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简任官员、国民党党史专家笔下的孙中山先生！

　　本书注重整体，叙事比较确切扼要，裁剪适当，条理明晰。作者广泛搜集大量的资料，并经过认真考订，基础较为深厚，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一定的史料价值。原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大学教授段云章先生评价此书：“首先，虽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也较好地理解到时代潮流、社会环境和伟人言行的互动关系。其次，著者本着他自定的治史须‘根据事实，加以论述’的原则，广泛考订资料，并做了实地调查。再次，由于著者做了长期研究，因而本传记写的比较系统，其中不少精到论述，特别是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早期思想演进，写的较细致，而且很富有感情，基本上勾画出了孙中山先生的言行特点和早期形象。”

孙中山从革命起来，从革命中离去。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创者，而且在近代世界史上也是一位时代的伟大人物，他追求真理，与日俱进，尤其是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促使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他一生清贫俭朴，逝世后所留人格，堪称时代的楷模和表率。

在民国时期为数千余种的有关孙中山的论著中，高良佐所著《孙中山先生传》，注重整理，叙事比较切扼要，剪裁适当，修理明晰。作者不專宥于局部的材料，广事搜集中外大量的资料，并经过认真的考订，基础较为深厚……

第一卷　少年时代　纪元前四十年(1872年)至纪元前廿二年(1890年)

　第一章　革命的圣地

　第二章　先生的家庭

　第三章　在村塾中

　第四章　翠亨村里的风波

　第五章　海外的哥哥

　第六章　太平洋上的所见

　第七章　在檀岛的生活

　第八章　从檀岛回来以后

　第九章　立志革命之始

　第十章　因革命而学医

　第十一章　两个幻灭的梦境

第二卷　革命发轫时代　纪元前二十一年(1891年)至纪元前(1902年)

　第十二章　最早的政见

　第十三章　创立兴中会

　第十四章　第一次广州起义

　第十五章　亡命

　第十六章　伦敦使馆蒙难

　第十七章　完成三民主义

　第十八章　日本志士的活动

　第十九章　革命党与保皇党的对立

　第二十章　援助菲律宾独立与革命形势之重振

　第二十一章　联合李鸿章运动的失败

　第二十二章　惠州起义

　第二十三章　惠州失败后的革命大势

第三卷　革命猛进时代　纪元前九年(1903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

　第二十四章　檀香山的论战

　第二十五章　重游美洲

　第二十六章　在欧洲的活动

　第二十七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第二十八章　革命的宣传与南洋党务的开拓

　第二十九章　法国武官的活动与南洋党务的扩展

　第三十章　革命方略

　第三十一章　《民报》周年纪念与萍浏起义

　第三十二章　日本放逐与南方革命的再起

　第三十三章　防城起义与汕尾运械

　第三十四章　镇南关起义

　第三十五章　被迫离安南后的革命运动

　第三十六章　革命重心的新加坡

　第三十七章　内讧

　第三十八章　革命运动的复兴

　第三十九章　庇能会议

　第四十章　三月二十九日

孙中山世系表

年表

第四章 翠亨村里的风波

孙先生在村塾中攻读千余年来的经传，也觉很自在，但年纪渐渐长大起来，知识也跟着增加了，他很想在书本以外去找一些新思想，尤其是关于政治的问题，以满足他的知识的饥渴。但当时在满清专制之下，人民和政府关系，只是每年缴纳租税，此外，人民便丝毫没有参加政治的机会，翠亨村的人，只有看见满清兵士威吓善良的老百姓，他们永远不知道政治是怎样一回事?因此孙先生除了读书以外便无从知道政治的机会。他看见他的父亲，处理家事，井井有条，所以他以敏锐的天才，自信这一个大家庭，只要各人互尊各人的权利，接受家长治家的规则，便可以各人的自治，维持家庭的治安。如果在这样许多家庭之上，有了一个政府，也只要各家庭各遵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浮影，所以从治家体认到治国的道理，是那样的简单而平易。但只有这些。已经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富于政治天才。他那时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教他懂得政治的，虽有人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也是很含糊的。所以他只有从家庭政府与满清统治两相比较，完成他的独立思想。

一直到翠亨村上海盗的事情发生，才做了他的实物教课。

那天孙先生正在村塾里念书，忽然外面起了极大喊杀声。伴着攻墙的碎石声，震动着全村；直到晓得了水盗劫掠一个由美国回来的侨商，大家才惊魂略定。广东的水盗，是最猛恶而残忍，那侨商从外国发了财回来，也知道这些水盗的凶恶，所以建筑了坚固的住宅，水泥的墙壁，铜铁的大门；以为就有水盗到临，也攻打不进，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这班水盗，这一回竟然得到很不容易的成功。他们用了极粗的硬木，把绳子系在一座三脚架子上面，十几个彪形大汉，将垂下的粗木的一端，向那高大坚固的墙壁上，不放松地猛撞，砰砰的声浪，震动着耳鼓。那侨商的笨拙思想，到底被水盗这样凶猛的办法所打破，坚固的墙壁随着粗木的猛撞一块块粉碎下来，他们踏着颓垣残瓦，蜂拥而进，将他辛苦挣来的钱财，完全劫去了。

水盗用粗木猛击的巨声，把翠亨村的人都陷入了恐怖之窟，震恐的母亲们乱嚷乱拽着他们的孩子东藏西匿。村塾里的教师和学生也都四散了。但是年幼的孙先生勇敢地不为所动，一步步往前走去，毫不迟疑地到水盗抢劫的地方去，他的脸上，没有一些惊慌之色，他站着，不怕水盗的凶猛，不怕粉飞的木片，也不怕雨点般的碎石。前后墙垣倒了，水盗掠过了他的身旁，冲到里面去抢劫，他们欢呼着出来。他一幕幕看着，幼小的脑中，激起了不平的波浪，他觉得这种横暴的行为，绝不是合于正理的。他目送水盗扬长而去，脸上起了一种鄙夷不屑的神气。过了一会，这侨商哭丧着脸，乱发蓬松地奔出来，大喊着：

“我完结了!我在外国所积聚的，都被万恶的水盗抢去了!如果我不回来，那外国有法律保护我，就不会遭这样大劫!唉，我悔恨不及了!”

幼小的孙先生听了这侨商的呼喊，很奇怪地暗想：“外国有法律，难道中国就没有法律么?这侨商冒了生命的危险挣到金钱，带回中国，为什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村里的人们对于这样的悲剧，一向认作和不能避免的祸害像蝗虫水旱一样，除了主张把钱收藏起来，免得强盗觊觎以外，再没有比这更积极的议论。悲剧过去了，把震恐的人心镇定了，就像夏天的阵头雨，云散雨歇以后，会无丝毫影响遗留。但这年小胆大的孙先生，从这破损的屋子回到村塾时，心里浮起了一种严重的感觉，他反复地暗想着：“外国有法律，难道我们中国就没有法律么?”

这一幕悲剧发生了不久，第二次的实物教课又来了，这便是官吏压迫富人的一回事，使孙先生更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

这事情是发生于一家兄弟三人的花园里，他们三弟兄在翠亨村里是受到全体村人的尊敬的。他们幼年很穷，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去做了许多年采金的工人，就也积聚了很多钱，回到翠亨村来，便是富翁了。他们三人很友爱。待人也很忠厚和蔼。他们成了全村的模范人物，许多家长教导他们的子弟要效法他们。孙先生在村塾散学后。常常到他们花园去玩，那里有灿烂的花木，悦耳的鸟鸣，很能引起孙先生的兴趣。达成公和他们三兄弟是很亲热的。所以孙先生对于这三兄弟也很尊敬，他常常流连在这花园里。

有一天，孙先生正在园里玩耍的时候，忽然来了数十名满清的兵士，还有许多衙役与佩刀的军官，将这住宅和花园包围起来，把他们兄弟三人一齐拘住，上了手铐脚镣，像押着就宰的猪一般，解去受讯。孙先生看了，从正义发出的不平的愤怒，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他说：“他们三兄弟是受着全村人尊敬的，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不曾犯什么罪的；就是犯了罪，也不该用这样的酷虐的手段!”义愤填塞了胸臆，他竞鼓着勇气，一无畏惧，向一个军官责问：

“这三个人为了什么罪名，要将他们上起刑具来押了去?”

军官没有回复他的话，跟他来的如狼似虎的兵士，却吆喝起来：“谁家的小孩子，滚开些!”

三兄弟被押了去，几个军官竞留在那里，占据了他们的财产和家宅。后来听说三兄弟中的一个，竞在广州被斩决了：还有两个，也呻吟憔悴于狱中。这些军官对于三兄弟这样的暴行，目的是在掠夺他们的财产，就不惜把他们诬害了!翠亨村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愤恨这些贪官污吏的毒狠，却没有一个敢说出口。孙先生不平的心，从来没有平静过，他有一个不能答复他自己的疑问，便去问达成公：

“为什么官员就有这种无上的权力，能够拘人杀人，夺人财物，而不顾诬陷善良?”达成公只有叹息着，摇摇头，也不能答复。

他目睹了这两幕大悲剧，幼稚的脑海里，常常盘旋了有什么似的，他想解决自己的疑问，但没有一个适当的答复，他所受的教育，是不能使他了解一切的，全村的人，只有消极的愤恨官吏的残暴，和水盗的不能防止，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是永远不能指示他一条正当的路，他是烦闷极了!这烦闷，直待到他知识所能了解时，便成了他革命的种子。

达成公是一个善良而守本分的农民，他虽是负担了很多不应缴纳的赋税。但他始终抱着纳税等于纳贿海盗以求安全的见解，每年按期缴纳。可是他们这些纳税的地田，早在好几代以前卖给他人了，因为当时怕到官厅去转契受到苛索，便继续负担了付税的责任。但时代的变迁很快，人事也不同了，这些地田已经又变换了很多主人，他们再不能去追求真正的地主们的赋税，这样达成公是负了一个重大负担，这困苦的情形，是像被讼事牵累一样，全家人的心里，都觉得非常忧虑，除了纳贿催税的胥吏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比较永久补救的办法，就是到官厅去换新契，那便要费一笔极大的款项，是他们家庭经济状况所不能办的。孙先生从达成公忧愁的面容上，知道他有这样一件心事，屡次自己想道：“为什么那些官吏对于人民地契的转移，要这样勒索重费。而教人家做这种白契的权宜方法，使已经失了田地的人，还要负了很重的纳税责任?这样不公平的法律，为什么竞能容许它存在?”他想有一个彻底补救的办法，他向达成公很恳切地问着。

“没有的，文!没有补救的方法，因为这是皇帝的规例!”

“皇帝么!他的权力是怎样的大!他为什么容许这残暴的强盗，酷虐的官吏，和不公平的法律呢?”孙先生这样反复地在心中默想，但没有说出来。他蓦然记起了，他知道中国的皇帝是满洲人，他想这一切问题，也许就是因为不是中国人自己操权，所以容留了这样许多罪恶，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安慰了年高劳苦的父母以后，面上现出了愉快的笑容。  满清政府是腐败的政府，是应该要反抗推翻的。孙先生经过了这许多深刻的教训以后，是坚决的认定了，但是把他推倒之后，有什么可以替代他呢?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开明的国家是怎么样的，他从来没有同外国人接谈，也不知道外国的事情。他承认改造的进行，必须要寻求较现在更好的方法，才能使人民满意。他从他叔母所述的洋人事情和他哥哥在海外的生活，他便憧憬着外国的一切美妙景象，他到外国的意念，这时候更坚决而迫切了，就像饥渴者的需要饮食一样，很迫切地需要新生命的获得。做他改造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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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传记，是一个最艰巨的工作。中外各国传记作品的数量，并不算少，但当得起所谓不朽之作者，能有几部?这是因为传记本身格调的关系，限制了许多写作者的能力发展。刘知几说：史才须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而写作传记，不仅具备这三个条件，还须要处处受到传记主人翁的束缚。章学诚对传记写作，比较说得具体，他说：“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这所谓无定中之一定，就是受传记主人翁束缚的意思。四五年前，吴尔芙夫人在她《传记的艺术》一文中，也说：艺术家，不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绘画家、雕刻家，部有其创造的自由；他不受什么束缚，也没有什么束缚——除了他自己给自己的束缚。传记家不然。他没有这自由，他有无数层的束缚，他的情感、想像、思想，只能在这无数层的束缚之中活动。传记写作的不容易成功，这恐怕是主要原因之一。传记家史屈莱基也有写一部完美的传记与遇一个完美的生命同样难得的感慨。

国父孙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华民国的开创者，革命的导师，并且在近代世界史上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他一生事绩，包括革命运动的经历，革命思想的开展和同时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的变动，波澜起伏，事态万殊。是一个最好的传记材料，但也是一部最难写的传记。我服膺国父主义廿余年，窃不自揆，打算写这一部传记，动机很久了。当国父逝世后一年——民国十五年春天，由同学钟孟雄君的引导，到宝山洋行去访谒居觉生先生，因雨被留，在觉生先生的藏书楼中，看到许多革命事迹的照片和书报，穷一夜之力，尽量翻阅。不觉引起了搜集国父传记资料的兴趣。十七年在广州，先师邵翼如先生手订孙中山先生传目录大纲，命我着手编写，但当时材料十分缺乏，只写了十分之一，又因他事所阻，从此搁置，原稿也即废弃。十八年在上海，襄助翼如先生(即邵元冲)编印《建国周刊》，以发扬革命历史为该刊主要任务之一，因此竭力搜集材料。翼如先生以所藏各种珍贵史料，都给我利用，按期发表。同时又常到徐冢汇天主堂图书馆，浏览各种已经绝版的革命书报，对于传记的写作，因此更感兴趣，但始终不敢动手。十九年春天，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国民党党史资料编纂机构)成立，我就参加工作，从此更加深了我对于革命史料研究的兴趣；同时也更感到写作国父传记的种种困难。因为我那时襄助编辑国父年谱，及补编国父全书，对于材料的搜集。虽然比较便利，但愈搜求而愈感材料利用得不够。刘知几说得好：“学者欲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礼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所能自致于此乎?”我们写国父传记，就不能专宥于局部的材料，必须广及同时代其他有关材料，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是材料搜集得多了，还须加以审慎地去取，严密地鉴别，即所谓“学者博闻，贵在择之而已”。因此，我从二十一年起，曾经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从事史料的考订工作，写过许多有关革命史中重要事实的考订文章，在《建国月刊》上发表，如国父先世世系，兴中会创立地点和时间问题等，都曾加以讨论。我当初的计划，是想对于每个革命史中的重要问题和史实，加以彻底了解，然后才可以用融会贯通的方法，写成一部比较生动的纪传。但深感自己学力才识不够。因此虽然抱了这种热情，始终不敢下手。直到二十四年，才开始试写，每当一章写成以后，自己看看，终不满意，虽是不断地往下写去，却从不轻意示人。二十五年，曾以已近之稿，请；示翼如先生，不幸是年先生在陕殉国，原稿尚留置在他的书房内，未加手定，从此失掉了一位指正的先进，我也兴趣索然，不想继续写下去了。

抗战以后，我把这部稿子，在杂乱生活中，带到后方，但为恐敌机炸毁，常常保藏在乡间，同时工作环境的变迁，更无法继续写作。许多师友每以此督责。使我感到万分惶悚。尤以吾师黄季陆先生之督责最严，到最近又得黄大白、缪振鹏两兄之助力，才能续成付印。这一本几经酝酿，历时甚久的稿子，现在虽然才能问世，我反而因此惴惴不安。因为国父的伟大事迹，在我这平庸的笔底下，只是一堆没有消化、没有结构的材料而已。

这部传记的体裁，在此不能不作简单的说明：当我动手时，首先抱定了实录直书的态度，因此有许多在革命进行中误事败事的党人，并不掩饰；当时很努力而现在变节的人，还是根据事实，加以记叙。历次革命运动，此兴彼仆，都有脉络可寻，因此特别注重整体性连续性的描写，而尤于国父策动领导的关系，处处关照，以明宾主。我并不忽略国父生活动态及实际行动的描写，我更企图在这实际行动背后所隐藏的革命动力，加以透视。为要了解国父思想的演进，人格的成长，内心的变化，常常不惜篇幅来引用国父自己的话，更用各种其他事实加以旁证，有时，意境飘逸，恍惚身临其境，我曾流过热泪，也曾欢欣而笑。有时，我也曾以旁观者的态度，来观察衡量当时事实的经过。虽然由于材料的缺乏和自己能力的限制，不能畅所欲言，但我却企图使这部传记，能够成为国父生活之体系化。全书因写作时环境一再变动的关系，许多引用的材料，大都未加标注；现在大部分的材料。且多散佚，更难查明记注，这是很大的缺憾。但全书所记一事一言，都是有根据的。现在据记忆所及，曾经参考的重要材料，尚可举出的：关于国父远祖迁徙的地点和家世的源流，我过去虽曾做过许多考据的工作，但现在完全接受罗香林先生的意见。国父故乡的一切情形。我在中央党史会时，曾请钟公任先生加以实地调查，而王玉斧先生的再度调查，更给我不少材料。现在玉斧先生已归道山，这些资料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关于国父在檀香山的求学情形，大体是根据美人利斯特力区(H，E，Restarich)的《孙逸仙传》，因为他曾在檀岛教书，关于意奥兰尼学校的情形，再没有比他更详尽的记载了。伦敦蒙难的事实，一方面根据国父原著的英文本，对现行的译本，有相当校正；一方面又根据罗志希先生的考订及其所附侦探社的报告原文。兴中会方面的事实，主要的参考材料是陈少白先生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少白先生此书，作于民国十八年他南下参加国父奉安的时候，当时系应翼如先生的邀请，替我们《建国月刊》社同人讲述的。至于美人林白克先生的《孙逸仙传》，英人康德黎先生的《孙逸仙与新中国》，及日人宫崎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孙逸仙传》，田野桥次郎的《中国革命史》等，都是重要参考材料。民国二十年平冈小太郎也曾从青岛寄来一篇回忆，我请程万里先生加以选译，现在程先生也已作古，不胜人琴之痛。兴中会及同盟会时代关于南洋及美洲华侨参加革命的许多宝贵材料，应该感谢的一位是张永福先生，他给了我一本《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位梅乔林先生，承借印刷精美的《檀山华侨》，以作参考，同时又替《建国月刊》写了许多文章，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料。黄警相先生的《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也是一本好书。而胡展堂先生十九年在新亚细亚学会演讲《南洋与中国革命》的时候，更对我有很多的启发。在此时代的革命书报，如《民报》、《复报》等，都曾加以浏览，先烈的著作，如宋渔父的《我之历史》，陈天华的《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等，都是最好的直接史料。

辛亥革命及民国以后的参考材料，最重要的是居觉生的《辛亥札记》，查光佛先生的《武汉阳秋》，蒋介石先生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张民权先生的《孙大元帅回粤记》等。毛思诚先生手编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关于革命创导者与承续者的各种重要关系，对本书最多参考。而翼如先生给我的启示和鼓励最大，他给我的参考材料也最多，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史实，和护法经过等，都是他的材料。本书未能得其审订，是一件最大的憾事。其他党国的先进，如吴稚晖先生、于右任先生、戴季陶先生、居觉生先生、孙哲生先生等的讲演论义，凡有关追述国父及革命史实的，都曾～参考。至邹海滨先生和冯自由先生等的著作，也都是本书最主要的参考材料。其他直接间接参考的资料为数太多，不能细举。

此外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便是国父自己的著述。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季陆先生最近的努力，他编印的《总理全集》，在数量上超过展堂先生所编的几乎一倍，是很够我们参考的。我对于国父遗著的搜集，也曾费过相当的时间，给我写这本传记，以不少便利’，这是应该声明的。文前简单年表，是依据各种年谱及本书记载，加以编写，可供参考。

国父逝世以来，各家所选传记，已经很多了，我这一本，仅是许多种中的一种，并且是一本最没有成熟的作品。刘知几所谓“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应该等待高明的史才，来完成这一个任务。这本书，虽然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但遗漏舛误的地方，一定很多，尚祈本党先进，海内鸿儒，不吝指正，实为厚幸。

高良佐

三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志于重庆

《孙中山先生传》是民国时期高良佐在广泛搜集中外资料、考订史料、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比较好的孙中山传记。在民国时期多达千余种的有关孙中山的论著中，高良佐所著《孙中山先生传》被专家评论说：注重整体，叙事比较确切扼要，剪裁适当，条理明晰，基础较为深厚。但是，目前传本较少，建国后又无再版，坊问已很难觅到。为研究孙中山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我们决定重印此书。

这次重印，以上海图书馆所藏的1945年近芬书屋印行的《孙中山先生传》为底本。原书因年代较早，当时印刷水平低，纸张质量差，部分文字已漫漶不清，加之出版时校对不精，错误疏漏较多，尤其是外国人名、地名的英文写法。这次重印时，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原书繁体竖排，此次重印改为简体横排。二是将书中部分难以查证而又明显是错误的英文写法删掉，明显的文字错误径直改正，个别外国人名、地名的写法与译法跟现在不同，仍保留原貌。三是书中采用民国纪年。在书中首次出现时括注说明，其余不再标注。四是书中涉及的历史人物较多。核对比较困难，仅对一些重要人物做了必要的核校。五是原书封面由于右任题字，这次重印时，封面仍然采用于右任题字。

书中错误难免，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2006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