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仅写了吴祖光曲折的一生,而且把新凤霞的生平活动与和吴祖光结婚后一并叙写,第一次全面真实地勾勒了吴祖光、新凤霞从“神童作家”到“患难夫妻”再到“孤独岁月”的坎坷而辉煌的一生,是国内第一本较为详实的二人合传。全书材料翔实，感情浓郁，文笔优美。

全书30余万字，配有大量珍贵图片，在近百年的历史跨度中真实客观地勾勒了吴祖光、新凤霞从“神童作家”到“患难夫妻”再到“孤独岁月”的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并对吴祖光、新凤霞的艺术成就作了充分而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全书材料翔实，感情浓郁，文笔优美。它不是靠“揭秘”取媚于读者，而是科学地、历史地把传主写成了立体的人。

代序一 吴欢论父亲吴祖光

代序二 吴欢论母亲新凤霞

代序三 永远的回声(吴霜)

楔子　不寻常的悼念

上篇　“神童”作家

一、温馨少年(1917～1936)

1.出身世家

2.无忧童年

3.孔德学校

4.广和楼戏迷

二、抗战岁月(1937～1945)

1.国立剧专

2.初展剧才

　　3.江安风云

　　4.剧坛“神童”

　　5.创作的新开拓

　　6.后台：剧人驿站

　　7.“二流堂”缘起

　　8.编辑生涯

三、剧影怪才(1946～1951)

　　1.亡命香港

　　2.走上电影路

　　3.新凤霞闯京城

　　4.奔向光明

　　5.建国后违心从影

　　6.京城红角儿

中篇　患难夫妻　

四、幸福婚姻(1951～1957)

　　1.新凤霞初识老舍

　　2.相会之前

　　3.有缘初会

　　4.新凤霞的心思

　　5.恋爱风波

　　6.定情前后

　　7.新婚幸福

8.新凤霞的父亲

9.新凤霞的母亲

10.新凤霞演出现代戏

11.大师艺术(上)

12.大师艺术(下)

13.捐献文物

14.凤霞义父齐白石

15.“新派艺术”大放光彩

五、人生坎坷(1957～1978)

1.“反右”横祸

2.北大荒三年

3.又一次创作高潮

4.“干校”春秋

5.新凤霞致残

下篇

孤独岁月

六、焕发青春(1978～1998)

1.夫妻作家

2.“国贸”官司

3.新凤霞魂栖常州

七、尾声

1.病后孤独(1998～2003)

2.后生可畏

 (1)鬼才吴欢

 (2)才女吴霜

附录篇

　吴祖光著作系年

　新凤霞著书一览

后记

1942年，是吴祖光时来运转的年头。

1942年，也是吴祖光在连续发表了三个剧本以后经过慎重反思又一次蕴涵着新的创作兴奋的一个年头。

吴祖光一连写了三个爱国主义的戏，他是在为服务抗战而创作。他同时又看到了抗战戏剧在轰轰列列之余的另一面，那就是不够含蓄，而是赤课课宣传。他沉入了新的思考……

在此前一年的《新蜀报》上他发表的文章《编剧的“含藩”》，就透露了吴祖光文艺观的这种微妙的变化

他认为，抗战固然促进了戏剧的发展，但也使戏剧增添了若干“浮躁”的毛病：公式化、滥凋、浅薄、俗气和笨拙。有的艺术怍品完全变成了宣传。

他还以为，戏剧自然具有宣传的功用，但不只是宣传；固然也有教训的功用，也不只是教圳；它还首先必须是艺术。

他心想，爱国作家自然应该为抗战而写怍，而抗战不应成乃题材的局限，人类为了生存而时刻在进行的抗争，无不可以成为当时戏剧的题。

他寻思，题材的选择，是否也应该注意其表达的“含蓄”。这样，才能改变观众来看话剧就像是住受教育，剧作者非抗战不敢写的弊病。

他带首这些思考，从江安来到重庆，他在重庆遇到了原来国立剧专的同事张骏祥先生。

那还是一个刚刚度过了阴冷冬季的早春，树梢上的鹅黄绿刚刚泛出备的气息 。一天，他刚走到山城重庆中一路百货大楼的门口，忽然听到叫声：

“祖光光！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这是很熟悉的声音。他迅速转头一看，他那充满稚气的面孔上现出十分惊讶的神色。

“哈哈！是你呀，骏祥兄！”

张骏祥这位在排戏时脸上从来不露笑容的大导演，这会儿遇到老友，脸上一瞬间也笑得很灿烂。

“请问，你怎么也在这儿。”吴祖光接着追问道。

“一言难尽，请快上楼，我就住在这商店楼上，”张骏祥忙拉着祖光就走，顺便在商店里买了两瓶烧酒，几套烧饼夹油条

走进房门，吴祖光吓了一跳，这位知名的从国外归束的大导演竟住在一问黑古隆冬的小房间里，房内的家俱也很简陋，只有两张书桌，一个书架，两张床铺而已。

“唔，好简朴的生活哟！”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哈哈……这墙上还贴着古文《陋室铭》呢！”

那晚，两人一聊几乎通宵，索性就挤在一起席地而卧，度过了一个兴奋而不眠的夜晚。

就这样，吴祖光没有再回江安，而是跟着张骏祥加入了中青剧社。该剧社就在这商店楼上租了几间办公室，还有这样的几间小居室 吴祖光就和张骏祥挤佳在一间小屋里，正由于他们俩，使中青剧社当时一下子集中了不少国立剧专的校友 中青剧社名义上是三青闭中央办的，实际只是挂个名义，而其中的骨干则大都是倾向进步的戏剧界人士。

当谈到近年抗战戏剧的得失时，他们俩的认识竟有着惊人的相似。

张骏祥说：“历史剧当然可以影射现实，但是它首先必须忠于历史，忠于艺术，而不可削足适履。”

“太好了，我也这么想，艺术毕竟是艺术，而不是别的。”吴祖光颇有同感。

吴祖光接着又说：“我一直吃不准，怕我的想法不合时宜，是不是对？今天既然和你这位大留学生有同感，心里踏实多了”  “戏剧史上的名作，都是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追求艺术上乘的结果。即使在这民族危亡之秋，恐怕也绝无例外。”张骏祥又补充说。

…………

那天晚上吴祖光彻夜无眠……

“写自己熟悉的……”这说法像电光一闪，吴祖光顿时感到心头一亮，他儿时记忆的黑匣子在这一瞬间仿佛开了闸一样，当年戏子刘盛莲受辱的情景再次浮现存他的脑海——

“骚娘儿们！小要脸……”

“不要睑，骚娘儿们……”

吴祖光多年来郁无法忘记那一双充满委屈的泪眼。当时不欢而散的分别在他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伤痕。

后来吴祖光才知道，他们“盛”字辈的演员走进了大上海，唱了个“满章红” 无论是刘盛莲、叶盛兰、裘盛戎，都成了“名角儿”。

刘盛莲本来应该是前途无量的。因为京剧史上大凡唱红全国的名角儿，都必须先在上海唱红了，才可能得到全国的承认。

可是刘盛莲后来的境遇却并不好，虽说是名旦，但家里穷，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哥哥，身体底子薄，他从上海回到此京只一两年，哥哥就病倒了，连他用结婚冲喜也不能奏效，不久就死去了 难怪吴祖光怎么也忘不了参加刘盛莲婚礼时看到的那双忧郁的日光，还有那毫无血色的脸庞，那没有一丝笑意的面容。而长期留在吴祖光耳畔的却只有那最后的一句话：“多玩会儿再走！”

吴祖光的心此时仿佛给痛苦拧紧丁一般，他暗暗从心底深处呼唤着：盛莲见弟呵，你活得好苦呵，我想你，我想你呀——

吴祖光的记忆里还有那个演小丑的孩了，为f什么在观众面前赢得了那么多玖笑， 一闪进大幕，就被他师傅打了两个响亮的耳光，还不准他哭出声来。当着又一次上场后，他一抹眼泪，又生龙活现地为观众继续放噱头、制造笑料。

随着年龄增大，吴祖光越发觉得那孩了不易呵，他是藏着眼泪笑给观众看呀……

想到这儿，吴祖光的心里就盛满了酸辛。P60-P63

我没有料到，今年的4月9日，成了父亲永远的忌日。

父亲去世后，没有几天，各类的报刊杂志开始向我约稿，他们很敏捷，很有职业精神，因为他们要得到一个女儿第一时间里对父亲永远离去的感受。但是，对我这个女儿来讲，实在太难。我需要一个平静的心情，而面对父亲每天入寝的卧室，每天坐着的沙发，放着他的药瓶的磁盘，还有邓陪伴了他一生的满屋子的书籍，充满四壁的他和母亲的照片……请问哪一个女儿能在第一时间里理下头绪，宁静而安详地开始动笔？

我早已发现，人过了三十五岁，回忆就会充满他的生活？回忆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埋藏在源源的地下，时间会把各种各样芳香四溢的佳品锗存在里面，你慢慢长大、变高、成熟，然后再缓缓变老，宝库中的芳香就越来越醇烈。其实你是不能轻易打开这宝库之门的，因为那种醇烈会冲晕你的头睹，你会醉倒在里面，长睡不醒。

父亲的离去却使我的宝库之门大开，这种豁然敞开的冲击力太大，使我迟迟不能动笔的原因正在于此。

然而，我必须动笔。因为，梦中，父亲像往常一样对我说：女儿，写吧。

人的生命一般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父亲是这样，我也是这样。精神是物质的升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信息的基础，一切精神的东西便不会存在。

自然而然地，我在静静的夜晚，思绪开始追忆的，都是那一件件清晰的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的往事……

父亲在生病以前，一直是生龙活虎的。最后一次精神奕奕的出游是1998年4月和母亲一起去常州参加刘海粟纪念馆的落成仪式。而母亲就是在那一次将灵魂永远留在了常州。

父亲和母亲是一对著名的夫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还在于他们郎才女貌、恩爱和谐。有媒体将他们的结合比喻为20世纪世界上最具知名度的婚姻之一，可能并不为过。因为有关他们的故事，从我一懂事起就将之视为不足为奇司空见惯的寻常琐事。所以每当有人问起：你爸爸妈妈好吗？我甚至会产生厌烦之感，因为那是太过频繁的千篇一律的像背书一样的口气。

母亲的生活中是不能没有父亲的。因为对她来说，父亲不只是生活的伴侣，而是一种精神的支撑，无论大事小事，母亲第一声的呼唤永远是“祖光！”

还记得有一次，我从美国回家探亲，第二天早上还没起床，父亲就来到我床边向我求救。“小双！快，快来救我！”“怎么了？”“你妈妈，又跟我翻儿了。”我赶快不顾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奔向母亲，发现她正坐在梳妆台边的镜子前面，皱着眉头绷着脸，用手里的一把木梳“梆梆”地磕着桌子边，发怒地嚷：“我说不烫不烫！你非要让我烫！这回成了狮子头了！你说我怎么见人？你要不给我弄回去，就别想让我饶了你！……”

母亲病后，还是一直留着她的长发。母亲的头发一直都很年轻，直到她去世的时候，她的头发都是黑黑的几乎没有白，她每天早上要花很多时间梳头发。父亲请来了一位年轻的发型师傅，到家里给母亲把头发剪短并烫了一个新发型，可是母亲第一次洗完头以后，无论任她怎样的梳拢都无法把新的头发梳成个样子。一向爱美的母亲不能容忍这个。

我赶快走过去，拿过她手里的梳子，换成一个发刷，跟她说：“妈妈！人家烫得没毛病，是你自己不会梳。”母亲无论怎样对父亲发脾气，对我这个小女儿却出于一贯的纵容宠爱，十分信服。她安静下来，看我拿着发刷梳理她那一头烫得发硬的头发，只用几分钟，她的头发就十分服帖并且幽雅别致了。我说：“老妈哎，这回成了吗？”她在镜子里前后看着自己依然美丽的形象，一扫满脸的乌云，连着“唔”了好几声。再看一旁的父亲，他大松了一口气，说：“呀，我算是过了一关了，要不是女儿，我今天一整天的曰子都过不好了。”

其实，母亲的吵闹是父亲生活中时刻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线，那就像是天空中一片棉絮一样的云彩，雪白的，也许会变成雨滴，湿润了广阔的土地，可如果天空中没有了这片云彩，那就是单调的，缺乏层次的，而缺乏层次的生活是没有意趣的。

父亲在母亲去世以前的生活充满了丰富而充实的内容。

父亲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永远都是妙语连珠谈笑风生的。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是一个极好交友的人，他的身边永远围满了朋友。而他是一个中心人物。

我还记得1993年，在美国的爱河华，父亲参加了女作家聂华伶组织的中国作家笔会，我当时正在印第安那州立大学读书，被父亲叫到爱荷华和他团聚，聂华伶阿姨让我在他们的笔会上表演，唱几首歌曲。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作家，丁玲、白先勇、茹志娟和她的女儿王安忆、潘耀明……清楚地记得在一个吃完了饭的晚间，聂华伶阿姨和着他们好几个大作家一起说笑着从楼下走来，听得聂阿姨的声音远远就传了过来：快快，去找祖光，我们要听故事了……

父亲说过，生活已经充满了太多的苦难，他的存在就是要使人们快乐开心才好。所以，的的确确，他的机智、幽默和率真给许许多多的人带来了快乐。但是他天性中的执著和疾恶如仇又使他的生命一直充满变故，这些变故使他维持了在许多场合当中自然而然的中心位置。多少年来，无论是他的辉煌时期，还是在他遭遇无端的屈辱和打击的时候，父亲一直是一个社会生活的热烈参与者。其实他从不在乎有人攻击他，比如1957年被打成右派，比如“文革”当中成了反动权威、黑帮分子……都不影响他对生活、对朋友、对周围的一切始终满怀激情。最有名的是那场北京国贸中心状告他的事件，他为了两个二十岁的专孩子在商店里被认为有偷窃行为无故被强行脱衣检查而打抱不平，在报纸上怒斥商家的霸道行为，而惹出了一场持续三年才有结果的官司。那时候的父亲已经是七十多岁了。

即使是那次吃官司，父亲也是兴致勃勃的。首先他对自己第一次成为被告觉得十分新鲜，他从来没有上过法庭。“这倒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他当时对我说。那个官司的每一个现象，每一个变化，他都是十分专注而决不紧张地对待，他完全不在乎输赢的结果，那根本不影响他对他认为不平事件发表意见的愿望，他必须要表示正义的态度。他相信只要有人指出不平，就会引起社会关注，而这就达到了基本目的，并且尽了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关注别人尤其是普通人的命运，对父亲而言甚至超过了写作事业，这成了他的晚年主要的生活内容。有些人说过，吴祖光应该把他的精力更多地放在写作专业上，或许对社会起到的作用会更大，但是我不这样看。一个作家的写作灵感全部都是来源于生活的，没有对生活的感悟就没有好的文学作品出现。而另一点，人的创作能力也是有高潮和低潮之分的，父亲认为他最好的创作时期是在七十岁以前，过了七十岁，他写的大部头作品越来越少，短小的文章越来越多，他的那篇为被诬陷少女鸣冤而使他惹上官司的短文就是七十三岁的时候写成的。父亲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人，他以他自己心中认定的生存准则生活，这个认定是铜墙铁壁般的坚固，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就是英语字典上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必须对现实社会时刻关注，持批评态度，针砭社会时弊。正因为如此，父亲的独特人格在芸芸众生之中犹如鹤立鸡群般凸显出来，走出了一条只属于他自己的吴祖光之路。你决不可能按照一般文化人的思路和规律去规范他。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没有吴祖光了。

父亲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变得孤独的，这种孤独使他从此沉入深深的心底，甚至减少了他一贯的对社会的关注。这一点，证明了父亲依然是一个文人，一个至情至善的文人。也许，我可以说，才子的情怀和人格的力量，这两个感人至深的素质铸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吴祖光。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照例去父亲的卧室看他，他显得有些无力，但是眼神依然清晰。我问他：爸爸，你想吃点什么？他看着我，想了想，轻轻点头。于是我让保姆给他冲了藕粉，粉红色的透明的藕粉是父亲一贯喜欢的食物，然后我对他说：我去医院，给你开营养液，下午就点滴了。他坐在床上，又朝我点点头。我走了。

这是父隶给我留下的最后的信息。

我深信，父亲是去和母亲汇合了，他挑选了一个初春的早晨上路。离开尘世，到一个宁静欣慰的所在去，这或许是父亲早已在心中孕育的一个计划。所以他提前练习了沉默、少语，提前体验了对许多事情的漠然，除了在电视机前看到他最喜欢的戏曲节目时还会眼神闪亮，聚精会神。父亲在他刚刚过了八十六岁生日以后，悠然离世了。给我们留下的，是他大量的舞台、银幕的剧本、散文、评论、诗歌，除此以外，更多的是他的精神力量，撼动人心的使那样多的人追忆的人格的精髓。

而对于我，他的女儿来说，父亲的一切都化做了一种声音，他给我讲过的那些故事、那些笑话、那些议论和着他惯有的响亮音色……在我的脑海深处埋藏。就像在空旷的山谷里，只要稍稍咳嗽一下，就会引起惊天动地的轰鸣，然后一层又一层，一波又一波，一直传到遥远的天外……

2003.5.19

写完本传后，仍觉意犹未尽，兹补记如下。

一、吴祖光夫妇与文学大师老舍

文学大师老舍是促成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婚恋的红娘，又是新凤霞闯京后在天桥剧场结织的第一位文化名人。他与祖光是终生不渝的生死之交，因而其与吴氏夫妇的非凡关系自不必多说。

说也怪，老舍与吴祖光的同乡瞿秋白同庚豁，论生日也只小五天。举世皆知，瞿秋白与比他大十八岁的鲁迅结为人生知己，而吴祖光同样与比自己大十八岁的老舍成为百年至交。

当我提笔写这篇后记和这本为纪念吴祖光先生逝世一周年而撰写的人物传记时，几乎同时又以这节文字纪念着吴祖光的人生知己老舍先生105周年诞辰。

在本节文字里，我不再去如数家珍般历数老舍先先生与本传主夫妇的动人交谊，这些在传记中已有翔实的记裁，我只想重点说说他们之间的精神，即气质、性格乃至作品间的比较等等属于“神交”之类的范畴，也许不无意义吧。

众所周知，老舍有着善良而倔强的性格，是个有着高尚人品的人，正是这一点，为他在千千万万读者心目中树立了一块水恒的丰碑。

而吴祖光呢？听听新凤霞对他的评价吧，因为知夫莫如妻。

“祖光做人，无论在中国人，外国人面前，他都是无愧的男子汉！是有骨气的男子汉！”

“一个人对国、对家、对人、对事都公正无私是很难得的。”

老舍是北京人，吴祖光虽然是常州人，但从小生活在北京，是北京的文化和水土哺育了这两人真正的北方汉子的气质和直爽的秉性，民族文化的底蕴陶冶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他们对于地方风味话剧创作上的贡献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老舍先生的《茶馆》是京味的，那么吴祖光的《闯江湖》则有着典型的“天津卫”的“土”味。这种京津地区的地方风味里积淀着近代中国北方民俗文化的淳厚和智慧。

《茶馆》的生活容量很大，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都在其中出现，人物众多，加上一连跨了三个时代：晚清——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时期。它喧闹而多彩，大幕一拉开，气势非凡，老舍把无数奇特的小故事交错在一起，放在茶馆里，组成了一部五光十色、触目惊心的东方史诗，其构思之巧妙，令人折服。

而吴祖光的《闯江湖》一剧，写的是低三下四的生活的剧照。戏里有一句台词，是其中的角色张义亭师父讲的：“国家不太平，老百姓遭罪罢了！”而后面还有一句是“咱们熬着吧”。这里他宣辩是在生活里滚了大半辈子的认命哲学。作为一个唱戏的，在那毫无天日的时代里，又能如何呢？

吴祖光写了男男女女的众生相，个个性格鲜明，三言两语见功夫，其中生活的原生汁几乎要溢出来了。早年吴祖光写过京剧戏子的生活，而今又写唱戏的，给他提供了最多生活素材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爱妻评剧红角儿新凤霞。这出戏可以看做是他们夫妻合作的产物，是爱情碰撞出的绚丽火花。

真绝了，从人品到剧本，老舍和吴祖光为建国后的舞台艺术提供的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话剧文学经典。过去，我们经过了一些曲折，对老舍的《茶馆》可以说有了较充分的认识，而对于吴祖光的《闯江湖》怕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评价吧。

二、余上沅与“国剧运动”

过去一般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对于“国剧运动”的表述过分简单且评价不够。并多以为这是一个纯艺术的空想主义的戏剧活动，其实不然。  “国剧运动”最早应于1924年由留美学生策划于美国，多少有些类似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源于更早些时候酝甜美国的一批留学生中间那样，因为历史的原貌是不容后来人去编纂的。

1924年夏，几位留美学生陆续住进了地处纽约江滨的万国公寓，余上沅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戏剧文学与剧场艺术，赵太侔攻读戏剧专业，熊佛西研究戏剧与文学，张嘉铸学美术批评，但也热爱戏剧，闻一多此时主攻方向是美术，仍对舞台布置和服装设计很有兴趣。这几位中国现代文化的先驱聚集在大西洋彼岸，虽事出偶然，却促成了中国现代戏剧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这就是“国剧运动”。

“国剧运动”中所谓“国剧”并非现在一般的称“京剧”为“国剧”的说法，而是有其特定内涵的。那就是如余上沅在其编著的论文集《国剧运动》中所说：“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曰‘国剧’。”

由于余上沅等人身处在人文荟萃的大都市，又披阅欧美戏剧史，浏览了各大剧院上演的各个流派的艺术佳作，联系中国戏曲艺术的传统，形成了对中国戏剧建设的新主张。

余上沅认为：“中国戏剧同西洋戏剧并非水火不能兼容，宽大的剧场欢迎象征，也欢迎写实，甚至“古典、浪漫、印象、表现、未来，一切等等”，都有平等机会发挥自己，以期“古今同梦的完美戏剧”得以实现。他还认为，中国不必走西洋人“已经走过的旧路”，那些只能作为“实验的参考”，“尽管利用它”，“可千万不要被它利用”，这是“中国戏剧的根本问题”。

余上沅充分利用在纽约可以经常观摩全美乃至整个西方一流舞台艺术的有利条件，把剧场作为观察西方戏剧现状、判断世界戏剧趋势的窗口，并把所闻、所见、所悟、所感，撰写成一组“洋为中用”的剧论，冠以《芹献》总题，寄回北平《晨报》副刊陆续发表。“之后被正名为国剧的戏剧主张，恰恰是在这—时期从朦胧而具体”(马明：《论余上沅与国剧运动》)。

他们这一伙戏剧爱好者在纽约还开展了一系列戏剧演出活动，是继洪深之后，留美戏剧学生又一次大规模地成功地宣传中国文化的戏剧演出活动。其中特别是《此恨绵绵》(一名《杨贵妃》)在万国公寓礼堂公演更是声名昭著，引起了约翰·洛克菲勒家族主人大加赞赏。正是在此剧落幕那天，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张嘉铸等四位主要编导人员，聚集在余上沅的寓所厨房的火炉旁，在海阔天空的泛论中，讨论出一个前卫的话题：国剧运动。中国的“国剧运动”就是这四位先行者在美国提出的。梁实秋后来解释说：“所谓‘国剧’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京剧’或‘皮黄戏’，也不是当时一般的话剧，他们想不完全抛开中国传统的戏曲，但要采纳西洋戏剧艺术手段，不只理论上探讨，他们还希望能有一个‘小剧场’来做实验”(《悼念余上沅》)。

如何发展“国剧运动”？余上沅等人首先进行调查，经过两个多月调查，起草了一个《北平艺术剧院计划大纲》，设想筹建“北平艺术剧院”、“演员学校”、“戏剧图书馆”、“博物馆”，创办《傀儡杂志》；筹集选取留学戏剧艺术的资助金，还有一些演出的节目。后寄《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孙加入一些个人意见后于1926年9月发表于副刊上，署名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孙伏园。

同期，余上沅、闻一多、张嘉铸、熊佛西、林徽音、梁思成、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戏剧改进社”，筹办出版物《雕虫》、《河图》两种，收到闻一多、徐志摩、熊佛西赵太侔、梁实秋、余上沅、张嘉铸、潘光旦、郭沫若、赵元任、鲁迅、林徽音、冰心、梁思成等先后寄来稿件五十二篇，仅余上沅一个人就有三篇：《旧剧之欣赏》、《欲曙天》、《辛基底艺术》。

1925年1月28日，余上沅致函胡适，介绍他们在美国“于戏剧艺术具有特别兴趣而又深有研究”。信中还邀请“新月社”成员加入“中华戏剧改进社”，并说到“此刻正是这个运动开始时期，非求先生格外帮忙不可“。

继《此恨绵绵》演出成功后，他们又于1925年3月28日排演《琵琶记》，在美国著名剧院——波士顿考普莱剧院上演，再获成功，使广大观众品味到中国文化的深邃内涵，当地《基督教箴言报》还专门报道了中国留学生的这一盛举。

1925年夏，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张嘉铸、熊佛西、梁实秋等几位志同道合者陆续回国。后来他们创办北平艺专戏剧系，在《晨报》副刊开辟剧刊专栏，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杂志，倡导“国剧运动”；在北平创办“小剧院”，培养出白杨这样的杰出表演艺术家；在南京创办“当时戏剧最高学府”(曹禺语)——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十四年中，培养和造就了包括吴祖光、凌子风、谢晋、张瑞芳、项垄、梅尕等在内的一大批剧坛和影视坛的中坚人物，那当是后话。

仅就以上资料可见，余上沅及所从事的“国剧运动”，即在从建国以前长达二十五年的“国剧运动”直到“国立剧专”的戏剧生涯中，余上沅经历了对于现代戏剧道路的摸索、思考，理论探讨及办学历程。他的贡献与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相伴随，这期间出现的戏剧大家，从曹禺到吴祖光，都与他有着不解之缘，写中国现代戏剧史，不讲他的功绩和贡献是不公正的，现在是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三、余上沅与国立剧专

对于中国现代戏剧史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有些冷僻的题目，因为对这一问题在一般的现代戏剧史专著上言之不多。

先说国立戏剧学校，于1935年成立于南京，在南京薛家巷由张道藩和余上沅(吴祖光的表姑夫)创办，后于1940年6月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由三年制改为五年制。此时学校已迁至四川江安。

自抗战爆发后，该校即从南京迁到湖南长沙，1938年2月由长沙迂至重庆，1939年4月迁到江安县城。为适应战时需要，曾办战时戏剧短训班与战时戏剧辅导委员会。1945年7月迁到重庆北碚。校长一直由余上沅担任，教务主任则先后有陈治策、曹禺、应尚能、杨村彬等人。在该校工作过的戏剧专业教师先后有洪深、章泯、陈鲤庭、马彦祥、陈白尘、焦菊隐、阎析梧、张骏祥、贺孟斧、吴祖光、向培良、陈瘦竹等，还有黄佐临和金韵之(丹妮)夫妇两人从国外学成归国，也到该校授课。

无论如何，当时该校可以说是抗战时期中国话剧人才的一次大会聚，这与余上沅校长求才若渴、不拘一格用人才是分不开的；而在1938年以后，即在它的“黄金”时期，学校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

先说说该校的主要成员吧。

发起人之一张道藩(1897～1968)，原籍江苏南京，早年留学英、法，专攻美术。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抗战前任剧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和训导委员会主任，但以共产党地下党人杨帆为训导委员会秘书，具体负责训导事宜。他本人则先后做过交通部次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他也酷爱戏剧，写过《自救》、《自悟》、《狄四娘》等剧本，后与叶楚伧、余上沅等人共同发起创办国立剧校。该校原是国民党为培养戏剧干部而创办的，以后，张道藩与剧校已关系不大了。而进步师生在学校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1938年1月该校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进步活动就成为学校活动的主潮，也为革命戏剧培养了不少人才。

余上沅(1897～1970)，湖北沙市人。与赵太侔同期在美国纽约留学，专政西洋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早在美国就抱定了“建设中华国剧的宏愿”。后回国在北京艺专戏剧系任教授，带领学生实习公演了田汉的《获虎之夜》、翁翻。丁西林的《压迫》和《一只马蜂》，轰动北京。后因经费拮据、缺乏师资而陷于困境。又南下任教于上海大学、东南大学，其间还主编过《晨报》的《剧刊》，担任过新月书店的经理兼编辑。1935年在南京就任国立戏融学校校长。

而国立戏剧学校(后改为剧专)在抗战爆发以后的南下过程中，又的确集聚了当时中国话剧界的众多精英人才，仅曹禺就在剧专任教务主任达七年之久，排演了不少抗日爱国的新戏，也排演了不少中外经典名剧，这对于推动中国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对于中国戏剧艺术水准的提高，对于培养优秀的戏剧艺术人才，都起到了不容低估的历史作用。应该说，当时除解放区的戏剧运动，还有抗日救亡演剧队的戏剧活动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国立剧专的戏剧活动，它们共同促进了中国戏剧艺术在抗战时期走向进一步成熟。那么，余上沅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历史贡献不是应该大书一笔么？

四、一点说明

笔者是自2000年开始赴北京采访吴祖光先生及其女儿吴霜的，由于1998新凤霞女士已魂栖常州，此后吴祖光先生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因而每次采访，其本人口述并不多，更多是由其女儿讲述其父情况，提供线索和书面材料的。后又得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资料室、现代文学馆、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等单位不少支持，且从吴先生亲人处获得了不少照片图画资料。不料，2003年4月，吴祖光先生突然病逝，笔者在赴北京参加追悼会时，又得以见到其子吴欢，获得了不少新的资料和信息，本想赶在2004年吴祖光先生逝世一周年期间出版《吴祖光新凤霞传》一书，笔者的写作进程就加速进行，因为得到人民出版社社领导和孙兴民副编审的大力支持，该书的出版才可能得以实现。本书交稿后，又因整部书稿的编较、引用图片资料的取舍核定等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致使本书在吴祖光先生逝世三周年后才得以面世。籍此对吴祖光先生的子女及出版社的孙兴民先生特别致以深深的谢意，因为没有他们的热心关照，此书面世几无可能。

至于本书材料的来源，除了本人的访问笔录、录音外，还汲取了吴祖光、新凤霞及其子女亲人的大量回忆文章中的有关史实和细节，以及图片资料等。这里也应特别加以指出，因为没有这些资料的支撑，要想完成这本30万字的传记文学，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时光匆匆，六年多已经过去了，笔者也已年届六旬。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最后章节时，确实感到了一种轻松，一种对彰显家乡常州人文略尽了一点责任之后的喜悦，当然书籍的最后评判权是要由广大读者来做出的，我等待着读者上帝的最终裁判，以上是为后记。

作者

2006年3月20日晚

于常州清潭新村韩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