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生动的传记，讲的是一个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一个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他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是，由于他的中国经历，他被派去处理那里的危机。

巴巴拉·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做是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说服力。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本书的主题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广义上说是跟亚洲的关系。这个主题的载体便是史迪威将军的职业生涯。为什么一定要选取史迪威呢?因为他职业上专注于中国，但其背景和个性又是典型美国式的；因为他与中国的联系所跨越的那段时间影响了今天的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戏剧化的开场，一直到1944年这个国民政府走向衰败的关键一年；因为他在这两个时间之间的岁月里的工作也折射了当时时代的情况——1920—1923年的军阀时代他是语言教官，1926—1929年蒋介石逐渐得势上台时他是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军官，1935—1939年日本入侵时他是驻华武官，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战区司令；还因为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几年里，他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位不耐烦的、尖酸无礼的“酸醋乔”并不是担当这个角色的理想人选。但是，由于他对中国语言和这个国家的了解，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对自己任务的自信而执著，再加上他的官方地位和权力，这使他代表了他的国家在亚洲所作的最大努力，并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也体现了这种努力的悲剧性局限。

序

前言

致谢

开篇：危机

第一部

1 一个军官的成长

2 革命的访问者：中国，1911年

3 世界大战：圣米耶尔与山东

4 派驻北京：军阀年代，1920-1923年

5 “能干”团和蒋介石的崛起，1926-1929年

6 “酸醋乔”，1929-1935年

7 出任武官：中国最后的机会，1935-1937年

8 出任武官：中日战争，1937-1939年

第二部

9 仓促上阵，1939-1941年

10 “让我去哪我就去哪”，1941年12月-1942年2月

11 “一顿狠揍”，1942年3-5月

12 受助者，1942年6-10月

13 “花生米跟我上了一条船”，1942年8月-1943年1月

14 总统的政策，1943年1-5月

15 史迪威必须走，1943年6-10月

16 中国在开罗的一刻，1943年11-12月

17 回程，1943年12月-1944年7月

18 “整个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1944年6-9月

19 “能干”的限度，1944年9-11月

20 “我们必须撤出——就现在”，1945-1946年

附录 1921年筑路：谈话录

参考文献

1944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式要求蒋介石委员长任命一个美国入，也就是约瑟夫·W·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中将，来统率所有的中国武装力量。这个提议是前所未有的：此前还从来没有哪个美国人去直接指挥盟国的国内武装力量。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史迪威将军在中缅印战区表现不凡，但同时又争强好斗并引起很多争议，在蒋介石眼里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而且蒋在这之前就曾经要求将他召回。

然而，中国的情况被认为已经“非常危急”，因此需要“非常手段”才能解决。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保持它的剩余战斗力并阻止日本在中国大陆巩固其占领地，这些目标对美国的战略以及战后政策均至为重要。 “整个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罗斯福(Franklin Delarno Roosevelt)总统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同时美国在那个地区所作的巨大努力也可能付之东流。”他又说他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想法”，但是“我现在想不出还有其他人有他那样的能力、力量和决心去对抗正在威胁中国的灾难”。

这场危急是由日本对当时尚未占领的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引起的。这场在4月展开的进攻势如破竹，直逼虚弱且不断退缩的中国防线。自由中国面临被扼杀的威胁，而美国空军基地所在的地区也可能被侵占。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由于美国穿过太平洋向西发起进攻，日本在那里处于防守之势，同时由于从中国南部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的打击，日本的海上供给线遭到了致命的削弱。日本发动这场战役的目的是想清除掉美军的机场，以确保从东北到东南亚的陆上通道能够贯通起来，如此即使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被孤立的自由中国也无法与之联系。

日本的这些企图很有可能得逞，因为它迅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中国则缺乏协同防御。那样的话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还会拖多长时间。日本可以在把它的交通线连接起来后，清除掉美国将发起进攻的基地，并进一步巩固它对中国大陆的占领，这样，即使日本失去了本土岛屿，它仍然可以将其政府撤到中国大陆去。

然而中国的前景可能比这更加黯淡。如果中国崩溃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全部目标就可能全部落空。美国的目标是取得战争胜利后中国能够保持强大和稳定，从而可以取代日本维持远东和平。中国已经经历了七年抗战，这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长，抗战早已使它虚弱不堪。它饱受打击和封锁，敌人的占领使它经济凋敝，它的政府疲惫不堪，贪污腐败。国民政府的战争努力由于国内共产党的威胁而受到很大牵制。自1937年达成停战协议之前的十年里蒋介石一直想消灭共产党，但是没能成功。如果他的政府垮掉了，那么中国将陷入内乱和分裂。日本发动的新攻势使国民政府的地盘不断减少和分割，即便国民政府在那里得以生存下去，来自其内部的失败和消极情绪也会加强。最后，在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这个饱受蹂躏的中国是不是还有能力接受日本投降，并维持自己的完整呢?如果它不能，那么谁是未来维护亚洲稳定的基石呢?

这些问题困扰着美国的政策，而且，如果最终事与愿违的话，巨大的战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从一开始罗斯福的政策就基于一个希望，那就是强大的中国将成为战后和平的四个支撑点之一，正是这样的希望让美国在战争中始终努力支持中国。与此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军事战略。这个战略的意图就是，在中国大陆参与战斗的应该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需要借用中国领土用做空军作战基地，而将来要用做陆战基地；尤为重要的是，需要中国继续抵抗，从而把100万日军牵制在中国大陆上，否则的话，这些部队就会被腾出来，用于对付那些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一个岛屿艰难推进的美军。重庆政府代表了远东最后一个自由国家，它无论是崩溃、投降还是跟敌人合作，都会促使亚洲其他国家与日本妥协，这是罗斯福最为担心的。基于这些考虑，长期以来美国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仍然千方百计地给中国提供物资，为它鼓劲，想把它动员起来，此外，还想重新打通经过缅甸的后门。这些也就是史迪威将军自珍珠港事件后一直在做的事情。

长江三峡以西，位于偏僻的重庆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制订任何阻止曰军进攻的防御计划。这位委员长的才干主要是在政治而不是军事上。他在防御上主要倚仗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空中力量及其自信的司令官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这位将军保证说，只要他能够从自己国家那里在供给上得到足够支持，他就能阻止，甚至打败日本人。这种安排对委员长来说是正中下怀，因为有人替他去打日本，他就可以保存有限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内部敌人。他最精锐的师没有用来打日本，而是驻扎在北部靠近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前沿阵地上。其他方面的异己势力也一直困扰着他。南部地区一些地方首领原本就跟他不和，现在看到重庆政府的种种弊端更是蠢蠢欲动，开始鼓动新一轮的分裂运动，而这种分裂一直是中国的一大祸患。

面对这种种压力。蒋既不想把他的嫡系部队用于消耗很大的对日作战，又不想让那些对他不太忠诚的部队得到美国人的培训、武器和装备，以免有朝一日他们会倒戈对付他自己。他急切想得到美国可以给他的军火、金钱和供给，但这不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反正他知道其他盟友早晚会打败这个敌人的——而是为了作为总裁的他认为对自己国家至为重要的目的，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生存。他被缠进了这个网里，同时这也为他与史迪威之间的长期斗争埋下了伏笔。

史迪威可不想替入打仗。他一直认为，空军跟那些保卫机场的地面部队相比并没有什么优越的地方。曰军现在步步逼进，这让他的论点有了惊人的说服力。他的目标和既定使命是让中国的地面部队能够发挥其战斗力；要好好训练、武装和装备中国士兵，保证他们得到粮饷和医疗护理，从而使之成为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他曾经对一个记者说：“如果我能够证明中国士兵跟任何一个盟国战士一样出色，我也就死而无憾了。”通过他在缅甸指挥的中国两个军的出色表现，他证明了这是可能的。他计划通过美国教官和设备为60个中国师进行培训，但是这个计划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斗争，要斗争的是各种障碍和拖延，而其中很多是人为制造的。

对蒋介石来说，美国人海训练一批入就意味着他对这批人的控制削弱了。由于他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援助，因而他无法拒绝这种训练计划，但是他可以制造种种障碍，还可以把军用物资挪作他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两个所谓的盟友都固执地不肯让步，互相看不惯，为了中国的命运你争我斗。蒋介石曾经三次亲自或者通过别人要求将史迪威召回，史迪威则对委员长充满蔑视，而且对此毫不掩饰。

史迪威被称为“酸醋乔”并非空穴来风。他精明强千，刚直不阿，对其他达不到这两点的人往往很快就充满厌恶，若位重权高的人如此，他就尤其憎恶。他本性里无法让自己去讨好一个他不尊重的人。如果把没有班子协助而他能完成的工作交给他去做，他也会欣然接受。当时他已经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驻印度中国陆军司令和缅甸中国陆军作战指挥官、名义上的中国战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中国训练与作战司令部总指挥以及“租借法案”(Lend-Lease)对华调拨物资官员——这里每个头衔都有一群助手，有排场和大量文牍工作。因为他讨厌阿谀奉承和虚张声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偏喜欢去缅甸的丛林中跟那些蚂蟥、霉菌和凶残的敌人打交道了。P1-3

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是一部杰作，这是出于许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它流传下去。首先，它富于戏剧性。这是一本生动的传记，讲的是一个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一个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当美国陆军1940年在路易斯安那举行军事演习以物色有才干的指挥官时，乔·史迪威表现得极为敏捷、富有想像力而又不墨守成规，当时就已经是闪电战的高手。在陆军的九个军级指挥官中他得到了最高评价，并受命率军进攻北非。他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是，由于他的中国经历，他被派去处理那里的危机。

不过，美国在中国的战时努力基本上是白费了——即便我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战争本身不过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对人的耗费而已。史迪威将军恪尽职责，这使他能屡屡创造奇迹。他这次冒险本来就凶多吉少，当时在蒋介石委员长统治下的自由中国已经濒于崩溃，而史迪威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美国的顽强的理想主义者，决心训练出中国部队并“打垮小日本”；另一个则是狡诈的军事政治家，同样很有决心，那就是不想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从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对峙浓缩了美国在中国的战时目标所遭遇的种种挫折。

然而本书并非只是快节奏地叙述笼罩在悲剧阴影下的纷繁事件。隐藏在这个战争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现在这种努力又再度兴起了。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结语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但在将近十五年后，另一轮的接触、旅游、交流、投资和外交活动又在展开了。现在是美国公众好好回顾从前的时候了，用中国人的话说即所谓“前车之鉴”。特别是我们发现，帮助盟友国民党使我们成了共产党所发动的中国革命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最糟的是，这场革命最后成功了。总之，正如我们说过的，我们开始是想帮助中国，而之后在冷战的强权政治中，出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又跟中国人对立起来。这样做真的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尤其在考虑到那就是我们的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序曲时?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直至今天仍然很重要的问题。

但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部一流的历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这种艺术的大家。一开始巴巴拉·沃特海姆·塔奇曼(BarbaraWertheimTuchman)就很自然地跻身于美国知识精英阶层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纽约从事实务的人们中的自由派领袖。她的外祖父是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Sr.)，他的儿子，也就是她的舅舅，后来成了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她还是哈佛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的学生时，就曾陪祖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对她来说，眼界高远和公众人物的品性都是遗传的一部分。

在拉德克利夫的时候，她专注于既相关又各有专攻的历史和文学。1933年她毕业后不久，这个世界就不得不为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而动员起来。她主动、思路清晰而又无所畏惧，这些素质使得她成为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研究人员。1934年她在纽约，1935年则在东京。该研究所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智囊团”和会议组织，1920年代由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前干事在檀香山创办。它由十几个国家级研究所组成，分布于主要的环太平洋国家，包括欧洲在那里的殖民地。它独自在太平洋地区开创了当代研究和定期国际讨论的模式，而现在的中心和协会几乎每天都在采用这种研究模式。1935年巴巴拉·沃特海姆从军国主义的东京去了共产党控制前的中国。  回到纽约后她开始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工作；她父亲曾经是该杂志的出版人。然后她在1937－1938年间去马德里报道西班牙内战。她作为伦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驻美国记者回到纽约，并于1940年与莱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博士结婚，之后很快生下三个女儿。从1943年到1945年，她在纽约战时新闻处远东新闻部工作。

对一个家道殷实又忙忙碌碌的母亲来说，这样的早期职业经历足以让她参加外国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从而纽约的当权者们增光，但也就仅此而已。然而对巴巴拉·塔奇曼来说，她才刚刚走上轨道。1956年，她重拾早年的兴趣，发表了《圣经和剑：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时期的英国和巴勒斯坦》(Bibleand Sword:Britainand Palestinefrom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一本一直讲到1918年的历史著作。那以后她避免了那些牵扯到她个人情感的题目，并作为面向大众写作历史的作家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某个把巴巴拉的这些书称为“通俗历史”的批评家与其说是在评论这些书，倒不如说是在评论他自己。确实，它们是“非学术性的”，因为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历史“问题”——太多这类问题来源于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渗透。在大学里，那些寻求科学一致性的人入侵历史学后强调的是概括、事件的模式和比较研究的先验图式。这些很可能加快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的减少。总而言之，巴巴拉·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作是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说服力。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相比这些，像社会流动性、合法性、投资比率和工作观念之类的问题只是次要的。她反复强调了事件、人物以及地方的独特性。

当然，多年来在历史学领域里个别性和普遍性一直在争斗，以期获得更多的重视。这里我们很难用只言片语——不管我们怎样斟词酌句——就解决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其实这也用不着我们解决：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她的秘密首先在于她惊人的勤奋。她在研究时发掘了所有的记录，哪怕是最小的纸片也不放过。酝酿《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花了四年，这个时间跟《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花的一样多；后者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月，是本畅销书，并获得普利策奖。1967年，当她开始创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的时候，当时已经完成的一些深入研究已经揭示了二战时美国对华政策在外交和官僚政治上的盘根错节之处。两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历史学家写了三厚本有关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著作。事件的框架已经有了。尤为可贵的是，史迪威将军的家人公开了他内容广泛的日记和私人记录。

要关注史迪威，塔奇曼夫人就得避开那些雷区，即那些自美国宣告“失去中国”之后所积累的单方面证据、指责，以及那些各怀心思的回忆录。另外，聚焦史迪威使得她可以探求美国与其盟友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才是关键所在。这样就避免了把注意力分散到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那场殊死搏斗；1946年史迪威突然死于癌症后，这场搏斗挣脱了美国的影响爆发了，美国国内政治因此充满怨恨。

另一个也跟勤奋有关的秘密则很容易察觉到，那就是巴巴拉·塔奇曼通过掌握并使用这些记录而提炼出了她所谓的“确证的细节”。即便她已经感知了某些事件的相关性，她仍然必须通过现场证据——不言自明的一条引语、一个事实或者一个事件——才可以将这一点传达给读者。这些细节使得不同事件联系起来了。因为她是在讲一个故事，并不是想证明什么，所以巴巴拉·塔奇曼瞧不起计算机打印出来的那些玩意，也不喜欢引用其他历史学家的话。“我从来不觉得引用某人在旁边大学工作的邻居的话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来源；我想知道某个事实的原出处，而不是最近谁引用了它。”幸运的是，她除了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独立精神(她不是个教授)，对那些众多学者所关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或者那些“因素”也具有敏锐观察力。例如，她对蒋介石在中国所达成的脆弱又耗神费力的权利平衡的分析，便是本书阐发最为清晰的地方之一。她所刻画的史迪威的早期经历——他的语言天分和海外游历，他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以及他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对中国的探索——既是他本人的传记，又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塔奇曼夫人善于发掘和利用各种记录，这使得她可以把故事贯穿起来。

从1980年代的视角来看，史迪威以及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历史地看，1911年到1945年是新的中国共和国摸索建立新政体的时期。到1928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终于取代了君主专制。不过，自1931年起，由于日本入侵，中国的政治生活重又陷入混乱。

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虚弱使得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难得地有了参与中国生活的机会。在很多中国爱国人士看来，美国那些用条约维持的各种特权不过是十九世纪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竟然提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中国对日作战部队，这无疑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然而……

虽然在1980年代中国的政体是独立自主的，但它的经济看起来仍然需要外国的贸易、技术和投资。自1949年后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这消耗了革命成果。中国的贫穷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那些见过外国物质富足的爱国者而言。毛主席排外的平均主义跟他针对统治阶级特权和官僚主义的社会革命一样，只能让位于邓小平的工业－技术革命。这个人民共和国现在只能借助外国的帮助增加产量。美国人——包括那些阔绰的美国游客——又一次成了贫穷中国的特殊人群。我们再次跟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人密切交往起来，跟他们谈生意、交朋友。我们的中国朋友再次可能成为排外的民粹运动攻击的目标。

我们在1980年代所看到的中国革命是史迪威未能看到的——这是个社会和工业革命的富于活力的交替变化，是乡村和城市人民渴望的彼此消长。仿佛有一个内置的钟摆，引导中国就像一个盲人一样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先在农民中间开展平均主义的社会变革，然后转而在现代技术领域培养出新的统治阶层。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所预示的可不是一种单调的稳定。

自巴巴拉·塔奇曼写作此书后，其他历史学家又有什么新见解?有关赢得了未来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新见解很多，但有关1940年代美国战时努力的却很少。也许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在中国的东征，1938－1945》(The U.S.Crusadein China,1938-1945)，此书利用了根据“自由信息法”刚刚解禁的秘密政府档案。沙勒的研究仅仅加深了对美国在战时中国的意图和所作所为的幻灭感，而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里早已明确传达了这种幻灭感。

举例来说，他记载了统率美国驻华海军的米尔顿·迈尔斯(Milton Miles)中校的工作。迈尔斯走在了美国陆军的前面。通过1943年4月罗斯福总统所签署的一个秘密协议，他让美国海军利用中国自己的飞机向中国提供军火，并帮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目戴笠对其人员进行培训，从而更好地打击对手——中国共产党。迈尔斯好像有童子军的素质，看上去也很像。他还在海军军官学校(U.S.Naval Academy)的时候，朋友们就叫他“玛丽”，因为他也有酒窝，长得挺像舞台明星玛丽·迈尔斯·敏特(Mary Miles Minter)。在自由中国，迈尔斯统率着2500－3000个美国人。有些帮助戴笠进行反共活动，从事暗杀、投毒、抓捕和镇压。由于有美国海军上层的支持，迈尔斯屡次挫败了史迪威试图控制他的努力。迈尔斯感到戴笠有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因为他“本身是个自由、民主人士……建立的集中营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他爱自己的母亲并支持妇女教育”。据迈尔斯的批评者说，他参加了戴笠主持的集体审判，审判后那些政治犯就被活埋了。这位浪漫而可怕的海军军官提前在中国揭开了冷战的序幕，后来他得了夸大妄想症并于1945年9月被送回美国。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活动进行抗议是完全正当的。

迈尔斯一事说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的战时努力是怎样被限制在国民党的冷漠和中美反革命之间的。乔·史迪威这个带兵高手很想教中国那些被征募来服兵役的农家子弟们怎样保卫自己的祖国。他身上体现了我们引以为荣的美国的优点，如民主和主动尽职。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有天赋又有超人毅力的人能够取得什么，以及不能够取得什么。毫无疑问，史迪威很幸运没有成为中国抗日军队的统帅；在史迪威1944年被召回前罗斯福总统曾经这样建议过。那将使他置身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而当时他们谁都不想对日作战。中国的爱国情绪正在高涨，而国共内战已经开始。这个被蒋介石拒绝的任命将使美国卷入战后中国，从而招致一个致命的“超级越南”。即便如此，直到三十年后美国才承认了中国革命。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是一部杰作，这是出于许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它流传下去。

首先，它富于戏剧性。这是一本生动的传记，讲的是一个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一个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他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是，由于他的中国经历，他被派去处理那里的危机。

然而本书并非只是快节奏地叙述笼罩在悲剧阴影下的纷繁事件。隐藏在这个战争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

但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部一流的历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这种艺术的大家。巴巴拉·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做是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说服力。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她反复强调了事件、人物以及地方的独特性。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