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玩弄权术，私通母女；好青年为民行道，危机四伏。

邪恶与正义较量，爱情与伦理纠葛，村子需要好人还是强人。

当代重磅作家又一次真实再现中国乡村权势与道德、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村支书玩弄权术，私通母女；好青年为民行道，危机四伏。

邪恶与正义较量，爱情与伦理纠葛，村子需要好人还是强人。

当代重磅作家又一次真实再现中国乡村权势与道德、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祝永达从松树底下回来在街道上碰见了马寻凯。老汉是高个子，脸上的皱纹深刻而明朗，没有糊涂相，他的腰板挺得很直，一副不屈不挠桀骜不驯的派头。前几年，生产队长田水祥常常派祝永达去5公里以外的雍山里做活，在空寂恬静的深山里，在和马子凯共同劳动的日子里，祝永达对这个“地主反革命分子”有了深刻的了解，知道他是松陵村乃至凤山县一位很有修养的文化人。马子凯豁达开朗从不沮丧，连一声叹息也没有。祝永达暗暗地佩服马子凯的坚韧和顽强。那时候，马子凯就劝他不要丢掉书本。当时他想，学校早已给“黑五类”关上了门，读书有什么用呢?刚从学校被赶回农村，他潜心学过医学，立志要做一名匡世济人的医生。1970年大队里要成立医疗站，他去找田广荣，说他要做赤脚医生。田广荣等他说完后站起来手一挥刀截一般吐出了两个字：“不行!”他不知天高地厚地问松陵村这位至高无上的官人：“为啥不行?”田广荣冷笑一声：“你还问我为啥?你就不想想?赤脚医生关系贫下中农的生命健康，把这权力交给地主的娃，贫下中农能放心?”他一听，心冷了。事情没说成田广荣还训斥了他一顿，就在那一天，田广荣很冷酷地对他说，回去掂量掂量，你是瓦盆还是瓷器?回到家，他将学过的所有课本、医学书籍和读书笔记全塞进了炕洞，点上了火。他发誓，不再和书本打交道。马子凯给他说，你不要把自己当作瓦盆贱卖了。活人的路长得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千万不敢自己毁了自己。其实，还不到30年，他的命运就有了转折。

“永达，你干啥去哩?”马子凯站住了。

“到地里去走了走，你得是出门去呀?”

“我到县文化馆去，韩馆长捎话叫我哩，你捎啥东西不?”

“不，你快去吧。”

马子凯迈出去的步子坚定有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祝永达能理解老汉的心情，他像孩子一样不掩饰自己的高兴。他被真正“解放”了，不再是狗地主。祝永达从面部读出了老汉“重新做人”的喜悦。

祝永达刚回到家里，他的父亲祝义和拿着一棵泡桐树进了院门。父亲说，这棵泡桐是生产队栽毕剩下的，他觉得撂了可惜，就拿回来了。祝永达一看，树的根系虽然不太好，但他知道，肯定是能栽活的。他拿上树苗，去后院里挖坑。父亲跟着来到了后院。父亲的兴奋在神情上在一举一动一声咳嗽一声叹息中。他似乎极力在掩饰被“解放”了的心情却掩饰不住。祝永达已经把坑挖好了，父亲把树苗捏住，还在愣怔地看着。祝永达叫了一声爹，祝义和才将树苗墩在了坑中。祝永达将土填进坑里，抡起镢头，用镢头盖在坑中狠狠地砸。他仿佛要把他的过去他的不幸和屈辱全埋进一个坑中用土填平、砸实、砸牢。再来一镢头，再砸一镢头，再给一镢头!镢头盖发出的响声浑圆而沉重。土地被镢头震动得发出了语焉不详的声音。他毕竟“社员”了，他要像“人”一样在松陵村活下去，干下去。

吕桂香在后院里喊这父子俩吃饭。祝永达这才住了镢头。

下午的活路是给饲养室拉土。因为从土场到饲养室有一面坡，一个人拉不动一架子车土，需要两个人合拉一辆架子车。祝永达和赵烈梅做了搭档。去土场里的时候，架子车是空的，祝永达主动拉着空车，赵烈梅就跟在旁边走。赵烈梅一只手按住架子车辕，她和祝永达并排而行是为了和他一路说话。

“你媳妇的病咋样?”

“老样子。”

“你给嫂子说实话，你媳妇能弄不能弄?”

祝永达扫了赵烈梅一眼，赵烈梅的面部并没有恶意，眼神里的关切多于探究。他没有计较她说得那么粗。

“弄不成。”

“咋弄不成?”  “硬弄会要了她的命。”

“我就不信，女人天生是叫男人日的，有你说的那么害怕吗?”

赵烈梅嘴粗心好。她嘴上没拴缰绳有啥说啥，心里更是没有多少渠渠道道。

只有祝永达知道，结婚3年了，他和黄菊芬没有同过几次房。仅有的那几次也是提心吊胆惊恐不安，并没有尝到多少肉体的愉悦。

结婚的第一天晚上，黄菊芬没有脱衣服就裹紧被子睡了。祝永达以为她太累，没有去求欢。一连几个晚上她都是这样，他就主动去给她脱衣服解裤带却被她拒绝了，而且拒绝得很坚决。和娶来的新媳妇同睡在一张炕上却弄不成事，祝永达焦渴而急躁，黄菊芬的多次拒绝更使他对她的身体增添了探究的欲望。他知道她临睡前要喝半茶缸开水，那天晚上临睡前他给她的开水里偷偷地放了两片安定片。等黄菊芬睡熟了，他解开她的衣服纽扣，触摸到了她那光滑而圆润的乳房，第一次闻到了一个女人那香喷喷的使他陶醉的气息。他小心翼翼地吻了吻她的额头她的眉毛她的脖颈她的乳房。他渴望得不行急躁得不行，一只手臂抱起她那纤细的腰给她脱了裤子，她那布内裤几乎是他一把拉下来的。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目睹女人的裸体。他顺着她那白皙的乳房摸下去，一只手到了她的那个地方。还没等他翻身爬上去，她突然醒来了。她跟一只受了惊的兔子一样惊恐不安地坐起来用被子裹住了自己，浑身颤抖着说：“你不能那样，你千万不要那样。”他问她为啥。她喘着粗气，脸色变得蜡黄，额头沁出了汗，她说：“永达，我求你了。你硬要那样，我就没命了。”她裹住被子给他叩了一个头。他的心软了，他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他就是叫女人想得发了疯也不该为弄她而要了她的命。他问她究竟是咋回事。她说了实话，她说她有病。他一听，心里如同喝了药一样苦：原来他娶进门的这个新媳妇是一个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样子货。不能和男人同房，不能生儿育女，还叫什么媳妇?那天晚上，他哭了。她坐在他对面，一句话也不说，陪着他流了大半个晚上眼泪。从那以后他不再和黄菊芬在一个被窝里睡觉了，和她睡在一起只能折磨他。

出乎祝永达意料的是，有一天晚上，黄菊芬突然主动地钻进了他的被窝里。她脱得一丝不挂用光溜溜的身子紧贴着他。他感觉到了她的渴望，可是，他断然拒绝了她，他不能那样。他虽然很冲动，可他不能强霸硬钻地干这事。他本来就很胆怯，他一想起她说过他一进入她的身体会要了她的命的话，就没有一点胆量了。黄菊芬的身体跟长虫一样不停地扭动着。她说：“你来吧，我是吃了药的。”她说：“我问过医生了，同房前，只要吃了药，就行。”既然医生说行，他有了些安慰，心里的害怕在一点一点地缩短着。他将她揽过来吻着她的乳头。黑暗中，他仿佛听见她的嘴巴她的眼睛她的脸庞她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位都在说话，她在说，作为他的女人，她有义务有责任叫他享受她。他明白，她宁愿豁出性命也要叫他尝一尝肉体之乐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第一次，都很笨拙。他尝到的只是按捺不住的激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奥秘将在一刹那间破译，无数次的渴望将在一刹那间得到满足。当他从她的身上下来之后，她已大汗淋漓了。他拉动了电灯开关，从黑暗中跳出来的她把他吓坏了，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上毫无血色。他说：“是不是要去医疗站看看?”她说：“你不要害怕，我再吃几片药。”他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在茶缸中捌了捌，她顾不得水烫冲下去了几片药。

那一夜，他叫她睡在他的胳膊上，搂着她，抚摸着她，温情地从她的肩头一直摸下去，将她抚摸了个遍。他被她感动了，她将她的生命交出来让她给他做了一回女人，能有比这更感动他的事情吗?这不仅仅是奉献不仅仅是爱，这是用生命换取的人生的一次揭秘，这是交织着血和肉的感情，他对她的疼爱和怜惜之情是由衷的。他将头埋在她的胸脯上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叫着她：菊芬，菊芬。

第二天，她爬不起来了。初次同房后，她一连睡了10多天，吃了十几服中药才有了好转。县医院里的医生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在她的病情未控制之前千万不可同房，本来，她就心衰，如果一兴奋，那就很危险了。祝永达觉得和黄菊芬睡觉是造孽是拿她的性命当儿戏是自找苦吃。转眼即逝的欢愉过后，他的心中增加的是块垒是重负，为此，他痛苦不堪。尽管他也爱她。但是，没有肉体参与的爱情毕竟不是实在的，是很难长久地维持下去的，况且，要以压抑欲望作为代价。他毕竟很年轻，身体健康，精力旺盛，这种自我折磨的苦药不知道吃到何时去?有时候，他就恨黄菊芬——你生下来是为了作践我的吗?你嫁给我是为了叫我受罪吗?仇恨的烈火一旦点燃便在心里越烧越旺，黄菊芬扳住他的肩膀，叫他转过身来睡，他不理她，故意将冰冷的脊背给她。当他听见黄菊芬在被窝里低声啜泣之后，翻过身，用一只手给她揩擦眼泪，实话实说：“你知道我多么恨你吗?”黄菊芬说：“知道。”他苦笑一声，抱住了她那几乎一丝不挂的身子。

赵烈梅不解内情，她说：“你年轻轻的，不睡女人，能撑住吗?”

祝永达说：“那又不是馍馍饭，非吃不可。”

赵烈梅笑了：“瓜娃，不是馍馍饭，是猪肉。我们刚结婚那几年，一个晚上弄几次也不解馋。”

祝永达说：“我知道你是个骚货。”

赵烈梅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哈哈大笑了：“你瓜辰不知道，婆娘骚情是男人的福分。你以为吃好喝好能扎势是有福?你现在是没办法，还装啥硬汉子哩?”赵烈梅的这句话把祝永达刺痛了，他把架子车的车辕越攥越紧了，越攥越紧了。

赵烈梅发觉，她的话已伤着了祝永达之后，闭上了嘴。祝永达撂下了赵烈梅，拉着空架子车向土场疯跑起来……

P12-15

最近，在整理有关我的评论文章的时候，翻出来了朋友刘谦写的一篇叫做《积岐小记》的文章(刊于1991年2期《小说评论》)。刘谦在文章的开首这样写道：“许多日子的黄昏，我总看见积岐一个人把自己的身影瘦消而孤独地悬于都市之喧哗上，痛苦地冥想。每次看见这个情景，我总感到心中隐隐有锥刺之痛，有无限悲凉。我无法猜破他当时的心态，也无法直译那只属于上帝的人生奥秘。但黄昏中，都市里，一个孤独的单身男人之宁静和安详所传导出的人生信息，总让我深深不安和愧疚。”刘谦的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似的把我当时的精神面貌钉在纸上了，无论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使我能看见自己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面目。那时候，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刘谦是这样告诉读者的：“积岐是那种忧郁得让人看几眼便想大哭的男人。他的忧郁痛苦，使人一见便会生出些许宗教般的情愫。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男人，在那样的时候，却又坚守着心底的圣地，表现出那样的宁静和超然，他内心的意志力是多么坚强!他在痛苦地挣脱着一切俗世的浮华。在一片厚重的黄土之中寻觅一种属于上帝的、达于彼岸的途径。”刘谦用睿智的目光冷静地审视他的一个兄长、一个同路人，远距离地透视了一个友人一个写作者的心态。

从198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20多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一直在忧郁、不安、痛苦、自我煎熬和折磨中朝着一个目标而奔走，时至今日，留在我心底的是苦涩的绝望和凄凉的惨败感。失败的感触中不乏我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渴望，对我所从事的这种劳动能够被承认的盼望。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才华，怀疑自己的能力。

怀疑之后又是苦行。

朋友曹谷溪给我的定位是：沉默的苦行者。6个大号字印在他办的那刊物上，再配上我那张苦脸，真是一个人的精神的绝妙版本。

凯尔泰斯说，沉默就是真理。而我以为，沉默只是一种回答。回答心灵。回答遥远的天籁之音。我既然在喧嚣之外，沉默就是最好的方式。我宽慰自己：我没有被叫好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悲哀。威廉·福克纳即使到了获诺贝尔奖前夕，还没有中国大陆的三流作家红火呢。

我做了20多年的农民，我的父辈、我的兄妹依然在故乡那块黄土地上为了生计而劳作。作为农民，他们的那一双手从不停歇，除非病倒爬不起来。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安慰。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们是相通的，因为。我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尽管，那失败感不时地提醒我，折磨我，可是，我的劳动不能停歇。假如你要告诉农民，繁重的体力劳动会折损你的阳寿，农民会以为你是天外之客。生命如果为了生命而存在，那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我依旧安安静静地写作。就像我做农民一样，每天扛着锄头或镢头去上地。并不因为来年薄收或无收成而停止了这种劳动。我们那里的农民靠天吃饭。天不同情你不保佑你。也不回报你，这是常情。也许，回报就是劳动本身。我还希图什么呢?

劳动的结果是一部又一部长篇。《村子》是第五部。

就前4部长篇而言，我是在实验，实验不同的艺术形式。就结构而言，第一部是《沉默的季节》采用的是心理结构，时空跳跃，你、我、他三种人称交叉叙述。第二部《袒露的部分》用多角度叙述。把不同时间段的故事浓缩在四天中完成。第三部《敲门》是三条线并进，不是传统小说中的三条情节线。而是把相互没有密切联系的、不同生活境况中的三个人的人生用三条线拧在一起。而第四部小说《大树底下》则用一个死去的婴儿的角度开篇，作品运用了象征、暗示、隐喻、荒诞、反讽等诸多手法。我知道，这种“实验”是很“危险”的。我发表了将近200篇(部)中短篇小说，每写几篇，就要变一变，不断实验和尝试，变来变去，在现实主义那里我不“现实”，在先锋那里我不“先锋”。似乎，我什么也不是。用长篇“实验”那就更需要冒险，需要一股二杆子劲。也许，实验的结果是：市场不买账，一些人不认同。可是，我不能把自己固定住。用实验换取门庭冷落是需要勇气的。我崇尚加谬笔下西西弗那个“疯子”，我愿意像他一样，把石头一次又一次地徒劳地推上山。  

在《村子》这部长篇中，我触摸到的是一个“变”字，社会在变革、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在变化着。他们的变化历经了几个过程：马子凯的做寿是投向变化着的农民心中的一块石头。既然是石头，必然就有波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分田到户，一些农民开初接受不了这一变化，就闹事。然而，最终还是顺应了。顺应的结果并非仅仅是粮食的大丰收，不仅仅是衣食无忧。生活使他们明白：分田到户并不是百病可治的良药。他们无奈、痛苦、挣扎以至失态：他们难以容忍自尊和尊严的被剥夺，于是，就反抗。

而像田广荣这样的村官，面对被石灰水呛死的小孩子也如此麻木，无疑是其变化中的另一种农民类型了。其实这种类型和祝永达在西水市的建筑工地上见到的那些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工头欠了他们的工资，他们不但不敢讨要，反而要去讨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村子里的农民反过头来反思，最终还是要建祠堂，生活中还得依赖“族长”去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必须跪倒在祖先的牌位前——这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个侧面。生活变了，文化心理没有彻底变化，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个民族，不仅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改革或改良，而是需要改变文化心理。

在现实生活中。祝永达是一个道德比较完善的人，但并非一个“强者”，而田广荣不是道德上的完人，但他是生活中的“强者”。当下的村子里，究竟需要什么人去治理呢?这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对村子里的农民有难以割断的情感，我不仅触摸的是农民的兴奋点和痛点，触摸的也是自己的兴奋点和痛点。我知道，村子里的农民日子过得很艰辛，但是，有祝义和、赵烈梅、马志敬这样的善良而能干的农民的支撑。农民的生活不会垮掉的。令我最痛心的是村子里的下一代，像马林科兄弟俩这些年轻农民，面对欲望。他们将经受更多的磨难。

我只能按照我的体验去写我们村子里的农民。

到头来。我只能说，我这样写了，我这样写过。

当然。我并非一点儿自信都没有。我的一位朋友曾说过，说我是走在一条正道上的作家。这是对我最透彻的理解。我想，既然走的是正道，我就无所畏惧，不必顾虑了。我将艺术视为生命一样贵重，不可能像有些人一样如同数钞票般地去码字，我是蘸着心血来书写的。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留下的只能是文字。文学不会枯竭。文学是不朽的。文学创作是对我的生命的最佳完成。

农村人有一句话，叫做“年过三十不学艺”。而我学艺时已过了三十岁，因此，我不可能像有些大作家一样，给自己规定，到什么年龄段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虽然学艺晚了，但是，我还是由衷地感谢生活。因为，生活使我诸事不如愿，常常有使我愤慨使我不安使我痛苦的事来撞击我。我时不时地陷入精神苦难之中；生活猛不防从身后给我一拳头，这种强刺激，非但没有把我放翻，反而使我对文学创作更加虔诚了。

我还是那句话：痛苦孕育大作。我敢说：那些生活滋润，悠闲自在，一脸荣耀的写作者只能是时代这杆长枪上的饰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