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记忆中有多少珍藏的真情故事？

他一生光华的背后又经历了多少困苦和波折？

走进大师的真情世界，领悟大师的人生真谛？

在季羡林先生96华诞之际，中国书店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真情季羡林》一书。季羡林先生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他将“三真”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季老真情动人，也因此入选了“2006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该书由季羡林大弟子蔡德贵先生执笔，以“真情”二字贯穿全篇，向读者讲述了一位国学大师的真实人生，让您感受其无穷的人格魅力。这些生动的事例，读来让人感觉十分亲切。

季羡林学贯中西，名扬海外，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翻译学、哲学等多方面，所通语言近十种，其中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几乎是绝学。在佛学、语言学、糖史等方面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范文澜先生誉为“国宝”。这样一位学界泰斗，却从来不以“大师”自居。生活中的季羡林，真诚、朴厚，对人对物都充满了海一样的深情。中山装、布鞋，是他一贯的装束；一日三餐，吃的全是家常饭菜。他为人宽厚，知恩必报。他的真清，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该书由季羡林的大弟子蔡德贵先生亲自执笔。作者以真挚的笔调，向作者讲述了一个九旬老者曲折的人生，展示了一代国学大师无穷的魅力。

引子

一、难忘母爱

1．季家的第一个“偶然”

2．多想吃顿“白的”

3．母亲的面影

4．这里的黄昏真像一首诗

5．骑着毛驴进济南

6．叔父和婶母

7．想当绿林好汉

8．初中只能考正谊

9．王妈的温情

10．山东大学附属中学的“四连冠”

11．业师胡也频、董秋芳

12．娶了个贤妻

二、京华岁月

1．上北大，还是上清华?

2．水木清华

3．师与生

三、初尝人生

1．终于拿到了饭碗

2．初为人师

3．平生第一次的重大抉择

四、异国乡思

1．离愁袭心头

2．异域之旅

3．从柏林到小城哥廷根

4．主修梵文、巴利文

5．哲学博士

6．战争地狱

7．吐火罗语——又一次偶然

8．德国恩师们

9．德国普通人的温情

五、重归故土

1．滞留欧洲

2．漫长的船旅漂流

3．踏上热土

4．结识臧克家

六、沙滩足迹

1．创办东语系

2．翠花胡同

3．迎接解放

4．师友情·同事情

七、燕园春秋

1．院系调整迁到西郊的北大

2．人生百味

3．“牛棚”里的8个月

4．《罗摩衍那》的诞生

5．春满燕园

6．副校长仍是普通人

7．笔耕的快乐

8．像老农而非老农

9．桃李满天下

八、学人情怀

1．大杂家

2．“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3．“老树春深更著花”

4．气象

九、生活情趣

1．交友之道

2．“养生无术是有术”

3．猫趣

4．怀旧之情

5．也得念念消费经

6．病榻岁月

后记

公元1911年，中国农历是辛亥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即位仅三年，便遭到南方各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激烈反对。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是农历辛亥年的十一月十三。

几乎与辛亥革命从准备到发动的同时，在山东西部清平县（今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季姓家庭一个年轻而贫穷的农村妇女，在经历着怀孕的痛苦。这一年闰六月，夏天长得难耐而可怕。就在最热的闰六月十二日，这位农妇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孩。这一天是公历1911年8月6日。

男孩出生之后，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辈份是林字辈，被取名为季羡林。

季羡林出生的这一天，距离辛亥革命爆发的10月10日仅有两个月零四天。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两个多月的“履历”，季羡林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不管怎样，这段履历使他经历了清朝末年的“末”。不过，年幼的季羡林并不理解什么是“朝廷”，它是人，还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东西。留在他幼小心灵中的清代残影，也不过如此而已。

季羡林家在官庄村南头。季家在官庄又是最贫穷的，用官庄村民们的话来说，连贫农都不是。

季羡林的祖父，名字怪怪的，叫季老苔。季老苔膝下有三子，老大季嗣廉，就是季羡林的生父。老二季嗣诚，是季羡林的叔父。老三生下不久，就因为实在无法养活而送了人，连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就跟着来领养的人姓了刁。

季老苔虽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对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还是颇为了解的。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嗣廉、嗣诚，正体现了儒家的道统，也表示出让自己的儿子接续道统的殷殷之心。只是名字虽然起得响亮，但两个孩子命苦，只得生活在官庄的小天地里，无法沾上高雅文化的光。因为家里穷，他们俩经常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肚子里咕咕叫的滋味实在难受，便到村南口大户人家的枣树林子里，捡一些掉在地上的烂枣充饥。

季老苔夫妇年龄还不到五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剩下两个儿子，孤苦伶仃，只得寄人篱下。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就更成为家常便饭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的父亲和叔父渐渐长大，而日子越发难以忍受。兄弟俩一商量，决定去济南闯天下！

到了济南，问题就来了。两个毛头毛脚的小伙子，纯粹的乡巴佬，到了当时山东最大的城市里，举目无亲，人地两生，也就只有望市兴叹了。他们当时碰到过多少困难，遭受过多少波折，后人谁也不知道。因为碍于面子，父亲和叔父从来也没给孩子们说过。他们觉得太可怕，太悲惨，因此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更不愿意让后代人在心中留下那惊心动魄的凄惨阴影。父亲和叔父的善良，于此也可见一斑。

不知熬过了多少个艰难的日子，兄弟俩东奔西跑，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受尽了煎熬。最后，叔父总算在济南立住了脚，虽然哪怕只是像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但总算有了一条生路。为了保险起见，兄弟俩决定，弟弟继续留在济南挣钱，而哥哥则回家务农，弟弟寄点钱接济。

季老苔留下了很少的几亩地，季嗣廉返乡后就靠这一点地来维持生活。生活虽然艰难，但勉强还过得下去。几年后，他娶了媳妇，媳妇姓赵，是邻村的，家境也很穷，连个名字都没起，嫁到季家之后，就成了季赵氏。她就是季羡林的母亲。

在济南的季嗣诚，虽然尽力挣扎，终于还是在济南失了业。在走投无路之时，季嗣诚决定闯关东。

他流落到关东，身上一贫如洗，仅剩下了一元钱。可奇迹就发生在这充满希望的一元钱上。他用这一元钱，买了正在东北上市的湖北水灾赈灾奖券。

当奇迹出现时，季嗣诚简直惊呆了。他竟然中了头彩，一下子，6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到了他的手里。

季家没想到在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哥哥拿出一部分银子，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还要盖大房子。一时买不到砖头，他性子又急，于是便想出一个点子，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可以付高出几十倍的砖钱。

村子里真有些农户贪图卖好价钱，拆掉了自己的房子，砖头被用来盖季家的房子。

这是季家祖祖辈辈以来最气派的时候：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是一个典型的农村三合大院。这个大院和周围的低泥平顶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清平的风俗，在北屋正房屋门的东墙壁上，设了神龛，供奉上了宅神。兄弟俩将东屋作为“配房”，不住人，只作储存室用。

这成为季家第一次出现的“偶然”，意外之财改变了季家的境遇。哥哥继续留在官庄，守住大房子、水浇地，而弟弟有了钱，不再回东北，又到自己已经很熟悉的济南府了。

钱这东西，是个怪物。有时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西晋隐士鲁褒说，一旦有了钱，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有“达穷开塞，振贫济乏”的神功，“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

但是，季嗣廉却不像世人那样对钱重视。他不善于聚敛财富，而是仗义疏财。

季嗣廉几乎每集必赶。而一赶集，便显出豪侠作风。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也不管是多是少，都由他请了客。全席棚的人自然都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久之，慕季嗣廉之名去赶集的人越来越多，请客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了。手中积存的那点银子全部花光了，还欠了人家的钱。没办法，60亩良田被一亩一亩地卖掉，结果还是还不清债。这又得拆新盖起来的房子。东房和北房都被拆掉，卖了砖瓦，只留下了五间西房。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想不到钱这东西能呼之即来，也可以挥之即去。一场春梦终成空，季家重又成了破落户。

季羡林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破落得不像样子了。长大后听叔父说起这段往事，季羡林感到十分可笑。但父亲的这种性格，不能说对季羡林没有影响。后来他到德国留学，有人劝他学保险可以发大财，他对这种赚大钱的行当竟然不屑一顾，这可能就是受到父亲这种性格的影响。P4-6

季羡林先生说过一句话“世间多少偶然事?不料偶然又偶然”。我写季羡林就应了这句话。

当1995年我正式决定写《季羡林传》的时候，李玉洁老师受先生之命，请我在勺园吃饭。她单刀直入诘问我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一句话把我问得差点无言以对。好在我反应还算快说：李老师，我确实没有资格写季羡林先生，北大有资格写他的人有的是，但是我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季羡林先生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我可能能够理解季羡林先生成长的环境，所受齐鲁文化的影响。

论辈份，我是学生，季羡林是老师。一般情况下，学生写老师，往往会隐恶扬善，有溢美之词。所以一般学生不去写老师。但是，中国古谚云：举贤不避亲，那么，写贤也可以不避亲。洋谚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只要坚持实事求是，不溢美，就可以写。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烈教授提出，季羡林学派已经形成，我希望自己属于这个学派。

而我之所以写季羡林先生还有一个原因，出自一次偶然的机遇，即与两所著名的大学有关。我学习过的北京大学，和我工作的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给予我当季羡林先生学生的机会，山东大学给予我接近季羡林先生的机会。

这里多少有点绕弯子。还得详细一点才容易被理解。

1965年我从胶东半岛招远县的一个穷山沟，战战兢兢地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才第一次知道先生的大名。此后，就一直对先生敬而远之，从来就没有想过接近这位大师。离开北大以后，我以为永远不会有机会再接近他了。严重的自卑感牢牢地控制着我。直到1982年我在山东大学读完中国哲学研究生，留校任教，有机会和张甲干老师去北京出差时趁机去了一趟北大，很意外，在外文楼门口看到了季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季先生居然知道我是学阿拉伯语的。当时的我，简直不知道怎么一种心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为此佩服季先生的惊人记忆力，也为季先生记得我而感到骄傲。

后来《文史哲》杂志的主编丁冠之先生和韩凌轩先生分别请我约季先生给《文史哲》赐稿。季先生以自己的稿子很多不容易辨认的字，不方便排版而加以婉言拒绝。直到1994年，韩凌轩先生再次催我约请季先生为《文史哲》的“学者谈治学”栏目赐稿。我再次找到先生，这次先生觉得实在不能推辞了，但是又说自己确实没有时间写这种谈治学的文章。他出了个主意，为了不失《文史哲》的面子，能不能由我来写一篇总结他治学的文章?原始材料他助手李铮手里有一些，让我去联系。最后《文史哲》在1995年第5期就刊出了我的《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一文。

从写完《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一文后，我就不断思考季羡林先生的成长过程，不断回忆自己对季羡林先生的感受。最近这种回忆就更多了。回忆的线索一直延伸到41年前，那时的我有幸被命运安排，走进这座神圣的最高殿堂，接受众多名师的指点。就是在1965年秋天的迎新大会上，在外文楼阶梯教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季先生。那时，他年富力强，刚刚54岁。1992年前后，我给先生写信，试探性地想向先生请教阿拉伯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想请先生给即将出版的《阿拉伯哲学史》写序言，他回信简单而直接：向我讨教阿拉伯哲学等于是问路于盲。

后来，写季羡林传记去拜访他。这次我见到的季先生，仍然是那件蓝涤卡中山装，只是颜色褪得更浅了，已经有点发白了，但令人感到温暖。

后来由于要经常向季先生请教，就要多登门拜访先生了。记得第二次去先生家，是和大学时期的班主任，著名阿拉伯学家仲跻昆教授，当然还有我的夫人刘宗贤一起去的。至今我们还保留着那次拜访先生的合影。

再后来我就经常独自去先生家了。为了抄近路，我就沿着德斋和民主楼之间向北的小柏油路蜿蜒前行。走过更窄的小路，路两边全是小土丘。小土丘上有一种被季羡林先生称之为二月兰的小花。走的遍数多了，我发现这二月兰是通人性的。它们每次都好像在笑脸相迎，并且在丝丝低语，诉说着它们的不幸和大幸。不经意之间，也会看到一两棵死于刀斧之下的紫藤萝，其根须还依稀可见。当然燕园里还有那珍贵的西府海棠，也惨遭不幸。为了挽救这些燕园的物种，季羡林曾经多次呼吁，写出多篇散文如《怀念西府海棠》、《幽径悲剧》，希望停止这种野蛮的行径。后来多了解先生一些了，才知道他提出“天人合一新解”，是在理论上对《二月兰》、《幽径悲剧》的补充，是代表无言的大自然对整个人类破坏自然的行径所提出的控诉。只有把季先生的散文和理论文章连起来读，才能够理解先生的深意所在。先生的深情、真情，不仅予亲人、予师友、予人类，而且给予了大自然、给予了自然界一切有言与无言的生命。2005年8月6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成立的季羡林研究所，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季羡林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和组织，告别了“零敲碎打”的阶段。于是，我得以再次将先生的深情和真情融入本书中。

李玉洁老师、杨锐老师始终支持季羡林研究工作，想尽一切办法收集季羡林先生的照片，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感谢的。季羡林研究所各位领导大力支持我的工作，中国书店总经理于华刚、中国书店出版社刘小晖为策划、出版这部书，出力颇多，一并表示感谢。

蔡德贵

2006年11月于季羡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