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王廷相是明代中叶卓越的思想家。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王廷相的生平事迹和其元气体论、无神论、心性论、认识论、道德论以及政治经济、科学、历史、文不等思想，产对其历史地位作了评价。本书以王延相的信论和史实为依据，反映出王廷相研究的现时代水平，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价值。

王廷相是明代中叶卓越的思想家。他在明代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天守仁心学刚刚兴起之际，批判程朱理学和王守心学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倡导“为有用之学”和“治已之学”，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并且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体系。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王廷相的生平事迹和其元气体论、无神论、心性论、认识论、道德论以及政治经济、科学、历史、文不等思想，产对其历史地位作了评价。本书以王延相的信论和史实为依据，反映出王廷相研究的现时代水平，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价值。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经历事迹和学术活动

 一 经历事迹

(一)世系和早年求学

(二)前期政事

(三)督学兴教

(四)功成名就

 二 学术活动

(一)学术背景

(二)学术历程

(三)著作辑刊

第二章 元气本体论

 一 太极即元气

(一)太极太虚与元气

(二)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

 二 阴阳即元气

(一)阴阳为造化之橐钥

(二)阴阳相待不离

(三)阴阳有偏盛

 三 五行皆出自元气之种

 四 物虚实皆气

(一)有形无形皆气

(二)气有聚散无灭息

 五 理根于气

(一)气为理本理乃气载

(二)气一理一气万理万

(三)道随气变与不变

第三章 无神论

 一 元气之上无主宰

(一)天即自然

(二)祥异非必君政所致

(三)天人相胜

 二 神必藉形气而有

 三 驳斥世俗迷信

(一)占星卜筮

(二)谶纬神学

(三)五行术数

(四)鬼神巫术

(五)舆地风水

(六)占梦析梦

 四 神道设教论

第四 童心性论

 一 性与气相资

(一)性生于气

(二)对性即理的批判

 二 性有善恶之杂

(一)气之清浊与性之善恶

(二)对性善说的评析

(三)人之性成于习

 三 心统性情

第五章 认识论

 一 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

(一)天性与人道

(二)见闻与思虑

 二 格物致知论

 三 知行论

(一)知行兼举

(二)行得一事即知一事

第六章 道德论

 一 无欲者作圣之要

 二 涵养与致知

 三 动静交养

第七章 政治思想

 一 以民为本

 二 修举纪纲

(一)居重以驭轻

(二)治国其事简

(三)戡祸定乱资于兵

(四)以夷治夷

 三 任贤使能

第八章 经济思想

 一 农本

 二 节俭率天下

 三 救荒之策

第九章 科学思想

 一 天文历法

(一)浑盖合一论

(二)对天象的观测与研究

(三)岁差考

 二 地学与生物学

 三 音律学

第十章历史观

 一 道无定在

 二 理势必至

第十一章 文学思想

 一 崇古论

 二 文以阐道

 三 无意于为文

 四 诗贵意象透莹

第十二章 历史地位和影响

 一 历史地位

(一)经世致用之学的开拓者

(二)明代气学的重要代表

(三)建树颇多的学问家

 二 社会影响

(一)著作的流传

(二)后世的评说

(三)王廷相与吴廷翰的气学

(四)《明儒学案》对王廷相的评论

结束语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一 历史地位

王廷相生活的时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明王朝内部宦官擅政，政治腐败不堪，矛盾重重。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危机四伏。与此同时，社会经济仍处在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之中。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随之而来的是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要求思想文化领域朝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方面发展。但是，明初的思想文化领域却依然是被官方化的程朱理学一统天下；远离社会现实的空谈，僵化的学术风气充斥思想文化领域，学术理论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更有甚者，不少学者视程朱理学为永恒不变之定论，强调对其徒守记诵、随声附和，致使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处于一潭死水之中。因此，打破学术上的僵化、沉闷局面，切实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使学术思想适应于社会需要，是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解放思想，冲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适应这种思想文化形势的需要，王守仁建立起心学体系，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王守仁心学是从程朱理学中异化出来的。它切中程朱理学时弊，且门生众多，气势恢宏，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和学术主流，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王廷相继承传统气学思想，也起来对程朱理学展开批评，包括对王守仁心学的批评，成为当时冲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廷相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政治家，王廷相深知社会矛盾的尖锐，要求学术思想研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思想家，王廷相看到当时学术思想研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症结就在于远离现实、思想僵化。王廷相大胆地冲击僵化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从实际出发，对程朱理学展开深入的批评，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明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评价王廷相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应当把他放在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之中，分析他对当时的思想发展提出了哪些观点，起了何种作用。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王廷相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提出下列三个方面的认定。

(一)经世致用之学的开拓者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求学问的研究与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有益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经世致用的学风肇始于宋明之际，兴盛于明末清初。自程朱理学形成后，便有以叶适(公元1150—1223年)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公元11431—194年)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作为程朱理学的对立面而出现。他们主张事功之学，并把经世致用之学与事功之学结合起来，批评程朱理学的空谈心性命理。同时代的吕祖谦(公元1137—1181年)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治经史以致用。但是，他们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响应。经世致用之学的普遍兴起，并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是在明末清初。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认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并批评当时空谈良知心性的迂腐学风。他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并提出要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在顾炎武等人之前，王廷相已明确提出“为有用之学”与“治己之学”，以成“内圣外王之业”，已经有了明确的经世致用的思想。王廷相的经世致用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批判空谈心性之学

王廷相针对当时学术上十分盛行的空谈心性，以及王守仁心学所主张的虚静以体认天理的观点，予以尖锐的批判。在学校教育方面，他虽然没有触及科举考试以及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仍主张以程朱理学为主，但是他深刻地指出了学校的学风弊端之所在：  专尚弥文，罔崇实学；求之伦理，昧于躬行；稽诸圣谟，疏于体验。

在学术上，他对程朱派理学与王守仁心学予以坚决的抵制。他认为，虚谈心性之学对于社会现实问题毫无作用，而且是有背于孔子的为学之道的，其结果是“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

2．倡导“为有用之学”

王廷相早在督学四川期间，就提出要“为有用之学”，认为学者做学问“当以经国济世为务”，“务期以治事为本，而为有用之学”。王廷相所积极倡导的“为有用之学”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要研究“天地人物之道，修平治齐之理”。

其二，要“兼通广览，博极群书”，掌握各种文事武艺。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体验扩充，以达诸人事”，“知行并进，体用兼察”。

其四，为有用之学要以治己之学为基础，以成内圣外王之大业。

这就是要研究与社会实际有密切关系的学问，要在与社会实际的结合中进行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际。因此，王廷相的所谓“为有用之学”，实际上就是经世致用之学。

3．为经世致用之学

王廷相不仅积极倡导为有用之学，而且以经世致用作为自己为学的目的。

在哲学本体论上，他以物质性的元气作为世界的本原，否定程朱理学等以所谓元气之上的理、道为本原。他较多地强调理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并且认为理随着事物的朽敝而朽敝，从而把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在研究元气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时，他仍然坚持从实际出发。他的阴阳、五行学说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从而能运用于解释现实世界及其变化。尤其是，他的元气本体论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且是他的无神论的基础，是他批判各种世俗迷信的理论武器。

在元气本体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讨论了心性论、道德论、认识论等问题，且都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意向。他认为，“性生于气”，性是与生俱来的而成于习；并认为，人性有善有恶，而孟子的性善论是就“性之正者”而言的，且旨在修道立教。在认识论上，他主张“知行兼举”，既认为真知离不开行，又认为知识应当运用于实际。在道德论上，他主张动静交养，认为既要静定，又要应事而动。他在这些观点的讨论中，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同时对当时脱离实际的学风予以尖锐的批评。

此外，王廷相在从政中，不论政治、经济，皆讲求实效，力戒空谈，是个实干家。因此，他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大都切中时弊，卓有成效。

总体而言，王廷相已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而且他的学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属经世致用之学。

王廷相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他所处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明代中期的社会，一方面是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文化学术领域死气沉沉，仍死守程朱理学的教条，与当时的社会实际严重脱节。王廷相早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对不合时宜的文风予以尖锐的批判。后来，他从事政治活动，以务实的精神而卓有成效。他两次受贬，任过地方官吏，后又任朝廷重臣，深刻了解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他任过督察学校教育方面的官吏，自己也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看到空谈心性于事无补。为此，他立足于社会现实，并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试图改变死气沉沉、空谈心性的学风，把学术研究导向与社会现实需要相结合的道路上来。

但是，由于王廷相所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作为朝廷命官的王廷相不可能直截了当地与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针锋相对。他仍主张学者要学好“五经”、“四书”、《四书集注》、《性理大全》、《通鉴纲目》、《孝经》、《小学》、《近思录》等经过程朱理学家整理和注释过的经典，并以此作为入仕之阶。即使是对程朱理学某些观点的批评，他也主要是打着严守“仲尼之道”的旗号，加以辨正。因此，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侧重于学风上，侧重于如何研读程朱理学的经典著作上。所以王廷相的经世致用思想，并没有跳出宋明理学的范围。

论及宋明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朱熹已经提出学者应当“穷理正心”，以把握“修己治人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但是，他把“修己治人之道”最后落实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上。讲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修己”而言，应当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如果以为从穷理正心出发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治国平天下，那就显得过于迂腐。对此，陈亮批评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明代的程朱派理学家仍然坚持以学问、修身为根本，空谈心性之学，置治国平天下之事而不顾。后来王守仁的心学，就其也强调修己之学而言，与程朱理学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都认为，学问的最终目的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他们只是在为学之方法上有所差异。程朱主张格物而致知，王守仁则主张格心而致良知。经过程朱的格物之学以及王守仁的致良知之学，宋明时期的修己之学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与此相反，由于程朱理学与王守仁心学都只是强调内圣之学而忽视外王之学，结果出现治人之学相对较弱的局面，这就是所谓“内圣强而外王弱”。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王廷相首先倡导经世致用，强调在为治己之学的同时，也为有用之学，既要内圣，也要外王，要求成内圣外王之业，从而在宋明学术思想上开了由内圣走向外王的先河。

就朱熹主张的以“穷理正心”达到修己治人、治国平天下而言，实际上是提出了学问研究、道德修养与社会现实需要的关系问题。但是，他把修己与治人混为一谈，并以为只要身修就可以达到治人。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先要把修己与治人加以分立。王廷相首先提出“为有用之学”与“治己之学”的概念，并将二者分立，避免了把修己与治人混为一谈而空谈心性、泛为讲说的弊病。他认为，学者既要为治己之学，又要为有用之学。而且王廷相还论述了二者的关系，认为“欲治人，必先治己。天F未有己不治而能治人者”，主张治人以治己为基础。这是通过对修己与治人分立而达到二者的统一，与朱熹把二者混为一谈根本不同。王廷相的贡献就在于，他在修己之学的基础上开出治人之学，从内圣之学开出外王之学。

当然，由于王廷相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还难以被打破，加之后来的王守仁的心学也曾兴盛一时，表明当时还不具备兴起经世致用学术思潮的社会基础；而王廷相本八由于时代的局限，并不能最终超出宋明理学的束缚，因此，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最终并没有能够形成为广泛的思潮。真正在学术上形成思潮并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等人的经世致用思想。但就经世致用这一学术思潮的形成过程而言，王廷相首先提出的“为有用之学”和“治己之学”，以“成内圣外王之业”，具有开创性。王廷相当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开拓者。

P293-300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我们应邀撰写这部《王廷相评传》，前后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其间，我们广泛搜集资料，阅读了大量有关的研究成果。我们长期致力于朱子学和科技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这部书的撰写，不仅使我们基本掌握了王廷相以至明中叶的思想学术，也加深了对朱子学和科技哲学史的认识，拓宽了学术视野，提高了学术水平。

关于王廷相的研究，早年张岱年先生、侯外庐先生等曾作过深入细致的探讨，提出基本观点和研究方向。继之，一些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均列有专门章节，论述王廷相的哲学思想，并对其历史地位予以较高的评价。八十年代以来，葛荣晋教授在研究王廷相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果卓越，先后有《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王廷相和明代气学》等专著问世，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王廷相及其学术思想，使王廷相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们与葛教授是挚友，曾得其所赠著述多种，对于我们撰写这本书帮助很大，较多地参考了其搜集整理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在这里我们向葛教授致以敬意!我们也力图在已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作出新的开拓，提出新见解，体现出自己的学术特色，把王廷相及其思想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我们的这个愿望，由于学识浅薄，恐难于实现，且舛误难免，祈请专家们指正。

本书的基本框架和纲目主要是由高令印拟出，经我们反复讨论确定的。高令印撰写第一章；其余各章由乐爱国撰写。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经常讨论，互相交换意见。全书稿写成后，又经我们全面讨论，做了多方面的修改和补充，最后由高令印定稿。

在本书的写作初期，厦门大学哲学系许共城副教授曾参与一些工作，讨论过提纲、体系。在写作过程中，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蒋广学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潘富恩教授等作了多方面的具体指导；初稿写出后，审阅了全书稿，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补充意见，对本书学术质量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另外，陈振教授、陈效鸿教授等也给予多方面的很大帮助。特此鸣谢。

著  者

1998年元旦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