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生在中国的法国人，会用流利的中文骂粗话。他喜欢中国街头的苦力、乞丐和妓女，还有越南的小皇帝，他亲历了旧日中国的巷战、烟火和灾难。他是法国领事之子……

本书是1981年龚古尔奖得主的倾力之作！

我是吕西安·博达尔，法兰西领事之子。

从成都到云南府，我都是中国土地上这欧洲小社会里的王子。

但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中国人。我会用流利的中文骂粗话，我的法语却还掺杂着英语，结结巴巴。我喜欢中国街头形形色色的苦力、乞丐、戏子、妓女、商贩、赌徒、伴侣……我亲眼目睹了成都的巷战，看到大小军阀们在云南你方唱罢我登场，我看到父亲和各国领事间时真时假的争吵、讹诈、同情与携手，我从各种人那里听到各种时髦思潮，还有各个党派间激烈而又微妙的争抢，我知道布尔什维克已经四处播撒，我看到它快要燃起大火了。

而我的父亲、母亲越来越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我渐渐地不太会说中国话了，我就像法兰西一样要离开中国了。

我看到了亚洲的魔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一章

一天清晨，时间还非常之早，我便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令我无比惊诧的是，我听出这似乎就是我继母的声音。她显得非常胆怯，只听她结结巴巴地说道：“请原谅我打扰了您。”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们之间的电话联系非常少，而且互相之间也非常客气。她接下来说道：

“如果出现什么严重后果的话，那我会是不可原谅的……”

“怎么回事?”

“您的父亲昨天晚上在他的房间里摔了一跤。他的腿痛得厉害。我设法想请一位医生过来看看，但因为是星期天，所以什么人也没请到……因此我就给盗警处打了电话。他们把他送到了博荣医院。他很可能是股骨颈造成了骨折。”

“为什么您昨天晚上不通知我?”

“可是，吕西安，我一向是不大敢打扰您的。”

“我马上就来，半小时以后就到博荣医院。”

我父亲已经八十六岁。近几年来，他一直把自己关在他的房间里。他头脑依然很清楚，精神也依然很好，胸前始终佩带着荣誉勋章。我继母比他小十二岁。我的三位异母姊妹，早已在法兰西本土以外的遥远角落里，各自成家立业。我这个可怜的继母，她可能一夜没睡!

半个小时以后，我到达博荣医院，那里简直就是一片乱七八糟的垃圾堆。那里的人那种无动于衷的样子，看了叫人很不舒服。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女护理，大家都趿着一双拖鞋。这个肮脏的地方到处散发着霉味。消毒药水强烈的味儿和药品味道混合在一起。这里的人和物，都显得那么迟钝、那么沉闷。这里的病人，就像一堆被人忽略的原材料。显然，电梯已经开不动了。

我父亲住的那间病房非常之大，一群可怜的无法活动的家伙都躺在铁床上。他们躺在那里十分驯服、十分孤独，不喊，也不动。那些女护理工根本不管他们，不知她们都忙些什么。在这里，没有什么事会令人感到紧迫。这里只是些年老的病号。这些女士们把我身为大使的父亲喊作“老头儿”，这同喊住在那里的其他那些老人们一模一样。很显然，她们并不晓得，她们面前的这位老人曾经是一位荣誉显赫的外交官，她们所能做的，就是放肆地对他加以嘲笑。这次，我父亲别在翻领纽孔上的玫瑰花形荣誉勋章也没引起任何反响。

父亲满脸严肃，眼神十分严厉地看着我来到这里。没有半声呻吟，没有半点儿痛苦的表情。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每到电影院前，看到排队买票都要发火，而这一次他并没有丝毫抱怨，没有抱怨就这样把他放在一张床上，没有抱怨把他送到这种穷人们住的可怜的病房里。他在那里已经呆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没有人来过问，人们就这样把他扔在那里，他就这样躺在那里等待着。

我看到他很痛苦。我曾见过他在他生命的光辉岁月中，出演的那些威武雄壮的戏剧。对我来说，那是他真正高贵和崇高的时刻。现在，很明显，他是在等待我的到来，等我前来探望他，但他并没把这一点表现出来，只是很简单地对我说：“我看到你很高兴，吕西安。”

我让人把值班医生叫了来，那是一个年轻人，他面色阴沉，很显然是因为我打扰了他。我向他问道：“我父亲有什么问题?好像没有人检查过他嘛。”于是这个年轻人愈加不耐烦地说道：“你想让我做什么事?他很明显是股骨颈骨折，以他这个年岁，不能算是了不起的大事。一会儿给他做个透视。”

对此，我未予反驳，我故意大声对我父亲说——意思是让大夫也能听见：“你不能住在这里，我来处理这件事。”大夫听罢耸了耸双肩，转身走了。  不错，我不甚喜欢阿尔贝·博达尔，但却也并不讨厌他，把他放在这里，是我所无法忍受的。再说，我发现整个这家医院，这间大病房，这些人的冷漠态度等等，绝对令人无法忍受。我吃惊地发现，在巴黎的医院里，那些人竟会受到如此的对待。

一小时后，我找到了一家私人诊所。 看样子在那里我父亲可以得到精心的护理。

回到博荣医院，我便令人把阿尔贝·博达尔，这位法兰西全权公使，三级荣誉勋位获得者，一位八十六岁的、一直被丢在那儿无人理睬的、可怜的股骨颈骨折患者，送进我安排的诊所。

随后，就在里翁·贝尔福旁边，阿尔贝·博达尔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那情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住在一间漂亮的房间里，躺在一张精美的床上。不久，他便能够以一个外交官的优美姿态，靠着枕头倚坐在床上了。一大群温柔体贴又十分美貌的护士为他忙这忙那，有的量体温，有的做其他各种应做的事情。他便任她们去做，并且显得很高兴，就像从前他让内侍仆人替他穿衣服一样。一位很有实践经验的老大夫，大约五十多岁，脸上已有了少许皱纹，他很宽厚、很慈善地为我父亲检查，显得极其随和。 随后他便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您的老父亲，不能这样治疗，他必须做手术，尽管他已经如此高龄，但手术还是可以成功的。我最担心的是他会留下后遗症。做不做由您决定。”出于礼节，我转过头来用目光征询我继母的意见。这位身材矮小的女人显然被这些事闹得完全昏了头。在我的询问下，她小声说道：“哦，吕西安，您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做吧。”我说，很显然，应该给他做手术，依我看，如果几个月，甚至几年，都像一个幽灵那样病瘫在床上，那可真叫生不如死。再说，这种手术会成功的。我父亲也爽快地同意了，而且他在治疗过程中始终泰然自若。手术成功了。

应该说，阿尔贝·博达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每天都去看他。奇怪的是，他的情绪非常之好，仰靠在枕头上就像坐在靠背椅上一般，讲话也很有分寸。他那副皱纹累堆的面孔，近年来有些浮肿，鼻子变得很大，但现在似乎增添了某种魅力，甚至可以说是增添了某种风情。他常常用眼睛看着我，并对我说：“吕西安，我的好儿子。”

这种亲密无间的场面，在我们之间已经有好多好多年没有出现过了。正如我上面所说，我很少去看望他，一年也仅只见三四次而已。尽管在见面时，我们彼此都尽力想使我们的关系不要变得太生疏，但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和谐同亲密无间，有的只是空虚的礼貌，彼此没有话说，甚至也没有半点儿不愉快的表示。莫非说真的是我母亲的灵魂介入我们之中，使我们很少见面吗?我们之间确实互相感到很不舒服。我对父亲的看望是他所期待的，并且他总是想点办法对我表示欢迎。住所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富丽堂皇了，但也仍然十分舒适、漂亮。屋里摆满了中国的古玩，他特别喜欢这些东西；还摆满了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各种艺术品，从各种佛像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雕像，什么都有。但在他去世以后，我才很惊诧地了解到，这一套漂亮的居室，竟然没有浴室，我父亲竟是在厨房的洗涤槽上洗浴的。那么，他总该能够设法布置一下他的洗手间吧，但他并不乐意，他固执地拒绝那样去做。这就如同他立志作忏悔，并以这种方式无声地谴责命运在他六十岁的那年，摧毁了他正欣欣向荣的职业一样。

每当我去看望他时，继母总是在门口拥抱我，但表现得十分腼腆，就好像她冒险做了一个大胆的动作一样。我晓得，一顿精美的晚餐已为我准备好了。我父亲呢，其时正在他大客厅的扶手椅上慢慢地饮茶。然而，每当我走近他时，他总是很不寻常地，也是很困难地从椅子里站起来——尽管困难，却坚持如此——然后向我走来。我们并不拥抱，只是互相握握手，但这一方式也意味着在互相拥抱。这一切完了之后，他再回到自己的坐椅上去。另外，原先，他总是喜欢坐那种最好的、最大的扶手椅，现在，他几乎强行把它让给我坐。在吃饭之前，因为他晓得我的喜好，便递给我一支香烟，一支法国香烟专卖局的香烟。而他自己呢，他一生中只吸哈瓦那雪茄!这是一种奇怪的节约方式。难道他这样做是为了向我表明他自觉遵循着他生命中这一不被人注意的细节，是一种自然的习惯吗?因为除此之外，一切都非常讲究，特别是在大家聚餐时。这些细小的表现，我只是在“聚餐”时才能发现，也就是说，那只不过是我所看到的一个例外而已。此外，还有香槟酒，这种酒倘在先前，是他们经常饮用的。吃完餐后点心，他便开始聊天，询问我的工作情况，问我那年轻儿子的情况。我觉得父亲对我感到非常满意。在我还年轻时，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认为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但现在他对我的成就感到非常满意。这也便是他的骄傲，是他这个最后终于受到挫折的人的骄傲。然而，他真的爱我吗?这个在我还是个孩童时就十分喜爱我的他，现在还爱我吗?如果他对我已没有了那种父爱的激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过错。我猜想，那是因为我对他太过冷淡，太过疏远的缘故，虽然他对此从未提到过，也从未抱怨过。只有一次，他流露过这种对我的不满情绪，对我震撼极大：他迫切地要求我放弃自己那一份遗产。 我很容易地便想到，那可能是他考虑到我的继母或者我的那些异母姊妹们在他过世后，可能会处于贫困状态所致，但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那么，那就可能是，以他能使用的方式对我的一种惩罚，一种身后无言的惩处。我自然接受了这一要求，并且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但我对此却有些不满。

手术使他变得年轻了。有如自他被粗暴地解雇以来压在他身上二十六年的重负，突然间解除了。在床上，他就像一位绝对不糊涂的老先生，有魅力、狡黠、欢快、出言不俗、幽默风趣，就像他从前那样。他的妻子，也不再像头几天那样像一盏行将熄灭的油灯，她如今又恢复了老样子，脸上也有了血色。在她旁边的，是我的几位异母姊妹，她们比我小二十岁左右。她们出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对我非常喜爱，在她们的父亲周围表现得喜笑颜开，给他以心灵的温暖。她们对我则表示千恩万谢!我的继母也是如此。一切都向好的方面发展。医生对我说：“他已毫无问题，两个月后就能下地走路。”

报社要求我到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去一趟，处理那三条众人云集的街道之事。总是那些老问题，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互相冲突，互相杀害，其原因，盖出于十七世纪思想意识的冲突。 同样野蛮和幼稚的残杀，在苏联的人造卫星时期和美国的国家航空、航天局时代也发生过。这种愚蠢的做法使我目瞪口呆，而这一切在号称文明之乡的欧洲的心脏也发生了。

一天晚上，当我从那三条显然已被堵塞，但当时尚未被砸毁的大街上回来后，一个来自巴黎的电话打到我的旅馆里。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我的报社需要和我联系。但那却是我继母的声音，她的声音已经变了调，那是强行抑制住哭泣的声音。

“您的父亲得了尿崩症。 吕西安，请原谅我打扰了您的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医生告诉我，最好还是请您回来。”

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诊所的病房时正是中午。我来到他的面前，他的妻子此时正在稍事休息。他很高兴，虽已认不出我，却在谈论我。他笔直地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好像那就是中国的天空。他正在给他那些黄皮肤的下级军官下达命令。这是法兰西驻成都领事下达的命令。在他的驻中国领事馆的花园里，他说话的声音也不再显得苍老了，清晰而有决断，是青年人的声音：“把这条树枝砍断，不然它会把人刮伤的。”停了一会儿，只听他依然用很果断的声音说道：“快一点，快一点。我的太太和儿子要趁着河水没涨之前上帆船，不然的话，他们就不能按时出发了。”可以看出，说这些话时，他确实在为我的母亲和我操心。  我就站在距他两米左右的地方，他显然是在幻觉中。他眼中的我，是五十多年前童年时期的我，当时我和母亲随他在成都。那时他狂热地爱着我母亲，而母亲却不爱他。我以为，他的幻觉出现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和那些人之中，有点儿非比寻常。当时吕吕五岁，安娜·玛丽大概是二十五岁。

尽管他同玛丽分离已然三十多年，而且是全面的分离，还几乎可以说是恶意的分离，但她毕竟曾经是他生活中的妻子，那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P1-7

著名翻译家、南京大学教授许钧先生从中国打来电话，跟我说他和他老师还有他两个优秀的学生合作翻译了我丈夫吕西安·博达尔有关中国的三部曲：《领事先生》、《领事之子》和《安娜·玛丽》。我感到非常高兴。许钧教授是我们家的朋友，他曾多次到巴黎来看望我们，吕西安很开心地跟他谈写作，谈翻译。我知道对许先生来说，翻译是文本的生命在另一个社会与文化空间的延伸。

我丈夫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了童年，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对他来说，中国有魅力，有奥秘；有美德，也有流弊；有幸福，也有不幸。他一直牵挂着她，对她有恨，也有爱。这三部小说是他的尝试，他一次又一次，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度。关于文学创作，我想还是让我的丈夫自己来讲。下面是十几年前，他对《观点》杂志的读者说的一席话：

写作万岁!对我来说，写作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

一提到写作，我便感觉不安，因为这意味着进入我最隐秘的地方，如同问自己，我如何呼吸，我为何而活。恰恰我害怕私密，同样地，我也厌恶陈词滥调，不信奉教义教条。但是，姑且试一试吧……我是一个笨拙、粗心、傲慢的人，没有多少能力，遇事待人又爱钻牛角尖；对所谓的娱乐，我不太感兴趣；甚至，难以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这一点，有时连自己都觉得很遗憾。别人认为我不易亲近，我宁愿自己不受到任何影响，超脱地看待一切。然而，与世界如此格格不入的我却承蒙上天的眷顾，拥有一种神奇的禀赋，观察的禀赋。因为观察，所以我必须写作，出于莫名的、急切的需要，我要感知，继而怀着自豪，用词句加以表达。由此，我获得了新生。写作，曾经是、也依然是我的天职，我的避风港，我的支柱。

我说写作是一种需要，显然，我要探询的正是“需要”一词。需要从何而来?来自怎样的忧愁?又是来自何种怀旧的心?我的童年异常精彩，少年时又享有各种特权，我曾经自认为是外交家，看遍世事，或是因为某些微不足道的偶然因素，我成了记者，甚至绝对权威的专家，杰出的通讯员。杀戮、骚乱、战争、革命，我从中脱颖而出：这般的混沌，我乐于介绍它，控制它。似乎我个人存在着一种风格。凯塞尔(Kessel)——我一直认为他很欣赏我——谈到我时，他曾引用了科克托(Cocteau)的一句话：“没有文学流派，只有医院”，又补充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特殊的医院，不向任何一位名医求救，因为我从“自身也是惟一的血液”中汲取一切。

然后，我渐渐老去，我已经厌倦了混杂在麇集的人群中。我筋疲力尽，难堪重负……尽管如此，我依然享受着无穷的、难以想像的乐趣，写作像是美妙的麻醉剂，始终支撑着我。我开始梳理以前的电文，整理文书。有人对我说，我在不知不觉中触及了某种故事性，虽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小说让我敬畏。是我的挚友，编辑让一克洛德·法斯凯尔(Jean—Clalade Fasquelle)一直鼓励着我。

一阵眩晕向我袭来!我看着自己，看着这个世界，看着我曾经走过的路，我曾经经历的一切，我曾经感悟到的种种……再也没有尽头。逝去时光的深渊中浮现出以前的瞬间，画面，情感，还有几张面孔，我不禁陶醉了。我可以重新演绎这场戏，重新赋予它生命，以探究内在的奥秘；我甚至可以创造出另一部戏，许多其他的戏。我亲爱的母亲，奇妙又肮脏的中国，法国式的激情，女人，权力，所有的一切又都回到我的手中。小说引领我进入至尊的境界。

而现在，我这位可怜的王者为人掌控，却乐此不疲，沉浸在词语的海洋中，如痴如醉。我发觉词语是那样冷酷，那样挑剔。为了它们，我不得不每天工作，无休无止，比人们所说的要艰苦得多。从来，我都不作任何规划，任凭想像随意驰骋，正是我内心深处这股难以名状的力量唤醒了无数幻觉中的人物，我无法控制自己。人物和词语自然地来到我的面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振奋人心的激烈战斗：我修饰、删改，但不断遭到抵制，小木偶们一时离开了，又打扮得花枝招展回来，我威胁他们，我承受煎熬，我兴奋不已，因此我也获得无限乐趣。

写作就这样诞生了，有人将之比作滚滚的扬子江。丰富的词语，一种所谓处于险境的文学体裁，我便由此慢慢迫近那些对我而言可以洞察的真理……这是多么可笑的异想天开!我厌倦了，其他的，我丝毫不感兴趣。风烛残年之际，我惟有一个信念：小说是解释世界，并与之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或许也是惟一的方式。写小说的人走进梦境，并邀请他的读者同入其中。我也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梦想，必将走向死亡。

是的，写作可以超越死亡，写作万岁!几年前，丈夫离开了我，但他的作品今天仍然还活着。通过翻译，他作品的生命在延伸，在丰富。我最衷心地希望——我想他也同样希望——他能在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那是他儿时的中国，是他永远的梦。

玛丽-弗朗索瓦丝·勒克莱尔。

2006年11月28日于巴黎

我丈夫(吕西安·博达尔)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了童年，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他一直牵挂着她，对她有恨，也有爱。这三部小说是他的尝试，他一次又一次，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度。

——玛丽-弗朗索瓦丝·勒克莱尔

吕西安-博达尔的自传体小说之所以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读者，凭借的是对传统中国丰富细致的描写。他行文运墨很容易使人想到浩浩奔泻的黄河。

——迪迪埃·塞内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