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用现代语言，横越两千年的时间跨度，缕述中国文字狱历史的著作。该书字数不多，却是提纲挈领，脉络清楚，历史上的大关节都说到了。书本讲究出典，作风谨严；删繁就简，深入浅出；以事实说话，时作褒贬，喜怒形于色，自是别具风味。

文字狱，作为一种特别的“牢狱”，在中国蔓延了两千年，为害甚烈，影响深远。本书通过系列文字冤案的演义和分析，揭露了从先秦至民初历代帝王、佞臣以及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心理。论从史出，时作褒贬，别具风味。

序／林贤治

从头说起

竹帛烟销帝业虚

杨恽狱辨

请为诸君鼓咙胡

岂能恃旧不虔

天下冤之薛道衡

唐之三檄

清音中的枭鸣

醉翁之意

乌台诗案

苏东坡的检查

姑溪飘零

冲冠一怒为红颜

太学生陈东

秦桧之刽

也被梅花累十年

火烤与雪埋

不罪己的罪己诏

歹朱

文祸瓜蔓狱开株连

永乐朝之节概

《乌母谣》与《步天歌》

李梦阳五进牢房

中国也有布鲁诺

哭出来的灾难

丁耀亢续《金瓶梅》

庄廷罐邀名遗祸

血染南山

雍正不正

史无前例之例一

史无前例之例二

鄂昌的厄运

狗总是跑在前面的

《乾隆》如是说

恨满天山

《苏报》案

后 记

竹帛烟销帝业虚

孔子虽然制定了思想惩处条例四则，但他是素王，手中没有权柄，根本不具备杀人的条件。一任他言之凿凿，指天划地，充其量不过是书生议论耳。真正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的征讨、清洗和屠戮的，首先要数秦始皇。

秦始皇以焚书坑儒而震烁古今。

焚书坑儒可以说是中国最大型号的文字狱。

其实，焚书与坑儒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焚书的发动者是李斯，坑儒的发动者是秦始皇；

焚书的目的有二，对秦始皇来说，确立了“别黑白”、“定一尊”的思想。对李斯来说，是为了剪除敌对学派，巩固既得利益，是蓄谋已久的借刀杀人；

坑儒的动机则较为单纯：泄愤、报复，禁止对帝王的专制统治进行诽谤……

李斯利用秦始皇的权威，秦始皇采用李斯的谋略。这君臣二人上下其手，狼狈为奸，撒开一张弥天的大网，知识分子也就在劫难逃了。

焚书事是由朝臣们的一场争论引起的。

始皇帝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周青臣歌颂道：“皇帝改诸侯制为郡县制，从今以后无战争之忧患，人人自安乐。自上古到今天，谁能比得上你的威德呢?”

博士淳于越反驳道：“建郡县制是错的。以后，国家如果发生叛乱，谁来救援皇帝呢?周青臣当面吹捧只能加重皇帝的过失，他不是个忠臣!”

一旦争论开来，朝臣分为两派。

早在秦始皇刚刚兼并天下的时候，以丞相王绾为首的部分臣僚，就主张在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诸皇子为王，独廷尉李斯挺身而出表示反对。这一次成阳宫内的论争，不过是旧事重提罢了。

李斯自然是站在周青臣一边的。

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后，一直施行法家统治：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为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不是没有道理的。秦始皇死后，李斯为确保自己的地位，又拍上了秦二世的马屁，“阿二世意欲求容”，居心叵测地授秦二世胡亥以“督责之术”。所谓督责之术，就是严密地监视臣下，并以苛刻的刑罚慑之，用现在的话说，即是特务手段、恐怖手段。明代之东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就是据此“督责之术”的理论而建立起来的。李斯对秦二世说得极为露骨：“……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只有造成一个人人自危、自顾不暇的社会环境，老百姓才不敢叛变造反，这是典型的独夫民贼思想，与孔孟派的仁义学说恰恰处以对立的地位。秦统一中国后，正统派儒家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虽有一定的势力，但和李斯为代表的荀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比较起来，自然处于劣势。为生存计，正统派儒学一直没有放弃过斗争；为安全计，李斯决定彻底铲除敌对学派。

如今时机成熟了。他面对着秦始皇和衮衮诸公侃侃而谈——他有一个观点是秦始皇极感兴趣的，历史也证明，这个观点有着青春常在的魅力，始终吸引着历代的专制独裁者——“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则不允许“各以其学议之”。否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那就不利于帝国的长治久安了。为此，他提出一个极为严酷的禁书方案：史官们的藏书只限于秦国的史记，除此而外统统烧掉；天下所有的“诗、书、百家语者”，都要交到地方官那儿去，烧掉；有人胆敢偷偷议论诗书的，弃市；敢“以古非今者，族”；官吏知情不报者，以犯同等罪论处；令下三十日以后还不肯烧书的，罚筑长城四年；保留的是医药、卜筮、种树诸书。

很显然，李斯能端出这么个一揽子方案，那决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早就酝龈成熟的。

在这场禁绝思想文化的焚书运动中，作为书法家、散文家的李斯自觉地扮演了一个为虎作伥的伥鬼角色。对他的评价，司马迁说得最为公允：“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同是辅国的重臣，李斯与周公、召公的区别就在于：李斯“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而周公、召公则是“出以公心”。

始皇帝三十四年忙着焚书，三十五年，则忙着坑儒。

坑儒一事是秦始皇亲自操办的。

对儒生，秦始皇早就不感兴趣了。在设郡县问题上，儒生们引经据典，反对秦始皇；二十六年，当秦始皇上泰山封禅时，齐鲁儒生七十人以古礼非之：“古代帝王封泰山，都是用蒲草裹住车轮，怕的是伤害山上的草木灵根；扫地和祭祀，用的是苴秸垫地，哪里像现在这样，这也算是礼么?”秦始皇听到这些话，大为不悦，不许儒生随行上山。到了半山腰，偏偏又遇上大雨，秦始皇无处避雨，躲在松树下，遂封五大夫松。这些事，被伫守在山下的儒生们知道了，他们又是一阵高兴，兴高采烈地挖苦起秦始皇来了。

封泰山后，秦始皇派徐市人海求仙山。一去七年，杳无音讯。这期间，秦始皇又大索天下，征不死药。侯生、卢生为此事窃窃私议：“始皇为人刚戾自用……专用狱吏……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议罢，二人悄悄逃离成阳。

秦始皇闻报大怒：“徐市人海，不见音信，徒费我百万资财。如今侯生又跑了，这些儒生都是骗子……”天威震怒，四百六十余名儒生被坑杀于咸阳。公子扶苏竭力劝阻，反被秦始皇贬到蒙恬那儿去督造长城。

焚书的目的，意在统制思想；坑儒的目的，意在维护权威。其实，这两个目的他都没有达到。坑儒两年后，秦始皇死了，坑儒五年后，不可一世的秦帝国也就灭亡了!

这真令秦始皇始料不及。

唐人章碣就这场空前浩劫写诗评论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平心而论，这首诗写得并不高明，没有什么文采，也没有什么技巧，明人胡应麟说它“仅去张打油一间”。但他有思想，有内涵。其深刻处就表现在它揭示了一个规律，总结出一条真理。

这条真理就是：扼杀了知识，扼杀了文化，这样的国家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这条规律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读书人不造反，而造反者又从来不读书。

P5-10

目前想到重印《中国文字狱》，不免联想起作者王业霖先生。王先生精研文史，勤于笔耕，平生著作仅此一种；出版之际，武侠言情小说汤汤乎如溃堤之水，此书印数亦仅三千册罢了。无论书和人，存活在这世间，都寂寥得很。

1984年夏天，参与编辑的《青年诗坛》杂志已经完结，我被调至《历史文学》编辑部，同古人打起交道来。开首的工作是清理积稿。在大叠大叠的稿件中，偶然间发现一个短篇《太白墓钩沉》，实在教我感到惊喜。小说的文字堪称一流，难得有个性，有寄托，富于才思。编辑部同仁也都公认它为优秀之作，杂志出来时上了封面的要目。正是这不足五千字的小说，让我记住了王先生的名字。我开始写信向他约稿，他答允为杂志写一个中篇；大约因了我的询问，回信中相当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境况。1964年，他在大学中文系毕业，随即分配到了安徽省当涂县——李白墓所在之地——做中学教师，不久调至县文化馆当馆员。他的妻子在芜湖市任教职，然而长达十多年一直分居两地，多次搞调动都没有成功。生活的清苦与过分的压抑，使他积下一个致命的疾病，就是慢性肝炎。信中调子低沉，我明白了他写死去一千多年的李白，何以那般的情辞悱恻了；展读时，记起杜甫怀李白的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不禁怃然。

不久中篇也寄来了，写宋代一桩与大文学家苏轼相关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文字果然是好。我把它编作头条，然而，由于发行方面的原因，校样刚刚出来便接到通知，说是刊物不印了。我十分沮丧，捡了一份校样寄给王先生，内心愧疚无已。

但因此，我对王先生的文史修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几年过后，在我可以独立主持一个编辑室工作的时候，特别约请王先生为我室编辑的《八方丛书》撰写了其中一种，就是这部《中国文字狱》。

书出版后，我离开了出版社，全然绊倒在一个报社的事务之网里。其间，彼此相忘于泥涂，不复闻问。直到得到一笔义款，办起了《散文与人》，我才再次见到王先生的文章。他先后给我寄过几次稿子，共发表三篇；记得其中一篇，是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质疑余秋雨先生的。当时，《文化苦旅》红极一时，不少名家为之鼓吹，没有人如此严正地施与批评，由此，我不禁对王先生肃然而起敬意。无奈凡我办的刊物和丛书都不长久，《散文与人》做到第七辑，就又接获通知不再往下编辑了。这样，我们之间仅凭采约文稿而建立的关系，复因文稿的废弃而中断了。

人事匆匆。不编书刊，是实在不曾想到过王先生的。不意在一个雨天，收到他千里迢迢托人从芜湖给我带来的一纸横幅，始知他已经离开了当涂，在市里的一个叫“政协”的地方工作。字幅由隶书写成，落款用行草，极其脱俗，使我立刻想起“冉冉孤生竹”、“磊磊涧中石”一类的古典句子。所书是邓拓先生的一首七绝，记得其中两句是：

天涯何处觅知音？

一卷离骚到处吟。

可惜我没有那种名士般的雅兴，字没有装裱，连同高尔泰先生出国前寄赠的一幅钟馗舞剑图，都被我一并藏入书柜的某一个角落里。王先生或许想象过我会在厅堂里挂起它来的罢？前些时候忽然忆及，却遍找不见，懊恼极了。莫不是愈是珍希的物事，愈是容易丧失么！

相隔不久，接到合肥朋友沈小兰女士的电话，报告是：王先生病故了。

我长久陷于无语。消息过于突然。我没有接着查问王先生生前的病况，以及身后其他种种，因为这一切在我当时看来都没有了意义。我曾经关注过的，事实上能够关注的，亦不过是他的文字而已！

前些天，为要重版王先生的书，才辗转找到并通知了他的夫人。电话交谈间，打听得王先生是死于肝硬化，死于肝炎的一种延长，死于抑郁的。王夫人告诉我，王先生整理了两部书稿，临终前托付给她。然而，一个 退休女教师，有什么能耐可以顺利地推出——姑且借用时下出版界的一个常用词——一个已故的非名人的文集？七八年过去，书稿只好这么搁着，而且恐怕还得继续这么搁下去，就当是王先生留给家人，乃致世人的一份关于生活的证词罢。

“千古文章未尽才”。我为王先生未能在生前施展他的抱负和才识深感痛惜。就说眼下的这部《中国文字狱》，字数不多，却是提纲挈领，脉络清楚，历史上的大关节都说到了。在这之前，还没有一部用了现代语言，横越两千年的时间跨度缕述中国文字狱历史的。黄裳先生的《笔祸史谈丛》，一经出版，即誉满天下。同为文祸史，黄著限于清史，且是单篇结集，不像《中国文字狱》这般系统，贯穿始终。黄著是学者的文字，讲究出典，作风谨严；王著删繁就简，深入浅出，但也并非演义式的信口开河，而是渊源有自的。黄著惟以事实说话，王著则是论从史出，时作褒贬，喜怒形于色，自是别具风味。

王先生的书排版在即，取“剑悬空垅”的古意，写下如上一点随感，就此权当序文罢。

06年10月23日

去年十二月，我接到出版社的约稿信，约我写一部关于中国文字狱的书。

中国历史悠久，文案自然很多。尽人皆知的文字狱，稍有文化的人谁都能略数出几例。但真要我认真地动笔去写，却又几度搁笔，几番颓然——“一部二十五史，真不知从何说起。”

“不知从何说起”的原因有数端：

第一，首例文字狱发生在什么时代?“历史上以文字杀人较早的一例，一般都认为应数杨恽之狱。”对此，我颇有怀疑。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氏后至，被诛杀。禹杀防风氏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思想、行动上的整齐划一；防风氏的迟到，可以理解为是蔑视大禹权威的表现。大禹时代已经为翦除思想行为上的异己而大开杀戒了，何况是后来统治技巧已十分圆熟的春秋战国呢?在那样合纵连横、征战杀伐的大环境里，若没有以文字杀人的事，那才是咄咄怪事呢!为此，我拈出了公元前548年齐太史被崔抒诛杀一例，把中国文字狱的首例向前推进了四百余年——这一例是否是首例还很难说。我的目的不在于证明它是首例，而在于论证春秋时期，或者是更早的时代就有了文字狱。

有的读者会问：文天祥《正气歌》中还有一句话，“在晋董狐笔”，这段史实你为什么不用?是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晋赵穿弑君，史官董狐毫不客气地将此事记录在案。权臣赵盾、赵穿虽然表示了不满，但毕竟没有杀人——这一条，也成了我遴选史实的一个标准：虽因文字得祸，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如贬官、坐牢、株连、杀头)，我都不把它算作文字狱。这一类的事件很多，如唐之孟浩然吟“不才明主弃”句；如宋之柳永吟“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如南宋之康与之醉题徽宗御画诗……

第二，文字狱的范畴有多大?

文字的用途极广，举凡奏章、书信、诗文、史论、军檄、政论、碑铭、考据、注释、科技等等，无一能离得开文字的。如果笼而统之地说：“因文字得祸之谓也”，那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就成了恒河沙数，无法统计得清楚了。在这本书里，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各种类型的文字狱都选一二例。

著名文化人因违禁被杀的取一二例。如汉之孔融，明之李梦阳，清之金圣叹……他们的死因，不完全是因文字得祸，但因文字而招人忌恨的地方也很不少；

因文章著名而得祸的取一二例。西汉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文章，《前汉书》、《昭明文选》都录以全文；欧阳修之《答高司谏书》在当时只是一扎普通的信函，但千百年之下，已变作一篇著名的散文了；

因抨击时弊的政论文章而得祸的取一二例，这些政论文章尖锐泼辣，揭露腐败使之暴露无遗，极富战斗性，如宋之陈东案，如清之洪亮吉案，如晚清之《苏报》案；

另外，我还选留了一些“稀有品种”。如隋之司马幼因文风浮艳而获罪；如宋之李之仪为写行状而获罪；如清之汤若望因编新历法而获罪……在介绍这些案例的时候，不得不交待一下时代背景，为之，文章便相应拉长了，芜杂了，虽说是枝枝蔓蔓，但到底还是附丽在文字狱的主干上。

第三，史料问题，它包括史料来源与史料真伪鉴别两个问题。

我是一名普通的文化干部，一直在基层工作。既没有“家学渊源”可供炫耀，又没有“琅媛秘笈”为我独私。所倚仗的就是一部二十五史和数十本稗史野闻。

正史和野史都有靠不住的地方。

正史中用孔子春秋笔法，记事多用三讳，丑事匿而不录，恶事略而不彰，《明史》中对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事就不录；《清史稿》中对清诸帝大兴文字狱事就不录或少录；而野史则又囿于一家之言，如宋之《铁围山丛谈》，则是蔡京侄儿为蔡氏家族文饰的一部书。再说，历史书都是由人写出来的，难免不带感情色彩。即或如陈寿这样的大历史学家，也有狗苟蝇营之处。他向丁仪兄弟索贿：“只要你们给我一点钱粮，我就给令尊大人的传记写得好一些。”出于这样的动机，史料的真实性如何，那只有“鬼才知道”!

在史料处理上，我以二十五史为大框架，按时代的顺序，逶迤写来，其中细节则杂以稗史补充。本书中许多观点，许多材料，我都转引自周谷城之《中国通史》与黄裳之《笔祸史谈丛》。在此，谨向这两位我所尊敬的老前辈表示我的感谢之情。

第四，人物评价问题。

谈中国文字狱，免不了要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千秋功罪”，谁人都能评说，但谁说了都不算数。

钱钟书先生说：做学问无非是二种，一是抽出来，一是塞进去(大意)。我无力将旧有的错误的观点抽出来，更无意将我的那些自鸣得意的新观点硬塞进学术研究中去，我只有依据历史，恪守传统的看法。

历史是最无情的、最公正的，无论当代人给他涂上多少粉饰的白垩，到头来，都将被时间剥蚀得一干二净——传统的说法之所以能站得住脚，那是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里洗刷过的缘故。

最近，据电视新闻报道，西安市营建了巨大的秦始皇花岗石雕像，左为蒙恬，右为李斯，硕大无朋，威武至尊。对这样的人物如何评价我毫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指着秦始皇身上的癞疮说：“不要忘记，他曾是焚书坑儒的元凶。”——这依旧不妨碍别人鼓吹他为历史作出了多少巨大贡献云云。

对别的历史人物，诸如曹操、朱元璋、雍正、乾隆……我都作如是观。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论孔融的文章时说：“体气高妙，自有过人之处，然理不胜辞，故杂以嘲戏。”对于我来说，“理不胜辞”的缺点我是存在的。至于“杂以嘲戏”，那无非是想让读者在车中，在枕上，在厕间，在百无聊赖之中能解颐一笑。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日于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