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海外第一部郁达夫传记。作者与郁达夫相识并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至郁达夫南洋遇难。他以朋友身份撰写的这部传记，二分之一篇幅涉及郁达夫赴东南亚期间的写作生涯、离奇生活、死亡生活、死亡之谜，为郁达夫研究者及热爱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

　　本书是海外第一部郁达夫传记，首发于1964年－1967年马来西亚《蕉风》月刊，刊出后，即引起海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国内属首次公开出版。作者温梓川是马来西亚著名华人作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即与郁达夫相识并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至郁达夫南洋遇难。作者以朋友身份撰写的这部传记，二分之一篇幅涉及郁达夫赴东南亚期间的写作生涯、离奇生活、死亡生活、死亡之谜，为郁达夫研究者及热爱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

代序　温梓川晚年所著的《郁达夫别传》

自序

第一篇　早年的诗纪

第二篇　童年　

第三篇　中学时代　

第四篇　在日本

第五篇　和日本人的往还

第六篇　脱离创造社前后

第七篇　郁达夫的几个朋友　

第八篇　与“左联”的恩怨

第九篇　从北京到上海

第十篇　风雨茅庐

第十一篇　抗战前后　

第十二篇　在新加坡三年

第十三篇　逃亡到苏门答腊

第十四篇　当了日宪的通译

第十五篇　第三次结婚

第十六篇　遇难前后

第十七篇　郁达夫和女人　

第十八篇　郁达夫和传播“玉音”的李小姐　

第十九篇　郁达夫的作品及其他　

第二十篇　郁达夫致死之谜

附录　

　几个问题（郁达夫）

　槟城三宿记（郁达夫）

　覆车小记（郁达夫）

　沦陷期中的怡保（刘宾仪）

郁达夫是富阳人。富阳县是中国浙江省管辖的一个小县城，地处富春江畔，是一个风光明媚、景色如画的地方。本来中国东南的山水，原是诗人画家所向往的，尤以浙江省的富春江最为人所称道。它几乎使得东南地区的名山胜景相对减色不少，这是因为富春江雄伟秀丽兼而有之的原故。前朝文人吴均写有一篇《与朱元思书》，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富春江的景色，他写道：“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西东。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标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亟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至于范仲淹到了富春江，惊叹那里江山胜景时，咏叹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这两个文人竞把富春江的声色、意境和气魄，以及内心的感受，做了高度的概括，以至后人要想再说些什么，也就感到未免多余了。

富春江源出于安徽省黄山南麓，东流人浙江省境和兰汉江会合于建德，自此以下称桐江；经桐庐，以下称富春江；经杭州，以下称钱塘江。而富春江景色最美的地方则在七里泷。

从杭州的公路，沿着富春江岸走，然后在重叠曲折的山岭间穿行。公路两旁连成大片的稻田，绿色的山谷。这是富阳城关的边缘，一过了古老的石桥，桥的左面便是直贯城关的大街。这里就是小河的出口。桥的外面就是富春江绕着、东西北三面尽是些小山围住的富阳县城。好像有一个西洋作家的作品里，有过一段描写小村庄的文字说：“譬如有许多纸摺起来的房子，摆在一段高的地方，被大风一吹，这些房子就歪歪斜斜地飞落到了谷里，紧挤在一道了。”实在可以借这一段文字来形容的。

如果说富阳的美丽，是从富春江得来，那是不会错的。但是美丽的背景上不应该只是空白，于是富阳便以它的白屋黑瓦，以它的鹳山脚下的石板栏杆和招展多姿的大树，填补了这空白。

富阳就是在富春江的一个转折处，两面临江。朝西南的一面是市街，朝东南的一面便是这最可爱的小小的、长满了树木的鹳山。原来的城垣就在这山的脊背上。在这里可以眺望整个富阳城和朝夕晴雨千变万化的江面风光。

这个行政中心的富阳城，虽则人家不满三千户，商店不过百数，但茶店酒馆，竟有五六十家之多。

达夫出生于富阳城里的一个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的家里。他出生的时辰，正是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时。也就是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半。光绪二十二年是西历一八九六年。这一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的第三年。据说那时节，朝廷日日在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结条约。战败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的，甚至是有恐怖狂、神经质的。据达夫自己说，他儿时的回忆是空洞的，他所经验到了最初的感觉，便是对于饥饿的恐怖。在当时那样的一个家庭里，非但雇乳母是一件不容许的罪恶，就是一切家务的操作，也要主妇亲自担承的。他是由一位奶水不足、而喂乳又不能按时的母亲养出来的小孩，因此长不到一年，就因为营养不良而患肠胃病，一病年余。到第三年的春夏之交，他的父亲也因此病以死。

自从父亲死后，他的母亲便要身兼父职。入秋以后，便不在家里。既要带了长工到乡下去料理一切，又要下乡去收租谷，将谷托人去砻成米；然后又得雇船运柴运米回到城里来。家中的大小操作，全赖当年只有十几岁的使婢翠花的一双手办理。等到达夫长到五六岁的光景，头上蓄着一圈罗汉发，身上穿着青粗布的棉袍子，在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条上独自地坐着，在太阳光底下张望着江中来往的帆樯，看望他的娘有没有回来。在他的面前，在贴近水际的一块青石上，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跪在那里淘米洗菜，她就是翠花。等到时间快近正午了，他们才相将携手回到他们的那座住宅去。

他们的住宅就在一条南向大江的小弄中的一条支弄里，抗战胜利后，为了纪念达夫之死，这条小弄被命名为“达夫弄”。达夫和他的两个哥哥出世并在那里长大的老屋，原是一间有个小天井的旧式三开间的楼房。房子都是用原根木材和木板搭成的。

这座三开间的大楼和大楼外的院子里，长着杂色的花木，也有几只大金鱼缸沿墙摆在那里，静寂得如同坟墓似的，甚至楼上楼下说话，就像面对面在一间房子里一样。太阳晒满了东面的半个院子，有几只寒蜂和蝇子在花木里蠢动。这间大楼正中厅上，他的五六十岁的没有牙齿的扁嘴的祖母，老是坐在那里独自念着佛经。在靠阶檐的一个南房内，达夫静悄悄地躲在那里，坐在铺着被单的藤榻上，翻阅着《刘永福镇台湾》和《日本桦山总督被擒》的石印小画册。有时看得累了，便和衣睡在那里。

他的两位哥哥，因为年龄和他相差太远，早已离家到很远的书塾去念书，所以没有一道玩的可能。能够和他天天在一起时，有时还给他讲讲故事消遣的，也只有婢女翠花。据说翠花到郁家来时，年纪还小得很，连大小便、吃饭、穿衣，都要大人侍候她。后来翠花到了标梅的年纪，嫁给小学里的一位先生做填房，生了儿女，做了主母。

除了翠花之外，达夫的童年伙伴，还有阿千其人。

在郁家的左面，住有一家以砍柴、卖菜、人家死人或娶亲去帮忙跑腿的人家。他们一家，男女老少的人数很多，可是，住的那一间屋，却只比牛栏马厩大了一点。他们家里顶小的苗裔年纪比他大一岁，名字叫阿千。

有一个春天的早晨，达夫的母亲上父亲的坟去扫墓，祖母也一早上了一座远在三四里路外的庙里去拜佛。翠花在灶下收拾早饭的碗筷，阿千走来，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门口，百无聊赖地，阿千便邀他偷偷地出了弄堂，向东沿江，一口气跑出县城。天地跟着宽广起来了，这世界真大呀!那宽阔的水面!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只，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上哪里去的呢?阿千使他和大自然接近，使他大开眼界，所以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认为阿千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辞典。这一次冒险的经历，也就无异是他最初学自然科学的模范小课本。

这位带他初次上山去冒险的阿千，后来却在一年涨大水的时候，喝醉了酒，淹死了。他们的家人，后来也一个个地死的死，散的散，没有生存者了。他们的那一问牛栏也似的房屋，也换过两三个主人。时间是不饶人的，盛衰起灭也绝对无常的。阿千的死，同时也使达夫转入了另一种生活，那是他上书塾去念书的生活。

P21-24

郁达夫是中国杰出的第一流优秀作家，成名很早，当年他以一部处女作《沉沦》震动文坛。在初期创造社诸子中，他是多才多艺的一员，他先后写过四十七篇长短篇小说，他的散文、他的游记和他的旧体诗，都是上乘之作。我开始读他的小说是《薄奠》，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把他全部的小说都先后读过几遍。我觉得他的《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和《迟桂花》在小说艺术上，都可说是精品，也因此奠定了郁达夫作为小说家不朽的名声。他的小说大多数都写得很散漫，似乎不大重视结构，有点像一九三0年去世的英国作家劳伦斯(D·H·LARwANcE)的小说。他虽然不写新诗，但他的旧体诗流露横溢的才气，使他留下了诗名。他的诗，俞平伯虽然批评说很浅，但是喜爱的都认为他的诗可以和黄仲则、龚定庵等人媲美。所以，他给人看成诗人的成份比文艺作家的成份来得多。无疑的，他的诗会成为不朽的作品。

我和他的交情是介乎师友之间。一九二八年问，我在诗人汪静之家和他认识，以后时相往返。有一次，我问汪静之先生，我们可不可以邀请郁达夫来教书。他很同意。我就请他为我们向郁达夫先容。当年，我们本来打算邀请徐志摩和郁达夫来教书。我们向校长申请，结果徐志摩得不到校长的批准，理由是徐志摩行为浪漫。至于郁达夫，则允许我们向教育部申请，结果教育部不批准。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后来我们跟郁达夫谈起，才知道他和当年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有过节。原来郁达夫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因和朱家骅意见不和而离开。郁达夫回到上海在创造社出版的《洪水》，用笔名“日归”发表了一篇《广州事情》，对朱家骅颇有微词，造成了过节。

后来，大约一九三三年间，又有同学邀请郁达夫到暨南大学教书，教育部长王世杰按照前议批下来，当然又是不准了。加之苏雪林教授发表了一篇指责郁达夫是色情作家的文章《黄色大师一一郁达夫》，认为郁达夫不足为人师表。她极力表示反对。因此，郁达夫终其身未尝在国立大学当教授，也就是这个原因。后来郁达夫写了一篇所谓《自传也者序文》，有“朱家骅，王世杰辈‘白手相逢犹安剑’”的话，同时，他对苏雪林也说了不客气的话，并非无因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英军重返马来亚，华文报章先后复版。我在报上看到郁达夫在苏岛失踪的消息，大为惊讶。当时我认为恐怕是谣言误传，不足凭信。后来，我们向槟城盟军司令调查，得到他的回复，才知道郁达夫确确实实是在九月十七日失踪的。所以后来看到许多哀悼的文章，才知道他因为知道日本宪兵部的秘密太多才遭害。后来我读到《马来亚抗日战争史料》，内有一篇刘宾仪写的《浩劫中的怡保》，对日本宪兵部的内情有详确精辟的报告，使我了然日本宪兵部的作为，可以作为郁达夫之死的参考资料。作者刘宾仪和郁达夫同样的遭遇，因救人得罪日本宪兵而遭杀身之祸。刘宾仪的运气较好，在和平还没到来，他所得罪的宪兵一直住在苏岛直到和平都没有他调，相信这是最大及最正确的死因。所以，我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郁达夫去世后，我先后在国内外报章上所收罗到的记念郁达夫的文章，不下百篇。我当时想编订一本纪念册出版，后来在上海《申报》看到北新书局征求郁达夫的遗文和纪念性的文章，预备编订郁达夫全集，因此我把这些文章和郁达夫的遗文寄给北新书局总编辑赵景深先生。我得到他的回信，表示非常高兴，一定编入全集里面，出版后一定寄一部给我。后来，因为内战发生，这件事就没有了下文。

郁达夫死后，大约二十年间，我开始动笔写这部别传。我本来想写他的评传，但我发现过去有许多人写过他评传和传记，所以我不想架床垒屋，写同样性质的东西。我写人家所不知道的事迹，以补充不足。我开始发表这本书时，是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在黄崖先生主编的《蕉风》月刊发表，由一四三期到一六九期一共一年七个月的时间才发表完竣。想不到台湾有一家报纸全部转载了，把作者的名字改为“文如”。后来日本专门研究郁达夫的铃木正夫先生到槟城，寻找有关郁达夫的遗迹，碰到我，大家谈起，我问他：“政府派你老远的到这个地方来寻找郁达夫的遗迹，花那么大笔的经费来研究郁达夫，是不是日本的一种赎罪行为?”他告诉我：“不是。他们认为郁达夫是日本人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战争后牺牲了，实在可惜。郁达夫最像日本人，甚至他的性格和日本人都很相似。”这样使我想起日本人的大男人主义。女子嫁了丈夫，对丈夫必须忠贞，驯服不渝，摒绝社交生活。使我想起郁达夫的“毁家”，多少受了日本人的大男人主义很深的影响所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同时，铃木正夫先生还把台湾报纸转载我这部别传的剪稿给我，告诉我：“文如的文章跟你的大作完全一样的，是不是你在台湾发表的笔名?”

他还告诉我：“你的大作发表两三年后，他才发表。”我告诉他：“这个可能是报馆方面转载，不好意思用原名，才改了笔名叫文如，就是文章相同的意思。”

近年来，我添了几篇续稿先后在《南洋商报》发表，现在都一并编入本书内，已成完璧。

最近几年来，日本出版关于郁达夫的著作有：小田岳夫的《郁达夫传》，稻叶昭二的《郁达夫早期的诗歌》，铃木正夫、伊藤虎丸、稻叶昭二等人编的《郁达夫资料正续编》两大本和于昕最近出版的《郁达夫传》。这几种书都是研究郁达夫不可多得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在一九四五年底，我因事到新加坡，在南天旅馆住了几天，在珍珠巴杀附近的街道边的地摊上发现了一方石章刻着“生怕情多累美人”的诗句，边款刻着“达夫”二字。看手笔我确定是达夫手刻的闲章。郁达夫精于治印，不大为人所知。我知道他的版权印章，都是他亲手刻的石章。我当时得到这个闲章，喜不自禁。现在我把它印在封面上以供读者共赏(本书印在勒口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达夫来槟城观光，我在宴席上代表同人用书面向他提出“几个问题”。他返新后在报上公开答复。因此颇引起一些文艺青年的反应，骂他是“逃避现实的颓废者”，是“逃难作家”，和王独清骂他是“早已死去的行尸走肉”，和苏雪林骂他是“色情大师”等，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达夫说：“文艺工作者不求充实自己本身，本身不求努力上进，只凭骂我以求成名，别想。”(文章不在手头，只求大意如此。)这些恶谥对达夫丝毫无损。他死后却被人誉为“爱国者”“爱国诗人”“伟大作家”“殉国烈士”“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五四精神的代表者”。这些颂词对他不但不过份，却成为他的盖棺定论。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当局命名一条街道为“达夫弄”，建筑达夫的衣冠冢、“双烈亭”和郁达夫纪念馆。出版十二大册的《郁达夫文集》，使他不朽的作品和英名永留人间，以供后人瞻仰，不是无因的。这种殊荣，达夫死而有知，亦当在九泉之下含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