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杰出的文化战士——朱镜我先生的个人文集。本书编者自1983年起，便通过搜寻检索各种报刊杂志和有关书籍，陆续搜集了他自1927年到1940年间所写的60篇文献，编成这部《朱镜我文集》。全书按文献发表的年月次序编排，为保持资料的历史面貌，编者对所收文章未作改动，仅对文字和标点作了必要的技术整理。

朱镜我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本文集为其专著，收录了《科学的社会观(1928年1月15日)》、《“五七”与日本对华政策之变迁(1928年5月1日) 》、《《新思潮》月刊编辑后记(1930年4月15日) 》等文章。全书按文献发表的年月次序编排，为保持资料的历史面貌，编者对所收文章未作改动，仅对文字和标点作了必要的技术整理。

科学的社会观(1928年1月15日)

科学的社会观(续)(1928年2月15日)

理论与实践(1928年1月15日)

满蒙侵略底社会的根据(1928年1月15日)

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国家底起源及死灭(1928年3月15日)

关于精神的生产底一考察(1928年4月15日)

“五七”与日本对华政策之变迁(1928年5月1日)

五卅事件(1928年5月1日)

德模克拉西论(1928年5月3日)

《社会主义的发展》译者序(1928年5月)

检讨《检讨马克斯主义阶级艺术论》(1928年6月15日)

社会与个人底关系——自由与平等底意义(1928年8月15日)

《思想》月刊编辑后记(1928年8月15日)

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溯(1928年9月15日)

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的意义(1929年1月1日)

法底本质(1929年8月)

列宁小传(1929年12月15日)

二本国家论底介绍(1929年12月15日)

领事裁判权之自动的撤销(1930年2月28日)

意识形态论(1930年4月10日)

《新思潮》月刊编辑后记(1930年4月15日)

起来，纪念五一劳动节！(1930年5月1日)

马克思底诞生纪念(1930年5月10日)

《工人政党土地政纲的修正》之译前介绍与跋(1930年5月15日)

改组派在革命现阶段上的作用及其前途(1930年5月15日)

什么是“民生史观”?(1930年5月15日)

徘徊在十字街头的，究竟是谁?(1930年5月21日)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1930年6月)

民族解放运动之基础——关于民族解放运动之一个驳论(1930年7月1日)

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红军(1930年8月15日)

取消派与社会民主党(1930年8月15日)

《动力》底反动的本色(1930年8月22日)

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1930年9月lO日)

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工业化(1932年4月1日)

特克诺克拉西是什么?(1933年6月)

《抗敌》发刊词(1939年2月15日)

拥护蒋委员长驳斥近卫声明反对卖国汉奸汪精卫!(1939年2月15日)

《抗敌》编辑杂记(1939年2月15日)

从公债政策上考察日本财政的持久力(1939年5月15日)

《抗敌》编后赘语(1939年5月15日)

怎样总结五百字运动(1939年10月1日)

抗战中的国庆纪念(1939年lO月11日)

“言不可以若是”？(1939年10月26日)

在宣传教育会议之前做些什么工作？(1939年11月6日)

谈优待志愿兵家属(1939年11月18日)

为新四军“全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题辞(1939年11月20日)

军队青年与工作(1939年12月16日)

一个世纪(1940年1月1日)

与陈同生书(1940年1月10日)

两位杰出的革命家——为纪念李布克内西和卢森堡死难廿一周年而作(1940年1月11日)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为纪念列宁逝世十六周年而作(1940年1月21日)

怎样把支队报办得更好一些？(1940年3月26日)

论苏芬之战之和与远东(1940年4月15日)

我们的学习节(1940年5月7日)

《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检讨》的检讨——谁在曲解并取消三民主义(1940年6月16日)

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1940年6月)

和平的苏联与苏联的和平(1940年8月16日)

论现阶段的英美远东政策(1940年9月16日)

美国的参战趋势与世界大战的持久性(1940年11月1日)

抗战中国的新危机(1940年12月1日)

附录：朱镜我年谱简编

相关评价

从严密的语义上讲起来，真正地研究社会底一回事，还是前世纪中叶底产物。当然的，一八四。年以前的人们，对于社会这个问题也曾有了许多的见解及研究底方法；不过那时候的提倡，既不能引起多数研究者底注意，也未曾确立一个精密的科学的方法。

所以当时的许多学者，思想家，哲学者及宗教家等等，眼见耳闻地得到了许多关于当时的社会底不合理，发生了他们所谓恻隐之心，慈悲之心等等的道德家的，宗教家的，志士仁人的良心，鼓着他们底浩然之气，要想来改革这个不合理的，悲惨的，没人道的社会制度！

但是，一方面，不，可说是他们底全精神，完全集注于人性方面；他们仍旧死守传来的家宝，要想从个人底伟大的精神，永久的良心方面着手！他们至死不晓得：这社会上的种种的不合理，悲惨祸害等等一切的近代社会底产物，乃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底必然性，由这个必然性，所谓近代社会也总归终于没落败坏的。

所以他们底改革理论，总不外乎和尚念佛！“更改心相！”这是他们解决社会问题底第一法宝！由这个法宝，他们敷演了多少美言丽句呀！你看：四海皆兄弟，我们不可不互相亲爱！神所创造底一切，都是善美的！我们应该依明神底大慈大悲的心意，互相和睦，互相救济！

读者呀，恕我不再多引这类肉麻的辞句！

但是，真理之扉，可不是永远地紧关着对于我们人类，人类底意识，可也不是“绝对精神”底化现！在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事情底下，我们对于这个迷离的社会，当然可以发见他底构成及发展底法则。事实上，在前世纪的中叶，那指示人类历史进向的伟大的科学者(革命家)——马克斯①及昂格斯②——已经精确地锐敏地把握这个法则了！

然则，这“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条件”，为什么能使先觉者把握这个法则呢？关于这一点底见解，我相信是我们同人同在一个杂志中发表言论底最要契机，也是现代新哲学底最要基调，所以我们在这杂志上，将来一定要有详密的文字发表的，因此，我在这里，只把大略说明一下。

第一我们要放弃观念论者底认识论。观念论者虽亦有种种的倾向，但其最大的主眼，就在于认识底构成论。在他们，一切事物，有没有独自的存在，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底问题是：我们怎样地才能认识事物？所以他们说：事物自身底本质，是超绝于认识的，思维底范围，只限于由感性所获得的经验内容，施以先验的分析和综合，方才构成认识，确知对象。所以他们所认识的，不外是观念化的东西。

第二我们应该确信科学的认识理论。他不具论，观念论者底认识论，完全是人类本位——精神本位，但是，真正的科学，已经证明了：当人类未发生以前，已经有了地球，有了物质。物质并不待精神而后存在，反是有了物质，精神方能发展成长。所以我们承认有了物质，由这物质底反映，我们人类底精神，——意识，——方才认识这个事物及其存在。所以说“非人们底意识，决定人们底存在，实人们底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底意识。”

所以在“最发达的最有多样性的生产底历史的组织”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社会之中，渐渐地暴露了他底内在的矛盾底时候，就发生自己批判自己底事象；而一八四五十年代恰具备了这种条件，所以才发生史的唯物论底理论。

惟由此理论，我们方能认识社会，方能理解社会底种种现象，方能解决这种种的问题。除此以外，别无真正的科学的理论。若说有的，那就不是俗学的阿世的，也是御用的，虚构的成见。哪当得起科学的见解底一击！

所谓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其最要的关键，就在发见事象底法则。

然则，法则是什么呢？孟德斯鸠说：“照广义地讲，法则是由物底本性所发露底必然的关系。所以依此可以说：凡存在物底一切，都有它自己的法则。”这个法则底定义，在自然科学方面，到了现在，再没有人去反对了。因为，任你随意地去找一个法则来考察，没有一个不是证明这个定义的。

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主张精神科学的一派人，对于社会的历史的科学上，也能找寻一个一般地可以承认的法则底主张，着实大有反对之人。

这是一个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非把他们底论据考察一番不可。

他们——反对历史的社会的领域里面，也有严密的科学的法则底人们——所以反对底理由，举其重要者而言，不外下列三种：

第一，自然现象与社会的史的生活现象相较，则复杂性底程度，大有径庭。——自然现象底低度的复杂性。

第二，当观察自然过程底时候，我们可以看取同一现象底不断的反复。

第三，自然科学可由实验，就是由人工的再生产而得。就是说，我们从自然底生命中所探索探闻到的若干的现象，可以在物理的及化学的实验室来再生产的，有了这个再现底可能性，所以我们能够精密地去观察，去实验；反复了数次或数十次以后，我们方能得到一个确信——法则。但是研究人类底社会的及历史的活动，却没有使这种活动来再演一次的可能性。法国大革命能不能够在你底研究室来再演一次？诸如此类，历史之不能回归不是很明了么？并且，——他们又说——历史的现象或事件是一回性的，除了这时代有这种事件以外，别的时代，再也找不出与它同样的事件。而且，历史上的事象，一大半是由于偶然性所决定的。譬如说，假使埃及的女王“库来沃派铁拉”(cleopatra)底鼻子，若有些少差异，那末，罗马帝国底发展行程，必定会取别的方向，而全欧洲底文明，恐怕也与传来了的，大不相同了的吧。如此如此的，都是这派人底主张。

对于这种议论，我们能不能反驳呢？当然的，我们能够论破它的，不得不论破它的。P1-4

朱镜我，浙江鄞县横溪镇金峨村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杰出的文化战士。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国参加创造社的文化活动，并在郭沫若、成仿吾等出国后成为后期创造社的核心人物之一。1928年5月，他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位重要领导者。他参与筹组并领导“左联”、“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参与创办和主编《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社会科学讲座》等重要杂志，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倡导革命文学，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朱镜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抗战爆发后，他受命主持重建中共浙江临时工作委员会和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不久又出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主编《抗敌》杂志，并兼办《抗敌报》。他在这段时间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对于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前途的论述，批判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政治、思想等方面的错误举措，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有关新四军文化宣传工作的阐述。1941年1月13日，他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

为通过朱镜我研究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思想文化和新四军前期的文化宣传工作，编者自1983年起，便通过搜寻检索各种报刊杂志和有关书籍，陆续搜集了他自1927年到1940年问所写的60篇文献，编成这部《朱镜我文集》。虽经编者多方搜寻，但因年代久远，加上白色恐怖下作者所用的笔名鲜为人知，所以一定还有不少遗缺。

文集按文献发表的年月次序编排。为保持资料的历史面貌，编者对所收文章未作改动，仅对文字和标点作了必要的技术整理。如对明显的排印错误加以校订外，无法辨认的字用“口”代之，脱漏之字加上“[]”号。编者所加的注释，其后均标明“——编者”。作者发表时使用笔名的，也在文后作了注明。

朱镜我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由于他的著述大多以不同的笔名发表在各种杂志上，加上牺牲又早，这就造成了对他进行研究的困难。解放初期最具代表的是《人物杂志》1950年第9期发表的《记朱镜我同志》一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朱镜我的研究日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近代史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等重要刊物相继发表了《朱镜我思想研究》等一系列专论，宁波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评传和纪念文集，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中外书刊也都涉及朱镜我的活动和贡献。由于上述问题，朱镜我研究还留有很大的空间，还有待于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今天，这本文集的出版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因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杜建海先生十分关注地方思想文化建设，早在他担任中共鄞州区横溪镇党委书记时，就怀着对乡贤朱镜我的敬仰之情，谋划文集的出版。当他调任区委党校后，决定将《朱镜我文集》列入该校2007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并作为鄞城院书系之一正式出版，从而使这部文集终于能够与广大读者见面。为此，特向中共鄞州区委党校、中共鄞州横溪镇委员会、横溪镇人民政府表示真挚的谢意。此外，本文集在编辑过程中，还得到复旦大学姜义华先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胡晓先生，朱镜我子女朱庭光先生、朱伊倬女士以及上海市图书馆、江苏省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安徽云岭新四军纪念馆、鄞县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谨一并表示感谢。

王慕民

2007年5月于宁波在水一方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