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因编辑《武汉评论》而遭蒋介石、汪精卫追杀，却又因主张“阿狗文艺论”成为鲁迅笔下的“第三种人”，而备受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左翼作家抨击；

他曾放弃日本公费留学，以文学作刀枪，力主蒋介石抗日，却又参与十九路军的反蒋“福建事变”；

他曾舌战过美国大使赫尔利，抗议出卖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的幕后交易，却又被蒋介石“免兼各职”；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他自我流放台湾，却又于1988年以“立委”身份首开两岸破冰之旅……

胡秋原，原名曾佑。湖北黄陂人。曾在武昌大学、复旦大学学习。1926年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曾任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判》、《思索月刊》总编辑，福建民国日报社社长。1939年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日报》主笔。1946年后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1950年任《香港时报》主笔。后到台湾。1963年创办《中华杂志》，任发行人。著有《唯物史观艺术论》、《民族文学论》、《文学艺术论集》等。

两岸破冰第一人(代序)

自序

正文

结语

附录一：胡秋原先生后传

附录二：胡秋原大事年表

编后记

胡康民自从就职黄陂县教育会长和劝学所之后，工作认真而负责，为地方上的教育事业付出了最大的心力。在短短数年间，增设了公私立小学六百余所，高等小学十余所，还改良了私塾教学。除了兴办学校，他还设立了图书馆、旬刊社、半日学校、夜校、演讲所，以及简易科学实验馆等等。此外，他自己和许多教师并经常到各乡镇巡回演讲种种新的知识。从此，教育一向落后的黄陂县，竟成为全省有名的模范县。

几年来，胡康民为办教育，一个人在县城里夙兴夜寐，只有在假期中，才得以返乡去与家人小聚。有一次，他回家度假，准备返任时，胡业崇走过来说：

“爹，你带我进城去好不好?”

“你进城去做什么?”

“爹办完了公事，也好有个人作伴呀。”

“爹用不着人作伴。”

“那就让我去当个小书童，我会给爹倒茶、磨墨，抄抄写写什么的。”

“你也能抄写?小孩子不要信口雌黄地说大话!”

胡康民板起了脸，却又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胡业崇想跟父亲进城，早就在母亲面前要求过好几次了，这时，余氏在儿子求援的眼光下，也就在旁帮腔：

“我看，孩子想跟在你身边打打杂，也是一片孝心，你就带他去吧。”

“什么孝心，他不过是想进城去玩玩罢了。”胡康民好笑地说。

“就算是想去玩玩，也不算什么嘛!男孩子，原该出去见见世面的。”余氏见丈夫并无愠色，赶紧趁热打铁：‘锐真的，族学里的课程，对业崇来说，实在太浅了，读不读都没有什么关系。”

余氏的话，原也是事实，胡康民忍不住点了点头，他考虑了片刻，终于说道：

“好吧，这回我就带他进城去。”

听到父亲这样说，胡业崇喜出望外。当天他就自己进房去收拾了一个小包袱，还特地跑出去，将那年挑着担子，在四乡为人剃头的老瘪嘴找来，为自己整容一番。小和尚头刮得光溜溜的，显得又清爽，又干净。到了起程的那天，他将一件浆得笔挺的、硬绷绷的蓝竹布大褂穿上，跑到他母亲的梳妆台前，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自己觉得很满意，心想，这一打扮，就不会比城里人逊色了。

爷儿俩都住在劝学所中，胡业崇发现他父亲白天固然极忙，即使在晚上，客厅里也是座上客常满，而他父亲总是个受人尊敬的中心人物。

那时，有个武功很好的拳师，因故避祸，从北方流亡到了黄陂。胡康民很同情他的遭遇，帮了他不少忙，并且留他住在城中，顺便教教儿子拳术。

胡业崇自幼就很瘦弱，对学习拳术，他倒是很感兴趣，每天勤练不辍。另外，他父亲又拿了本文法书教他研读。也许是年龄太小吧，胡业崇对这本书却不感兴趣。胡康民也觉得孩子究竟还太小，让他研究刻板的文法，反而影响了他在文学方面自由发挥的巧思与美感。因此，也就不再勉强他。

在城中住了快两个月，胡康民发现小业崇结识了一些久居城市的孩子们，逐渐地有了转变。最显著的是，他不肯剃光头了，也不愿再穿那件硬绷绷的竹布大褂了。

胡康民为这些而作了新的决定：他要将儿子送回故乡，在童年多接触一下田园乡土，培养一份淳朴自然的气质。

就这样，胡业崇便又回到了青山绿水、朴实无华的家乡。胡家湾村后是层层山岗，几个突出的石崖，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村旁是几条清澈的山溪，石桥下流泉汩汩，终年不息，山间的空气，清新怡人；郊野的天宇，澄蓝明净。这些，都是在城市中所享受不到的，城居归来以后，胡业崇才体味到大自然的美好，而他，也天生是属于乡下的。  胡康民在民初带回家的书籍中，除了经史子集和清末民初的出版物外，也有不少古典小说和武侠小说。胡业崇回来之后，没有再去族学，便开始涉猎他父亲的书橱，大看小说。他看的第一部书是《三国演义》，第二部是《七剑十三侠》，第三部是《清史通俗演义》。

每当傍晚无事时，村中大群的孩子们，都聚集在距离胡家不远的一个打麦场边的大树下，听胡业崇讲那些小说中的故事。

有时，大家兴起，玩了起来，总是由胡业崇调派角色，有时分两班人马打仗，有时也扮演受迫害的忠臣或善良老百姓。而学过拳术的胡业崇却经常被推选为英勇的大将或侠义的剑客。因为只有他可以胜任而且懂得如何当好打击恶人、扶助好人的英雄。大家就在大树下，各拿树枝，演出一幕幕锄强扶弱，正义战胜邪恶的游戏。

这一段乡居岁月，是快乐而美好的，胡业崇很珍惜这段日子，也尽量享受这段日子。因为他父亲曾说过：

“你就在家乡多住些时候吧。明年，最迟后年，少不得还是要进城去升学的，总不能老在村子里做个小野人哪!”

早在一年前，黄陂一群富有的布帮(染织商人)，有志兴学，在胡康民的指导下，选择城中最好的教师创办了一所“乙种商业学校”。一年后，成绩斐然。大家一致公认，这所学校的国、英、算教员都很好。到民国八年的春天，胡业崇和他弟弟业永，一同跟着父亲进城，分别在乙种商业学校和小学就读。

黄陂县劝学所前后是两个大花园，中间有个四合院，胡家父子就住在那里。这年，“五四运动”发生，全国响应，风起云涌。在胡康民指导下，城中圣庙广场的四壁，用蓝底白字，刊出日本人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二十一条”全文，乙种商业学校也由教师们写成短短的讲稿，由学生到街上和城郊向老百姓宣讲。胡业崇自然是其中之一。

这时正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青年们和知识分子也因这一次的爱国运动而对新文化运动都抱着热忱和兴趣，希望在那里面找到救国的道路。于是，讨论新思潮的杂志和新书，纷纷出版。胡康民是有书必买的，他那劝学所里也就经常有新书寄达。胡业崇课余无事时，便去翻阅，不知不觉间，接纳了不少新思想而扩大了他的知识领域。

胡康民是当时黄陂教育界的中心人物，每逢周末假日，他的客厅中，经常都赴高朋满座。最常去的是乙种商业学校的名教员——麻城程孝成和教育厅派到黄陂教育会的一位视学，广济郭先生。郭视学和程孝成是老同学，两人久别重逢，彼此都很高兴。另外还有黄安的潘小凡，即图书馆长，也是常客。大家纵谈时事，讨论各地出版物的内容，当然经常谈到“五四”这个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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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25年前，我随先母住在台中，当时正开始学习写作，兴趣很高，虽然写出来的东西和我本人一样，都很幼稚，却也因此认识了不少文化界朋友。有一天，我应邀参加了一次文酒之会，席间，我有幸识荆，见到了闻名已久的胡师秋原，不过，一直没有机会向他讨教。

后来，我迁居士林，右邻是与我有世交之谊的马树礼先生，左邻是邢颂文先生，我都很熟，而胡师与他们两家也是好友。那时期，胡师常到马家和邢家去，每当他们纵谈天下事，笑语春风时，我也经常有幸参与，并向胡师请益，故而得以畅聆教诲，使我茅塞顿开，对胡师的学问、见解及文章，我由衷钦佩，因而尊之为师。

没多久，胡师“借”办了一份刊物——《世界评论》。我曾遵嘱写了一个短篇《斗室》，并受托代为邀请到三位作家，繁露、孟瑶、严友梅诸姊，各为该刊写了一篇小说。随后我又拜识了幼如师母，师母的贤能多才，温婉敦厚，同样令我萌生了至诚的敬意。

后来，胡师创办了《中华杂志》，有了他自己的刊物，我也为该刊写了几篇小品文《云楼心语》、《一段枯枝》等。

我与胡师虽偶有往还，但对他老人家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却是始于1973年7月7日，中华杂志社独力主办了大规模的‘‘七七事变”纪念大会。那天，胡师在讲台上作精辟的演讲，磅礴的正气、爱国的情操，使每一个听众的热血，都为之激荡起来。当然，我也是受感动的听众之一。

从那次以后，每年的7月7日，《中华杂志》都出钱出力，独自主办这一意义重大的活动。

我们都该知道，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抗御外侮最激烈，牺牲最惨重的伟大圣战，直到今天，其遗患仍然存在!这些创巨痛深的大事，怎能淡忘和漠视?!然而，每年的“七七”，竞都在一片沉默中过去，没有人提及这个应该永记不忘的日子，似乎大家都已将我国近代历史上，这伟大的、壮烈的、惨痛的一页抛诸脑后了。惟独胡师在这一天大声疾呼，慷慨激昂地主办纪念仪式，发表动人心魄、唤醒国魂的演讲。

自那时起，我有空就研读胡师的著作和演讲稿，虽然涉猎不多，但胡师超人的智慧，闳远的思想，以及他的高瞻远瞩，他的渊博好学，都令我钦佩。他所表现的是一个读书人爱国的情操与不凡的风骨，这些应该是与宇宙同存的!

数十年来，胡师的著作已洋洋数千万言，我读过的如《少作收残集》、《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以及在杂志上零星发表的时论或学术性文章；还有我尚未读完的《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军国主义之发展、降伏与复活》、《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等，外加他的演讲稿一厚册。总括而言，胡师一生为学的范围虽广，著作虽丰，然而其目标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忧国忧时，为中华民族，为同胞百姓的前途而殚精竭虑，穷一生之心力从事研究，并寻求一理想的救国之道。换句话说，胡师是一位彻头彻尾，充满了同胞爱的思想家、史学家兼著作家。

坚持正义，悯幅无华，这两句话正可以形容胡师的为人。他一生耿直清正，从无虚饰，遇到不对的人或事，他必会辨明是非，毫不客气。任何强权和势力，他都不予理会，一定据理力争。虽然他心存忠厚，常留余地，也不免惹来无数的困扰和误会，甚至结怨于人。但是，只要把握住一个‘理”字，谁也不能使他低头屈服，就连他自己，也没办法改变那一身惟正义和真理是从的硬骨!

胡师不仅博学多才，为人正直，在待人接物方面，更是仁厚而热心。任何人，即使是不相识者，只要有委屈向他求援，他总是尽力为之，往往为了与他毫不相干的事而开罪于人，他却毫不介意。那份坦诚，那份善意与爱心，简直有如赤子!  从青年时代起，胡师就曾先后创办过好几种定期出版的刊物，大量发表他的思想言论。数十年来，他从未放下过那支如椽之笔，持续不断地写出他的正义心声，与他那烛照幽微，有启迪性的学术论著。

18年前，胡师独力创办了《中华杂志》，力倡民族主义、爱国精神，以及学问人格之尊严。这份刊物的内容光明正大，凡是别处有所顾忌，不便说的话，或不敢发表的文章，只要是出于善意，言之成理，或者有其独特的见解，《中华杂志》一律刊登，从不考虑其他。甚至有些误解胡师的人，寄去谩骂他的信函或短文，《中华杂志》也一样照登不误。坦荡无私，光明磊落，一至如此!这就是胡师为人的作风。

13年前，胡师偶然看了我新出版的一部小说《翡翠田园》。该书是我自写作以来，花费的精力最多、搜集资料最辛苦，也是着笔最用心的一部书。那是以台湾光复前后四十余年间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而写的长达四十余万言的小说。没料到胡师读后，很是欣赏，竞主动地写了一篇数千字的书评，刊载于《中华杂志》，对该书奖饰备至，更想不到也因此导致胡师今日嘱我为他写传的动机。

自从几年前胡师第一次命我为他写传开始，我便惴惴然、惶惶然不可终日，自知无力承担如此重任，因为胡师的学问太高深，思想太不平凡，区区如我，如何写得出来，当时我就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胡师的态度，似乎也并不坚持。后来，日子一天天过去，一直没听他再提及此事，我以为他老人家已忘了前议，不免暗自庆幸，大大地松了口气。没想到年前胡师忽又旧事重提，叫我早日动笔，并已决定在今年的农历五月开始对外发表，因为今年端午，是胡师的七十寿辰，他要以此文作为生日的纪念。

听了胡师的叮嘱，我真是大吃一惊，顿时慌乱起来。那天，愁得我坐立不安，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然而，长者之命，我又怎能违抗推辞呢?而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胡师决定要将他的小传，写成一部小说，他说：

“就像你写《翡翠田园》那样地写好了。”

可是，传记是一种历史，必须字字皆是事实，而小说毕竟只是小说，不论是传记式小说，或是历史小说，那只要根据一部分事实，加上大部分作者的巧思和丰富的想像力，渲染一番即可，所写是否与事实相符，作者是无须负责的。然而，若要将胡师的生平事迹写成小说，可就不简单了，因为这是不能随笔编造的，必须根据事实来写，而在我看过胡师所提供给我的资料之后发现，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谈他一生治学读书的心得，以及思想转变的过程。关于家庭、亲戚、婚姻、儿女、交游和社会关系等生活细节，只不过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而已。事实上，写小说是必须具备日常生活上的琐事，和感情生活等等丰富的素材，才能写出生动的、有故事性、趣味性，曲折而感人的小说来。如果只有严肃的一面，以介绍主角的思想和治学为主的书，那不仅非我力之所及，而且又怎能写成小说体的传记呢?于是，我又萌生了退缩之意，并将心里的话坦白陈述，求教于胡师。而胡师的答复，却令我无法不受感动。现在我要将胡师所说的那番话记述下来，作为我写此书时的一份精神上的支柱，和培养勇气的力量。

胡师说：

我的一生，既无叱咤风云的事业，也无缠绵旖旎的儿女柔情，清苦如头陀，平淡如隐士，惨淡如难民，长年伏案，工作只是看书、思想和写文章，这的确写不成小说。但我所想和所写的，实在是世界的变化、民族的忧患、生民的痛苦，每一个字都与这些息息相关。

我少年时代所听见的，就是西洋人和日本人对中国的压迫。“九一八事变”使我毅然结束了学生生活，以笔耕为生。我深深感到想征服中国的，不仅是日本人，那俄国人同样趁火打劫，那美国人也日益参与其间，玩他的一套。这才会有八年抗战，以及雅尔达密约以来的世界三十五年的冷战，迄今世界还在这冷战之中。  佛家以“世网”二字来形容世界，在我的时代，日本、俄国、美国造成了“世网”——一种天罗地网。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天罗地网，而且是“思想的”、“主义的”天罗地网!中国几亿人在这天罗地网中颠连困苦，受损害，受侮辱!而还有许多中国人，竞在外国人所布置的天罗地网中，不知其所以然地相争相斗；也有人还狂热地为外国人服务，听信外国人的宣传作弄，帮着外国人损害侮辱自己的同胞。

我读过很多的中国书和外国书，知道外国人的事情，我为中华民族不平，更不服气!我也对中国劳动忠厚的老百姓，有着很深的信心，这份信心也给了我以希望。

我所说的“超越”，就是要由这“世网”中解脱；也就是要打破这天罗地网，为中国人争取自由和平等。

我手无斧柯，只有一支笔。我只能，亦必须尽一个中国读书人的责任!

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是替中国老百姓说话的。我便用这一支笔，申诉于中国同胞之前，希望中国人有自立之志，团结起来，打破外国人的天罗地网。

我非木石，对于世上的荣华富贵，得失成败，也并非毫无兴趣，但一想到外国人之骄横，中国人之苦难，我就宁愿专心地以一支笔，去和天罗地网搏斗，其他一切，也便不在心中，也便忘记了自己的清苦、平淡和惨淡。有时清夜自思，我的感觉是——半分喜悦半悲凉。悲凉者，我的努力效果很小；喜悦者，不能说绝无效益。

说到这里，就要谈到你的《翡翠田园》一书了。你所写的事，在台湾也是寻常的事，但你的书之成功，就是以四五十年来中日战争作为背景，而文中所流露的，是对中国老百姓的伟大和力量的一种深挚信心。我看了以后，有着悲凉和喜悦交集之感，这也就是我将写传之事相托，并相信你能写好的理由。

听了胡师这一席话，我衷心佩服，如此不平凡的思想、胸襟和真知灼见，如此爱国家、爱民族、爱同胞的真挚情怀，我能不受感动吗?

基于此，虽然这个任务难倒了我，我还是真心诚意地愿意一试。好在事在人为，我宁愿相信，等我和胡师、师母以及他的朋友和学生多谈几次，必可获得较多的了解与资料。虽说胡师那些专门性的著作之外，生平零碎文章、分类编辑等有五六十册之多，我自难全部阅资，但我可由若干文章中找寻我所需要的资料，想像他的内心世界，即使不见得很正确，而有了这些路径，似乎可以助我完成这部有生以来最难写、也不易讨好的“非小说”。

历史上颇有争议的“文学自由人”胡秋原的大陆版传记，终于由他家乡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既标志着两岸之间文化出版事业的密切合作，同时，也标志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就在本书出版的前不久，历时4年多的努力，新版《鲁迅全集》问世了。新版《鲁迅全集》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对1981年版中有违历史真实特别是那些带有“左”的烙印的事件、人物的注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订正。这里不得不说的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4卷442页即附在鲁迅所撰《论“第三种人》一文之尾(1)、(2)两条注释。而新版，则在一定程度上为胡秋原先生正了名，为其摘除了“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即‘左联”)，以及诬指“胡秋原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等“反革命”帽子。

提及本书整合编辑出版，时间当回溯到2004年的2月。长期从事20世纪30年代文学文化史研究的秋石先生随同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赴台访问交流。抵台次日晚，秋石即前往台北新店胡秋原寓所拜访了均已九旬多高龄的先生夫妇，整个过程晤谈了100分钟。在这之前，以及这次拜访之后的2004年3月，胡秋原先生一再表示，并委托女儿打来电话郑重表明心迹：他从来没有忘记鲁迅先生对他的厚爱，以及当初自己年少气盛，没能前往拜访鲁迅的遗憾。胡秋原念念不忘的鲁迅对他的厚爱，乃指的是70多年前的那场本不该发生的论争中，鲁迅先生没有撰文批评他，以及鲁迅托冯雪峰赠与他“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照片的事。秋石于2月22日返回大陆后，一直与胡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4月间，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受胡秋原家人的委托，秋石与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左泽荣先生联系上了。对于出版胡秋原大陆版传记，作为胡秋原先生家乡的湖北人民出版社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2004年5月24日晚，94岁高龄的胡秋原先生在台湾逝世。6月3日，北京出版的《中华读书报》以整版篇幅及时刊发了秋石先生撰写的特稿《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在随后的一年多来，台北、武汉、昆山l一地联系频繁。胡秋原先生92岁高龄的夫人胡敬幼如女士率众子女寄来了授权秋石先生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在大陆出版胡秋原传记文本的委托书。为此，湖北人民出版社还专门聘请了两位资深编辑，修订了已故台湾女作家张漱菡女士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120万字的《胡秋原传》(对于张漱菡女士的丈夫崔右明先生转让版权一事，胡敬幼如女士已偕子女表示由衷的感谢)……

历史上，由于文学流派及其他原因，更是由于‘‘左联”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推行的关门主义政策(见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原刊1933年1月15日第2期《世界文化》，后收入陈荒煤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的《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一书)，使胡秋原先生一度成为“有争议的人物”。但胡秋原先生的民族气节，如早年与鲁迅先生站在一起，撰文痛斥蒋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媚日反共投降论调，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几十年如一日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统一，为两岸人民所瞩目。

1976年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临终前一再告诫身边人员：切勿忘了现在在台湾那些曾经帮助过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朋友们。1988年9月，对于胡秋原先生无视李登辉之流的百般阻挠和威胁，毅然前来大陆力促两岸和平统一的壮举，作为老朋友的邓颖超当面盛赞胡秋原先生做了一件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情，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前进的爱国主义者。

自当年“两岸破冰第一人”的胡秋原先生跨出历史性的一步以来的l 8年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了，两岸的往来也更加密切了，坚持“台独”立场的人也越来越孤立，更多的岛内有识之士，尤其是政界人士纷纷前来大陆探商国是。2005年春，国、亲两党党魁相继踏上大陆的寻根、和平、经贸、统一之旅，更是将当年胡秋原先生曾推动的统一的事业推向了高潮。

毋庸置疑，大陆版胡秋原传记的出版，在告慰周恩来、邓颖超在天之灵的同时，也使一度背负“恶名”的胡秋原先生可以含笑瞑目了。

愿本书的出版，为两岸正在加快的和平统一进程，增添一份光和热。

                       秋石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