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金岳霖、董秋斯、吕振羽、张友渔、陈翔鹤、沈从文、贺昌群、吕叔湘、余冠英、孙冶方、吴宗济、钱钟书、杨向奎、杨绛、贾芝……本书收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包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期)91位著名学者的文章以及部分缅怀已逝著名学者的文章共100篇。

本书是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而编著的纪念文集。

本书旨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展现该院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思维智慧和学术贡献，给广大中青年学者治学、做人树立榜样，提供启迪。

本书收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包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期)91位著名学者的文章以及部分缅怀已逝著名学者的文章共100篇。这些著名学者大多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学术奠基人，同时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他们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些文章全面记述了他们的生平、学术业绩和治学经验。

上

陈垣

 陈垣先生的大师之路

范文澜

 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顾颉刚

 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和方法 

 怀疑与学问

金岳霖

 金岳霖的为学

陈翰笙

 革命前辈学者宗师

孙楷第

 孙楷第对俗文学研究的卓著贡献

 “窃火者”的路

朱谦之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谦之

张友渔

 治学为人皆楷模

俞平伯

 文章千古事品德万人钦

 读书的意义

吕振羽

 学宗理马列秉炬细论评

谢国桢

 著作等身的史学家

罗尔纲

 风范长存溢馨香 

陈翔鹤

 文化战士陈翔鹤

沈从文

 沈从文的文化情结 

贺麟

 真诚、勤奋、执著的追求 

贺昌群

 历史之学，非故纸之钻研，而为生命之贯注

侯外庐

 一定要树立严谨笃实的学风 

吕叔湘

 游谈无根是所忌，龙虫并雕知行——随吕叔湘先生学步感悟 

罗念生

 古希腊文学研究专家罗念生先生 

冯至

 论做人与作文

巫宝三

 求实、创新与比较研究 

余冠英

 坦荡君子风仁厚长者心 

翁独健

 严师的教诲 

蔡仪

 美学革新者蔡仪先生

孙冶方

 大无畏与大智慧——追忆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

钱俊瑞

 务实求真的大家风范 

吴世昌

 折腰胼手非无苦，一念新苗乐有余 

沈有鼎

 大智若愚的沈有鼎先生 

丁声树

 平凡的故事非凡的境界 

吴宗济

 但防志倦不恤年衰 

罗大冈

 诗人学者翻译家散文家 

严中平

 正确的立场 严谨的方法 良好的学风

徐梵澄

 梵典与华章踽踽独前驱 

钱钟书

 钱钟书先生的治学与为人 

 钱钟书其人其学 

费孝通

 费孝通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社会学泰斗费孝通 

宦乡

 宦乡论国际问题研究 

杨向奎

 从小问题人手：杨向奎先生治学的经验

卞之琳

 追忆良师卞之琳先生 

王明

 王明的道教文化拓荒之路 

胡厚宣

 丹甲青文著春秋

杨绛

 拥有智慧、勇气和毅力的杨绛 

 读书苦乐 

何其芳

 坚持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学风

黎澍

下

张政娘

 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王森

 藏学家王森先生

熊德基

 平凡中见精神

贾芝

 我是草根学者

吴晓铃

 我研究戏曲的方法 

顾准

 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 

刘大年

 矢志不渝的真理追求者 

 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奋斗一生

于光远

 独立思考，天天向上

吴承明

 博学勤思通古今

 学习和治学的一些体会

汪敬虞

 黉门忆往

胡绳

 解放思想的表率

胡庆钧

 八上凉山研究奴隶制的胡庆钧

马洪

 将经济学原理运用于中国建设实际的开拓者

蒋一苇

 开拓创新 锐意改革

周礼全

 周礼全先生的为学与为人

安志敏

 尊师重道考古一生

董乐山

 值得细细品读的人和书

王仲殊

 关于中日交流考古学的研究

高莽

 艰苦的道路

徐葵

 走上研究苏联之路

蒋和森

 蒋和森先生谈治学

李琮

 学术生涯的片断回忆

蔡美彪

 读书立志，攀登高峰

曹道衡

 厚积薄发，研几抉微，在平实中创新

周叔莲

 治学拾零

陈乐民

 论学五题

资中筠

 翻译两谈

丁伟志

 学、问、思、辨、行“五字经”

梁存秀

 在研究德国哲学的道路上

汝信

 从参观一所大学想到学风问题

林甘泉

 林甘泉先生的史学灼见

仇士华

 碳十四年代测定回顾 

钱中文

 探索与感悟

邓绍基

 我对元代文学的探索

张卓元

 锁定目标 笔耕不辍

陆学艺

 做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面向实践，到实践中去

张炯

 我的读书与生活道路

柳鸣九

 我劳作故我在

叶秀山

 30年学术工作感想

廖学盛

 沿着历史和逻辑统一的道路探索

陈高华

 研究领域广阔的史学家

吕同六

 忆同六的学术之路

 追求美德与知识

方克立

 与博士生一夕谈

史金波

 学海无涯

黄长著

 我对治学问题的一点体会

黄宝生

 跋涉在梵学之路

郑成思

 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鞠躬尽瘁

 读书、学习与研究

黎澍的“考求历史真实”及其他

陈垣先生是一位大史学家。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至今一再重印。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他是一位大教育家。一生从事教学74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担任大学校长达46年，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学生成为20世纪40至60年代史学界教学与研究的学术领头人。他对教学极端负责，讲究教学方法，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开创了不少新课程，如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史源学实习等。

他是一位炽烈的爱国者。青年时代投身反帝反清斗争。民国成立以后，他逐步转入学术文化界。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沦陷区的北平，写了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富有战斗性的史学著作。建国以后，他为新中国的史学建设与教学尽心尽力。1959年，他以79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没有师承。没有家学，自学成才。他的成才之路，对于现在和将来的中青年，富有启发意义。

家中第一代读书人

陈垣先生出生在广东新会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他的祖父辈务农经商，没有一个读书人。5岁时，父亲把他带到广州，住在家中开设的药材店中。6岁人私塾，8岁开始读四书五经。12岁时，偶然在老师的书架上发现张之洞著的《书目答问》，他回忆道：“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第二年他又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眼界更加开阔。14岁时广州发生大疫，学馆解散，所以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打下了一生读书的基础。

他买书读书，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当时有些长辈认为他读四书五经以外的“杂书”是不务正业，父亲不但没有责备，而且为他买书，毫不吝啬。他15岁时买了一套二十四史，就花了一百多两银子。所以他后来怀着深情回忆父亲对他的培养时说： “余始稍稍寻求读书门径，幸先君子放任。尽力供给书籍。今得一知半解，皆赖先君子之卓识有以启之也。”

苦读八股，养成刻苦读书习惯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陈垣先生的父亲花了八两银子，为他买了一个监生资格，使他可以跳过童试阶段，直接到北京参加录取名额较多的顺天乡试。

17岁的他，从广东只身来到北京，住在新会会馆，踌躇满志，考试时放笔为文，自以为必中无疑，结果却名落孙山。当他懊恼地踏上回乡的路途对，同乡一位老翰林指点他： “你的文章不合八股程式，如果不改，再考十欠也不会中举。”这话深深刺激了他。

回到广州以后，他开始当私塾老师，经济自立，再也不要家庭供养。同时，他把光绪二十三年以前十科乡试、会试中式的试卷全部买来。每读一遍，筛选一批，最后选出一百篇作为范文，揣摩他们的作法，隔日试作一篇，丕渐掌握作八股文的诀窍。然后小试牛刀，参加县试、府试，中了秀才。但塞时他的思想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不过这两年的工夫也殳白费，他认为“得到了一些读书的办法，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办报与学医、业医

1905年，美国续颁《华工禁约》，进一步排斥曾在美国西部开发中作出了局大贡献和牺牲的华工，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爱国运动。以美国总统女儿和国防部长为首的两百多人的游历团要到广州“视察”抵制美货内情况。当时陈垣先生正与同志筹办《时事画报》，报社同人在全城张贴《龟仔抬美人》漫画，以“美人”喻指美国人，使游历团一乘轿子也雇不到。青朝地方官吏严令缉拿印贴漫画的人，逮捕了广州拒约总公所主任马达臣等三人。陈垣先生也是总公所的负责人之一。

《时事画报》是当年9月在广州创刊的。该刊有图有文，作画的是岭南画派的高剑父等人，陈垣先生则负责文字部分。他以“钱罂”、 “谦益”等隐含反清意思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清朝统治的文章。后来他又参与创办并主编《震旦日报》。

1906年，他的父亲患膀胱结石症，发作时非常痛苦。家中虽经营中药材，但请中医医治无效，后经西医手术才治愈。这段经历促使他在次年进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学习西医。又因不满校方歧视中国师生，两年后愤而退出该校。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民办西医高校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又留校任教、从医，并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医学知识和有关医学史的文章。

办报、从医两方面的经历，对他后来所从事的史学研究大有裨益。在清朝专制统治下进行反清宣传，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他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熟读史书，驾轻就熟，一是借抨击元朝的残酷统治来影射清朝；一是利用当时公布的清列朝皇帝的“上谕”，抓住其中的矛盾或透露的事实，揭露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这就为他后来研究元史、清史，史以致用打下了基础。学医、从医，使他受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严格训练，对史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所以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封家书中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P2-4

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已经30个春秋，如果从它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建算起，它的历史则已超过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来办院的成绩怎么样呢？衡量的标准恐怕还是得用那句老话：一看成果，二看人才。作为科学研究单位，它的成绩大小优劣，说到底当然是得依其出的科研成果的质量是否优秀以及优秀科研成果的多少，来做出评判。应当说，这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标准，其他的空话，不管是夸张的赞美还是恶意的攻讦，概无一用。当然，要有第一流的成果，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要有第一流的科研人才；毫无疑问，只有在第一流的专家主持下，才有可能做出第一流的科研成果。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回顾五十多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社会科学院的科研成绩，经过两三代学人的惨淡经营，总算是成果累累、人才辈出，没有辜负人民的、国家的期望。

著名学者为社会科学院做出的重要贡献，自然首先体现在他们的科研成果上，但是必须看到，他们还为社会科学院、为社会科学界留下了一份极端重要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们数十年间积累起来的“为学”与“诲人”的宝贵经验。他们科学研究的实践表明，他们之所以能够在重大而艰深的科学研究领域里取得种种卓越和具有首创意义的业绩，是在于他们终生不渝地秉持着治学与做人的高标准；这一崇高的价值标准，贯穿于他们的治学理念、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中。同时也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著名学者“学问人生”的体验，是他们为社会科学界留下的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这是我们后来人应当加倍珍惜、传承不辍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学科众多，专业分工较细，从关于国计民生现实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到关于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文化问题的挟微钩沉，其研究的性质与研究的方法无疑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学者们的问学之旅，自然不能不各具特色。加之，举凡学术大家，总是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和独立的个人风格。应当说，学术上的充分多样性，正是学术发展生机蓬勃的体现。不过，稍加留意，便不难看出，寓于这种多姿多彩的多样化的学问人生体验中，学术大家们也有着共同遵循的崇高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种共同尊奉的精神就是：为学术而献身、为真理而献身的奉献精神。进一步说，这种奉献精神，无非就是在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内，将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为子孙万代的最高利益和长远福祉服务的宏旨，化为学术探索的具体奋斗目标，并为实现此学术目标而全力以赴。

从众多前辈学术大师的治学范例中，我们不难了解到他们学术生涯的感人至深之处，是在于他们追求真理信念的坚定与执著。他们深知，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只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只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辛勤耕耘。因此他们坚决排斥一切藏奸耍滑、投机取巧、急功近利、轻浮炒作之类的不正学风。为着学术研究，他们能够抵御功名利禄的诱惑，安于清贫，甘于寂寞，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奉献终生而无怨无悔。许多年高德劭的学者，都是把学术研究看作毕生应尽的义务，一息尚存便不肯歇手。有些学者硬是将研究课题，带到生命垂危的病榻上，乃至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表达对有关研究事项的嘱托与牵挂。显然，只有把学问一事看作自己活在世上的第一要义，升华到把“学问”与“人生”融为一体的思想境界，才会具有这样“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献身精神，甘心为学术事业付出毕生心血而不望回报。

为着追求真理，他们意志坚强，历经人生逆境中各种艰难困苦的折磨与考验而矢志不渝。学术研究按说应当是在平静安定的环境里才能顺利进行，可是我们活跃于20世纪的老一辈学者们，却是大半生身处战乱和政治震荡中。难得的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杰出的学者们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做出了许多划时代的重大学术贡献。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的学术大师的经历中，便不难发现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恰恰是在大师们身处困境中完成的。在人身安全难得保障的敌人炮火声中，在受到种种政治性的迫害与凌辱中，在“文革”十年的劫难中，在沉重的体力劳动改造中，直至在完全身自由的监狱中，我们众多值得永世尊敬的大师却在默默地(有时甚至是偷偷地)顽强地进行着他们的学术研究，竭其所能去奋力完成他们自认为无，卸的神圣的学术使命。他们的崇高信念没有因历经磨难而动摇，他们对学术巅峰的攀登脚步没有因百般挫折而停下。正因此，让常人惊讶不已的“奇迹”才发生了：刚刚度过十年浩劫，有的学者马上便拿出了在此期间潜心研究而成的震动学界的学术巨著：有的学者刚刚跨出监狱的大门，便立即公布他在狱中冥思苦想、烂熟于胸的理论创新的辉煌篇章；也有的学者是在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身处家破人亡的困境里，留下了具有洞察是非真伪的真知灼见的篇章。“耿耿此心在，仰视浮云白。”大师们不惧权威，不畏困苦，为真理奋斗，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是不朽的。斯文博雅的学术大师，用他们自身的坚强刚毅的言传身教，为建立健康的学风、为弘扬学术的正气立下了“不屈、不移、不淫”的尊严而光辉的风范。

学术大师身上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自然不是仅凭意气用事的匹夫之勇，而是出自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科学的使命、学术研究的使命，是从已知探讨未知，是依旧知求得新知。正因此，自觉的独立的创新精神，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要做到能够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那就必须具有敢于不迷信权威、不屈从定论的过人胆识。照此行事，当然是一定要冒些风险的。正确的新见，保不准一时不会得到公众的认可，何况探索中出现偏差与失误，又在所难免。做出重大成就的学者们治学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举凡做大学问，就要下定“惟真理是从”的决心，就要有“我先下地狱”的豁得出去的思想准备：既要有敢于顶住种种误解与打击的勇气，又要有坦荡承认和改正自己错误的勇气。从本书所刊载的名家治学经验谈中，人们当能深切地体会到，既能执著地坚持真理，又能坦然地解剖自身失误，这才促使学者们在治学的旅程上奋进不止、拼搏不已，终于创建超越前人的学术业绩。当然不待言，充分的学术自由是学者们得以发挥创造才能的保证。纵然在艰难险恶的环境里，意志坚定的学者们也能够以“咬住青山不放松”的顽强精神生存下去，甚至创造出奇迹，但是不能不看到，那与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进行学术研究相比，其成效的大小、效率的高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毫无疑问，杰出的学者们充满创新精神的独立思考，绝不是凭空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在学术研究中任何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一概都只能是植根于深厚的知识积累。惟有在充分占有或者是书本提供的或者是实践提供的丰富的知识的基础上，研究者才有可能选择和确定出合理的“突破口”。才能辨识和把握学术发展的“生长点”，才能准确判断并提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从而明确钻研的方向和探索的途径，尽可能避免走弯路、入歧途、浪费精力，以争取良好的研究成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所设学科固然众多，研究的具体方法也因之各异，但是归纳起来，基本的研究途径，主要还是两大类：一是通过既有的典籍、文献与文物，掌握前人遗留的知识与资料；一是通过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现实的第一手材料。除此而外，在有些学科中还要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及时掌握和分析有关信息，进行各种科学试验和科学检测工作。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工作，方式方法纵然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无一例外的，都是不能带有半点讨巧之心的诚实的劳动；都是要凭靠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持之以恒地埋头苦干，寸累铢积，而且往往是需要付出不为人知的辛勤劳作才能进行下去的。杰出学者们的事迹不可辩驳地证明，惟有靠着这些“笨工夫”、“苦工夫”，才能为实现“科学创新”的“起跳”打下并夯实坚实的基地。自然，在打好的这个基地上还得进行创造性探索的“功夫”，绝不能以充当“书橱”、“资料库”为满足，独立思考无疑是更加艰深的脑力劳动。总之，与其说创造辉煌的学术大师们是天才，毋宁说他们是人世间最勤奋的劳动者。天才确乎只能出自勤奋。

半个世纪以来，我院著名学者用他们辛勤的劳作和独特的创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研究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是开路者，他们是奠基者。学界后来人理应自觉地传承薪火，并将其发扬光大。为此，我们谨在此编选了这本我院著名学者治学与做人的“经验谈”，奉献给所有愿意献身学术事业的读者。本书所选，包括有58位已故大家的言传身教的经验，也编选了健在的33位知名学者治学和处世的心得。本书编辑，受时间及其他条件所限，还有很多我院的著名学者学问人生的宝贵体验未能来得及入选，这只好留待下一步再作续编。

本书的主旨，是向社会科学、人文学术的研究者，特别是向有志于学的年轻人，介绍著名学者治学做人的成功经验。但是鉴于年代久远，有些文章固然可以采用学者本人自述，有的则只能采用他人的记述或回忆。所谓“名家谈”者，实则既有学者自谈，也有他人代为传达学者所谈。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也没有强求统一，既有概述学者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与体验的，也有只从某一方面阐述治学心得的。至于学术主张，当然更要尊重学者本人的见解，绝不强求划一。或者可以说，我们编的这本书，本身也在尽力体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宗旨，贯彻“学术自由”的精神。

限于编者水平，以及成书时间仓促，本书必有粗疏错讹的地方，尚望读者不吝指正。

在此谨向支持本书编辑出版的各位学者和高等教育出版社深致谢意。

本书编委会谨识

200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