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一个有讲故事天分的人，他将年代久远的历史娓娓道来，让我们有幸重温了那些发黄年代里的老故事，并清楚地洞窥到故事和真实之间的界限。

注释十分详细，附有大量尾注，让每一个故事都有足够的说服力，证据确凿，言之有理，与一般胡编乱造的作品风格迥然。

  本书设计简约时尚，是高校学生和普通读者比较理想的口袋读本。

一切不曾发生，除非它被记述。任何真实发生过的历史，都必须以被人讲述的形式流传下来。本书透过一个个具体的故事，直逼人类曾经的真实和民族血泪的记忆。作者所要呈现的是故事与真实之间那条若隐若现、难以捉摸的隙缝。它是文字魔法的玄机，是历史再现的奥秘。看到那条隙缝所在，你便会追问自己，到底什么是故事的真实，什么是真实的故事？这便是这本讲“故事”的书所要告诉你的。

序言

第一部分 故事源何而起呢？

 第一章 故事源何而起呢？

第二部分 三种个案历史：代达罗斯、多拉、辛德勒

 第二章 从历史到故事：史蒂芬·代达罗斯的个案

 第三章 这是谁的故事呢？多拉的个案

 第四章 证实历史：辛德勒的个案

 第五章 证词的悖论

第三部分 民族叙事作品：罗马、不列颠、美国

 第六章 导言

 第七章 罗马的建国神话：埃涅阿斯与罗穆卢斯

 第八章 不列颠和爱尔兰：连体婴儿的故事

 第九章 美国与“他者”：前沿故事

 第十章 结论：跨越边界

第四部分 叙事内容

 第十一章 叙事内容

译后记

一、乔伊斯的旅程

史蒂芬·代达罗斯代表了想重塑自我的虚构的英雄形象。乔伊斯年轻的主人公已然在《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发誓要摆脱传统的紧身衣，要在“银质的想象力子宫”中重新创造自己。直至结尾处，史蒂芬宣称，不会效忠于他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它是自称信仰、家庭，还是祖国。“你跟我讲民族、语言还有宗教，”他反驳道，“我会想法凭助这些网罗飞行。”这样，代达罗斯精心拿捏着自己叙事语气，借助与自己同名的“技艺超群的工匠”，他在小说的最后几页里开始“在其心灵的锻造作坊里为他的种族打造尚未创造出来的良知”。简而言之，史蒂芬坚信，不是历史将要书写他的故事，而是他的故事将要重写历史。或者像大言不惭向都柏林的同学们吹嘘的那样，不是因为爱尔兰，他被记住；是因为他，爱尔兰才被记住。

在小说《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延续了史蒂芬的旅程，即努力从“历史的噩梦”中醒来进入到一个由想象力改变的世界中。史蒂芬下定决心，抛弃还在麻痹他的“记忆力的母亲们”——祖国(motherland)、母语(mother langtrage)、主教堂(motherChurch)，他拒绝在母亲的灵床前祈祷，起身开始了漫漫征途，他相信这次旅行能把他引向塑造自我的新的可能性。对于乔伊斯的主人公而言，这不仅包括在精神上逃离群体与教会不可逆转的堕落，也包括改造已然确定下来的西方文学传统。比如，在“圣霍利斯妇产医院”一节，乔伊斯玩弄了戏仿笔法，重新书写了英国文学传统，将普里福伊夫人所孕胎儿的变化与叙事传统从贝奥武夫到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各个阶段相比较。在“国家图书馆”一节中，他更加明确地关注《哈姆雷特》的故事。他特别注意到将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说的“记住我”——对模仿重复与复仇的召唤——转变为对重生的请求，以虚构创作代替对祖先的记忆。莎士比亚在其父亲死后仅一年完成的这部戏剧，被史蒂芬重新解读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莎士比亚以自身的名义当上父亲(莎翁的儿子叫哈姆内特)：也就是说，由遗传来的孝顺秉性转变为一个更加成熟的父亲身份与作者身份的感觉。似乎在创作《尤利西斯》的那些岁月里(他的儿子乔吉奥在罗马出生之后)，乔伊斯自己正经历这样一个转型的危机。但乔伊斯当时也看到另外一种大行其道的解放，即作家的解放，作家超越了缚住其灵魂的各种诱因：在莎士比亚的个案中就是超越斯特拉特福德的模仿对手；乔伊斯的个案中，就是超越其都柏林文学同行浅薄褊狭的嫉妒。史蒂芬决心抛开都柏林生活的碌碌无为，从而完成虚构的信仰飞跃。

这两部最具创新性的现代小说中，乔伊斯着手讲述都柏林的故事，这在以前从未讲过。现在讨论的是叙事作品的变体(transubstantiation)奇迹，日常存在单一的偶然性可以转变为叙事作品的“主显”(epiphanies)。这是神造物的文学版。这不容稍减，完完全全就是乔伊斯心目中讲述故事的意义。

乔伊斯借助故事实现了对他而言此生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通过史蒂芬·代达罗斯这个中间角色(是早期殉教基督徒与传奇中设计过迷宫的古希腊艺术家的一个混合体)，乔伊斯设法把这个曾阻挠并驱逐他的城市变成一个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居住着不懈努力的人们。这个无可名状的人实际上在圣格拉夫顿的辱骂争吵中救了乔伊斯一回，他“是个戴绿帽子的犹太人名叫亨特”，重生为利奥波德·布鲁姆，是20世纪小说人物中最受喜爱的一个。同样是这位布鲁姆，也是乔伊斯自己虚构的儿子史蒂芬的代理父亲。在史蒂芬与布鲁姆的故事中，乔伊斯实现了传说中一系列父与子的叙事融合：耶和华与耶稣，哈姆雷特王与哈姆雷特王子，奥德修斯与忒勒马科斯，莎士比亚与哈姆内特，等等。不会提及小说将发生在乔伊斯身上父与子的分离加以想象的转变——据记载，从1906年到1921年他创作《尤利西斯》期间，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绝非偶然的是，《尤利西斯》开卷即宣告“有关父与子的观点”。布鲁姆与史蒂芬在圣埃克尔斯因一杯可可饮料发生的争吵(毫无结果)，即为父子身份间的某种交流，平衡了历史记忆的影响力与打造未来“尚未创造出来的良知”的冲动。

人们甚至可能大胆推测，乔伊斯将《尤利西斯》精心地创作为一个故事，将西方文化中两种普遍敌对的叙事作品，即希腊罗马与犹太一基督教融合起来。这部小说中，对立的两极端在历史中无法融合而在这里却交融在一起。似乎乔伊斯提出的对立项的和谐(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只有通过叙事想象力才能想得到。

然而，这个对立项的和谐达到巅峰并不是圣埃克尔斯的布鲁姆与史蒂芬在伊萨卡岛固的重逢，而是在莫莉最后的独自中。毕竟，正是莫莉对父子相寻的没规没矩、冷嘲热讽的续篇中，这对孪生的叙事传统最终融合在一起。“希腊犹太就是犹太希腊。这是妇人之见”，莫莉谨慎地说。乔伊斯给朋友瓦莱里·拉鲍德(Valery Larbaud)写信也说：“伊萨卡岛成了不毛之地。珀涅罗珀一语定乾坤。”这里，历史的回忆由悔恨和罪孽的牢房(“良知的悔恨”)转变为对放弃自由幻想的自由联系。嫉妒转变为平和心态。记忆成了备忘录。历史重现，像故事一样令人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圣父与圣子之间和谐一致的圣灵，在游猎的脚下，结果成了叙事魔鬼自身。

因此，最后的推测就是：如果《尤利西斯》真是当代小说中最大胆的一部著作的话，它也是机智地反映了乔伊斯个人的传记历史——验证了他的坦诚之言，即“勇敢者将创造出从未出现过的、东西!”也许，这就是所有伟大小说的悖论。

P36-40

幼年时那些总给我讲故事的人，现在想起来都让我感激不尽。我的祖父乔治，小时候每次来我家都会讲《十二个小孩》的故事。我的祖母迪莉娅，在祖父去世后来到我们在科克城的家中休养，一直住到去世，差不多十二年的时间，她在阁楼的卧室里没完没了地讲巴林路比的鬼怪故事。我还记起了我的父亲凯文，他知道祖母的心脏不好，只有几个月的时光了，便把她接来同住，尽管他是个日夜劳作忙忙碌碌的外科医生，却不惜牺牲时间给我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杰基·多利神神秘秘的故事，讲起来前后不过十秒钟，是这样的——“给你们讲个杰基·多利的故事吧……(停顿)……故事讲完了。”我和六个兄弟姐妹对这个没有中间部分的故事很着迷，孩提时代我们常常想办法从父亲那里把神秘的故事情节套出来，但没得手。我也感激母亲安，每晚睡觉前她总要给全家人读故事，每次我们哭闹的时候，她都会读她最喜欢的故事《快乐王子》。至于说下一代，我要感谢两个漂亮而又执拗的女儿西蒙娜和萨拉，小时候，我不讲《十二个小孩》、巴林路比、杰基·多利、《快乐王子》之类的故事，她们就不睡，似乎这些故事总也听不烦。

我还要感谢托尼·布鲁斯、穆娜·科嘉利以及西蒙·克里奇利等三位编辑的赐教与鼓励，还有他们的朋友和同事凯文·惠兰、保罗·弗里尼、苏珊·布朗、大卫·伍德、威廉·德斯蒙德、大卫·拉斯马森、约翰·克利里以及查尔斯·吉格侬，是他们读了这份稿件，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意见，并予以纠正。最后，还要向波士顿学院和都柏林大学我的研究生们表达衷心的感激之情，尤其是约翰·马诺萨基斯、马特·佩尔蒂埃和布赖恩·佩尔特侬，是他们给了我灵感，赋予我热情和支持。

我也想提前恳请读者们原谅：本书后附了大量的尾注，增加了不少比较专业化的叙事哲学内容。这个决定是出于要符合本套丛书的宗旨，尽可能地让非专业的读者易于理解正文。一些人希望可以参考一般性论述背后更学术化的原始资料，因此，只有他们才需要关注学术手段和附录。最后，我还想说，本书的遗憾之处在于，第三部分对“陌生人”主题电影故事的政治解读，限于篇幅，没有赏析那些电影的艺术质量。希望此书的其他章节对叙述故事的诗性力量会有所补益。因为我深信，如果叙事总能引起批评和理论阐释的话，也便会让我们醉心于想象的奇异魅力了。

很久很久以前，孔丘的学生冉伯牛病了，很重。老先生去看他，没有进屋，隔窗握着学生的手，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是《论语》里的一个情节，也是《故事离真实有多远》这部书中提到的讲述故事的方式。我们讲故事时，就是在联系现在，重温过去，展望未来。最近，得了一个死不了活不畅快的病，拖了将近两个月，总也不见好。前20天，总是打吊针，咳嗽，看医生，吃中药，咳嗽，吃西药，咳嗽。每天总是咳得面红耳赤。尽管如此，如果孔丘先生来看我，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我肯定会急眼。

一病误了太多的事，很多任务都没有如期完成。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李丹婕女士的谅解。再者，要感谢几个可爱的学生：李乐、玉兰、陈蕴奇、叶少婷、胡媛媛，还有一位不曾谋面的毛羽丰先生。在“江湖告急”的时候，没有他们丢根稻草给我，我肯定完了。他们每个人都译得很辛苦，把稿子交还给我时，我对一个学生说，接下来，我只有热泪盈眶的份儿了。他们译得很好，我非要在他们的译文后面加上我的名字，算是附骥尾吧。我的名字后面有个“校”字，算是响尾蛇的尾巴，好像时时在提醒你，译文已经被我介入了。然而，这介入，也许是蛇足之笔，不过，我只是想说，文责我来负。操之过急的译文肯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所以我希望能有机会改正自己的错误。

翻译的过程本应该充满乐趣的。翻译是需要改的。改的过程也充满指责他人的乐趣。从来都是把自己译文当作敌人、当作朋友。它是我的敌人，因为它像镜子一样照出了我在语言的失误和缺点，就像一个人在指着鼻子骂我。解决办法就是反过来骂它。这让人仿佛有一种复仇的快感。说它是我的朋友，是因为译文中偶有神来之笔，能让我着实兴奋一会儿，好像听到了朋友的赞扬。所以，在说长又不长的十年教学生涯中，唯有教翻译让我充满激情，让我手舞足蹈。

有的“学者”认为翻译没用，或者没意思。翻译者连最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译出来的东西，译好了供人引用，但译者的名字却不屑一提。另外，出了错，还要预备挨骂。挨骂是件好事，至少可以让你既强悍又柔韧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译书时常常想起傅雷先生翻译《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典故。傅先生译此书并无出版目的，只是为了教学方便。凡无功利目的，往往出精品，因为他会有条不紊，不急不缓，心境平和，思维通畅。翻译有没有用，无需争辩。翻译只是对评职称没用而已。

孔子曾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想，翻译也应该算是“述”的一种方式吧。传达别人的思想，似乎自己只是传声筒。其实不然，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尤其对一个外语学习者而言。浮躁的当代社会，尤其是狂搞“科研大跃进”的当代社会，学者们都忙着著书立说，有的还忙着投机钻营。可是，有“说”便能“立”起来吗?王瑶卿教育张君秋要成好角，不能当好角。“成好角”代表着一个努力的过程和方向，而不是拿腔作调当名人。我想，做学问，也不过如此，不排除有天才的存在，我只能是一步步走。翻译家钱歌川说过一个“三书主义”，即读书、教书、写书。读了书，便有了知识积累，便可以教书，教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不免技痒，便写书。我看，不妨中间再加一个译书。

译一本书，要有足够的时间。翻译家叶子楠曾说，一辈子能教书，那真是上天对你的恩赐。目前的我还真有一点不知好歹。环境使然吧。不过，教书确实是一件不错的事，如果高校老师真的能够闲下来，有足够的时间坐下来译一本书，一气呵成最好，断断续续地译一本书，会让译文的风格不统一，甚至是原作中的一些术语都会前后不统一。再者，无论是小说还是理论书，译者首先要激起一种情绪来。我是说，对自己要真诚，要做一件自己特别想干的事，翻译一本特别想翻译的书，或者说，只是特别想翻译时，才译。让情绪去影响译笔。  译书写序，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只是不要对书的内容做过多的评价。评价多了就成了旅游指南。让别人按照你的路走，反而失了曲径通幽的妙处。写后记也好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不影响读者阅读，也不会误导读者。如果读者想休息一下，看看后记也无妨。后记就是一个爱时髦又不够胆大的小青年戴的饰品，藏在隐处，你仔细了才会看到，而他自己什么时候都可以照照镜子欣赏一番。

天还没亮，已经困得不行了。只是那位大爷又在我书房的窗外弯腰压腿练太极了。这书我也终于译完了。

译者于西三旗

2007年3月28日

卡尼的主要长处就是讲述观点能娓娓道来，像个有讲故事天分的人，这部书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开头与结尾两部分就比较典型，简明扼要、义正词严地论述了结构的叙事作品的重要性，使我们得以弄清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爱尔兰时报》

品味故事是人成其为人的基本要素，他这个观点既有力，又切合实际。

——《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