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生的宗教》一文中托玛斯·布朗以他那时而怪癖、时而平达的性情，理解着那个时代的宗教纠纷，和思想的谜团，并以一种有力、但却疙疙瘩瘩的文风，表述自己的见解与感情。而《瓮葬》从头到尾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最需要耐心的读下去。此外，本书还收录了约翰逊博士的《布朗传》介绍评价了布朗的所有作品,让你更好地了解这一位“小作家里的大作家”。

本书选了托玛斯·布朗爵士的三篇文字，其中的两篇，是脍炙人口的《医生的宗教》和《瓮葬》，另一篇是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此外，还将约翰逊博士的《布朗传》，作为导言放在这三篇文字之前；这篇传记详细叙述了布朗的生平，并介绍评价了布朗的所有作品，便于了解布朗这位我国读书界里的“陌生人”。

【译序】

【布朗传】

【医生的宗教】

托玛斯·布朗致读者

第一部

第二部

【瓮葬】

简论诺福克郡新近出土之葬瓮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致友人书】

【布朗年谱】

1.关于我的宗教，固然有几样事情让世人觉得我全无信仰，比如我的职业口碑甚劣、我这一门学问采用的自然方法、在事关宗教时我的淡言淡止(既不激烈捍卫一方，也不以常人的热情和辩口反对一方)，但我仍敢把基督徒的荣号冠诸自己，却无僭妄之愧。这荣号，我不仅归于受洗台、我受的教育以及我落身的国土，即我之长大成人，不只是尊奉父母在我少不更事时灌输给我的信条，或是人云亦云、趋趁我国的宗教信仰；而是在我年且长成，心智已定的年纪，我遍观一切，详察一切，我发现，迫于神恩原则和我个人的理性律令，舍此之外，我无法领受其他的称号。对此称号，我固然是一腔热忱，却不至于忘记对人类要兼怀恕道，所以，我宁可怜悯土耳其人、异教徒或等而下之的犹太人，而不仇恨他们；宁可恬然自处，以此称号为美，而不是不詈语申申，斥骂拒绝这一荣号的人。

2.然而，基督徒的称号，如今过于宽泛，已无法表达我们的信仰；宗教之有方舆，亦如国家之有地理，列国之间，不仅因法律和疆域有别，也为宗教信条和教规所界定；细加说来，我属于脱胎换骨的改革教派，除去它的名字，对此我别无嫌恶；其信仰，同为我们的救世主所教诲，为使徒所传扬，为列祖列宗所裁可，亦为殉道者所固护；只因君主的邪恶目的，朱衣僧侣的野心与贪婪，加以世风陵夷，才隳颓破弊，陨其初美，故需当今之圣手，精加调护，以恢复厥初的尊贵。而如此一桩胜业之启轫，竟事出偶然，所凭赖者，仅是一丝微力和一介卑贱之人，这固然引起我们对手的蔑视与轻嘲，却令我叹奇不已，而当年悖慢的异教徒之轻辱基督及其门徒，与此是同出一辙的。

3.不过，我虽厌弃那帮亡命之徒(他们宁可坐在朽败的船里妄逞一搏，而不拖回船坞加以修葺；宁可不辨青红，玉、石俱留，而不存良去莠；宁可浞淖于现状，而不归返其本初之道)，却不至于拔剑相向。我们是由他们改革而来的，并非反对他们；我们之间的芥蒂和丑诋之辞，仅离间了我们的感情，而非我们的胜业，倘略此不计，则彼此之间，尚有共同的名号、同一种信仰和同一套必要的信纲；所以，我不忌与他们交谈、与他们同住，在没有我们教堂的地方，不忌踏进他们的教堂，与他们一同祈祷，或为他们祈祷。以色列的子孙之受外邦入神庙的污玷，自为许多经文所严禁，但揆之以情理，则今昔之间，却未见波连蔓引之迹；我们都是基督徒，虽隔有藩篱，却未断以玷污我们祈祷的渎神之举，或我们祈祷于其中的地方；这些经文并非说，德坚道笃之人，不可以随处敬拜其造物主，尤其是礼奉上帝的圣堂；在这里，他们的祈祷倘触犯上帝，我会使他愉悦；他们的祈祷倘玷污圣所，我会使之圣洁。圣水和十字架，对庸民来说，诚然是危险的，却不致蒙蔽我的判断，或滥施我的祈祷。被偏狂者们目为“迷信”之物，凭心而论，我却生性好之。我平素自是言不妄发，行不苟且，有时还未免乖戾之嫌，但在祈祷中，我却恂恂翼翼，不吝屈膝、脱帽和拊手之礼，以及所有那些明明可见的外部举态，以表达并增深我隐晦心底的虔诚。我宁可违拗自己的手臂，而不违拗一所教堂；或涂毁圣徒、殉道者的纪念碑。看到一个十字架或基督受难图，我自能脱帽示敬，却难得想到或忆及我的救世主。朝圣者的无益之旅，托钵僧的猪生狗活，我宁可怜悯，而非嘲笑或轻藐；因为，这虽然是本末倒置，却不乏虔诚之心。每有“万福玛丽亚”的钟声敲响，我未尝不心超神越；或以为这足可以作为我得救的保证，因为他们只是错在一处，而倘若我无动于衷或报之以轻蔑，我则错错皆是了。所以，他们在祈祷圣母，我则祈祷上帝，我将自己的祈祷置于正处，以纠其祈祷的偏失。在一次仪式游行中，我曾泪下如雨，而我的同伴们，惑于敌意和偏见，却极尽轻嘲之能事。希腊、罗马和非洲教会里，自有隆典盛仪，既诚且智的基督徒，本可取为有用之资，我们所以拉杂摧烧之，非为它们本身是淫僻之典，只因世间的愚氓，乜斜而视真理的脸孔，心志浮游之辈，不能定着于德行狭小的中心，总要踉踉跄跄，滑向边缘，而这些隆典盛仪，往往是迷信的诱饵。  4.改革者有许多，改革复如是；每一个国家，均有自己的民族利益以及政体和风土之所趋，来从事于改革；或暴烈偏执；或平静而中和，没有因门户之见而国裂民分，虽然互有畛域，却未断和解之望，冲和之人，尽可以企予望之，或以为时移世易并赖有神的恩典，和解自可以实现，而独断之人，虽念及当前，目见两端仇雠相对，立场、感情和观点互不相能，也会以同样的希望，遥见歧道的两端，交会于天堂的极顶。

5.不过，且由我细做分别、对自己更加限定：举凡天下的教会，能够如此投契于我的天良，其教规、制度和习惯之合于理性，有似专为我的虔诚而设者，除去我信仰的英国国教，则更无其他；对于她的信仰，我是矢忠之臣，所以，出于双重义务，我赞许她的教规，而且竭尽愚诚，恪守其大法。无人能将我的信仰，推及于其他的信条，或摆布我的愚忱，滥施给另一套教规：大法之外，倘有分歧，我听命自家的理性，或自家信仰的气质与风格，不因路德之同而同，或加尔文之异而异。特兰托会议的法令，我并不一概谴责，多特会议的信纲，亦非全部纳受。总之，《圣经》沉默之处，教会是我的经文；《圣经》有言之处，教会只是诠释；倘二者都默然无语，我则节度以自己的理性，不从罗马或日内瓦移借信仰的规程。将我们宗教的诞生，断自亨利八世，在我们的对手，是肆口谰言，在我们自己，是大谬不当，亨利固然摈斥了教皇，却未拒绝罗马的信仰，他之所成，不过是先代圣贤们孜孜以求并屡试不中者，他所蓄的计划，只是威尼斯城邦在今天所尝试者协。P43-46

在这一部小书里，我选译了托玛斯·布朗爵士的三篇文字，其中的两篇，是脍炙人口的《医生的宗教》和《瓮葬》，另一篇是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是在布朗身后由他的儿子出版的，虽然不怎么有名，却也值得一读；尤其是它的后半部文字与布朗的另一篇作品《基督教伦理》中的部分篇章大体一致，而后者则颇以警句体的语言为人们所称道。此外，我还翻译了约翰逊博士的《布朗传》，权作为导言放在这三篇文字之前；这篇传记详细叙述了布朗的生平，并介绍、评价了布朗的所有作品；对于了解布朗这位我国读书界里的“陌生人”，这篇传记远比一篇译者导言要好得多。鲍斯维尔在他著名的《约翰逊传》中，对于约翰逊撰写传记的本领不胜倾倒，并认为这篇传记是约翰逊博士最好的传记之一；因此，除了作为阅读布朗的辅助文字外，这篇传记本身也是颇有阅读价值的；他使我们看到了一位新大师在评价一位老大师时的“不卑不亢”，也使我们理解到了曹植所谓的“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一语的真确。

在我国，布朗不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但在英美，却并非无名之辈；他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小作家里的大作家”，从他发表作品以来，一直不乏热心的读者；他生活在17世纪，以他那时而怪癖、时而平达的性情，理解着那个时代的宗教纠纷，和思想的谜团，并以一种有力、但却疙疙瘩瘩的文风，表述自己的见解与感情。他的作品在他去世不久便有了详注本，足以表明他的同代人对他的热情。在敷展他那些新奇的想象时，总是掺入逻辑的因素，借此来“鞭辟入里”，像玄学派的诗人们所做的那样；这样的风格，无疑是与18世纪所标榜的“机智”相投契；而他的标榜“理性”，说理的平达，也正中18世纪那个“理性时代”的心怀，因此他的名声在18世纪没有受到损失，作为当时的文坛巨子，约翰逊博士对他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到了19世纪，随着浪漫派的兴起，布朗因他的怪癖又得到了大量的热心读者，如德昆西、科勒律治、兰姆等；洛维尔更称他为“莎士比亚以来最具想象力的心灵”；浪漫派的表达喜恶，自然有夸大其词的作风，而他们喜爱布朗却是真心的。科勒律治在读书时有随手评注的习惯，即使在借来的书中也是如此，他对布朗的态度，可以从这些评注中略见一斑(部分评注我已加进了脚注)；此外，他称布朗为“一个平和而高贵的热心者，大有狂想家的气味；一个幽默家，又总是混杂着或闪现着哲学家的精神，似乎是发亮的丝绸之主色上幻现出的杂彩。总之，他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而更加有趣的是，他的头脑又总是曲里拐弯的”，这最后一句，可以说是对布朗作品的最准确的描述，即使在布朗的最平达、最深刻的见解中，也总是杂有一些怪诞不经的成分，有的是属于表达风格的，也有的却是属于思想上的。所以说他是“幽默家”，我想不能照幽默一词的现代含义来理解，带着这种期望读布朗的作品，大概会感到失望的。布朗的作品中，自然也偶尔进出一些合乎现代幽默含义的话来(比如他说：基督徒为入殓的死人如何摆放而大伤脑筋，聚讼不朽，而烧成骨灰放进瓮里，就可免了这些争论)，但布朗作为“幽默家”，并不是仅仅就他表达而言的。在英语中，“幽默”一词本有“心绪”、“性情”的意思，在布朗时代，这个词还有“体液”的意思，而“体液”则有四种，即“血液，司激情，包括勇敢，情欲；黏液，主麻痹、冷淡、淡泊；黑胆汁，主忧郁、愁闷；黄胆汁，主暴烈、易怒。这四种体液在每个人身上的不同程度的配合就形成这个人的性格。”所以说这里的“幽默家”。我以为也包括这一层意思在；普通人的“四种体液”是搭配均匀的，而在布朗这样的人身上，却是“黑胆汁”或“黏液”占多了一些，因此在思考问题时，自然会显得怪癖，所以此处的“幽默家”就兼具了“性情中人”的意思。所谓布朗的“幽默”，也就不能从一词一句中去寻求，需要透过作品的整个气氛才可以体会。现代的幽默，并不意味着幽默者在性情上不同于常人，他是绷着脸说趣话的，而且他对这一点很有意识；布朗一派的幽默，却以性格的“缺陷”为前提，而且他本人也不见得觉察出自己的话有什么有趣之处。这一派的“幽默家”，在英国文学中还可以举出两个著名的例子，即17世纪的另一位作家皮普斯(Samuel Peppys)和《约翰逊传》的作者鲍斯维尔；比如皮普斯在他著名的《日记》中，往往由于“性格的不匀称”，总是将自己置于可笑的境地，且看他在1666年的年终记下的一笔。他先是用很大篇幅抱怨国家的破弊，说“法国荷兰强大，而且由于我国的贫困而益见强大。议会怕花钱，迟迟不肯筹款；伦敦城的重建更没有希望了(此前伦敦遭到了大火焚烧)，人们都移居别处，贸易得不到鼓励”，国内一片破弊萧条。因此他感慨道：好心的上帝，救救我们吧!然而在此之后，他笔锋转都不转，顺手又记下了这一笔：“我的景况却颇有值得一提之处：我有大量上好的盘子，以后宴客可以全用银盘子了，因为我有两打半多呢!”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可笑的境地，这就是“性情中人”的幽默。如果不是性格的“不匀称”，以至于分不出什么是得体什么是不得体，那是绝不会在抱怨过国家破弊之后，紧接着就庆幸自己有一堆银盘子的。布朗的幽默也属于这一种；比如他在《医生的宗教》中，曾痛击骄傲这一种罪恶，但转口就夸起自己是如何不骄傲，又如何资质秀拔，如何有骄傲的资本。这种做法是和皮普斯没有二致的。都可以说是“本色的幽默”，“性情中人的幽默”，以性格为代价的幽默。

19世纪另一位受到了布朗重要影响的作家是麦尔维尔，即小说《白鲸》的作者。这一点已为《白鲸》的读者所熟知。到了20世纪。布朗渐渐由一个“活作家”变成了“死经典”，峨冠博带，进入了学者们搭建的殿堂；关于他的研究著作令人有汗牛充栋之感。但他还是拥有许多普通的读者的，从他的作品总有平装本出版即可以得知。

《医生的宗教》是布朗的第一部作品，是布朗声誉之堂的两根支柱之一。布朗生活的时代，是在宗教改革的后期，而在英国，由于政治的掺入(我们应该记住，布朗的时代是英国大革命的时代)，宗教问题尤其显得复杂、混乱。从大的方面说，有新教与旧教之争，从小的方面说，又有新教间的内部纷争，最主要的是清教与国教之争；与混乱俱来的，必然是信仰上的自由，在这样一个时代，人心自然就各个不同了。因此布朗才以一个医生的身份，提出了自己的宗教观点。但如果说布朗在宗教问题上有什么创见，也是不合实情的，所以现代的许多学者把布朗作为一个思想家看待，不免令人好笑。布朗的特色。不在于他的宗教思想，而在于他对宗教问题的理解与感受。他有中世纪经院学派的较真、讲逻辑的习惯，即使是不该用逻辑的地方，也是如此；作为一名医生，他经受了实验科学以及当时其他的新兴科学的洗礼；但在信仰上，他又偏于保守；还如科勒律治说的，他有头脑，但头脑又有些曲里拐弯；这种种因素加起来，使得他作品中平达与怪癖俱下，绿叶与树瘿齐生。他很喜欢用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詹纳斯来作比喻，其实，布朗正是一个詹纳斯式的人物，他一只脸朝着过去，有中世纪的狂信、古怪和迷信，另一只脸对着将来，有17世纪正在发展起来的情理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而且两者又往往是杂糅在一起，比如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巫术，或以信仰的规矩来理解科学。更为重要的，是信仰或者说宗教不仅经过了布朗的脑子，还经过了他的心；他使那些常人嘴里的枯燥的神学带上了血肉，这血肉就是他的感受、他那诗意化的理解。所以说，《医生的宗教》中的思想本不足述，只是这些经过了布朗之感受思想说得更加好听，人听起来也更能动情。这部书一直被作为文学作品阅读，原因就在这里。

最能使布朗脸上有光的，恐怕是在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出现了大量仿照布朗的风格的作品；如《斯多葛信徒的宗教》、《法官的宗教》，甚至还有《书商的宗教》；正如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所引起的影响。但这部作品，却遭到了天主教廷的猛烈抨击，此书刚出版三年之后，即列入了天主教的《禁毁书目》。

布朗声誉之堂的另一根支柱，是《瓮葬》一书。这是一部典型的怪书；纯粹是一个好奇心盛者的不周世务之作；一打开这部书，布朗的“黑胆汁”就会朝你迎面泼来。它从头到尾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使人觉得遍地鬼火。爱默生说在这本书里，“每个词都散发着坟墓的气味”。这种效果，是李贺“西陵下，风吹雨”(《苏小小墓》)的鬼气所不及的。它是一部即兴之作，即被一次古葬瓮的出土而搞得情不可遏的结果；照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说法，“在当时我们那笨重的、学究气的、花哨的语言之风琴上，布朗即兴奏出了一曲庄严的教堂音乐”。他谈论的主题是古人的丧葬之道，以及他对于死亡的看法。布朗在行文的过程中，经常流入神秘的一路，使读者的神思也恍惚起来，如第五章里所谓“与婴儿合成一滩墨渍”，就让人觉得这不是人话，或者说，他不是在和人讲话。以至于有人怀疑这一章是布朗在出神的状态里写下的，或是吸食了鸦片酊的结果。  

这部小书的前四章，主要是探讨古人的丧葬之道，在这四章里，布朗大掉书袋，文气沉闷，但也时有精彩的片段错出其间；所以应该耐住性子来读。查尔斯·兰姆说：“当我看到这些晦暗但却华丽的文字时……我似乎是在俯瞰一座深渊，在深渊的底部埋藏着无数珠宝；也可以说它是一座由怀疑与苦想构成的宏伟的迷宫，我愿意唤醒作者的魂灵，引导我穿过它。”待我们穿过了这些晦暗的暗道之后，便来到了那令人目眩的第五章了。且看德昆西对它的评论：

从辉煌的泥土、从神圣的坟墓中唱出的这首饱含激情的安魂曲，其前奏的乐音由低转高，何等悦耳!这一番言辞，真是美轮美奂!时间的注脚，并非一代代人或数个世纪，而是时间漫长的征服与朝代；是法老们、托勒密们、安东尼们和阿尔撒西德们的此盛彼衰!那漫漫的时间之更迭，其标志，是登基大典上回旋出的喧闹声；是被人遗忘的死人的墓庐上掠过的战鼓声，杂沓的脚步声——是时间与受难的人类之战栗，是尘缘暂了，是坟墓中漫长的安息日。

《瓮葬》从最初出版之日起，就是一直与布朗的另一部作品《居鲁士的花园》合作一册的。这一部作品最需要读者的耐心。人们对它也褒贬不一，贬低他的人如佩特，说布朗是在漫无目的地浪费智力，“他那古怪的幻想走得太远了，竟流于轻浮、琐屑”，赞扬他的人如约翰逊博士，称之为“幻想在一个贫乏题材上所获得的永久胜利”。这也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怪书，它可以说是对古人数术迷信的发挥(关于此书的内容，可以看约翰逊博士的《布朗传》)，杨周翰先生根据一般文学史家的意见，说这本书的“基调是神秘主义，炫耀学问，怪癖幽默”，这种概括是很确当的。用布朗自己的话说，“知识的田野已被踩得过实。难以萌生新的事物”，“在这撰述纷纭的时代，贫瘠的主题是最适宜于想象的；一个话题讨论过多，便限制了幻想，使人的所思所想，难出前人的囚笼”。

这部书是作者先有成竹在胸、而后触目所见无往而非竹的结果：他认定天地万物的形式(即柏拉图所谓的“形式”)是数字5或五边形或十字形；他先是从居鲁士的花园谈起；“居鲁士是公元前六世纪的波斯皇帝，征服巴比伦后把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装点一番，树木都栽成骰子‘梅花五’的布局，正梅花即方形，扁的即成菱形，形成网眼。由此类推到古建筑，如砌石也是上二、中一、下二；房屋分成房基、隔墙、门窗、房间、屋顶五部分；房柱也有五种格式，家具如床，古人的床屉是绳网；古人的五石戏，棋盘以至罗马军阵。自然界许多现象，星辰、花卉都与五有关，即使六角形的蜂巢也可分割成三个菱形，甚至人的皮肤也呈网状”。在对人工与天工的作品做了竭泽而渔式的征引之后，布朗仍然觉得意犹未尽，余勇可贾，于是这样一步三回头地结束了全书：

可否有人来探索一下这一巫术的根由，即瑟拉皮斯之治愈盲人，必要他先将五根手指放在他的祭坛上，而后将手放在眼睛上?为什么喜剧要有四出，而古人在一场戏中，不许多人开口讲话，整部戏剧却又不多不少，恰有五幕呢?为何在如海的星空里，造化乐用五点呢?为什么发现的星座，有的不少于十二角，有的是七角和九角，而六角或八角则很少或全没有看到?可否有人探究芸香花何以多有四瓣，而第一朵和第三朵却有五瓣?许多花只有一瓣，或如斯卡利哥说的，算不得有瓣，还有一些则有三瓣，而大多数花朵则从蒂部分出五瓣来；另一些，却少得只有两瓣；为什么自然之催生花朵，总是以根部相对的两瓣开始，却很少以两片花瓣结束呢?究心于此的人，是绝不会虚度光阴的。

可否有人用心深求，探讨一下磁学为什么排斥十字交叉，交叉摆放的磁针，其顶端总是拗向北方?为什么撒土做占卜的人，在他们那些预示损失的母数中，要大体依照瓢虫身上的花纹，来描画五的倍数?看手相的人，每在掌肉隆起之处看到十字纹，就要叹为凶相，这样做根据何在?那枚铸有亚历山大大帝头像的钱币，上面的十字形有何用意?在古人的描述中，女神们的坐姿为何总是双腿交叉，其中所描绘的朱诺，在阻挠赫克勒斯的出生时，为什么也是这种恶意的姿态?为什么在古代，孩子出生五日之后，在命名的宴席上，友人们要送来水螅和乌贼?在卡德摩斯的手下所进行的那场象征性的叛乱中，为什么非留下五个人不可?为什么在荷马的诗歌、这寓言的至品中，普劳特斯在海怪群里歇息之前，要将它们五五一排，逐个清点呢?为什么朱庇特所接受的牺牲，须是五岁的公牛?为什么高贵的阿东尼斯称灵魂为菱形呢?探究这些问题的人，当不致有断烂琐屑之嫌的。

我标举这些话题，是供上智者探讨的，因为老生常言和那些探求过多次的问题，他们是心里厌恶的。俗常的道理，每一柄锤子都敲去敲来，已是又平又硬；但伏尔坎和他的铁匠们则汗流浃背，为阿基里斯锻造盔甲。对于独具天眼的人，尚留有一大片园地，可供他们敷展这一形式，搜寻那些以四为宗的事物，描绘自然的画像，并以此参介到物名的探讨和植物的命名法之中；以确立通则，揭物性未发之覆，不仅是植物一门的，还有大自然的整部书卷；由此之中，也将产生快乐的真理，既可由理性也可由实验证实，在我看来，这二者似乎是穿过真理之迷宫的最佳路径。因为，尽管上下求索，以理性格物，会给人留下遍体伤痕，但假如不两者并用，则无望给谬误以致命的一击。

但天上的五星已经西沉，该来关上知识的五道门了；我们不愿把清醒的思绪，延伸于睡眠中的幻影，因为它总是延续前思，变游丝为缆绳，使园林成野莽。希波可拉底对梦谈得很少，而占梦的大师们对植物的解释，则又索然寡味，故我们心灰气懒，不指望在睡眠中梦到天堂。在睡眠中，花园再美，也引不起我们的乐趣，迟钝的感官与芳香握手言别，即使睡在克丽奥佩特拉的床上，也唤不起玫瑰花魂。

异教的神学，将黑夜当作混沌的女儿，对于描述混沌，这是丝毫不见其益的；尽管在混沌之外，我们无法将它的谱系挖掘得更深。万物的开端都是有秩序的，结束亦应如此；而后，又将这样重新开始；按照秩序的规定者，和天国之城的神秘数学行事。

在荷马的诗歌里，尽管萨姆努斯曾被派去唤醒阿伽门侬，但在昏昏欲睡时，我从未见过它有这样的效果。眼睛睁得过久，不过是想扮演我们的对?!摭者而已。在美洲，猎人们已经起床了，而在波斯，他们却刚睡过了第一觉。然而，当那一声使我们解脱于永久之睡眠的怒喝传来之时，有谁会昏昏欲睡?或者说，当睡眠彻底了结的时候，当某些猜想又一次醒来的时候，谁的脑子里，还会有睡梦之思呢?

可以说，《居鲁士的花园》一书，是“万物皆有秩序”这一西方思想之树上结出的一颗怪果，是新兴的实验(观察)精神、古老的数术迷信和布朗神秘思想与旺盛的想象数者的杂交种。这其中既有布朗本人性情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如当时的诗人马伏尔以严密的三段论格式，来论证他所爱的女郎不该娇羞，而应该早一些嫁给他；逻辑或格物精神与想象的结合，是那个时期文学的特点，所以17世纪的文学中，就屡屡出现用马匹拉汽车或在马车上装发动机的怪现象，而且他们很有心机，将这马与汽车或发动机与马车联结得浑然一体，让人乍看之下，简直看不出问题出在了哪里。布朗认为数字五是万物的常宗，邓约翰则在一首诗中写道：

俯下首来，你将在小动物身上看到十字架；

仰上头去，又将见到鸟儿撑开交叉的翅膀；

整个大地与天空不是别的，

只是子午线与经纬线的交叉。

布朗看到了万物的秩序和模式，但却堕入了数字命理法的极端一途；这是古代的数术迷信和新兴的实验精神杂交而生的怪胎(关于古代的数术迷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美国人诺齐克撰写的《数：科学的语言》中的有关章节，有商务印书馆译本；关于自然物之数学模式的现代探讨，可参看斯图尔特的科普著作《自然之数》，有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汉译本)。

布朗将《瓮葬》与《居鲁士的花园》并作一册出版，是否有什么深意呢?在《居鲁士的花园》一书的“献词”中，布朗为此提供了线索：“继死亡而来的，是快乐的世界，继坟墓而来的，是天国的花园。”这就是布朗的用意。照一位现代学者的说法，这两部书是通体相对的；前一部书中对死亡的苦想，由后一部书中对生命的礼赞做了调剂。这两部书之间，偶然对着设计，肉体对着灵魂，时间对着空间，无知对着知识，物质对着形式，黑暗对光明，变易对恒定。

但我担心读者对于布朗在《居鲁士的花园》中掉书袋的做法缺乏耐心，因此棒打鸳鸯，只译出了《瓮葬》，而省略了《居鲁士的花园》。  

关于布朗的作品，就谈到这里。上面的内容只是我在翻译过程中拉杂想到的，不足以作一篇导言来读，再说有约翰逊博士的《布朗传》在，谁又有胆子再做一篇导言呢?所谓“后人有语题不得，崔灏诗篇在上头”。 

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布朗和他生活的时代，我还编译了一篇布朗年谱，附在全书之后。

我应该感谢罗亚旗与秦颖两位先生，是他们鼓励我完成了此书的翻译；还应该感谢我的同学刘皓明先生，多年来他一直鼓励我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阅读西方的典籍，并在十年前他出国的时候，将他的外文藏书赠给了我，使我窥见了17世纪英国文学这个新的世界。在此书翻译的过程中，他还为我解释了某些希腊与拉丁引文的大致含义，并从美国给我寄来了L.C.Martin教授为《医生的宗教》一书所作的详注(书中的译注，便是参照这份详注与C.A.Patrdes的注释做出的)，但译本中的所有错误，均应由我负责。

对于中文和英文，我都是一知半解，而且布朗的文字艰涩，所以译本中的错误一定不少，望明眼的读者指正，或干脆用新的译本取代这个译本。

缪哲

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