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别的歌声，久别的人，带我们重拾那段早已远去的岁月，重温那段我们成长和青春的记忆，我们不要怀旧，我们只要记得。本书回顾了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记录台湾三代音乐人的音乐理想与往事变迁。这是一代人对台湾音乐的礼赞，也是对过往青春岁月的纪念。该书由台湾现代民歌之父杨弦、台湾现代民歌之母陶晓清、《月琴》由作者苏来、《龙的传人》首唱者李建复、《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作者张钊维及香港城市民谣音乐人林一峰友情推荐。

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开启年轻人的原创精神，影响几代音乐人，成就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篇章。

自1975年以杨弦、韩正皓、吴楚楚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歌”，1976年以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为代表的“淡江——《夏潮》”，1977年以李建复、苏来、梁弘志、蔡琴、叶佳修、齐豫等为代表的“校园歌曲”始，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历经了三十多年的梦想与转折……

本书回顾了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记录台湾三代音乐人的音乐理想与往事变迁。这是一代人对台湾音乐的礼赞，也是对过往青春岁月的纪念。

1970年代是台湾社会最动荡的年代，也是台湾文艺思潮发展与反省的年代。

台湾的经济刚刚开始起飞，虽然在经济上拥有傲人的成绩，但在政治地位上却面临迷失自我、饱受打击的困局。从1971年退出联合国到1978年的台美断交，以及陆续与¨本等30多个国家断交，台湾社会呈现出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包括将介石逝世。

台湾民间社会的反对力量逐渐浮现，开始对权力集团进行挑战。在动荡不安中，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大多选择离乡背井，而更多的人留下来，走上另外一条路，那就是自发唤醒民族意识的道路。大学生组织服务团，上山、下海、下工厂，知识分子掀起反对崇洋媚外、争取自强的民族主义风暴。1972年以陈鼓应、王晓波为代表的台大师生公开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及台大学生郭誉孚血书“和平、统一、救中国”在校门口刎颈，使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空前激烈。

1971年因钓鱼台归属问题所引发的“保钓运动”，可以视为台湾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首度对台湾政治处境展开的集体式发言。在海外学子及岛内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下，“保钓运动”对外成为一种民族主义式的集体宣泄，对内则引发台湾横跨1970年代的思潮大论战。

文艺思潮总是紧紧跟随在社会思潮之后。

如果说1960年代的台湾社会处于狂热的西化之中，那么1970年代的台湾社会则属于民族意识与乡土意识的觉醒期。强烈的失落感体现在文化上，促使人们努力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文学方面发生了“现代诗论战”(1972)、“唐文标事什”(1973)与“乡土文学论战”(1977)，使诸多原本对现代派怀着一片虔诚的文学青年反戈成为乡土文学阵营中的骨干。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矿工画家洪瑞麟描绘矿工的画，学西洋绘画的席慕德绘制的风情民俗画，许常惠教授的民族音乐，林怀民的“云门舞集”，郭小庄的京剧改革等等均为台湾文化的各个领域打开新生命的通道。1976年媒体大幅报道素入画家洪通与民间雕刻家朱铭，1978年“云门舞集”邀请陈达从恒舂到台北，为新舞剧《薪传》演唱《思想起》的老台湾民谣活动，都使得台湾的本土文化逐步被重视并挖掘出来。

关于“乡土文学论战”的诠释，杨照的观点是：乡土派真正的对手其实是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不是现代主义。“乡土文学论战”面临政治上的打压、查禁，终于消沉而告结束。

本土的画家洪通被美新处、艺术杂志、副刊等炒热之后，有人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洪通说——“到美国开画展”——本土化运动并未如先驱们想像的那样，这场论战没有赢家，现代派是没落了，而乡土派也如彭瑞金的感慨：“说来是有点矛盾的，拼命护守的阵地，敌人撤退了，自己也撤走了。”

这场思潮大辩论，最大的收获是唤醒丁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在流行音乐方面，就是著名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虽然一些民歌手曾经表示，自己从事中文歌曲的演唱创作与保钓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并无直接关联，但在大环境之下，民歌的发展却无法脱离台湾的历史环境独自存在。

另一方面，1959年以前，台湾人口因政治、经济的原因增加过速，1959年以后开始减缓，之前出生的婴儿潮正好在1971年开始进入国中、高中、大学。1970年代的台湾，学生读书的目的只有“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而大学联招的录取率在那个时期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没有选择地选择了一种近乎无可奈何的生活。新闻媒体或文艺作品中充斥着强烈反共却又思乡情愁的情绪，“年轻人除了一再复制老一代外省人落荒而逃的莫名恐惧，很难在生命的欲望及活力中找到什么出路”(杨祖珺语)。电视每晚10点以后停播，年轻人在电视中能看到的除了当权者一再严厉指责的“靡靡之音”，就是琼瑶式你死我活的爱情悲剧，或者身着亮片晚礼服被规定不准摇摆身体和臀部的歌星演唱。幸运一点的年轻人还可能读到《文星》杂志、乡上文学、1930年代的影印小说，但大多数年轻人的精神生活都贫乏而窒息。还有一些幸运的年轻人可以购买到由美军电台工作人员盗拷出来的美国排行榜塑胶唱片，而大多数家庭不允许孩子在念书之余听音乐、渎小说，因而家中能够拥有一台电唱机的年轻人只占少数。大多数的学生只能偷偷从电台收听当时余光、陶晓清主持的美国最新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那些歌曲中充满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以及思想解放，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是不可能接触到的。

现代民歌运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这些学生的生活，同时在经济上由于出口工业的成功，台湾人消费能力增强，三五百元一把的吉他，多数学生都可以负担，“唱自己的歌”的口号逐渐开始流行。

民歌咖啡厅即民歌餐厅兴起，在驻台美军逐年撤减、热门乐团逐渐失去主要表演场所之际，这种新形态演唱方式与场所的结合，成为现代民歌发展的重要前提。从最早的野人、哥伦比亚、洛诗地到木门、稻草人、幸运草、艾迪亚等，为一群专职或兼职的民歌手提供一展身手的空间。以1973年开业的艾迪亚为例，其发展已超出以餐饮服务为主的格局，而形成如导演赖声川听说的“大家都知道要去艾迪亚就是要听音乐，要听音乐就是要到艾迪亚，常有许多从外国来的职业乐手到艾迪亚来玩音乐”。通过这些民歌餐厅，自弹自唱的民歌手得以聚集起来，而创作歌曲的想法与行动，也在这些场合逐渐浮现。

1973年的哥伦比亚大使馆咖啡厅，胡德夫在这里驻唱，“洪小乔在整理歌谱，张艾嘉逃学坐在那边，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吴音宁《有音荡的地方》)，李双泽边喝酒边等待着胡德夫工作完成，一起去洛诗地铁板烧玩他们最想玩的音乐。或许1974年的某一天，赖声川在艾迪亚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当时仍在台大哲学系读书的丁乃竺正在台下端盘子，杨弦背着吉他在来的路卜，而吴楚楚坐在一旁给吉他调弦，为即将上场做准备——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同样有酒有音乐有朋友，却不是同一种酒、同一种音乐、同一种朋友。

民歌餐厅是许多歌手的原点。大多数流行音乐的歌手都有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在民歌餐厅演唱时被唱片公司发掘的也不在少数。现在，民歌餐厅已经式微，木船的最后一家民歌餐厅也已宣告结束。

如蒋经国在1980年代“解严”前说过的那句话：时代在变。P39-42

永远的未央歌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沉默了/台湾有什么好/夏天那么热/台风那么多/地震来的时候/躲也没处躲/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犹豫了/台湾有什么好/玉兰花的清香/蓬莱米的饭香/牛奶芭乐的果香/我要如何对你说/人们心里的温度/眼里的亮度/再大的风雨都不停下的脚步/我要如何对你说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激动了/台湾有什么好/人们的执着可以硬得像石头/梦想燃烧的像一团火/我又如何对你说/这都是台湾的宝/这个岛/是生养我的岛/有时是我的苦恼/却也是我的骄傲/这个岛/是生养我的岛/我在这里青春年少/也在这里白头到老/我要如何对你说/她的好/她的好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沉默了/台湾有什么好/空气那么潮/雨下那么多/大水来的时候/逃都没处逃/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犹豫了/台湾有什么好/百合花的芳香/地瓜叶的菜香/春天冻顶的茶香/我要如何对你说/人们心里的善良/眼里的光芒/再高的浪潮都不害怕的胆量/我要如何对你说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激动了/台湾有什么好/那些一代传过一代的梦想/愈煎熬愈不放弃的力量/我又如何对你说/这才是台湾的宝/这个岛/是生养我的岛/有时是我的苦恼/却也是我的骄傲/这个岛/是生养我的岛/我在这里青春年少/也在这里白头到老/我要如何对你说/她的好/她的好

——《我要如何对你说》词曲/苏来

(2006年《天下》杂志25周年“珍惜”演唱会)

把《我要如何对你说》的歌词摘录于此，至少表明了我的某种态度。

2006年10月，阳光满窗的下午。坐在台湾音乐人苏来的北京家中，聊到两个人让我掉泪：一是《月琴》、《散场电影》的词作者赖西安(即作家李潼)，二是薛岳。二十年前赖西安来北京领儿童文学奖(由邓小平颁奖)，临行前向苏来借行头。苏来把自己最好的大衣给他，还有一个刚从香港买来的当时价值六七千港币的皮包。从北京回到台北，赖西安喜悦汇报这套行头让他在北京很拉风，苏来当时就想把那个包送给他，却被赖西安坚拒。苏来仍是把皮包给他寄去，就这样，赖西安用了二十年。赖西安去世的纪念演出，苏来见到那个包摆在舞台显眼的位置，已经用得很破很旧——听到这里，我就流泪了。提到薛岳，苏来讲述他们相识相知的过程，讲述他给薛岳写过的5000字的文案。薛岳临终前打来电话，恳求苏来不要去看他，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让我泪湿眼眶的是，苏来沉默过后，轻声说了一句：“薛老岳，我到现在还在想他。”

我背诵苏来写给薛岳的诗：“你错过了我们的中年、晚年，生命的长河，不经意的转弯，以及静静流过的平野。”这让苏来非常惊讶。我对他说，父亲去世的时候，去掉了其中的“们”字，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把这段诗用作MSN空间的签名。

决定远离音乐的苏来仍在2006年写了一首新歌，就是扉页上的《我要如何对你说》。6月，《天下》杂志25周年纪念演唱会，面对台湾逐漸消沉的生命力，主办方请苏来写一首歌为台湾加油，“我又把吉他找出来，弹到手上重新长满硬茧，这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如果我没有到北京来，我写不出这样的歌词。”

苏来在演出开场白中说：“我六年没有写歌了。这六年来，对我个人来说改变很多，这片土地的改变更多。我由开始的会生气，会闷气，到现在的不吭气，我住在台湾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以为我没有歌声了。直到我提起笔来，才发现，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竟有那么深，那么深……”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沉默了，台湾有什么好？”歌词的第一句就是问号，由此展开长达六分钟的叙述。与苏来以往的作品不太一样，这首歌更接近摇滚曲风，乐手都是薛岳从前的乐手，结尾处，苏来加了一段七十年前的台语创作歌谣《农村曲》：“透早着出门天色渐渐光，渐渐光哎……”那些过往岁月的片段在歌声中浮隐浮现。我感受到了那份异样的心情，可是，我要如何对你说？

挥之不去的两个字：台湾。

我不是在谈别的，我在诉说一份很重要的情感，它越来越清晰，却也越来越不知所措。

因为写这本书，得以接触杨弦、胡德夫、苏来、李建复、陈升、陶晓清、赖声川，是我十年的采访经历中最深刻的记忆，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采访谭健常、小轩、费玉清、李宗盛、周华健、许环良，得到许多先前不了解的资讯。因为民歌，结识来自台湾的张钊维先生，我们成为生活中很好的朋友，那种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互动，很温暖，也很难忘。

2006年9月，我在北京见到了杨弦。在我的采访名单里，本没有杨弦的名字，因为太无可能。没想到，同时见到杨弦与赖声川，还有久慕其名的丁乃竺。

与杨弦握手的时候，不觉陌生，他之前竟然看过我写他的文字。他的头发与年轻时一样有些乱，思考的时候习惯用手往后撸几下。从民歌聊起，更多的却是心灵方面的指引，杨弦与我想象中一样，不喧哗，眼神宁静。

我与杨弦换了三个地方聊天，最后一个地方是陪赖声川接受某杂志采访。就是这样巧合，那位记者的电脑中响起了《回旋曲》，杨弦第一反应是摸自己的手机，然后才想到不是手机铃声。我去打听那位记者的电脑中为什么会有《回旋曲》，原来却是杨弦的仰慕者，也是我的旧识，欣喜之。

开车送杨弦去别处，忍不住对他说：您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胡德夫也曾经坐在这里。

2006年7月，胡德夫在北京举办小型演唱会。胡老师的第一句歌声刚起，我就泪流满面，止也止不住。还记得聊至天亮，北京的后海雾气笼罩。我开车送胡老师回宾馆收拾行李，告别的时候，感受着胡老师脸颊的温度，我们沉默地拥抱着。他站在酒店门口，像个孩子般灿烂的笑容，我也笑着，心里却感觉有些痛。

那份记忆，化作一篇《胡德夫：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我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后被野火乐集网站转载链接。

不能采访更多的人，无法掌握更多的资料，为这本书留下许多的遗憾。感谢钊维之前做的工作，让我可以有很清晰的脉络来完成，同时掌握了许多难以查询的背景资料。不得不提一句，“中国现代民歌、淡江——《夏潮》、校园歌曲”这三条主线的归纳，自张钊维始。1992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读硕士的张钊维历时四年写就《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1970年代台湾现代民歌发展史》，原本是一篇硕士论文，出版成书，1994年即人选台湾“时报年度好书榜”。此书2003年由滚石文化再版，更名为“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想要研究1970年代台湾文化、音乐的历史，这是一本必须参考的书目。我曾经问过钊维，为什么从他这里才开始为民歌归纳分类。沉默片刻，他说：“因为之前没有人去做。”

移居北京的钊维曾经在一封邮件中说：“一直感激你对于像我这样‘台客’的关心，寄这篇文章给你跟一些朋友，是希望你们能够领会，像我这样之所以要离乡背井的部分原因。”那篇文章，就是张典婉为台湾《远见》杂志撰写的《我们等待文化的春天与燕子》。

钊维那种“透过看似不相干的事物思考台湾当前的政治问题，乃至于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千疮百孔”(《异形分子》陈光兴)，我非常尊敬与佩服，之余难免感叹自身难以到达。1992年，钊维意图“透过音乐的现象，去认识早我一代的那一段1970年代的历史”，我要做的，仿佛与此类似，但相较钊维的严谨与见地，自认远远不够。  十多年前的我，远远地受着台湾文化的影响走上写字这条路。不见得比情字这条路更容易走，每篇文字完成，或每段感情结束，始终耿耿的是自己的不够好。

这本书写了三年，搁置一年。在第一稿完成时，是2004年10月，台湾音乐人梁弘志病逝。我的痛惜多了一层无法亲历采访的遗憾，必然有一些历史，随着梁弘志的远走而销声匿迹。

还有在2005年6月辞世的父亲，在我工作一整夜因而未能按计划去医院陪伴的第二天下午，握着他的手，眼见他痛苦地弥留，我终于崩溃至失声痛哭。亲人的眼泪不能沾在去者的衣襟，父亲走得却很踏实，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都是好孩子。这是我半生永远的痛，为我未能换取他的痛。父亲从小对我的放任与爱，以及15岁那年教我的不后悔，使我面临选择时学会思考，使我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可以喜欢自己的人。希望他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依然爱我，为此，我很努力地生活着。

功力有限，此书在写作技巧上乏善可陈。欢喜莫名地答应写这本书的时候，颇有些不知深浅。如今完成，其中经历的种种煎熬不必提起，却无法如先前希望的那样长吁一口气，是的，我就是受不了自己的不够好。

写作，是一个享受、忍受寂寞的过程，我还需要分出更多的时间给寂寞，才配享受它。

唱仁爱和平的美丽岛，此处的美丽岛，不是罗大佑的美丽岛，而是李双泽、胡德夫、杨祖君的美丽岛，是民歌运动至如今仍未实现的美丽岛。

唯希望有人能因此爱上过去的某段音乐，或喜欢上某个人，或知道一段不曾经历的历史，哪怕仅仅说一句“原来如此”也好。

只要有校园，只要有音乐，只要有热爱音乐的人，民歌就永远不会真正停止，因此我称之为“未央歌”，同时借用滚石出版的金韵奖纪念唱片中附赠书册的名字——“永远的未央歌”。

有一位朋友说：音乐对时间有奢求。看一本书，或一段电影，都可以跳过某段而没有损失，而音乐，必须完整地听下来，否则不算听过，亦不知道好不好。

音乐对时间的奢求，如人对生命的奢求，无法跳过某一段，只有全部经过才知道到底好不好。

感谢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及陶晓清女士的支持，感谢野火乐集的熊儒贤女士，感谢杨弦先生、李建复先生与苏来大哥的鼓励与肯定。

感谢《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一书的作者张钊维先生。

感谢新星出版社伸出援手，感谢一峰，还有于少、艾莉、咣咣、闹闹、晴朗、科尔沁夫以及未提到名字的朋友，谢谢你们陪我走过这一段。

感谢你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这本书，并慷慨地愿意把它带回家。

感谢音乐。感谢民歌。

公路

2007年6月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