天顺祥的实权人物。王授权李耀庭以渝号管事身份，协辖外埠事务。滇号虽为总号，但其下属各埠的汇兑收交，均通过渝号过账。渝号实际上成为天顺祥的业务中心。由李主持的天顺祥渝号与重庆官商各界交往甚厚。如1902年，新任四川总督岑睿煊赴任取道重庆，特去天顺祥拜见李耀庭，众人对李刮目相看。李甚至被称为“在野相爷”。

得到官方支持的天顺祥业务蒸蒸曰上，滇、黔两省的军需协饷均由天顺祥垄断承办，除其他公私款项的存、汇业务外，还得到唐炯特许经营四川盐岸，贵州所需食盐分水陆两路运送，水路则由涪陵经乌江运发。天顺祥设在涪陵的祥发公司为川东最大的盐号。此外，天顺祥还开有钱号、金厂并投资实业，如重庆最早的电灯企业重庆烛川电灯公司及川江行轮公司等。天顺祥的鼎盛时期，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汉口等15省设有分号(当时全国共18个省)，并在香港海防设有代理机构，一时成为国内名声显赫的大票号。李耀庭也由一介挑夫，一跃成为山城巨富，且具有一定进步思想和爱国热情。1904年，重庆总商会成立，李耀庭被推选为首任会长，成为重庆商界领袖人物。

辛亥革命前后，由于新式银行业的发展，以及票号与清官府的深厚利益关系，票号的运营机制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其业务渐趋衰落，重庆各帮票号先后歇业，退出了历史舞台。

钱庄

清代的钱币，为银两、制钱和银圆以及后来出现的铜圆并行流通。为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商家的贸易往来所需，市面上就有一些专门经营银钱兑换的小钱摊与钱铺。重庆开埠后，这些钱铺业务日趋兴旺，在较场口、米亭子到关庙街一带，这些钱摊、钱铺一度达数百家之多。能满足商家资金周转融通，资金实力较为雄厚的钱铺，在原有兑换业务基础上，开始办理存、放款业务，遂改为正式的钱庄。

清末民初，时逢票号衰落，素与各商号货帮业务往来较多的钱庄得到蓬勃发展，如当时经营出口的药材、山货、生丝、盐、糖、烟叶和进口的布匹、棉纱、五金、杂货等商帮的存、贷款与汇兑均由各钱庄办理。在民国建立以来的前十来年，重庆的钱庄发展到50余家，其在重庆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曾一度超过银行。因政局不稳及有关金融事件，重庆钱庄业一度受挫，大多停业或倒闭。1937年抗战爆发，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沿海工商企业纷纷内迁，大量资金涌人重庆，重庆钱庄业发展迎来第二次高潮，钱庄的业务亦更向多元扩展。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府还都，大量内迁企业回迁，重庆金融市场的大量资金流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致使重庆工商业陷入重重困境，曾红火一时的重庆钱庄业趋于萎缩。

晚清至民国数十年间，重庆钱庄业的兴衰见证了重庆区域经济的起落变迁与金融领域的许多悲喜剧。在重庆同生福、信通、永生、义丰四大钱庄中，最具代表性及戏剧色彩的当属同生福钱庄及其创始人汤子敬。汤是江西人，因家境贫寒，才14岁就随叔父外出谋生。初来重庆曾学过裁缝，后到谢亿泰布店当学徒，老板谢亿堂十分赏识汤的精明能干和人品，还将女儿许配给汤。光绪年间，大足余栋臣起义威震川东，许多商号纷纷将佘货运往宜昌、沙市避险，进货暂缓，独汤子敬认为清政府还不至马上倒台，“要得富，险中做”，他抓住时机将上海的大量进货赶运重庆。时逢清官府赶制大批军衣，而此时的重庆市场布匹奇缺，价格暴涨，谢亿泰布店一炮走红，赚了个盆满钵满，汤子敬在商界崭露头角。

1896年，汤子敬创办重庆第一家钱庄——同生福。不久，汤离开布店自立门户创业，到1909年时，他已拥有经营银钱、布匹、棉纱、山货、食盐等钱庄、商号十余家，至民国初年，汤已为闻名重庆的巨富，人称“汤百万”。有的企业要想在重庆立足谋发展，他只要答应参与挂个名，便成为了股东，且照样分红。有的企业出现信用危机，只要把汤子敬请到该号一坐，甚至在店堂上挂一幅有汤题字的条幅，便可化险为夷。汤所经营的同生福钱庄也确为许多商号(尤其是江西商人开办)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支持，这些商号靠同生福给以资金融通，同生福则靠他们吸收存款，并以此资金做大汤氏各号的商业经营。如每年旧历的四、七、十月为各商号、货帮大宗交易的旺季，银根吃紧，实力较差者多难以筹资进货，甚至于忍痛拋货求现，当春牌、洪水、秋关三个销售旺季到来时却无货可售。而汤字各号则有汤的钱庄为后盾，从未错失进货良机，故总是生意兴隆。

1925年，汤子敬携现银100多万两，亲赴汉口开辟新的市场，仍计划采用金融与商业并举的策略。汤出师汉口，一方面是贪图汉口放贷利息高，可大赚一把，另一因素则是其弟媳以兄弟间未分家为由，暗中串通军阀要挟，欲分割他的财产。孰料一心贪图汉口高利息的汤子敬出师不利，经营失误陷入困境，借出去的银子收不回来。其后又遇武汉国民政府发布《集中现金条例》禁用现洋，致国库券市价暴跌，人们纷纷竞相抛售，后至对折都难以脱手。唯汤子敬与众不同，手握巨额国库券不为所动，以为又是当年余栋臣起义形势之再现。殊料时移势易，汤子敬此次打错算盘，又赔人老本100多万两银子，元气大伤。1932年，汤字号中民记钱庄因受汉口昌和烟土公司倒账拖累倒闭，发生连锁影响而致多家钱庄、商号停业。同生福钱庄虽避过一劫，却已连带损失三四十万两，曾风光无限的“汤百万”已是江河日下。抗战期间，已无回天之力的汤将自己苦心经营的钱庄、商号或卖或停，连视为其命根子的同生福钱庄也被迫转让易主。P10-14

尽管重庆直辖才十年，但它却很古老；尽管重庆正以惊世的速度在长高、长壮，但它曾经十分古朴而低矮，尽管重庆一天天在变得靓艳，但它灰蒙蒙而沉甸甸的底色仍存留在记忆之中。当楼房的样式和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趋于类似的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城市品质就变得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和宝贵。

历史与现实就是这样复杂，这样磕磕碰碰碰，重庆的文化人一方面惊讶于这座城市成长的速度，一方面惊讶于在此速度拉动下消逝了的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这种惊讶同样是复杂和美好的，因为他们不因惊讶而停住手脚，停止思考与行动。眼前这套《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就是他们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共十本，分别是《老城门》、《老房子》、《老街巷》、《老码头》、《老地图》、《老广告》、《老档案》、《老行当》、《老风尚》和《老钱票》。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管窥这座城市的昨天，内容涉及市政变迁、政治演变、经济发展、市井生活、文脉流转传承等等方面，尤其是对老重庆的个性与嬗变，老重庆的灵性与魂魄、老重庆的根与源，力图以图文并茂的表述引起读者的注意，与读者作寻根之旅。本丛书的作者与编者，都是从事文物、图书、档案、出版、历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工作多年的优秀人选，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又有专门知识方面的学术积累，并尽可能在文字处理上通俗、生动、准确。丛书使用的两千多张历史照片，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足见其珍贵和罕见。

重庆是一座具有世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城市，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主编该丛书及撰写《老房子》的过程中坚信不移。这不是直辖后的文化自大，而是遵循“实史求是”的原则准确对待重庆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建设重庆新文化的需要。可惜的是我们总以为自己的文化家底不够厚，其实是我们现时的努力离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令人高兴的是直辖之初，笔者提出把重庆建设成为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设远期目标，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重庆影像志》丛书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可敬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