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丛书是以外交官的视角忠实记录了中国外交的风云片断，本书是丛书之一的《五洲风云记》，作者以生动的历史细节描述精彩的外交生涯，讲述了他伴随新中国外交事业发展，从记者到大使、走遍五大洲的传奇经历，零距离接触国际政坛风云人物，多角度反映新中国外交历程。

抗美援朝战争硝烟中板门店停战谈判的细节，黑非洲莽原上外交拓荒者的足迹，加勒比海危机的暴风雨，美苏在欧洲的矛盾，中德(联邦德国)建交前后的内幕，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重视的对局势的估计……作者以平实的笔调，讲述了他伴随新中国外交事业发展，从记者到大使、走遍五大洲的传奇经历。

序：在五大洲过春节

在联邦德国看国际风云

匆匆上阵驻波恩

小城波恩的平静与不平静

困难刚刚开始

勃兰特政府·新东方政策·中国问题

莱茵河的见证

说客纷纷登门

柏林墙和东西柏林

很多问题有待研究

访问鲁尔工业区

邀请谁第一个访问中国

西德不是军国主义

苏联会不会向东打中国

施罗德的单独约见

受到毛主席、周总理表扬

勃兰特政府在不信任案中侥幸过关

施罗德在北京

周总理说，“你把西德的情况摸透了”

听毛主席论天下大事

赶回波恩落实建交谈判

中德建交谈判谈了四十天

中德之间第一件大事

当了外交官

筹建我国驻联邦德国使馆

两国互访增多

执政党在大选中获胜

发人深思的马克思故居

周总理的剃刀

汉堡风光

鲁尔区的“铁板师傅”

王雨田大使到任

勃列日涅夫开车撞了树

西德惊爆东德间谍案

大使生涯

呈递国书的仪式一切从简

“施密特的嘴皮子”与“有点儿干”的根舍

安排联邦德国朝野领导人访华

使馆的生活很清苦

最后一次看到周总理

乔冠华重游西德

交涉《中国》影片

施特劳斯访华

中国第一次展览会

法兰克福金融经济城

在施特劳斯家里做客

阿尔卑斯山的优美风光

外交官做好工作要多读书

施密特总理访华

毛主席会见了施密特

风云突变的国内形势

在机场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

科尔到波恩工作为一展政治抱负作准备

三棵树

毛主席逝世

施密特总理三度连任而未能善终

把“革命文艺”打进欧洲的闹剧

告别联邦德国回

眸中德建交三十年

五十年代初的亚洲纪事

在战争中学当记者

到朝鲜战场去

鸭绿江边的美军战俘营

采访美国空降特务

在开城的日子

板门店的“地下长城”

在停战谈判报道组工作

万隆亚非会议和“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在《天方夜谭》的国家里

访问尚未建交的沙特

在卡拉奇当记者

拓荒黑非洲

先到加纳立住了足

加纳风光和打猎节

中国加纳建交

几内亚湾的非洲暴风雨

访问地中海边的北非三国

东部多哥的另一条道路

三访巴马科见证中国马里建交

亲历刚果(利)的动荡局势

“快给我买两瓶可乐来!”

再访刚果惊魂记

回北京报告情况

第三次到刚果

告别黑非洲

走进美国后院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赤道上的厄瓜多尔

铜矿王国智利

走马巴西

加勒比海危机

巴西政变当局“办了一件蠢事”

1969年12月我被派到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常驻记者。当时正是在“文革”早期，能在这时候被派到国外，而且是到还没有同我国建交的西德，完全是因为周总理对新华社国外分社事业的重视和对老记者的关怀。全国解放后我先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担任常驻记者十多年。1964年我从古巴回国，本来要我去南美担任常驻记者，当时南美国家同我国还没有建交，好多国家拒绝发给签证。后来，又要我去伦敦，还没有办手续，“文革”就开始了。我一下子成了“三反分子”，在社内的劳改队劳动了整整两年。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审查我终于得到了“解放”，不久又恢复了工作。那时极“左”思潮泛滥，我也万念俱灰，根本没有想到还会出国工作。

匆匆上阵驻波恩

中共九大以后，周总理在一次会上问到新华社驻墨西哥记者的情况，当时墨西哥同我国还没有建交，新华分社也是初建的。参加会议的新华社军管小组的同志说，他早已回来参加“文革”了。周总理非常气愤，批评军管小组的同志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那时绝大多数国外分社的记者都已回国，有些分社空无一人，有些只有个别的翻译、报务员或工勤人员在看家。周总理责成军管小组负责人立即派出记者，恢复国外分社的工作，并且派出的记者要老中青三结合。我那时已四十五岁，当记者也有二十多年，所以是老记者了。不久，我听说成立不久的工作小组正在再次对我的历史和表现进行审查，考虑要派我出国工作。对我进行了半年的审查，不只是我的全部历史和社会关系，连我在大学读书时给报刊写的小文章都查到了，证明没有什么问题，这一关好不容易通过了。但我也知道不会那么容易，阻力仍会是很大的。在国际部领导成员的会议上讨论派我到国外工作的问题时，一个造反派说，像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先上山下乡三年才行。另一个老编辑还写信给军管小组，说不应让这样的“三反分子”出国，甚至还有人控告我是什么“五一六”分子。当然，另一些识大体的同志是同意派我出国的，后来经过很多争论，派我出国的事终于通过了。我深感到这次出国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对我自己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而且将为更多老同志出国工作创造条件。很多老同志听说我最终得到通过，非常高兴，向我祝贺并且鼓励我努力工作做出新的成绩。

不过，我被派到西德波恩分社工作却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过去一直在第三世界的英、法文地区工作，原来听说要派我去意大利，两种文字都可以用。军管小组的同志找我谈话时，却是要我去西德，并且要在年底以前赶到，使我感到意外和吃惊。我不懂德文，也没有研究过德国问题，当时德国问题包括柏林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之一，情况很复杂，变化也很快，国内对此很重视和谨慎，各单位都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处理两个德国的事，局外的人一般都是不参与的。军管小组的同志向我解释，现驻波恩的记者项前同志刚刚确诊患了癌症，要马上回国手术治疗。在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家，没有其他中国机构，不能没有记者在那里，要马上找一个懂德语的记者并不容易，而且手续在短时间内也来不及办，因此要我先去顶一个缺，等以后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再去接替我。我从自己的经历来看，深知办出国手续的困难和费时。当时“文革”正在进行，极“左”思潮泛滥，所以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多，才能审查完毕再决定能否派某个人出国，到哪里去；如果各方意见不统一，还要花更多的时间。我虽然感到这个工作岗位不太合适，但考虑到实际的情况，而且我是“文革”后派出的第一个老记者，应该接受这个工作并且尽快赶到那里去。那时，出国前要参加四个星期的学习班，而且要“突出政治”，白天晚上都要学，在业务上已没有多少时间来做准备，同时许多书籍特别是外文书籍自“文革”以来都已封存甚至销毁，我只是抢了很少一点时间看了一些有关德国问题的简单介绍材料就出发到波恩去。我赶到那里时，已是1969年最后一天的中午了。

我离开北京去波恩时，国内外的情况都很紧张和困难。“文革”的大破坏已达到了高峰，打内战不断升级，很多城市和地区处于混乱状态，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群众的焦虑和不满越来越大。同时，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的事件，双方大军集结边境，形势十分紧张。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士和报刊纷纷幸灾乐祸地推测苏联要改变战略进攻中国，苏联的战略究竟是继续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还是转而向东进攻中国，国内外都有不少不同的议论。当时的“林副统帅”要大家准备打仗，发布第一号命令，把大批干部及其家属在短短几天内放逐到很远农村里的干校去。很多在第一批名单上的同志以及家属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哭哭啼啼地收拾行装，变卖家具，情况令人看了难过。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新华社下干校的第一批同志及家属乘火车到山西的干校去，很多同志前去送行，站台上一片哭声。我是抱着很复杂的心情出发到波恩去的，一方面想把工作做好，给自己和老同志争一口气；另一方面也感到工作难度很大，没有太大的把握，而且也担心万一工作上一不小心出了岔子，给国内的造反派造成口舌，中途被调回国内。我过去不知有多少次到国外去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次怀着这样迟疑的心情和沉重的压力。P1-3

序：在五大洲过春节

流光飞逝，我不知不觉已进入耄耋之年了。我在解放战争中当了新华社记者，五十年代初到朝鲜采访停战谈判，回到北京后被派到国外成了驻外记者，先后在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扎伊尔、古巴、西德担任了常驻记者。在七十年代初，我又被调到外交部工作成了驻外大使，先后在西德、奥地利等国家工作过。过了花甲之年，我退出外交工作的第一线，又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当了学者。我很感谢新华社和外交部，使我有机会走遍了五大洲，到过了八十多个国家，也报导了不少重大的国际事件，参加了不少重要的国际会议。我前后在国外工作了近三十年，如果加上前后在北京工作时临时出差时间就更多了。我在这期间大多数的春节是在国外度过的，有时只有一个人或几个人，有时是几十个人。现在，这些同志几乎都已退出了舞台，有些已先走了。每到春节，尤其是到了老年，我常常会想起当年在国外过春节的情景，想起曾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引起了很多的亲切的回忆和怀念。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是不可能走遍五大洲的。

朝鲜战场上除夕之夜的特种礼花

我从1951年到1953年在抗美援朝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度过了三个春节，其中最难忘的是1953年的春节。参加停战谈判的志愿军代表团在开城邀请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一起吃了年夜饭以后，朝鲜《劳动新闻》和朝鲜中央通讯社的两位记者意犹未尽，又邀请我们一些记者到他们住地去迎接新春。那时，谈判由于美方的无理阻挠已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中方报刊的记者编辑都已陆续回国，新华社也只剩我一个文字记者和两个摄影记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两个摄影师，还有英国《工人日报》的记者阿兰·魏宁顿和法国《人道报》的记者贝却敌，一共七个人。我们在晚上九时多到他们的住地时，他们房子的地炕已烧得暖乎乎的，在电灯昏暗的光线下，炕中央一张长方的矮桌子上已摆满了大盆小碗的食物和几瓶朝鲜高粱酒，在当时战争的情况下，主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招待我们了。我们就盘坐在炕上的桌子周围，开怀畅饮起来。我们从谈判开始以来分别已有了一年左右的战斗友谊，但大家工作都很忙，供应也有限制，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机会也很少。我和另外一个南方的同志还闹了一个笑话，在昏黄的光线下看到一盆西红柿酱和一盆酱牛肉，结果筷子夹到碗里后才发现是生牛肉和狗肉。这是我们第一次吃生牛肉和狗肉，不免有些踌躇，看到三个东北、贵州的同志和主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洋人也弄不清是什么，我们也只好尽力吞了下去。

我们正在互相不断为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明年多打胜仗干杯时，开城两侧的志愿军炮兵阵地上发出了怒吼，一颗颗炮弹打得敌人的阵地上火光冲天。我们的小屋子也不住震颤，电灯也摇晃起来，窗户纸哗哗作响，有的一下子震破了。我们高兴得举起杯子来，高喊打得好。连续几个晚上，志愿军炮兵对敌人狠狠地进行了惩罚。这几个月来，美方代表在讨论第四项遣返战俘问题的议程时态度极端蛮横，公开在会议上叫嚣“要用大炮来辩论”，我方代表严正指出，“只要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来吧!你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在战场上也得不到。”美国侵略军在中线发动进攻的同时，也对板门店谈判区和开城中立区加大了压力，一再违反协议进行轰炸和炮击。志愿军在中线接连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特别是上甘岭一仗打出了威风。在开城两侧的志愿军炮兵也不断同敌人进行了“辩论”，把敌人“批驳”得哑口无言。我们席散时已到了新春，志愿军的大炮还在怒吼，大家互相竖起了大拇指说，这是志愿军的春节特种礼花。

黑非洲盛夏火锅度春节

1960年的春节我是在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的几内亚度过的。几内亚是黑非洲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几内亚的教育部长巴里·迪亚万杜应邀在北京参加我国1959年国庆后，在10月4日同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在12月底，我国驻几内亚使馆临时代办赵源同志一行八人来到了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筹建使馆。几内亚在1958年9月取得独立，成为黑非洲第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当时，在这个地区只有两个实行自治的半独立国家加纳和利比里亚，其他还是在殖民统治下的“一片黑暗的大陆”。我是作为新华社记者在1959年初到达加纳和几内亚的，还比较顺利地建立了新华分社。几内亚独立后，一些殖民国家力图阻挠几内亚同我国建交，有的西方报纸公开说不能让中国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立足点”。我在1959年5月从加纳到了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因为我国政府特使、驻摩洛哥大使白认同志要到那里移交我国政府赠送给几内亚的一批大米。自认大使根据国内指示，伺机同几内亚商谈两国建交的问题，因此在几内亚杜尔总统接见时，白大使提出了这个问题，总统表示完全同意。可是正要进一步商谈签署建交联合公报时，几内亚外交国务秘书在房门口探进头来，示意请总统出去一下。杜尔出去了一会后对两国建交忽然变了卦，说这件事待后再商量，白大使只好告辞了出来。后来才知道，美国驻几内亚大使也在那时拜会外交国务秘书，商谈杜尔即将访美的事，并对几内亚同我国发展关系的事施加了压力。不久之后，杜尔访问了美国，可是美国口惠而实不至，他两手空空回来。他得到了教训，立即派出了教育部长到北京，授权他参加我国国庆后签署两国建交公报。两国对发展关系十分重视，我国外交部也很快派出赵源临时代办在年底之前赶到了科纳克里。

同志们都住在旅馆里，一面拜会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筹建使馆。一个多月后，春节来到了。北京的春节是寒冬，而在几内亚却是盛夏，只有我一个人已在加纳过了一个炎热的春节，其他的同志都还是第一次，觉得很新鲜。赵源同志说，虽然工作很忙，当地也没有中国饭店，但仍要设法让大家过好在黑非洲的第一个春节。我打听到了在郊区有一家小的越南饭店，就开车去看了一下。原来是三间小茅屋，主人是参加法国外籍军团去越南打过仗的几内亚军官，娶了一个越南媳妇，回国后就在这个茅屋里开了个小饭店。媳妇掌勺，他当跑堂，对外说是越南饭店又是中国饭店。主人说他有火锅，可以给我们做涮羊肉。到了除夕晚上，我们全部人马带了好几瓶法国葡萄酒赶到了这家小饭店欢度佳节。吃了几道越南菜后，主人就端上了一只用木炭烧的大火锅。茅屋很小，窗子又少，而且几内亚晚上暴风雨之前气候非常闷热，店堂里的温度可想而知。人人都是汗流浃背，很多同志干脆脱下了衬衣，穿着汗背心吃饭，有的还开玩笑说，如果没有女同志，真的想要赤膊上阵了。过了一会，暴风雨来临了，雷声在空中滚滚而过，大雨在茅屋上倾泻下来，门外窗外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屋子里凉快了不少。我们已酒足饭饱，就坐着聊天等暴风雨过去。非洲暴风雨来得快走得也快，一个多小时后就过去了。大家上车时，听到有人在说，北京已经是春节来到了。

南美洲春节匆匆溜过

我在南美的厄瓜多尔度过了1962年的春节，与其说是度过，还不如说匆匆从我身边溜过去了。1961年底我从非洲回到北京后，总社要我立即参加由老前辈梅益同志率领的新闻代表团访问拉丁美洲。代表团要参加1962年1月1日在哈瓦那举行的古巴解放三周年纪念大会，并且进行一周的访问，然后再去智利和巴西。我国记者协会鉴于当时拉美各国除了古巴以外同我国都没有外交关系，平常来往也不多，所以要我们多去几个国家。我们离北京前听到厄瓜多尔发生了军事政变，比较开明的阿罗塞门纳就任了总统，就用代表团名义发了一个电报给他，希望得到签证前去访问。我们刚刚到了哈瓦那，厄瓜多尔使馆就电话告知总统欢迎我们访问，要我们去办理签证。我们结束在古巴的访问后，在1月下旬乘飞机经过巴拿马到了厄瓜多尔最大的海港瓜亚基尔。我们到后很谨慎，也有些紧张。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我国青年代表团应邀前去访问，在机场就被警察扣留送进了监狱，经我代表团一再交涉，邀请单位也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发动群众游行，警察第二天才把代表团放出来并驱逐出境。我们拜访了一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并且参观了市容和一些旅游景点。我们在瓜亚基尔住了三天，没有发生什么事，就在新华社当地的报导员罗曼的陪同下乘飞机去东北安第斯山高原上的首都基多，快到目的地时看到了安第斯山的一座活火山在夜空中一片火光冲天的壮观场面，令人惊叹不已。

我们在基多的宾馆吃过晚饭后，正在梅益同志的房间里商量这里的安排和拜会阿罗塞门纳总统的事，忽然有一个中年的男子敲门进来，从口袋里拿出他的证件，说他是警察局的便衣警察，要检查我们的护照。我们说我们是应总统邀请前来访问的，而且有厄瓜多尔驻哈瓦那使馆发给的有效签证，在瓜亚基尔机场上已检验过了；如果他还有什么疑问，可直接同总统府联系。他不听。一定要看我们每个人的护照。他拿了我们的护照后，说要到外面的电话间去请示警察局的领导。我们怕他把护照拿走了不还，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也跟了他到电话间去。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说他的领导同意还给我们护照，连抱歉一声也没有说就走了。当然，我们也很难弄清这件事是警察局有意制造的还是个别人的胡作非为，罗曼劝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但我们相约在基多的三天里要提高警惕，不给这些便衣警察任何借口。第二天，总统秘书忽然来电话通知总统不是在首都基多而改在瓜亚基尔接见我们，也没有说明原因。当时在首都又盛传要发生军事政变，看来总统受到的压力很大，他能否接见更使我们的访问蒙上了阴影。我们第三天傍晚乘飞机回到了瓜亚基尔，令人高兴的是，总统按预定时间友好地接见了我们，对我们的来访表示欢迎，希望加强两国之间的接触和往来。总统本来是个很健谈的人，但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次谈话非常小心谨慎，不想谈实质性的问题。我们很理解他的处境，这次接见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们本来准备好的一些问题也没有提，一个多小时后就告辞出来。当天晚上我们就乘飞机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上了飞机坐定之后，我们中有一个人说，啊哟，春节过去了。我们才想起了前几天是春节。这些天来大家工作和思想都有些紧张，把春节忘得一干二净了。

三个“冒牌教授”西德过春节

1969年11月，新华社领导通知我在年底之前赶到西德首都波恩去，接替项前同志担任常驻记者，因为他在那里检查身体发现患了癌症，要很快回国来开刀。几个月前，周总理要求新华社尽快恢复从“文革”开始以来记者都已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几乎完全停止的国外分社。我知道领导上要派我再去国外工作，但没有想到要去西德。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我不懂德文，也不熟悉德国问题，困难是会很多的。我马上做各方面的准备，经过巴黎办好签证赶到波恩时，已是1969年最后一天的中午了。我到了之后，发现困难比我预料的还大得多。很快，项前同志夫妇就回国了。分社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翻译和一个厨师，他们都是年轻人，比我早一个多月轮换来的。翻译同志只在新华社的外语培训班学了两年德文，“文革”时又荒疏了三年，连看德文报纸也有困难。“文革”以后，驻外人员的夫人都是不让一起出国的，所以只有我们三个男的住在一幢楼房里。德国邻居们看到每天早晚都有送报刊的人把一大捆报刊送到我们门口来，就说那里住了三个“红色中国的教授”。

不久，就到春节了。我过去常在国外过春节，他们两个都还是第一次。我们本来是在厨房里吃饭的，除夕那天晚上，改在了请客的大餐厅里，并且摆上了请客的一套餐具。厨师先做了四个凉菜，我们吃了一会，干了几杯葡萄酒；然后休息一会，厨师再去做四个热菜，再干了几杯；吃了一阵再休息一会，他最后端上了一只涮羊肉的大电锅。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的形式过春节，我举起了酒杯对他们说，我们都是新到这里，工作中困难很大，大家也不要气馁，我们团结一起克服困难，把工作做好。他们两个也很激动，说他们一定要努力，不辜负国内对我们的期望。快到半夜时，忽然来了电话，原来是一个邻居打来的，他用不太道地的中文对我说，“祝你们三个教授春节快乐。”他是克虏伯钢铁公司销售部负责亚洲贸易的高级职员，在西柏林大学学过几年汉语，他曾来拜访过我们几次，他说他要儿子马上给我们送来一件春节礼物。送到后我们打开礼品盒，原来是他夫人亲自做的一个巧克力大蛋糕。我们也回赠了他儿子四个大肉包子，他很高兴地回去了。这次春节的情景令人难忘，两年多后我国同联邦德国建交，我们分社受到了表扬，我也调到了外交部工作。

没有羶味的新西兰涮羊肉

1986年初，我从奥地利离任回国，由于已年过花甲，就退出了外交的第一线。我在维也纳工作了近六年，除了担任驻奥地利的大使外，还兼任我国驻联合国维也纳组织的大使，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近些年来显得越来越重要的机构是在1957年成立的，任务一是开展和平利用原子能，二是防止核扩散。第三世界希望大国帮助他们和平利用原子能，而美国的主要兴趣是在防止核扩散，保持核垄断的地位，因此内部争吵很多。我国是在1984年6月参加该机构的，我担任了首任驻该机构的代表。回国后，部内要我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从而开始了学者的生活。我在多年担任驻外记者和驻外大使时，曾到过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四大洲，没有去过大洋洲。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同北美、西欧和苏欧的关系，我想今后到大洋洲的机会可能很少甚至没有了。

不料，我到研究所以后不久，我国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合作会议。这是一个由学者、工商业者和研究人员三方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参加的有本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台湾是作为地区参加的。参加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合作委员会，一般都设在本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里，因此我国的合作委员会也设在我主持的研究所。会长是曾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外交家、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员宦乡同志，副会长有多位各界代表人士，我也是其中之一。合作会议每次大会结束时选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下届轮值国，在大约一年半的大会期间召开两、三次理事会，另外还有几个专门委员会。

过了两年多，正好由新西兰担任轮值国，因此我有机会去了三次新西兰参加会议，当时去新西兰一般都经过澳大利亚或日本，所以我也去过两次澳大利亚。理事会开会一般两、三天，台湾的代表是辜振甫老先生，他的夫人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先生的孙女。辜振甫先生是著名的工商业家和学者，我在担任副会长期间，同他每年一起开会两、三次。他是一位很和霭和很有礼貌的老先生，后来他被推选为台湾海基会的会长，合作会议开会的事就由他的侄子辜廉松代替了。他作为海基会会长同我方的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和上海举行了汪辜会谈，达成了著名的“九二共识”。他还访问了北京，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不幸，他和汪老都先后去世了。

在1988年初，我到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参加理事会时，正好赶上了春节。新西兰位于南半球，我们的春节在那里正是盛夏。惠灵顿是个人口很少、生活安静的城市，同最大的海港城市奥克兰不一样。我们住的旅馆周围当时只有几家很小的中国饭店，老板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来的华人，而且可能是由于新西兰盛产有名的牛羊肉，所以几乎家家门口都标明有涮羊肉火锅。在除夕晚上，我们穿了短袖衬衣到一个比较干净一些的小店去吃涮羊肉。开始时大家都觉得新西兰的羊肉很好，又白又肥又嫩，可是吃了一阵，感到味道不怎么样，比北京的涮羊肉差得多。我们中有一个最早发现，说新西兰的羊肉一点擅味也没有。吃涮羊肉擅味太大当然不好吃，可是一点没有擅味，也一样不好吃，没有什么羊肉的味道了。我们虽然饱餐了一顿，仍感到很遗憾，吃得没有很过瘾。我们都知道，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生产的牛羊肉质量很好，只是没有羶味，以后再去那里只吃红烧羊肉，不再吃涮羊肉了。不过，这次吃没有擅味的涮羊肉火锅过春节，却常常记在我们的脑海里。至此，我五大洲也走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