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一个读者无法都成为先知，但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创建我们头脑中的森林。曼古埃尔的论著正是通过高度的文学性和历史感给我们指出了通往镜中世界的路径。作者通过对一些基本概念如“同性恋文学”和“翻译”的梳理，从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中找出被主导意识形态着意掩盖的一面，使传统“真理”的宏大叙事崩溃瓦解。他希望通过考察被掩盖、被忽略的声音帮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多元性。

《恋爱中的博尔赫斯》收录了阿尔维托·曼谷埃尔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英美重要期刊上的21篇阅读笔记。这些文章经由作者本人重新编排整理，分作九个主题，并借用“爱丽丝奇遇记”的童话穿针引线，形成我们眼前的这部精妙的阅读文本。

前言(致谢)

一、我是谁?

镜中森林里的读者

身为犹太人

同时，在森林的另一处

二、备忘录

恋爱中的博尔赫斯

切·格瓦拉之死

权力想象!(怀念胡里奥·科塔萨尔)

三、性

天堂之门

浏览旧货店

四、文字游戏

盲人摄影师

颠倒黑白

秘密分享者

五、看与看见

博物馆里的缪斯

龙蛋与凤凰羽毛，或欲望之辩

六、罪与罚

回忆

上帝的暗探

复仇的时代

七、一些书

切斯特顿的文字

辛西娅·奥齐克的无结局

等待回音：读理查德·欧南

八、消灭艺术家

约拿与白鲸：一篇布道文(纪念保罗·弗莱克)

九、记忆未来

圣奥古斯丁的电脑

译后记

我七岁的时候，一天下午，从我就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英语高中回家的巴士上，一个我永远也不知道名字的男孩从后排对我叫道：“嗨!犹太人，你爸爸喜欢钱吗?”我记得我为这问题很困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并不认为我父亲特别喜欢钱，但那男孩的语气里隐含着一种我不能明白的侮辱。首先，我对被称为“犹太人”十分诧异。我的祖母去犹太教堂，但我的父母并不信教，我更没有把自己和一个我认为只为我祖母辈保留的字眼联系起来。但因为用在我们身上的绰号有着隐含的意义，所以(尽管我当时不知道)我被迫作出选择：是接受这个庞大、困难的身份，还是否认它。法国哲学家亚伦·芬凯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在一本有力的社会随笔和自传交融的书《想象的少数》(The Imaginary Few)里，提到了一个相似的时刻和这种遭遇的普遍性，但他的主题不是仇恨的继承。“我自己，”芬凯尔克劳特写道，“愿意谈论和思考相反的情况：一个小孩、一个青年为自己的犹太身份不但自豪而且欣喜，慢慢的，他开始疑惑，是否有一种信仰：个体能作为例外和被放逐者而愉快地生活。”这些有着假定身份的个人，这些自身并没有承受过苦难的继承人，芬凯尔克劳特用一个贴切的字眼称他们为“想象的”或“闭门造车的犹太人”。

这个提法对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十分有用，我深深为此打动：我们对自己是谁的看法如何影响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爱丽丝在漫游镜中森林时知道自己是谁(世界认为她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小孩)到底有多重要?显然，这很重要，因为这个认知决定了她与她碰到的生物之间的关系。比如，由于忘了自己是谁，爱丽丝可以和一只已经忘记自己是小鹿的小鹿作朋友。

就这样，爱丽丝亲昵地搂着小鹿柔软的脖子，一起走出森林，进入一片开阔地。到了这里，小鹿突然腾空一跳，挣脱了爱丽丝的手臂，欢欣地喊了声：“我是一只小鹿!哎哟!你是人类的孩子!”它美丽的棕色眼睛突然浮现出惊慌的神情，接着它像箭一样飞快地跑掉了。围绕建构的身份概念，芬凯尔克劳特尽力阐述了一系列犹太人身份意义的问题(或者，我加一句，是作爱丽丝还是作小鹿)，因为每个定义都是有限的，他拒绝给这些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芬凯尔克劳特讨论的中心是一个貌似陈腐的陈述，即犹太人存在着，无论他们的个人身份或集体身份如何，他们存在着，即使纳粹机器也无法抹去。这种存在不易承受，更别说归类。“听着，大夫，”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写道，“甚至不要跟我谈犹太教，我不希望它是我最糟的敌人。责备与耻辱：这就是从中得到的。它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不幸。”每个被迫害的犹太人都高叫着“为什么是我?”，想象的犹太人厌倦地叹息。以自己作例子，芬凯尔克劳特承认一方面他传播自己愿意作犹太人的愿望，一方面他将自己去犹太化,把自己变形成他者，成为他的非犹太同伴的使者：从这里我生动地发现了我自己。当他父母谈到大屠杀时，他以越南作为回答；当他们提到反犹主义时，他指出在法国没有犹太垃圾清扫人。“为什么是我?”变成“为什么我不是其他什么人?”

在镜中森林里，想象的犹太人丧失了所有的归属感；对他而言，不可能存在身为犹太人的“我们”。传统偏见把“我们”看作一个秘密社会，满是不光彩的阴谋和统治世界的野心；犹太人的回应是拒绝联合。“没有‘我们’，”他宣称道，“因为信仰犹太教是个人的事。”即便如此，今天的犹太教再次认识到它自身本是一个共同体。但是，芬凯尔克劳特尖锐地提出：为什么集体话语必须总是保留政治上的排外呢?为什么任何不是“我”的事物必然成为权力或国家的问题?如果既不躲藏也不声称自己属于过去被屠杀的百万民众，犹太人能成为“我”吗?P15-17

对我而言，纸上的文字带给世界一种连贯性。当马贡多(Macondo)的居民在百年孤寂中为一天降临的健忘症而备受折磨时，他们发现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在迅速地消退，他们可能会忘记什么是牛，什么是树，什么是房子。他们发现，解药藏在文字里。为了想起世界于他们的意义，他们写下标签挂在牲畜和物品上，“这是树”，“这是房子”，“这是牛，它可以给你奶，奶和咖啡混在一起变成牛奶咖啡。”文字告诉作为社会主体的我们，我们认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认为的样子”：这里隐藏着挑战。将文字与经验搭配，身为读者的我们细查那些与我们经历相似的故事，或者那些除了在炽热的纸上之外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对于这点我们十分明了)。相应的，我们对书本的认识在每一次阅读中再次塑造书本本身。多年以来，我的经验、口味和偏见有所改变：随着时光流逝，我的记忆重置、分类、抛弃我的图书馆里的一些藏书；我的文字和我的世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除了少数恒久的里程碑。赫拉克里特关于时间的名言对我的阅读完全适用：“你永远不能两次浏览同一本书。”

不变的是阅读的快感，手持一本书，突然感到一行文字带来的无法言说的惊讶、认同、战栗与温暖。评书、译书、编书给我这种负罪的快感以理由(仿佛快感需要理由!)，有时甚至成为我谋生的手段。“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我希望知道如何在其中每年获取两百美元，”诗人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在给他的朋友戈登·伯顿利(Gordon Bottomley)的信中这样写到。评书、泽书、编书有时使我可以赚到这两百美元。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发明了“地毯里的轮廓”这个说法来指一个作家作品里如秘密签名般反复出现的主题。在我的很多作品(如评论、论文集或者简介)里，我认为我能发现那个难找的轮廓：我对阅读的热爱及其与托马斯所指的“美好世界”的关联使我可以寻找到那个轮廓。我相信存在一种阅读伦理，这是一种阅读的责任，一种不管在政治上和私下里翻动书页浏览文字时都应有的义务。我相信有时候，在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之外，书能让我们变得更好更聪慧。

我多年以来的第一读者克雷格·斯蒂芬森(Craig Ste-phenson)对本书的结构、顺序和选段提出了建议。他约束我收录一些我在感情上有所偏向的文章，也提醒我一些我自己已然忘却的选文，甚至花费大量时间细想那些我自己都不耐回顾的具体细节。为了这些以及他自己不愿承认的其他很多事情，我谨向他致以深切的谢意。

尽管格式或外观不同，这里选择的很多篇章已在许多刊物上发表过，对这些刊物的热情我也致以谢意。

《约拿与白鲸》以及《复仇的时代》是在班弗艺术中心作的演讲，我199l至1995年担任那里麦克林亨特新闻项目的主管，后一篇文章尽管稍作修改，以前也曾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上发表。《同时，在森林的另一处》和《天堂之门》是两部文集的导言部分，它们一部是同性恋故事集(与克雷格·斯蒂芬森合编)，一部是情色短篇小说集。《身为犹太人》以前在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发表过，《切·格瓦拉之死》和《盲人摄影师》也发表过，较如今的《圣奥古斯丁的电脑》短一些的版本作为1997年《泰晤士报增刊》的讲稿也曾发表。《权力想象》是我翻译的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的《无理的时间》(Unreasonablefdso Hour)的后记，后来它被扩充成一本胡里奥小说选《动物寓言集》(Bestiary)的前言。《浏览旧货店》(当初名为《色情设计者》)、《等待回音》(当初名为《难词》和《秘密分享者》的早期版本在多伦多么星期六晚间》(Saturday Night)上发表过。《颠倒黑白》(当初名为《瞎眼与聋耳》)在《砖》(Brick)和《审查指南》(Index on Cen-sorship)上出现过。《审查指南》上还发表过《上帝的暗探》的早期版本，作为对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呼吁阿根廷特赦政治犯的回应。《博物馆里的缪斯》在墨尔本伞艺术月刊》(Art Monthly)上发表过,《回忆》发表在悉尼的杂志《热》(Heat)上。《辛茜娅·奥齐克的无结局》以及关于这位女作家的作品的几篇评论一起发表在纽约的《乡村之音》(Vil-lage Voice)多伦多的《地球与邮件》(Globe and Mail)上。《切斯特顿的文字》是我为意大利亚德非出版公司出版的切一部分发表在《澳大利亚书评》(The Austrialian's Re-view of Books)上。

不管我在《秘密分享者》里宣扬的编辑理念是什么，大部分的文章均因许多慷慨聪明、工作投入的杂志和报纸编辑的阅读而获益良多，他们人数众多难以一一列举，在此我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如果编辑的工作需要存在的理由，那于我而言，就存在于我与路易·丹尼斯(Louise Dennys)的友谊，他对好作品、好故事的热情，以及斯蒂芬森所称的“事物的最后庄重”之中，我在过去许多年里学会了珍惜它。任何错误、语病、粗糙和污点完全由我负责。

如往常一样，我也深深感谢韦斯特伍德(Westwood)永远忠诚、孜孜不倦的艺术家团队。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卡尔加里，1998年秋

爱丽丝穿过慢慢模糊的镜子，走入了镜中世界。当她变得和棋子一样大小的时候，爱丽丝看见了镜中世界里的小河还有森林。因为是镜像世界，里面的一切都颠倒过来：时钟反向，花朵说话，绵羊售货，要想停下来只能不停向前跑步，红白两方的国王和王后与骑士们在森林里疯狂追逐……《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是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姊妹篇，我国读者对它了解甚少。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里，卡洛尔利用反射的镜像原理帮助我们认识到客观世界背后存在的东西——矛盾颠倒的世界。爱丽丝在镜中世界里反复强调自己的真实感，因为她来自那个“真实”的世界，然而对于镜中世界的生命来说真实与虚构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真实的”。

这种对矛盾世界的尊重和深刻认识贯穿曼古埃尔的《深入镜中森林》，也是他选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作为本书最重要的典故的原因。如同勇敢走进镜中世界的爱丽丝，曼古埃尔认为我们的时代需要深度，社会主体务必探究文化表征下隐含的主观规则和文化霸权，在单质化的生活维度之外发现另一个矛盾却同样真实的世界。如曼古埃尔所言，“我们时代可怜的神话在于惧怕深入表象。我们不相信深度，我们取笑绵长的沉思。”对深度的背离正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此时表征并不是远离真实、去掩盖或歪曲真实，它变得就是真实本身。曼古埃尔对这种同质化的文化模式十分质疑，他通过对个体身份、文化现象如性属特征、博物馆及阿根廷政治犯等问题的解读，希望在日常规定的界限之外揭示一些少有人探寻过的疆域，他大胆地通过戏仿的写作技巧将市场机制和官僚制的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侵蚀反耿出来，在最后一章曼古埃尔更是采用了明显的矛盾修饰法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大众文化施加了一种“多数人的暴政”，从而扼杀了个人创造力。约翰·穆勒借用其观念，认为“多数人的暴政”已经对自由构成了威胁，民主时代产生了这个时代特有的不宽容。曼古埃尔没有直接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这种多数人的暴政，而是通过编织文学之网、利用相互联系的典故和隐喻使读者认识到在压倒性的文化霸权面前个体可以采用的民主方式。他把这种个体的再创造称为阅读伦理和阅读责任，“我相信存在一种阅读伦理，这是一种阅读的责任，一种不管在政治上和私下里翻动书页浏览文字时应有的义务。”可见，曼古埃尔并非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希望读者以阅读为手段在思想上另辟空间。

爱丽丝的镜中世界要求我们放弃偏见，保持开放的心态。否则，所有关于爱丽丝的神话都只能被当作小孩子的胡言乱语。琼·狄第恩在《顺其自然》里写到，揭开石头就会惊 动响尾蛇，这就是说后现代社会的生存必须依靠表象、伪装和幻想。而曼古埃尔却认为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勇敢地揭开石头，直面我们害怕或不愿承认的另一层事实，深入未知的镜中森林(尽管这也许依然并非“真相”)。我们必须置疑所谓“正常”的标准，拒绝各类文化“标签”。我们可以允许事物没有结局，却需要避免生硬地做出结论。我们应当对我们时代勤于思考的人致敬，因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我们必要的“压舱物”。而我们作为读者和个体，应该抛弃对权威的盲从，懂得文化的建构性，放弃规则制定的固定形象(种族身份、集体观念，同性恋，文学流派，英雄)，以“无害的无政府主义”完成个体的僭越。我们需要关注边缘人群，重视想象和个体经验，并且相信偶然性。这个文化的狂欢盛宴 要求打破界线，在主导的意识形态内部建立动态、矛盾的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和多面性。

我们每一个读者无法都成为先知，但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创建我们头脑中的森林。曼古埃尔的论著正是通过高度的文学性和历史感给我们指出了通往镜中世界的路径。作者通过对一些基本概念如“同性恋文学”和“翻译”的梳理，从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中找出被主导意识形态着意掩盖的一面，使传统“真理”的宏大叙事崩溃瓦解。然而，曼古埃尔的目的并非彻底颠覆，把一切打得稀烂。相反，他希望通过考察被掩盖、被忽略的声音帮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多元性。我相信这也正是作者引用汉娜?阿伦特的意义所在：“我们必须让矛盾按本来的面目存在，理解它们，抓住它们下面的东西。”这里体现出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它是关于我们如何在世上行为的生活哲学。

《走进镜中森林》深刻地表达了曼古埃尔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问题的思考。面对权力关系，个人可以选择回应和抵制权力和规范性的实践。而为了摆脱后现代社会的奴役，主体自由的途径就在于面对不断重新创造自己的责任，并保持自身矛盾的权利。

王海萌

南京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