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司马迁对先秦优秀士人思想人格的弘扬，是对先秦士人群体风貌的礼赞，同时也是对自己独特人格的塑造与熔铸。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司马迁其人、《史记》常识及专题、名篇解读三部分，揭示了司马迁的生死观及与汉武帝的矛盾、《史记》的真实性问题、悲剧品格、错误和疏漏，考古发掘对《史记》的验证等。本书是《史记》的权威通俗读本，最佳入门书之一。

作者的《史记笺证》是集成之作，他的“史记课”也颇受欢迎，《史记讲座》正是作者几十年研究讲录的精华。本书由司马迁其人、《史记》常识及专题、名篇解读三部分组成，力求新视角、新观点、新证据，揭示司马迁的生死观及与汉武帝的矛盾、《史记》的真实性问题、《史记》的悲剧品格、《史记》的错误和疏漏，考古发掘对《史记》的验证等；名篇解读告诉你如何读《史记》，并介绍重要的注释《史记》的参考书。本书是《史记》的权威通俗读本，最佳入门书之一。

前言

司马迁其人

 第一讲 时代、家世与生平

 第二讲 受宫刑忍辱著书

 第三讲 史学之父的创举

 第四讲 多民族的大史记

 第五讲 第一次把经济问题写入史著

 第六讲 汉朝政治批判

 第七讲 忍辱奋争的生死哲学

 第八讲 揭秘汉武帝尊儒的真相

 第九讲 记录汉武帝的对外战争

 第十讲 先秦士风的终结者

《史记》其书

 第十一讲 《史记》的一些常识

 第十二讲 《史记》五体说例

 第十三讲 《史记》是实录吗

 第十四讲 史学著作的文学观

 第十五讲 《史记》如何写人

 第十六讲 英雄人物的悲剧故事集

 第十七讲 《史记》的“无韵”之韵

 第十八讲 《史记》与中国古代小说

 第十九讲 《史记》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

 第二十讲 《史记》的特殊修辞与畸形句例

 第二十一讲 《史记》叙事的讹误与疏漏举例

 第二十二讲 近年考古成果对《史记》文本的验证

 第二十三讲 褚少孙补《史记》

名篇解读

 第二十四讲 《陈涉世家》解读

 第二十五讲 《项羽本纪》解读

 第二十六讲 《留侯世家》解读

 第二十七讲 《淮阴侯列传》解读

 第二十八讲 《游侠列传》解读

 第二十九讲 《魏公子列传》解读

 第三十讲 《廉颇蔺相如列传》解读

 第三十一讲 《李斯列传》解读

 第三十二讲 《史记》十表解读

附录：介绍六种《史记》注本

第一讲 时代、家世与生平

一、司马迁的时代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又催生了伟大的历史文化。台湾学者赖明德在《司马迁之学术思想》一书中指出：“司马迁是我国继孔子之后，两干多年以来历史文化界最伟大的巨人。他那卓越的历史观点，丰富的人生体验，深刻的社会见解，精湛的学术造诣，以及高度的文学修养，除了一部分得之于禀赋以外，大部分都和他所生长的时代与社会有不可割断的密切关系。”司马迁的活动生涯大致和汉武帝相始终，所以赖明德认为，司马迁那“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豪放的风格，和大汉帝国的磅礴气势是息息相关的。繁荣的经济和壮盛的国威，使司马迁孕育了他那种海阔天空的浪漫精神和雄伟气魄：学术文化从多元趋于单一，使司马迁深深感受了多元文化的可贵和思想自由难求；森严的法纪，使司马迁感受了被蹂躏的人性是多么的可怜，被压抑的人权是多么的可悲。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激发智慧的时代；那是一个笼络知识分子的社会，也是一个磨炼天才的社会。司马迁的一生便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成长；《史记》一书也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写成。因此，要正确了解和评价司马迁和《史记》，必须先了解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强盛的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在经济上，由于秦末连年战争，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上下普遍穷困的状况。但刘邦建国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注意稳定社会秩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惠帝、文帝、景帝的相继努力，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到了武帝初年，经济的繁荣已经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司马迁概括当时的经济形势说：“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平准书》)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汉政权的巩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同姓王的措施，使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达到极盛。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创立于秦始皇，但只昙花一现，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汉高祖刘邦重建帝国，在断然消灭了异姓王的同时，又接受“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大量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想借此达到藩屏汉室、巩固统治的目的，可是事与愿违，由于这些同姓诸侯王的辖地过多，又可以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可以自征税赋，自铸货币，自己管理军队，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所以形成了一种干弱枝强的局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大诸侯王国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日益严重，终于在景帝时代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廷改定制度，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规定诸侯王只征收租税，不管政事，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的力量显著加强。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国土分给子弟为列侯。按照汉制，侯国是隶属于郡的，地位相当于县，这事实上就把诸侯王的领土逐渐变成了朝廷直辖的区域。推恩诏下后。王国纷纷请求分封子弟。一些大的王国很快就变成了众多的小侯国，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政权对抗了，西汉王朝终于达到了空前的统

在削平诸侯割据势力的同时，各种政治制度、等级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封建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凭借汉初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他在位的五十多年中，充分发挥他的雄才大略，不但对内多所建树，而且对外连年用兵，伐匈奴、征闽越、通西南夷、征朝鲜、伐大宛，大大扩展了西汉王朝的版图。这使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大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首创国内各民族地位平等，树立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具备了客观条件。同时，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道路，使司马迁有可能畅行无阻地游历全国，考察地理形势，了解风俗民情，搜集遗闻轶事，而这一切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帮助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西汉建立以来文化事业的开放发展也为司马迁修史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料。因为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并不准民间藏书和读书以后，古代文化濒于灭绝的境地。汉朝建立后，废除了“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了武帝时代，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于是“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是指文献资料的搜集情况而言。在著述方面，汉初以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到了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又纠集门下学者编集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开始了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学术工作；董仲舒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采阴阳、道、法诸家以治《公羊春秋》；接着司马谈又以道家为基础，全面地研究先秦诸子，写出了高屋建瓴、气象宏伟的《论六家要旨》。这些都标志着一个对先秦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系统总结的时代到来了。司马迁的《史记》写作，就是在当时学术进行综合、总结的气氛下进行的。而汉王朝的统治者也需要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来记录从古代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全貌，并总结历史的经验，为社会发展做借鉴，以达到补敝起废的目的。司马迁正是适应着时代的需要，自觉地担负起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史记》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西汉，除了学术文化繁荣发展外，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政论文和辞赋的成就，对《史记》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汉前期的各家政论文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重视总结国家兴亡的教训，以为巩固新兴的汉王朝的统治服务，这也是《史记》一书所要表述的重要内容。在《史记》中，司马迁经常以秦喻汉，告诫统治者不要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史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维护汉王朝长治久安而作的一部“治安策”。又如当时的政论家贾谊、晁错等人，都对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作了肯定，司马迁更是把这次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战争等量齐观，和孔子写《春秋》成“素王之业”、“为一代立法”相提并论，这除了他本身的识见外，也是受了贾谊等人的影响，所以他把贾谊的《过秦论》直接收在《陈涉世家》后面作为该篇的论赞。从文章风格说，汉初的散文上继战国散文放言无忌的特点，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而《史记》文章也显然有这种特点。《史记》以“实录”著称，司马迁对社会问题的揭露非常深刻尖锐，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也毫无顾忌，文章中洋溢着作者匡时救弊的热忱和“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汉初散文有时为了讲究文章的气势而常常忽略细节的真实，不少地方甚至有意加以夸张，这种例子在《史记》中触目皆是，而《史记》文章所以精彩动人，也正和《史记》文章的这种讲气势、重感情密切相关。

从西汉前期开始，辞赋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散文普遍受到辞赋的影响。司马迁擅长写赋，本身也是一位辞赋家，所以《史记》中的一些文章也具有辞赋的特色。在语言上，它韵散结合，句式长短相间，音节和谐，抑扬有致，而且重铺叙，多排比，议论风发，气势磅礴，错落上口。我们认为，《史记》之所以文采照人，这和作者注意吸收、借鉴汉代散文、辞赋的表现手法及语言艺术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一点，过去的研究者们还不太重视。

以上说的都是汉帝国建立以来的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一面。是影响司马迁那种积极豪迈、豁达宏伟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但是，随着汉帝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统治者物质与精神的掠夺欲望的膨胀，一种为维护统治者专制独裁，为禁锢全国人民思想的严厉措施出台了，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汉武帝所大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针对汉初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采取的对策。按照董仲舒的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他们表面上说是尊“儒”，其实i文种“儒”既不代表孔丘，也不代表孟轲，它们是汉武帝专制统治下的一种特有产物，是熔铸先秦各家统治术于一炉的专门为汉武帝的独裁政治作粉饰、作辩护的东西，是最浅薄、最赤裸裸地为汉武帝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货色。“儒”家的思想禁锢是其表，法家的严刑酷法是其里，外儒内法，或者叫儒学加酷吏，是汉武帝，尤其是汉武帝后期政治的最本质的特征。这种政治与汉武帝的对外发动战争，对内残酷掠夺相辅相成，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直到民生凋敝，四海动摇，把整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司马迁就正好是生活在这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由宽到严、由开放到封闭、由兴旺到腐朽的转折时期。司马迁的思想之所以如此激烈，《史记》中之所以有如此深刻尖锐的批判性，这是和汉武帝政治的这个特定方面，以及它的严重后果密不可分的。P3-7

我系统读《史记》是从1959年冬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我讲授《史记》作品是从1963年秋后，给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讲中国古代文学开始。当时伴随着读书讲课还写了一些“读史笔记”，重要的题目有《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周亚夫之死》《(魏其武安侯列传)所展示的学术之争下面的夺权与反夺权》等等，有兴趣的学生还曾借去传抄。我开设专题讲《史记》是从1978年冬，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届研究生讲课开始。讲课的同时写了几篇与《史记》有关的习作发表，如《司马迁的求实精神》《关于韩愈的(伯夷颂)》等。随着1980年秋后给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开设“《史记》研究课”，并着手编写这门课的教材，期间我的《史记选注集说》《史记评议赏析》《史记通论》也相继出版。这门课遂成为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硕士、函授班、分校、夜大、自学考试等各方面学生的常设课程，时间达二十多年之久。可以说，我这几十年来的教学活动与《史记》分不开，我这几十年来的主要学术研究也与讲授《史记》分不开。

我的习惯是站着讲课，站着讲课没法看讲稿，所以我在第一次讲述某个问题前通常是没有讲稿的，我只有讲课提纲与相应的引用资料。手里拿着一张简单明了的提纲，偶尔看一眼；遇到该引用原文的地方再拿起桌子上的原始资料读一段，这样讲课很自然。把讲课用的提纲与原始资料进一步加工成为详细的讲稿(也可说是文章)是不太困难的。但即使有了这些详细的讲稿还是不能就照原样去给下一次听课的学生照本宣科，还是要重新写新的讲课提纲，以便讲课使用；而旧讲稿(也许是单篇的，也许是成册的)则可以发给听课的学生做参考。这就是我几十年来滚动教学的基本模式。

这些有关《史记》教学的讲稿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于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的总体介绍与评论；第二类是对于《史记》单篇教学的讲稿，分析评述作品的思想、艺术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第三部分是对于作者生平思想或是对《史记》作品中某些具体问题的专门探讨，如司马迁的生卒年，《史记》的版本，《史记》文字的校勘，《史记》中某些人物事件的考辨等等，这些都很难面向初次阅读《史记》的学生展开细讲，只能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学生一些有关的信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我写一本《史记讲座》，便开始对几十年来的讲稿进行了一些筛选。从《史记评议赏析》《史记通论》中选用了一部分，把原来讲过的题目重写或者大量修改了一部分，又按照编写要求专门新写了一部分。由于是给《史记》的一般读者使用，故而围绕读者最关心和感兴趣的一些基本问题和专题，用新材料新视角加以贯通，语言上尽量做到通畅流利，生动活泼。

本书中的《史学之父的创举》是张大可先生协助撰稿；《揭秘汉武帝尊儒的真相》与《记录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是陈曦君协助撰稿，特加说明并深表谢意。

韩兆琦

2007.12.22

过去人们总爱说《史记》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不错，人们也总是说《史记》是史诗，是小说，从文学的角度讲这也不错。现在我们还要讲一步指出，《史记》是司马迁对先秦优秀士人思想人格的弘扬，是对先秦士人群体风貌的礼赞，同时也是对自己独特人格的塑造与熔铸。司马迁是先秦以及汉初优秀士人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也是终结者。

——韩兆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