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彼·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俄国颓废主义文学流派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作品有：《萨宁》、《狂人》、《血痕》、《朝影》等。本书由《工人舍维廖夫》和《绝境》二篇合集而成。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

索洛古勃、库普林、安德列耶夫和阿尔志跋绥夫都是俄国“白银时代”的大家；或深邃，或纯粹，或黑暗，或激越；置之世界文坛，要皆独具一格。《创造的传奇》、《士官生》、《撒旦日记》和《绝境》分别是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均系首次译为中文出版。

以人生体验、情感体验，作品本身的创造性和所具有的分量而论，俄罗斯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被誉为世界文学的青藏高原。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书就好比其中几座处女峰。

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的生与死

绝境

工人舍维廖夫

小城坐落在草原上。倘若有人走近窄窗，凝视远方旷野的幻影，眺望地平线上森林连绵起伏、若隐若现的轮廓，再仰视高远冷漠的天空，他会渐渐明了，觉得生活、苦难以及那些在尘世死去的扰攘的人群微小渺末。这并非漂亮煽情的空话，而是简单得近乎无趣的真理。

草原上空悬着夏日的骄阳，冬天它会被冰冷的白色所覆盖。而到了酷热的夜晚，草原上会堆积起群山般的乌云，接下去雷电便隆隆地从天空这端滚到那端，但草原却永远孤寂一片，它凄凉，神秘，与人类毫不相干。

起风时，草原上会腾起纤细干燥的烟尘，这烟尘死寂、灰暗，大团大团飘到城里去。它落到屋顶和窗子上，浮在凝滞的河面，它无声无息、轻轻柔柔地飘荡着，把整个城市蒙起来，城市也显得古老破旧，一如这尘世。城中的一切都像一团吹不散的灰尘，单调而凄凉。

就在这个灰暗的小城，就在绿树、粉山、蓝色的大海与宏丽的楼宇出现之前，一种死神般面目惨白凶煞的思想诞生了，并在随后流传于世，席卷人间。

投进大海的岩礁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一个小石子却能在一潭死水中远远地激起涟漪。，在这个地方，那些每天在轰轰烈烈的宏大生活中难以察觉地发生着的东西，彻底震荡起了若干灵魂，左右着无数人的心智。

稍晚一些时候，在那个纳乌莫夫——当地富豪阿尔布佐夫的工厂新来的工程师——身上，人们探寻并且找到了根由。这个阴郁者的身影或许已经成了生活的负担，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诸多事件的演进中，他举足轻重。而当你环视周围，便不能不发现，人类的任何意志都无济于事，既不能丝毫增加生活中已有的内容，对于向大地最深处生长的根基所萌生的东西也毫无助益，无论早晚，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必然会导致难以逃脱的结局。

在庸常生活的平静与世代相承的琐碎忙乱中，这古怪可怖的灾难早已酝酿成熟，但来临前的三四个月内，一切都显得那样平常，谁也说不出身边正在发生的与昨天有什么不同。小城炎热不堪，普普通通的日子过得安静、枯寂、烦闷。

感到百无聊赖与愤愤不平的还有年轻的大学生奇日，他正急匆匆地从这个课堂赶往那个课堂。

破旧的白色大盖帽紧贴耳朵顶在他的尖脑壳上，天蓝色帽檐光鲜耀眼，他脑袋里思绪混乱、纠缠不休。两年了，他从大都市流放来此，深陷在这个小镇，绝无摆脱的希望，因此，他从心底仇恨这个小城，恨到忧郁，恨到心痛。而在其他地方，伟大的生活充满几百万簇火花，在悲痛与欣喜中呻吟和轰鸣，可这里呢，却如世纪初创，没人能听见响亮的话语，看见绽开的生动面容。不知他们是在沉睡，还是屏住了呼吸，抑或根本就没有活着，就像弃于路旁泥土里的一堆蛆虫，只是在蠕动。

太阳挂在城市正上方，空气热得令人颤栗，忽忽悠悠的煤烟顺着栅栏袅袅升起。空荡荡的林荫道上，金合欢可怜的骨架上悬垂着嶙峋的枝条，树下横着微微抖动的瘦弱干枯的阴影。几乎所有窗户都关紧了护窗板，遮蔽着阳光。似乎感觉得到，因为暑热与烦闷，窗子里那些汗涔涔蔫巴巴既不思考也无感觉的人们是如何艰难地喘着粗气的。一切都像是死绝了，连麻雀都不再啁啾聒噪。奇日汗流浃背，一面沿林阴道赶路，一面唧唧咕咕地咒骂：

“绿色的鬼东西!……怎么能把城市建在那种该死的地方……真以为找不到别的地方啦!……谁把他们弄到这里来的?……要知道世上有森林，有河流……存心过不去，难道不是吗……倒霉的白痴们!”

仇恨让他窒息，而更糟糕的是，这仇恨漫无目的。奇日比谁都洞悉那张纠缠不清的必然性的大网，而它也不一定非把人引到这种荒凉之地来。如果问奇日，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事情并非如此，假如从最广泛最丰富的意义上意指人这个词，那他何处都能生存。但有某种东西矗立在他与太阳之间，压迫着他，把未来呈现为一片灰色的虚空，在他身上唤起持续不断的疯狂与愤恨，激发他对身边万物的仇恶。

迎着奇日，从林阴道的另一端走来一位身穿制服的人。周围如此的空旷死寂，空荡荡的集市广场上，甚至连一张活人的面孑L都似乎令人不快；集市广场上，肃立着红砖建筑的小店和那像被日头晒得融化炽热的白色教堂，教堂似乎永远紧闭的沉重铁门上扣着大锁。

奇日虽然近视，还是老远就认出那是熟人、金库职员雷斯科夫。雷斯科夫步履迟缓，像是全然心不在焉、甚至举止轻浮地挥动着手杖。奇日走近了，冷漠地瞧一眼那张长着马齿和暗淡小眼睛的黄长脸，欠了欠大檐帽，继续健步如飞。雷斯科夫轻舞手杖，走向一侧，而奇日则更加匆忙地赶往另一个方向。他们彼此没什么话好讲。

倘若年轻的大学生再认真些打量雷斯科夫的脸，他会被对方的表情震惊：金库职员浑浊的小眼睛目光呆滞，其中却满含着紧张凝固的东西。他那双长腿慢条斯理的动作与纹丝不动微微仰起的脸庞，浑似一台自动装置，僵死而恐怖。他似乎是一台开动的机器，在别人没有让他停下，像清理毫无用处的傻瓜发条玩具一样从道路上把他清理开之前，他就会这样行走，并且一直行走下去。  这座鬼城市里的一切都让奇日厌恶。他觉得，这里除了最平庸的低级趣味，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更何况，就像蔑视生活在自己信仰范围外的所有人一样，他从骨子里就鄙视雷斯科夫。金库职员的那张脸不过再次搅起他积压的仇恨而已。P3-5

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的生与死

死看似可怕，但当你回忆和思考生活时，行将逝去的生才让人恐怖——列·尼·托尔斯泰

被查禁、清除和遗忘的……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中，很少有哪篇能不让人悲伤地极其不祥的命运。死亡也几乎是他长篇和中篇小说的主角。阿尔志跋绥夫的同时代人从中读出了某种对规范的病态偏离——也许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作家理智和心灵上的绝境，他多舛的命运大概真的让人惊悚不安吧？也许这里有他命运隐私的秘密，即使快乐时也不可阻挡地把他推向绝地和沉沦的灾难。而非常熟悉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人则寡言少语，就像在暗示一般，证印证了上述两个原因同样正确，两者都如命中注定了似地出现在他的笔端。

有一次，阿尔志跋绥夫本人也决定坦率诚认：“我只有三十岁，可当我回头观望时，觉得自己仿佛走在一片巨大的墓地，除了坟墓和十字架，我一无所见。迟早会在某处树立起一座新的坟墓，给它装饰上什么样的纪年碑，普通的十字架抑或大理石的庞然大物，全都无所谓——这便是我所留下的一切。归根结底，这无关紧要：不朽是种无聊的玩意，生命也鲜有乐趣。糟糕的是，死亡非常可怖，似乎你为此也打不定主意要主动让自己去见鬼；你还要活很久，要在这个被称为生的墓地上久久地行走，而在两侧，新的十字架在无休无止地生长，它们一直在微微闪耀。所有珍贵的，所有亲爱的，都留在了身后，内心里生长着的一切都在剥落，如同秋天的树叶，而你将孑身一人徜徉到最后” 。

已经成名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在1909年写下了这段阴郁的话语，当时他刚刚最后送别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巴什金——自己的朋友，文学事业上的战友。到那时为止，我们大概第一次在随笔《巴什金之死》中觉察到精心掩饰的痛楚——肺痨把作家巴什金带入了坟墓，而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与痨病艰苦而英勇作战的，还包括阿尔志跋绥夫。死亡的幻象一旦在少年时震惊并难以挽回地伤害了他炽热的艺术想象力，从此便伴随他的所有时日和所有岁月，无形地渗透到他全部的成就和行为。

当然，死亡阴森可怖的影子首先会弥漫于他所有的创作——作品时而节庆般明快、灿烂，时而压抑、忧郁、毫无出路。与此相应，批评者们——他同时代人——的评价也大相径庭：一些人狂热地把他誉为太阳崇拜者—作家、永远欢快的爱情和生命的歌手；另一些人则把他视作死亡征集人和掘墓者、无良的死亡鼓动者、人类道德的破坏分子。

这种批评上的对峙伴随阿尔志跋绥夫的一生。一旦偶尔安静下来，只要他的一篇新短篇、新中篇、新长篇刚一问世，它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在自己被书写的数量上，阿尔志跋绥夫几乎超过所有同代人：除了以各种途径提及的不计其数的综合性报道，仅在他创作活动的十二年间（到他1923年的被迫流亡为止），关于他就出版了146本著作和大量的报刊文章。如果把这个数字平摊到每天和每年，那么，很少有一个星期没人在某处热烈地谈论、诟骂，或是把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抬到天上。

可突然之间，笼罩他这位世纪初最显赫的作家之一的激烈争论的洪流中断并消失了。这种情况在1917年革命之后骤然发生。包围他响亮名声的批评界的寂静——现在，已经过了太过漫长的岁月——是如此荒凉，苏维埃时期的几代俄国读者都将信将疑、恍恍惚惚：我们真有过阿尔志跋绥夫这样一个作家吗？他仅在几种百科全书中被奇迹般地提及，也还是那种远不属于文学性的标签：“白俄分子”“反苏主义者”、“诬蔑革命者的作家”、“淫秽教唆者”……

经过几十年的辱骂和沉寂，如今，我们才得以读到被清理出俄罗斯文学的阿尔志跋绥夫的“禁书”。今天，我们自己当然也希望不带强加的成见来分析和理解：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亲近，又有什么东西让我们隔阂？为什么文学绅士、伪君子和道德家和操心我们阅读圈子的政治保姆们沆瀣一气，那么久都不允许我们接近他的作品呢？

“我想成为画家……”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有幸生在一个童话般美丽的地方，并在那度过了自己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家乡的美景让他像个忠贞不渝的情人似的一再描绘。这是纯朴的阿赫特尔卡小县城和远离城市喧嚣的哈尔科夫边区多布罗斯洛夫卡田庄，它们隐没在葱郁的花园和森林，鱼虾丰肥的沃尔斯克拉河四下流淌，修道院静穆庄严。作家曾把无数行饱含诗意的感恩的文字，献给自己渺小然而又让他敏感的心灵感到那么迷人的故乡。他让几乎所有作品里的主人公都迁居到了此地。

“我觉得”，阿尔志跋绥夫自青年时期便结识的好友，画家叶甫盖尼·阿加福诺夫回忆道，“我可以非常可信地见证多布罗斯洛夫卡田庄，它原始的健康生活，它绿色的草场和沼泽地上芳香馥郁的野花，在这里，每周两天，星期六和星期日，大家什么都不做，从清晨起便身着奇异的盛装，脚穿钉铁掌的高靿红皮靴，头戴花环，在这里，青草、河流、鲜花的芬芳令人心醉神迷——这不是别的，正是米哈伊洛夫、萨宁来自的那个地方，古老而永远年轻的牧神快乐地进行异教统治的地方；这是一个本世纪除了波利尼西亚和塔希提岛很少保留下来的那种地方……”

的确，无须在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中仔细阅读便可发现：就在这个地方，阿尔志跋绥夫的“巨人”，满心傲慢和利己主义的弗拉基米尔·萨宁，享受生活、爱恋女人、在绝境中幻想。在这里，他另外一位色魔，米哈伊洛夫，胡作非为、装腔作势；纳乌莫夫千方百计地赞美死亡、蛊惑人心；《绝境》中那个脆弱的小大学生奇日不顾一切地同这个和那个人争辩。在无休无止的纠葛与煎熬中，阿尔志跋绥夫其他许多作品中的祖辈、父辈和母亲们一面忧伤地期盼着自己到处洋溢的幸福，一面遥遥无期地消磨缓慢从容的一生——而且生养下尤利·斯瓦洛日奇（《萨宁》）、伊万·兰德（《兰德之死》和丽扎·阿法纳西耶娃（《晨影》）……

“冬天时，小城冷清下来”，作家向我们讲述道。“它年轻而不安的一切都四散到大城市去了。只有一些老人留下来，他们全身心地过着稳稳当当、千篇一律的日子：打牌，工作，阅读，而且觉得这就是正当的生活。街上安详地铺着一层宁静冰冷的白雪，屋内，没有希望的人们在心平气和、昏昏欲睡地忙碌。但春天时，当湿润的黑土地开始散发出气息，到处再次微微泛绿，太阳倾听着每一次抽节的响声，也惬意地朗照起来，每到傍晚，周围又变得静谧和敏感——每天都有人随火车归来，大街上重新出现生动鲜活的面孔，他们像春天一样年轻、欢快。如此地自然，就像鸟儿飞回旧巢，就像青草在老地方重生，本来就是这样，只有到了春天，所有为生命感到愉快的年轻人才会回到自己宁静的略带伤感的小城”（《兰德之死》）。

一个类似的春天，阿尔志跋绥夫遭遇到给他心灵和命运留下终生伤痕的一场悲剧。关于这次不幸，叶甫盖尼·阿加福诺夫这样记述：“大概是1897到1898年间，我头一次听说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这个绘画学校学生，当时我在阿赫特尔卡的哥哥家做客，他刚刚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地主；一次开心、热闹的午餐，在座的有这里的警察局长；他在就餐中间被赶来的警士叫走了；警察局长为自己必须赶往城里去处理一个重要事件而道过歉，并且表示一旦脱身便会赶回来。在这样祥和平静的小城会发生什么事件呢？我们迫不及待地等警察局长归来；两三个小时以后，他终于回来了。原来是场未遂自杀，一个叫阿尔志跋绥夫的年轻人向自己开枪；从留在我记忆里的警察局长的只言片语了解到，自杀企图源于一次严重的家庭争端，开枪的人伤势严重，几乎无法救治，连内衣都陷进了伤口，失血的情况令人担忧……”

然而，未来的作家活了下来，但这已不是原来那个充满幻想、热爱生活的少年了，而是一个成熟而自闭的人。就在这年秋天，从童年就迷恋绘画的他去了哈里科夫绘画学校学习。阿加福诺夫回忆说，新学生“外表奇特——黑长发，黑色的大胡子，面色灰绿，消瘦且微微驼背，穿一件黑色的俄罗斯式偏领衬衫；一个活死人——阿尔志跋绥夫被费尽力气救活了；从那时起，他一生患病，经常被送往南方，却永远牵挂着多布罗斯拉沃夫卡——这个迷人而又潮湿的疟疾发源地。

阿尔志跋绥夫在绘画学校只待了一个冬天。为什么那么短暂呢？关于在寻找自己生活位置时的这种忙乱，阿尔志跋绥夫保存在自己档案中的个人手稿里不无讽刺地讲述道：“童年时想当猎人，但也不反对做个军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幻想成为画家，但又非常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作家。之所以如此，源于哈里科夫的一家报纸为发表我的一篇小说而付给了我8卢布，我用它买了颜料。后来，我还想多挣些钱，于是又写了起来，就这样，学习绘画开始让我感到无聊，所以我就转道文学。再后来，我喜欢上了文学，渴望获得文学家的名声，而且必须是世界性的名声。如今我仍在期盼。我暂时还能靠父亲的钱生活，但后来碰到什么就是什么了：画漫画，写报屁股文章。不过，首要的是更加勤奋地玩台球。所有让我激动的世界大事中，最让我欣喜和担心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我能否把这个或那个球打进袋里去……我也非常喜欢随处流浪。

“我活到十六岁的时候，对生活感到绝望，尝试过朝自己开枪，但疼痛三个月以后，我站了起来，而且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永远不会射杀自己了。“我一直酷爱唱歌，却又受不了器乐。我曾幻想做一个歌手，时而唱低音，时而唱中音，时而唱高音，可糟糕的是，这种事竟然那样令我难过，有一回我甚至大哭了一阵子” 。十六岁时，阿尔志跋绥夫在哈里科夫的《南疆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1895年1月27日）。正如阿加福诺夫所追忆的那样，“他在小说中描写了自杀，自杀者的感受写得细致入微、恐怖异常”。

“国家变成了自杀者俱乐部”

自杀……谴责险些没铸成这种大错的怯懦行为的作家，却在作品中一再回归到无望地决定终止自己生命的人物。当《神界》杂志1902年12月号刊出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阿尔志跋绥夫的《下级准尉戈洛罗波夫》时，谁也没有料到，他所预见和提出来的问题以自己成倍加强的悲剧色彩，很快就变成最为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那些失去生活信念的已经颓丧、愤怒和绝望的人，艺术家的思考其实是世纪初被普遍关注的焦点。就这样，作家的个人体验突然处在了疯狂增长的社会灾难的旋涡中心。

在具有丰富内涵的同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情节非常简单。两个年轻人，自闭寡言的下级准尉戈洛罗波夫和自以为是、尖酸刻薄的医生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索罗多夫尼科夫相遇了。他们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起来。抑郁的下级准尉急切、坦率而又充满保持很久的极度自信，突然引出了“每个人都必须思考自己的死亡”这个话题，他还说，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是被判处死刑的处境”，他，戈洛罗波夫本人，已经决定毁灭自己的生命。这些言论让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觉得庸俗和陈腐，但下级准尉不断引用各种新的理由，仍然非常坚定和无比热情地把对方吸引到自己身上。  让这次会面搅得惶惶不安的大夫这一夜失眠了。陌生而可怕的念头像有魔力一般，纠缠不休地钻进他的脑子：“最好尽快……”，“最好自己……”，“你根本不会在乎恐怖的那一刻……”。这些让人无法成眠的慌乱达到顶峰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被人叫去进行检查：正如所料，下级准尉自杀了。大夫瞪大眼睛、如梦初醒，自杀者也把他成功带入的那个噩梦竟如此狂野。“他所见到的也震动了他”。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最终见到的是：“清晨。天空无比地洁净和澄澈。下过了雨；但万物仍突然湿漉漉一片，水洗过似的。绿荫葱茏耀眼。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正对着正在升起却还无法看清的太阳，这一片天空令人目眩神迷，它闪烁着、燃烧着、扭曲着。空气微微颤抖，奔放、强烈、清爽而柔和的波浪般地一股股涌进胸膛”。“太阳升起来了”——阿尔志跋绥夫的悲伤故事以这句欢快喜庆的、能让世上所有生命感到欢欣的句子收尾。光艳夺目的烈日仿佛从小说主人公和我们这些读者的黑暗深处喷薄而出。

写完这部小说，阿尔志跋绥夫几乎第一个让自己同时代人关注起世纪初愈加成熟的深刻危机，这个世纪初属于“普遍毁灭的鼓动者”，以及用“死亡的黑雾”笼罩身边万物的狂热的“灭亡先知”。孤独的主题和人与社会的失调很快便充斥于革命前的文学。自杀者们从一本书游荡到另一本书：И.蒲宁的《快乐庭院》、М.高尔基的《马卡尔的生命奇遇》、3.吉皮乌斯的《月光下的蚂蚁》，以及Л.安德烈耶夫、А.库普林和、В.布留索夫的剧本、小说和诗歌（被读者视为神奇的人类自毁标志的布留索夫的诗歌《自杀之魔》尤为著名）。

“我们整个国家好像在突然变成一个自杀者俱乐部”——当时还很年轻但已颇有名气的批评家科尔内伊·丘科夫斯基在《言论报》上惊恐地写道。他是积极参与这个几乎充斥了所有重要报刊的辩论话题的人。哦，“话题”这个词所适用的是那种普遍化的讨论。瞧瞧当时能让所有不太冷漠的人感到惊慌的数字吧：“在彼得堡，1905年发生295起未遂谋杀和自杀事件；1908年，每月的企图自杀者为121人，1909年，每月则为199人，增长了5倍以上” 。

阿尔志跋绥夫作为最早的参与者之一，以自己的文章和小说卷入了这场争辩——并且，最终就这场辩论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长篇小说《绝境》。如我们所见，从踏进文坛的第一步起，阿尔志跋绥夫就为我们展示了他主要的创作特点。首先是要求作家表达“纯粹个人的体验” 和“经过内心检验的内容” 的自传色彩，其次是始终要努力经过社会事件检验，在这个前提下寻找自己独特的个人视角，即再现经过这种检验的独具个性的人格化途径。在随笔《小女人生活片断》中，阿尔志跋绥夫颇为赞赏地引用了作家巴拉金的能申明自己观点的话语：“人们只阅读文字。他们探寻的是思想和情绪，而不是作家的个性，但要知道，在每个人的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自己’”。阿尔志跋绥夫在随笔《契诃夫之死》里再次回到这个观念：“重要的不是作家写什么，不是这种或那种被他鲜明揭示的真理，而是他独特的个性，因为这种个性既博大又丰富”。

阿尔志跋绥夫所倾听并服膺的创作宗旨并不奇特，也不是新发现；它正是——创作过程的隐秘本质。的确，每个独立工作的艺术家的创作特点或多或少地取决于他本人的独特性（我们能联想到“风格即人”这个广为人知的看法）。而阿尔志跋绥夫所证明的是，重要的绝对不是真理，不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刚刚惨烈发生、人们内心的狂热还未平息时，作家所信奉的理念振聋发聩。已经准备引发新一轮社会风暴的革命性的生活改革派们所期待并要求文学和文学家提供的当然是思想和真理，但也并非无所不可，而只是与他们的总体观念相符合的思想和真理。

他们大象般的脚步践踏着所有世纪初的文学，把不符合当下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的一切扫荡殆尽。阶级党派的利剑砍斫一切在思想交锋中背离他们立场的东西的头颅。就这样，挂着“没有思想性”、“反人民”、“唯美派”、“颓废派”等等标签，走到我们今天来的有被辱骂、被践踏、被清除、被禁止的安德烈·别雷、伊万·蒲宁、德米特里·梅列日柯夫斯基、鲍里斯·扎伊采夫、亚历山大·库普林、菲多尔·梭罗古勃、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康斯坦丁·巴尔蒙特、伊格尔·谢维利亚宁·亚历山大·阿姆费解阿特洛夫、伊利亚·苏尔古切夫、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

这个被处决者或被迫沉默者的可耻名单雪崩似地逐年增加。从文学中清除出去的有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亚历山大·格林、维里米尔·赫列布尼科夫、弗拉基米尔·霍达谢维奇、格力高里·伊万诺夫、安娜·阿赫玛托娃、尼古拉·古米廖夫、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玛丽娅·茨维塔耶娃、奥西普·曼杰尔施塔姆、丹尼尔·安德烈耶夫、米哈伊尔·左琴科……多么豪华的名单啊！如果亚历山大·勃洛克不是写了《十二人》，在那部从世纪初便被新派思想家们以狂热的倾向性和毁灭性所改写的文学史上，他大概也不会幸免于难。他们把文学发展的自然过程与历史进程强硬地联系到了一起，同时剿灭了独立的艺术体系，让它臣服于格格不入的完全不符合它们本性的律条。

通过这种大规模的野蛮颠覆，在二十世纪末，我们得到了一幅绝对主观的面目全非的文学发展画卷，在其中，艺术家的伟大与否也因此不由他们的天才大小决定。“俄国解放运动四阶段”的观念逐渐变成削足适履的谎言，所有俄罗斯文化都在这种谎言中历经磨难。这样做的结果是，对思想自由进行意识形态奴役的一种形式变成了另外一种更加残酷和精巧的形式。

被伪君子审判的超人弗拉基米尔·萨宁

“滚开，超人文学家，滚开，无党派的文学家！”——就在阿尔志跋绥夫写完关于“超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最初未得到出版社和杂志认可的时候，首次爆发出了这句街战口号。这便是他的《萨宁》——一部个人主义小说，同时也是观念小说，但从作者的构想上说，它首先是一部作家的独特个性得到高度艺术表现的作品。因此，作为对小说的第一波争论的总结，他的辩护者之一，В.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有充分理由证明：“在1907和1908年间，是萨宁遮蔽了М.阿尔志跋绥夫，似乎不是М.阿尔志跋绥夫书写了萨宁，而是萨宁书写了М.阿尔志跋绥夫，萨宁塑造了与自己的形象一模一样的作者” 。

《当代世界》杂志1907年11月号开始刊登这部小说，而它的最后一个句号被二十四岁的作者点上时还是在1902年。为了弄清楚手中是部什么样的尽管有爆炸危险但颇具新意的作品，编辑们耗去了五年时间。阿尔志跋绥夫的同时代人一面惊奇地阅读小说，一面从中摘录那些随后被引入所有关于作家的批评文章和专著的主人公的言论。

“我只知道：我活着，并且希望，生活对我来说不是一场磨难……为此，首先要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欲望——仅此而已！”（萨宁）“如果夺去女人的贞洁世界，与那些非常柔弱却又美丽动人的春天里的鲜花如此相似的贞洁，那么，人身上还有什么圣洁之物呢？……”（斯瓦罗日奇）“死亡就守候在我身后，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倍倍尔跟我有什么相干！”（谢苗诺夫）“只有已经在生活现实中发现快乐的人才有资格活着。而那些受难的——最好去死。”（萨宁）瞧，这就是小说主人公所表述的作品的核心观念：“我们给肉体欲望贴上兽欲的标签，开始为欲望感到羞耻，给它们蒙上侮辱性的礼服，创造不健全的生命，而我们中间那些本性虚弱的人不会发现这一点，他们给生命套上锁链，那些虚弱的人不过被虚伪的生活观和自我观束缚的结果，而那些感到痛苦的呢：遭受蹂躏的本能力量向外挣扎，肉体在渴求快感并折磨他们自己。他们一生都在分裂中彷徨，拼命抓住新道德理想范围内的每一根稻草，于是，到最后，他们畏惧生活，他们闷闷不乐、害怕感受……既然在人和幸福之间一无所有，既然人将自由无畏地屈从于他所能实现的享乐，所以我一直在梦想着幸福时光。人们只为温饱而活的那个时代是野蛮而贫穷的时代，可我们这个肉体降服于精神、人被简化为未来规划的时代却毫无意义地衰退了。但人类也并非白活：他们能创建新的生活环境，无论是兽行，还是禁欲主义，都不会在新环境里获得存身之地”。

小说《萨宁》以动人的力量表达了世纪初俄国人身上业已成熟的东西——即那种反对道德和政治的所有监牢和枷锁、反抗所有桎梏他自由的装置的特征。这本有关二十世纪的巴扎罗夫（萨宁也的确有这个称谓）的著作给了普遍规范致命一击，这些规范被所有那些授予自己武断地裁决善与恶、低俗与高尚权力的人习惯于不加思考地掌控。这本书给了虚伪的偏见以更大的打击，那些偏见自古以来便约束着作家和思想家的笔尖，指示他们什么是人身上可以表现的、什么是不能表现的，强行转移他们探究的目光，让他们无视人不仅仅是神圣、纯洁和高尚的仓库，同时还是缺陷、罪恶、龌龊和卑鄙的载体；崇高至极的精神和卑下的肉体在人身上同样存活。阿尔志跋绥夫追随自己的伟大导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试图解开“天性统治者”的这种隐秘的矛盾，他也因此立刻引发了一些人的愤怒谴责和另一些人的善意的狂喜。但第一类人最初占了上风，他们把自己的否决强加给了《萨宁》。

在自己第一部小说的命运等待裁决的所有这些年，阿尔志跋绥夫当然也没有袖手闲坐。他渐渐让读者们认识了栖居于他的一些小说和《萨宁》里的那些还未被理解和接受的新人。

作家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那个驱使“白银时代”的大艺术家们在自己作品中所追求的目标：展现社会风暴日益成熟并发生的时代里的俄国人。

瞧，他的“小”人物之一——外省车站站长阿尼西莫夫（《血滴》）。在眼前突发事件的影响下，这个屈服于暗无天日、单调乏味生活的人出人意料地（首先对他自己）振作起来：阿尼西莫夫出现在了起义者阵营。他试图在被枪决前写给妻子的信里诉说自己身上发生的改变，但他既弄不懂也说不清“这十天来他所经历的那种喜悦感，那场狂热和流血的暴乱，人们的死亡和他孤独的临终之夜里的恐惧，隐隐约约发生在他身上的那种盲目而疯狂的东西、一堆漆黑的枕木、从积雪中支楞出来的冻了的膝盖，他再也见不到她和孩子们的那个事实，自己的无助感，自己的自怨自艾，那种他想爱抚和安慰她时笼罩自己的痛苦，那些涨满他双眼、滑下清瘦冰冷的面颊、落在他临终短信上的泪水”。

在中篇小说《人浪》里，阿尔志跋绥夫倾其才力，表现了起义者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高尚举动。中篇《工人舍惠略夫》，这部“用血和黑暗写就的作品”，献给一位大学生革命者的悲剧命运——他了解自由，也曾为他人的自由而奋斗并为此被判处过死刑，但最终却走上了没有信仰的末路。

而这位是把父亲死后留给自己的遗产散给了穷人、向被压榨和被侮辱的人请求宽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伊万·兰德（《兰德之死》）。“真理存在于人的自身，而不在尘世”——兰德这样布道。不为任何人理解的他继续宣讲：“首先应该彼此相爱和怜悯，其他的随后就会实现”。爱所有人、为所有人痛苦而又被所有人拒绝的兰德最终毫无希望地死去了。

“阿尔志跋绥夫怎么会弄来这些如此古怪的毫无价值的人，比如阿尼西莫夫、兰德、奇日以及萨宁本人呢？”一部分批评者愤愤不平。“他们对社会有什么意义？”这些非难愈发变得强烈，似乎只有在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里，他给人病态和背德印象的、对人类肉体强烈的美、对活跃在肉体中并积极表现自己的情欲的关注才得到了放大。П. С.卡甘指出，“阿尔志跋绥夫用以表现本能力量和肉体性强势的坦率和令人信服的真实性给他带来了淫书作者和无耻之徒的名声” 。  对于围绕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所写的作品和内容的、那些正在成熟但已经蓄势待发的可耻事件，阿尔志跋绥夫似乎有所预见，他一部接一部地发表小说，在其中坚持不懈地表现自己乖谬而出人意料的思想和形象体系。意味深长地取名为《文学的崩溃》的两本文集作者把它称作“萨宁主义”和“阿尔志跋绥夫主义”体系。在那个年代，如此轻易地就能制造出重复多年、几乎终生都要粘在被冷落的作家们背后的诋毁性标签！它们就像被涂满无法立刻清洗掉的焦油的大门，戏弄人一般禁止俄国读者接触无数名字和书籍，正如我们今天才了解到的那样，它们值得我们献上所有的敬意。

М.高尔基第一个权威性地为小说《萨宁》贴上了“反革命”这个修饰语，并由此注定了几十年与之相应的对待该书作者的态度。可这样也于事无补：已经到了生命尽头的高尔基在思考日后的俄国文学史时，认为如果缺少类似于反映了“时代混乱”的阿尔志跋绥夫的那一类作家，文学史称不上完整。“我在把自己称为‘典型化’的同时”，他在1927年写给И.格鲁兹杰夫的信中说道，“也把这个封号带给我过去的一些同志：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蒲宁、库普林和很多其他人。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大家有某种共通的东西，显然不是思想上的，而是——情感上的。猜想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我要提醒批评家们的。上面提到的作家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到了为给当代的文学工作者提供益处和教训而做这件事的时候了” 。

另外，已经是在1917年之后了，高尔基似乎带有忏悔意味地首先尝试再版《萨宁》，把它编入《平民知识分子的历史》卷，但遗憾的是，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此时全都无济于事了，无论是高尔基的威望，还是看似恰当的出版那类作品的理由：“……我觉得，这段革命羸弱时期的悲伤历史，同时也是贴近生活的年轻人痛苦而又可笑地徘徊时期的历史，对于现代年轻人，也同样包括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将具有非比寻常的教育意义” 。但是——“反革命”这个标签的魔力却是无限而久远：它蒙骗着所有人的头脑，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萨宁》才最终得以再见天日，而且是由三家苏联出版社迅速出版。可世界也没有颠倒呀！

《萨宁》还有第二个骇人听闻的标签——“淫秽小说”。 如果说它的“反革命性”（如果愿意，世纪初的大多数俄国文学都可以被置于这个模棱两可的判决之下）激怒的是“左派”，即态度激进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那么，作家在描写爱情时的那种被认为是过分的近乎自然主义的勇气引起的则是“右派”的愤怒抗议，而与他们一道的还有那些在神圣罗斯永远不缺的伪君子和假绅士。很快，这些人和那些人，“左派”和“右派”，就像毫不妥协的敌人突然在不知不觉间发现自己同处一个阵营：小说《萨宁》，更确切地说——是在沸腾中达到最高温度的对它的斗争，把他们“团结”起来，这时候，针对它的诉讼开始了。

“优雅艺术能否在不违背本性的前提下，沉迷于‘性问题’的泥沼呢？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却引发阿尔志跋绥夫同时代人非常严肃的辩论，并向作者提起荒唐的诉讼。争论的参与者之一А.阿奇卡索夫认为，《萨宁》“巨大的艺术缺陷”不是别的，恰恰是“弥漫它的那种过分的爱情氛围”。依照他得到无数人赞同的观点，“作者的基本构思——以文学的形式表现性问题”不能容忍，就像批评家们认为的那样，这个问题是“极其非美学的——没有必要，因为这种事情有无数诗人沉迷”。

这里颇为有趣地强调一点，尽管没有谴责过阿尔志跋绥夫、但在别人的合唱中也未曾接纳过他的《萨宁》的И. А.蒲宁，在生命晚期也通过不带光环的自然主义表现形式来探讨爱这个的主题，而且也听到了几乎一字不差重复曾经落在阿尔志跋绥夫头上的责难——被毫无根据、凭空臆想、伪君子和假绅士般地指责为淫秽、色情狂和不道德。

阿尔志跋绥夫，А.卡缅斯基，吉诺维耶娃—安尼巴尔，库兹明，以及另外一些在许可的边缘坦率暴露人的私密感受世界的人——他们作品的现代读者会为这些指责感到诧异。“这些作家才能有限”，Д.В.菲罗索福夫参与争论时说道，“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比起来——不值一提。但他们的悲痛却无比真实、无比生动。他们懂得，性的痛苦和社会的痛苦同样可怕。对他们来说，性——是伟大的苦难，而不是圆满如意的淫欲。年轻的批评家丘科夫斯基似乎过攻击阿尔志跋绥夫，他证明阿尔志跋绥夫的性不属于现实，纯粹是大脑的思想产物。阿尔志跋绥夫的不幸不在于他是个臆想者，在于他具有太多的意识，为了不去感觉性的悲剧，而他用以克服这种悲剧的意识又太少了。但对悲剧的感受本身——就已经是走向胜利的第一步。‘性的悲观主义者’具有那种感受，他们也正在付诸实践，他们的痛苦也不会白白付出：这是些面向未来的人……而‘乐观主义者’却面朝过去：他们没有战胜悲剧，他们只不过是避开了它” 。

围绕“萨宁主义”和“阿尔志跋绥夫主义”的激烈纷争甚至立刻便冲出了国界，蔓延到了欧洲，在那里，这本“反叛”小说立刻被翻译成几种语言，而且也像在俄国一样，首先便遭遇到教条主义者和道德家们的抨击，随后，对这本书提起审判的已经是真正身穿检察官长袍的人了——他们宣称，这本小说“因为宣传淫秽”需要抄没，而作者则要受到拘捕和适当的惩罚 。对亏文学界的强烈干预，小说在柏林才得以幸免。以官方鉴定人身份参与法庭审理过程的德国作家路德维格·汉克霍费尔把这部小说称为“具有高于艺术性的创作”，按照他审慎的证词，这部作品“同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冈察洛夫的古典作品一样占有自己崇高的地位” 。

在俄国，亚历山大·勃洛克是最早为阿尔志跋绥夫的这部主要作品进行有力辩护的人之一。他在审视1907年的文学成果时写道：“在我看来，发表于《当代世界》、如今已经单独出版的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是这位作家最出色的作品。阿尔志跋绥夫与无数担得起所有关注的当代作家经历着同样的命运：他没有技巧，也没有自己的语言。但其中却蕴含着致力于某种宏大而艰难的写作的真正天赋，这种写作切合现实：显然像有大块的泥土在分崩离析、太阳正冲进了裂缝。小说《萨宁》甫一问世，受到最多的就是责难。在这本书已得到完整出版的今天，作家分明开辟了一片坚硬的土壤，而且他已经动身上路。这种清晨的感受也感染着作家。瞧，在阿尔志跋绥夫的第一个‘英雄’萨宁身上能感觉到一个真正的人，他有着坚不可摧的意志，他微微含笑，准备应对着什么，他年轻、强健、自由。你也会猜想——还会那样吗？或许，那样的人也会低落，也会在他从飞驰的火车跌落下的旷野上迷失——并且一无所有吧？”

第一次阅读时把他的书称为“反动小说”的高尔基也异常独特却又不无怀疑色彩地认为应该保护阿尔志跋绥夫。他对来向自己请教的律师О.О.格鲁金伯格写道：“您的问题——要不要为阿尔志跋绥夫辩护——让我震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依我的观点，关键问题不在于某人颂扬了人身上的动物本源，而在于统治我们的那些蠢材以为自己有资格因为一个人的主张而审判他、强暴他的思想、惩罚他——凭什么呢？……针对阿尔志跋绥夫的诉讼——下流无耻，这一切怎么能称为‘文学诉讼’呢” 。

但关于《萨宁》及其作者的争论又过了很久也未能平息，一直到了那个年代，当书和人都被严格查禁，禁止其实变成了漫长而严厉的所有伪君子们的咒骂。

“死人押解下的生者”

在自己的声望盛到顶峰、针对被查禁的（第二版）《萨宁》的赞鼓声震耳欲聋、诅咒声风起云涌的时候，阿尔志跋绥夫正在写作长篇小说《绝境》。这部作品反映了刚刚经历第一次俄国革命浴血的风暴，处于斗争理想中的人们内心中的绝望、消沉和悲观，以及他们对平静、振奋和安宁的渴望。与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一道，鲍里斯·扎伊采夫充满神秘诗意的超凡脱俗的短篇和中篇小说，伊万·诺维科夫和季娜伊达·吉皮乌斯的宗教幻想长篇小说，亚历山大·勃洛克和安德列·别雷的忏悔—预言诗，也反映出充斥社会的颓唐情绪。

这个时期，文学团队正在分化，至少分裂成两路大军：一类人仍旧直面现实，只歌唱现实中的光明，赞颂英雄和海燕；而另一类人则愤怒地从生活虚妄的快乐背过脸去，试图看清现实的边界外有些什么。但在他们当中还有一小拨第三种人，他们把天赋既献给乐观主义者，又献给悲观主义者。用В.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的话来说，“在他们身上，阴郁的生活观以奇妙的方式与快乐明亮的生活态度交杂在一起”。以作品描述那个色欲横流的自我安慰和——绝望自杀时代的阿尔志跋绥夫也被批评家们归为第三类人。作品的无数章节中不能不记录着作家对病态、对人性本身脆弱和短促的感受。就像《萨宁》中的他那位害肺痨的大学生谢苗诺夫，精神高傲而身体虚脱的阿尔志跋绥夫充满感动的泪水，时而又带着自怜悯，似乎在以临终的眼看世界，而且怎么也看不厌，他想 “一眼便把握住一切，并为不能把整个世界连同它的天空、爱意、绿荫和光艳迷蒙的远方留在记忆里而感到痛苦”。

关于“死亡俱乐部”——阿尔志跋绥夫的新书《绝境》几乎立刻便被授予了这个称号——的长篇小说在1910至1912年间分几个部分收录于《大地》的三卷本文集，它很快就吸引了阅读圈和写作圈的关注，把读者分裂为两个活跃而同时又针锋相对的团体。一方的代表们立即感受到作家发自内心的不安并为之折服，因为他们领悟到小说中包含了哪些坦诚的真理。另一种观点的拥护者们则像在围剿《萨宁》时那样无情地攻击这部小说（按照高尔基的说法，这部“黑色的”小说），尤其是它的作者。他们隐约觉得，阿尔志跋绥夫似乎不单单满怀同情地刻画异常极端的自我毁灭思想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在他们看来，他自己就是个掘墓人和狂热的死亡鼓动家。于是，一些最猛烈的评论蜂拥而至，恨不得侮辱、诽谤、用辱骂和诬蔑来肆无忌惮地揭露和攻击他：“被激活的死尸”、“亡灵的狂欢”、“性欲的奴隶”、“死人押解下的生者”、“精神的流民”……

唉，批评家们已经如此习惯于这种伴随阿尔志跋绥夫整个创作生涯的腔调，这让他最终都停止了还击，而且，一旦觉察到对自己过于温柔的态度，他都会开始警惕起来。或许这也纯粹是人性的弱点吧，可他热爱荣誉，用心关注着荣誉，对自己一天也不能忘怀。似乎他一发现自己的名字和作品周围趋于平静，马上就会有相应的对策接踵而至：或者是那种很快就会被首都和外省报纸报道的餐馆里的争端，或者是要求作者进行答复的对《萨宁》的例行审问，或者是他自己来充当裁决人，调解自己那些激烈争吵甚至对骂的作家朋友们（比如Л.安德烈耶夫和А.库普林），或者是挑起新一轮的文学论争——往往是围绕他的《绝境》这部小说的疯狂争吵。

我们这些从这部作品首次问世起已过了八十年再来读它的人，我们这些平静甚或完全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地看待那些已经久远的阿尔志跋绥夫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间争端的人，今天轻易便能看清作家的某些同时代人所不希望发现的东西。难道一定要他那些反英雄主义者、那些最不道德甚至最不具人性思想的代理人被艺术家表现成丑陋的怪物和“精神的流民”吗？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的危险性被放大了十倍，就不能在我们面前呈现为可爱的有魅力的人物吗？阿尔志跋绥夫恰好就是这样描绘他小说中的人物的，他拒绝了强迫自己并纠缠在他笔端的最简单的公式：好人要说好话行好事，而坏人的一切都是坏的——言语、行为和他们本人都可恶至极。

В.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发现，“萨宁诞生于戈洛罗波夫”。但正如我们所确信的，《绝境》中的很多人物也属于自杀者下级准尉的大家族。请回想一下，如果说在那个短篇故事里，戈洛罗波夫没能成功蛊惑弗拉季米尔·伊万诺维奇，自己不得不独自前往另一个世界，那么，在长篇小说中，他的孪生兄弟纳乌莫夫在摧毁乐观主义者奇日的同时，却以自己的黑暗布道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辉煌胜利：不多不少，有十四个倒霉鬼离开了人世。作者在想什么呢！而这还不算完，因为魔鬼般巧舌如簧的纳乌莫夫还在继续夸夸其谈，继续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寻找源源不断的听众牺牲品。

我们不会对作家吹毛求疵，而只想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在小说里描写那些自我了断生命的人。似乎所有人都有同样一个理由：疲惫不堪的孤独导致了崩溃、夺去了继续生存的意义。但在阿尔志跋绥夫看来，这是一个无需写成长篇巨制的肤浅观念。“呈现在身边是惨淡的一贫如洗的生活”——正是这种东西最能腐蚀灵魂、夺去他们的幸福、消灭他们对小大学生奇日压低声音所召唤的对未来巨变的希望和信念——结果，这些空虚的灵魂就落得永远沉迷于“鸡也出汗吗？”这种问题的猜想中，而随后便会一个接一个地开枪、上吊、溺水……

让我们跟随作者，仔细审视一番那些不愿意活下去的人——哪怕是其中的几张悲伤面孔，听一听他们沉痛而疯狂的卑微告解。瞧，骑兵大尉特列涅夫：“每次回家，他都不知道自己妻子怎样迎接他，而且他满心难过，害怕看见她那张冷冰凶恶的面孔和那双隐藏着女人无聊的报复心的眼睛……”他们的一次家庭争吵以悲剧收场了——骑兵大尉用剃刀刺中了自己的喉咙，不幸的特列涅夫不再了，世上少了一颗痛苦的灵魂。

长着一张梅菲斯特式轻蔑面孔的沉默寡言的少尉克拉乌兹“为生活而异常苦闷，还坚信所有苦难都源于人类过度的敏感……”于是，就像他所说的，他决定做到有“发达的头脑和狭小的心灵”。纳乌莫夫则以“兴致盎然、目光炯炯、已经充满贪婪的眼睛”观望着天生——他这样感觉——自杀者的倾诉。这便是结局：“而您真的会在什么时候自杀吗，克拉乌兹”，像是早有逆料似的，纳乌莫夫“神情诡秘”地预示道。

读到毁灭掉刚刚步入生活的叶丽扎维塔·特列古洛娃的悲剧时，不能不让人动情：“那些为了在柔情、抚爱与爱情中绽放而伴随她年轻结实的身体茁壮和本能地生长着的一切，已经被揉碎、丢弃，被践踏在了泥污之中。她觉得整个世界——连同它甜蜜而疼痛的梦幻迷蒙的月夜；连同它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一面在花园里那么美妙欢畅地徜徉，一面感受着那些几乎洒满肩背和娇嫩胸脯的暖洋洋阳光；连同它所有的鲜花、花园和云彩——突然之间都像肮脏的破布一样被揉皱了。一切都破灭了，周围与内心一片可怕的空虚”。

而这完全是另一个女人，一个正在死去的女演员玛丽亚·巴甫洛夫那·拉兹多利斯卡娅的忏悔：“谁爱我更深，我就伤得谁最痛！……我怎么能希望所有人都为我而改变自己，而要那么地与众不同呢？……要知道，如果有谁爱你，你是应该为此感激的，而我却把这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要知道，我为此失去了多少快乐，独自承担了多少折磨啊！……本来可以活得幸福、温馨、充满爱意的，为什么要这样呢！您知道，如今我已经去日无多了，我为那么愚蠢地失去的每一分钟心痛！”

小说中只有小大学生基里尔·奇日一个人通晓有关怎样生活的那些大话。“让懦夫和仇视人类的家伙走开吧，一个骄傲而强大的人将会坚守到底”。但不幸的是，他也不知道这些骄傲而强大的人在哪里，他们至少不存在于小说中，但大学生已经在以革命后报纸社论的口气在欣喜若狂地夸夸其谈起来了：“未来并不遥远！……它将属于人类，胜利无可争议！只有为了将来，为了明天幸福日子里光辉灿烂的未来人类，生活才能快乐并且充满价值”。当着自己惟一的听众，惊呆的金库职员亚历山大·雷斯科夫，奇日慷慨激昂、信心满怀地预告着未来。真的，奇日在冲着整条大街叫喊，并在霎那间看见了“数不胜数的凯旋民众和猎猎飘扬的红旗”。但奇日那些朦胧的词汇：“未来”、“人民”和“人类”，只给可怜的职员带来更大的沮丧。

大学生布道者的高论徒劳地空响了一阵；他自己也沉寂起来，一面回头

观望，一面从狂热的话语中冷却下来。“而四周却是灰突突的围墙和小市民的房舍、院子、空地，空地长满了干巴巴的荨麻和蓬蓬松松的飞廉。在街道当中，一头目空一切的猪一边走，一边摇着尾巴”就像被从浪漫主义的激情中被唤醒了一般，一片茫然的奇日“在前面的第一个路口转弯，这个瘦小孤单的人，心情沉重而沮丧，沿着一望无际的围墙消失了”。

这个通晓生活真言的弱小孤单的人终于不在自身寻找力量，来对抗了结他沉重、凄凉的生活的死亡。普遍的精神颓唐也俘获了这位“一脸幸福，满含着与绝望作斗争的幻想者的坚定喜悦”的预言未来的宣传员。

阿尔志跋绥夫这部小说写的激情洋溢，充满对自己“反传统的主人公们”毫不掩饰的爱，不管他们中的每个人在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啊，您说，哪个作家不热爱他为我们讲述的人物，他们被埋葬时，哪个人不会觉得心痛，看见他们干傻事时，哪个人不会感到绝望，哪个人会不为他们的幸福和爱情而欣喜……生活的真相在真正艺术家的笔下展开，他的创作才能必然应合人的天赋。就本质来说，技艺的特性冰冷而没有生气，它只有借助心灵——我们这个最敏感最富有同情心的工具，才能温暖、熔化、充满生命的火焰。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恰好有这样一颗炽热的心灵。他还拥有非凡的艺术天才。连他最刻毒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这一点。他究竟为什么自愿加入被现代人恰当地称为“死亡的恐怖诗人” 行列呢？为什么死亡几乎成了他作品的主角呢？在描述死亡的情景时，他采用了近乎自然主义的方法。作家仿佛在以此恐吓自己和我们这些读者。死亡的幽灵不祥地对他纠缠不休，它恐怖的影子矗立在他身后，引导他的笔尖，创造着一个比一个可怕的情景。就连太阳以自己的光芒给某个悲伤凄凉的故事加冕时，更多的不是为了让我们欢快、欣慰和鼓舞希望，而是意图以自己欢腾的光焰扫视无尽的生活的风暴、人类的奔忙，对比鲜明、灿烂耀眼地照亮丑陋、可憎、糟糕透顶的一切——为了让人惊悚、让人沉思：是否值得那样生活呢？作家似乎抱定宗旨地展现人的所有伤痛和苦难，在人心里唤起对那种生活的厌恶，却又忘记了讲述另外一种生活——充满温暖和光明的生活。噢，“忘记”的也不只阿尔志跋绥夫。正是在这个时期，Д. В.菲罗索福夫不安地惊呼：“当代文学里隐含着什么样的忧伤啊！这种放肆的消遣让人无法置信，其中——有种分裂” 。

但阿尔志跋绥夫异常恰合“生活的恐怖诗人”这个称号，首先（或许也惟有这一点）能从他不幸的个人命运得到解释。正如我们所知，他从年轻时起便背负着绝症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漫长的岁月里都充满了受难者同独特的死亡幽灵的孤独角斗，死亡最终战胜了他，没让他活到五十岁，便提前把他带进了坟墓。但很多同时代人在见到Д. В.菲罗索福夫的悼词，才得知了这个消息，同菲罗索福夫的友谊——流亡之后的——美化了М. П.阿尔志跋绥夫生命最后的岁月。

“沉重的病痛”，菲罗索福夫在纪念自己这位朋友和同志的晚会上说道，“片刻不让他安宁”。仿佛在为自己创作能力上的缺憾表示歉意一样，阿尔志跋绥夫无数次讲过：“请您理解，要知道我一直不得不跟死亡搏斗！……“一个人，特别是像阿尔志跋绥夫那样的一个人行将死去了，而活着的人永远会在死者面前萌生一种罪恶感，一种愧疚感。一个人们离开了我们，而我们还没来得及评价他，没能帮助他” 。

作家的这种个人悲剧能不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体现，能不带入独特的不和谐、不安定的色彩——时而黑暗到绝无希望、时而节庆般灿烂、时而充满玄秘幻想的色彩吗？我们可以在他的所有作品里读到这个反问的答案——他的著作是如此众多，因为他以俄罗斯文学辛勤耕耘者的身份渡过了上天所赐予的短促的人生：在俄国文学的伟大历史中也有铭刻下他谦卑名字的一页。

  “最后的英雄岁月……”

如果不讲述他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关于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的故事算不得完整：他是一位激情四溢的杰出的政论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胸中跳动着一颗为他人的苦难而悲伤、为人类幸福而欢欣的不安者的心脏。他五卷本的《作家笔记》收录了他的全部生活，以不比他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剧本更小的力量，表现了这位外表封闭孤僻的固执的人、这个绝不妥协的傲慢的人熔岩般的热情。

阿尔志跋绥夫像任何一个热血的人一样，从青年时代起便开始探寻“生活的伟大真理”。起初，在小说《蓝德之死》中所表达的哲学，即“通过理想化的道德与生活达成和解”的哲学充当了这种真理。随后，他迷恋起萨宁式虚无主义的自我意志以及对“个人绝对无限的自由”的信仰。正如颇为了解他的彼得·比利斯基祭文手稿中所回忆的，“他带着这种信念和这样的规划，一如既往地在协会中坚持所有的创作道路——这一点上他也是个毫不退步的固执的人。这种信仰当然首先也促使他成为一个无法安宁的狂热分子。总之，他身上活跃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反抗和自由的灵魂。他不喜欢妥协。他喜欢独自一人，以自己独特的人个人视角冷眼旁观” 。

回忆录作者在强调阿尔志跋绥夫政论文章所具有的“强烈的坚定性”的同时，也讲到他无数的迷惘、让他决不屈从的过错和反抗，讲到他“习惯性的疏忽大意”，说他不能总是把握分寸，“在无需争论的地方挑起无谓的争论”。但尽管如此——“因为他愤怒时的真诚，他揭露时的热情，他仇恨的炽热和抨击的坚定，这些都让很多的过失得到原宥，很多错误被人遗忘”。

而实际上，连列夫·托尔斯泰都曾读过阿尔志跋绥夫。在他1909年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一条笔记：“……阿尔志跋绥夫身上活跃着——而且独特地活跃着——无论高尔基还是安德烈耶夫都不具备的思想……库普林质朴的天赋没有内涵；阿尔志跋绥夫既有天赋，又有内涵”。而这是托尔斯泰另外一则关于阿尔志跋绥夫的笔记：“这个人很有天赋且思维独特，尽管极大的自负会障碍正确的思考”。倘若知道自己终生崇敬的偶像增做出这样的评价，阿尔志跋绥夫该有多么欣慰，能增加多少力量啊！

或许阿尔志跋绥夫既有“极大的自负”，也有迷惘和偏颇，但他也把握着另外一种东西——即真理，诚实而没有任何修饰地被他表达、但当时却被人恶毒而愤怒对待的真理。正因为这样，他整个创作生涯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家笔记，字里行间都浸透着对不解的怨恨、对我们这些阿尔志跋绥夫长篇、中篇、短篇小说读者的指责。他捍卫女人的软弱——谴责对女人无礼的态度，他揭露男人的自私自利——以回应“你真正的英雄在哪里”这种愚蠢的责难。他揭示了崇高和卑下在人类身上的冲突——并因为败德和淫秽而被起诉。了解这一点，我们怎能不理解他满含痛苦的不由自主的坦白呢：“上帝赐给我可能降临到作家命运中的最大的不幸——即做一个真诚的人”。

在浩瀚的不可胜数的有关他的文章和著作里，别说赞扬，就连任何一个写作者都需要的支持，批评家们都极少给予阿尔志跋绥夫。一切都遭到怀疑和指责，甚至抱怨他挥霍自己的天赋，把自己大师的笔墨浪费在错误的地方。瞧，这再次证明，不只我们这个时代，一如所有的时代，批评和批评家永远无所不知，无所不懂。瞧，作家在恣意妄为，不听从他们，不停地写作自己的东西。

阿尔志跋绥夫不止一次地试图唤起这些参谋们的良知，但有一次，他按捺不住，爆发出愤怒的言论。“看看吧”，他写道，”当作家以他‘自我’的力量大出风头时，别人怎样奴才般地顶礼膜拜，而当他疲倦衰弱时，别人又怎样带着复仇的快感把他踹到一边。看看吧，他们要经历嘲弄、诟骂和唾弃的阵仗，惟有如此，上天所赐的罪恶天赋才能让他们变得对这些唾弃者、诟骂者、暗算者和讪笑者具有价值。如果他们没有价值——你们就不要去读！要知道，我们并不是通过警段把自己的书硬塞给你们的！要是你们在读，要是没有我们你们就过不了，那你们为什么要心怀怨毒呢？”

阿尔志跋绥夫的言论激愤而诚实到毫不妥协的袒露程度，连他写作上的同道都报以敌视态度。我们已经讲过高尔基在评价他作品时的转变。经过从极度不快到完全赞赏这个过程的还包括叹服他天才的Д. В.菲罗索福夫、А. В.阿姆费杰阿特洛夫、3. Н.吉皮乌斯……

比如，在革命前的通信中，高尔基和阿姆费杰阿特洛夫就像竞赛一样，比着谁能更沉痛更毒辣地谈论阿尔志跋绥夫。但很快，昔日的激情冷却了，个人的怨恨和恶感一扫而尽，到了谨慎和客观评价的时候。我们从阿姆费杰阿特洛夫1929年在米兰哲学界的“流亡文学”演讲中可以读到：“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是位伟大的作家，但还不止如此——‘他是一个人！’”是的，亚历山大·瓦连金诺维奇一面继续坚持认为：“声名显赫、世人皆知的《萨宁》属于二流作品”（就像他所确切说明的，“不属于杰作”）但以他的看法，《绝境》——则已然是一部杰出的具有历史表现力的作品，它就像总体上的阿尔志跋绥夫一样，还未得到应有的评价。他是那种理解力远远超越时代并达到历史前瞻性的作者：能给与他公正评价的不是当代，而是后世”。

遗憾的是，阿尔志跋绥夫没能在自己有生之年听到这些颇具预见性的见解，一如他没能听见若干老朋友和旧敌人的另外一些赞誉。同此同时，跟阿姆费杰阿特洛夫相反，Д. В.菲罗索福夫无情地批判了《绝境》这部长篇，写了一篇辛辣的攻击文章《奇日和阿尔志跋绥夫》（编在《旧与新》一书）。但命运很快便把这位恶毒的评论家跟作家安排在了华沙的《自由报》的同一个屋檐下——让他们结交并建立起友情。拉近他们的不仅是流亡的遭际，也不只是并肩的战斗，还有他们在文学、政论和哲学方面所达成的相同的行为理念。在1927年5月7日于华沙举行的阿尔志跋绥夫纪念晚会的演讲中，菲罗索福夫以真诚的发言首先承认，有一次在争论正酣时，自己险些没有崩溃：“阿尔志跋绥夫首先是一位艺术家。在评价他临终前的英雄岁月里的作品时，一定不该忘记这一点”。

阿尔志跋绥夫“临终前的英雄岁月”开始于1923年，当时，被不公正、不理解和不认可逼到绝境的作家就像他的许多主人公一样，必须踏上自愿的流亡。“我，一个真挚而纯朴地热爱自己祖国的俄罗斯作家，就像人们爱着可爱的母亲那样，把不在艰难不幸的时日里离弃她视为自己的天职。因此，我不顾危险和贫困，在六年之内都留在了俄罗斯，亲眼经历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所有重大事件以及它疯狂的开端和可耻的结局”——他华沙时期的《笔记》这样开头。他接下来继续写道：“我之所以离开祖国，不是因为我畏惧暴力，不是因为害怕饥馁而死，不是因为我盗窃了财产，也不是因为我希望到这里，到国外，来谋取另一种东西……我之所以离开祖国，是因为她已被压制一切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把所有俄国民众变成无声奴隶的暴力所笼罩……我离开祖国，目的也不仅仅是为她奋斗，不是为了把俄国人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我首先为的是——自己不变成奴隶”。

我们无法评判作家的抉择的对错。阿尔志跋绥夫在祖国失去讲他已经讲过一生的真话的可能，在对自由的探求中踏上了流亡之路。“我既非左派，也不是右派，既不是君主主义者，也不是共和主义者”，他写道，“我不过是个热爱自己祖国的”并持续热爱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俄国人”。他饱含激情的政论作品“将在侨民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一份伟大而难以磨灭的献身俄罗斯人民的记录”。

前往异乡时他便预感到，这是永远的离去，自己将会死在他乡。但有一点他没料到——自己只能再活三年了，因此，似乎前方是永恒一样，病人毫不吝惜自己，在赤贫中热情洋溢地工作，“并在战斗的火焰中燃烧殆尽了”。  1927年3月3号，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在华沙逝世。祖国的《星火》杂志以刊登作家肖像的方式对这个噩耗做出了反应，而在肖像下面——则是我们在今天都羞于阅读的简介：“М. П.阿尔志跋绥夫在国外去世。俄国读者中或许有人会为这个在自己的时代享有盛名的俄国作家感到难过……”

  布洛克波夫/文

“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