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科学”、“人文”、“李约瑟”这三个主题词来包络全世界的学者，本书作者何丙郁的名字当是排在最前列的。

作者从一名自幼接受英文教育的物理学家，摇身变成东西方文化界知名的华裔人文学者。他以独有的眼光、睿智和魄力，穿梭于欧亚澳美四洲，做出跨领域、跨文化、跨学术的研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肯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作者与李约瑟博士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关系，以及后来接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长达12年。

本书作为学术性自传，既记录了作者不平凡的学术生涯，又向读者展示了他慈祥、谦和的绅士形象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本书是一本学术性的自传，回忆了作者的幼年时代、物理学生涯、在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的新大学、香港大学、格理斐大学任职的后期以及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学思历程。既记录了作者不平凡的学术生涯，又向读者展示了他慈祥、谦和的绅士形象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代序

两栖学者、行吟诗人和云游僧

导言

第一章 幼年时代

第二章 物理学生涯

第三章 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

第四章 澳大利亚的新大学

第五章 香港大学

第六章 格理斐大学任职的后期

第七章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

第八章 后记与回顾

我的父亲大约在1925年从中国广东省移民到马来亚(现在称马来西亚)。他没有带来一部详细的何家族谱。早年我曾经在家里看过他手写的一本《何光族谱》，族谱的冠名大概是他祖父的名字。但是我20岁就离家去新加坡留学，毕业后也在外任职，不知道这本《何光族谱》如何在家中遗失，后来才从一位堂叔父的口述中，获悉父亲的高祖父何芥屏公是从浙江省上虞南移到广东，落籍番禺县。当时不少在南方幕府任职的人士都来自浙江的绍兴县。我的先祖是否是其中的一位就不得而知了。

我的高祖父何冠山公育有何文元公、何文光公、何文宽公和何文耀公四人。何文光公是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是何俊卿公。据我所知，俊卿公曾在海关任职，但中年就过世。他留下两男一女，即我的父亲何其汉公(字汉槎，后来改名何迪庵)、我的三叔父何其杰和我的姑母何翘珍。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三叔父，父亲跟他也毫无通信，我又是从同一位堂叔父口中，听说他在公安局服务，当一名巡警。这位堂叔父，我称四叔，是文宽公的孙子。他名其埙，字伯乐。20世纪30年代，他在广州市伯乐街执律师业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广州市沦陷。50年代，他移民新加坡，在中正中学执教，讲授中国国文。他的母亲，我称三叔婆，是我见过的何氏家族中辈分最高的长辈。翘珍姑母，我称姑妈。我的姑丈钱永兴是一名前清的举人，听说曾当过军官。他比我的父亲更早举家移民去马来亚，在霹雳州(Perak)近打县(Kinta)的一个小镇拿乞(Lahat)开办一所私塾，取名“永兴学校”。

公元1895，父亲在广东诞生。父亲年轻时代在学堂念书，希望将来有机会应考科举考试。我感觉到，他似乎对废除科举考试的事情有点失望。他擅长写作，曾告诉我，他常在老师出题的时候写两篇不同的作文，一篇让给同学，以赚取一些零用钱。从他的谈话和藏书中，可以看出他很崇拜晚清时代的曾国藩(1811--1872)和梁启超(1873—1929)。他曾向我推荐载述朱熹学说的《近思录》。他的思想大概是受了宋代理学家和晚清学者的影响吧。祖父逝世的时候，父亲仅10多岁。听说当时祖父的职位是可以传给父亲的，可是有一位长辈却以父亲还年轻为由，便继承了祖父的职位。于是父亲就去从军，最后从文职升到少将，为当时华南著名军阀陈炯明的部属，我猜想他的直接上司是一位姓叶的将军。他曾对我说，虽然陈炯明不肯帮助孙中山，但前者并非反对后者本人。大约在1925年，父亲突然带同眷属移民到当时的英国属地马来半岛。他对我说，这是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中国人自相残杀。

父亲到了马来半岛后便改名为迪庵，此后便没有人知道他原来的名字。除了他的几个亲戚外，父亲和中国国内的朋友们都断绝了书信来往。母亲原名吴佩瑶，后也改名为贤贵。她在16岁时和父亲结婚。她的家世我也不太清楚。我有一个称呼为“奶奶婆”的外婆。母亲称她为“奶奶”。母亲有一个弟弟，名吴日暄，我称他舅父。1938年，他们都移民南洋，有一段时期在我家居住。我和奶奶婆的关系一向保持友善，可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外孙受外婆疼爱的微妙感觉，使我有些不解。

我是母亲所生的第二个男孩。第一个男孩三岁时就夭折了。母亲第三胎是一个女孩。我还记得这个妹妹。大概在她四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怡保市(Ipoh)郊外的一个大和园(PasirPuteh)小村，在一栋亚参答(attap)(椰叶盖顶)茅屋里租了一间小卧房。有一天我跟妹妹在户外的时候，突然间闪电打雷，妹妹摔倒伤了腿，被送到怡保医院就医。她在医院中过世。我还记得曾随母亲往医院探望她。

根据我的学校记录，我是1926年在甲板(papan)诞生的。甲板是近打谷的一个小镇，曾一度以产锡享誉东南亚。当时近打谷出产全世界锡矿总量的三分之二。父亲选择去近打谷不是为了它的锡矿，而是因为他的姐姐和姐夫住在拿乞，离甲板不远。我对甲板毫无印象，但是还记得曾和双亲搭汽车去拿乞拜访姑妈和大姑丈。

1928年，弟弟耀南诞生；1930年我多了一个乳名亚女的妹妹。我和弟妹三人就跟随父母度过他们经济最艰苦的几年。1933年，四弟诞生，但数月后便夭折。1934年、1936年和1938年，五弟河通、三妹丽金和六弟河津在双亲生活比较宽裕的环境下相继诞生。

我弟妹的名字可以反映我幼年时代的家境。耀南是三弟入学以后所采用的名字。入学前他的名字是应顺。顺字有两个含义。由于他出生时是顺产，父亲就寄望将会“应”在一个顺利的环境。亚女是二妹的乳名。由于父亲向官方报告的时候，尚未想出一个适当的名字，就顺口报了一个乳名，后来才替她取名润金。这个名字也有两个含义。一是因为她生在闰月，二是“润”字用来形容文人的收入，爸爸期望金钱也随着这个闰月所生的千金而来。五弟的名字河通表示父亲认为当时家境已经“通顺”了。三妹出生时，家里雇有两个佣人，父亲心情比较舒畅，就替她取名丽金，意指美丽的女孩。六弟取名河津，表示父亲认为家境已经安定，因此希望可以达到自己的愿望。 

丙郁是我入学以后所用的名字。之前用的名字是燕恬。本来我有一个依照“华”字排的名字“煜华”，三弟名耀华等。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用这些名字。丙郁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名字。许多次，有人问我跟美国的一位著名教授何炳棣是否有关系，我回答说我的“丙”字不从火部，没有火。我久仰何炳棣教授的大名，可惜没有机缘和他会面。1990年，我们两人终于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相见。他说他担任1970年度美国学术界上声望很高的耶鲁大学休谟讲座讲师(Edward H．Hume LeCmrer)时，得知我曾担任1969年度的讲师，当时也有人问他跟我是否有关系。谈话中，他知道我的先祖来自绍兴县的上虞，而他也来自绍兴县。我们两人同姓，他的排字是“炳”，假如我用同一个排字，我们就可能有远亲关系。他问我“丙”字没有“火”字旁的原因。我回答说，由于我生在南方，“丙”字已经属火，再加上“火”字旁，火就太盛了，因此先父就替我取这个没有“火”字旁的“丙”字。何炳棣深懂命理学，很赞同我的解析。他比我年长几岁，从此我们就以宗兄相称。

说到命理学，何炳棣听过我的解析，便觉得我的父亲对于这门学问也非门外汉。其实我不知道父亲对这门学问懂得多少。虽然他没有说出方法，但他常谈及气色和面相学，并曾引述曾国藩派遣将领出兵前，必先看看他们的气色和面相然后做决定。我知道他对命理学有点儿兴趣，至于他懂不懂得批命的方法是另外一回事。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曾托香港某“子平推命”法相士替他批命。我也看过这份长达10页的大批，指他的寿命可达67岁，但多行善事可以使他寿增一纪。父亲在1957年逝世，享年63岁。假如依例加算“天”、“地”、“人”三年，也只得66岁，尚未达67岁。这份批命是否灵验，要视乎个人的解析。我没有把算命是否灵验这个问题放在心上，但后来父亲的批命书却引发我对术数做了些学术性的研究，可惜的是家中没有人保存这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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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底收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潘国驹寄来的何丙郁教授新著，立刻为其新颖的书名所吸引——Reminiscence of Roving Scholar，内中rove这个词本有“漫游”、“流浪”的意思，按此原书似乎可以直译成“一个游走学者的回忆”，而作者游走的世界，正如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是“科学、人文和李约瑟”(science，Htumanities and Jbseph Needham)。

平心而论，以上面三个主题词为交集来一个“煮酒论英雄”，纵使放眼全世界的学者，本书作者的名字也会排在最前面。作为一位出生在英属马来亚的华裔学人，何丙郁先生从小接受英文教育，大学主攻数学和物理，毕业后在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当物理教师，20世纪60年代成为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70年代出任澳大利亚格里斐斯大学当代亚洲研究院首任讲座教授兼院长，80年代主持香港大学中文系并任讲座教授，90年代由李约瑟博士钦点担任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作者精通世界多种语言，甚至包括一些方言，“一身兼任了科学史工作的筹资者、组织者、宣传者和研究者，以他特有的才能，穿梭于欧亚澳美四洲”(席泽宗院士语)，当之无愧地入选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台湾“中研院”，以及总部设在莫斯科的欧亚科学院院士。

从书中得知，作者1926年生于马来亚一个叫甲板(Papan)的小镇，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父亲从广东军界退出后移居南洋舌耕为业，用粤语教《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还有艰深一点的《四书》和《左传》；他也从父亲的藏书中读到汤姆逊(J．A．Thomson)的《汉译科学大纲))，并由此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的兴趣。生活在一个华、马混杂的地区，父亲曾以《孟子-梁惠王下》的“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为训，告诫他要博采众长，尊重当地文化。7岁那年，父亲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他送到当地的英语学校去读书。作者后来认为中国人的“学以致用”和西方的“为知识而知识”是可以相容的，这与他早年生长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以及父亲教导他要宽容地看待异质文明是有关系的。

成年以后，至少有三次重大的选择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是1952年博士论文的方向和题目。当时作者已是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物理系副讲师，在气流测量方面做过一些很好的工作并参与指导核物理课程的实验，这一年他在英国《暖气与空调设备工程学会学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内中提出一个关于温度、湿度和气流对居民舒适度影响的公式。但是不久他就对这种工作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因为他意识到个人的感觉是不好用物理参数来衡量的。也正是在此时，兼任文学院院长的数学家奥本涵(编者注：即奥本海默)(Alexander Opperllleim，并非主持曼哈顿计划的那位美国物理学家Robert Opperrheirrler)，听到他在学校数学会所作的一个有关中国古代三次方程的演讲，遂建议他转向研究中国科学史，这样在理学院注册的何先生就跨系师从文学院院长从事《晋书·天文志》的研究，并因缘际会地结识了李约瑟博士。

第二次是1963年接受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聘请出任中文系主任和讲座教授。这时作者在学术界已站稳脚跟，当年担任其博士论文校外答辩委员的两位学者——李约瑟和哈特讷(Willy Hartner，德国从事阿拉伯天文学史研究的权威)，都想将他罗致身边，而作者在剑桥访问两年之后回到新加坡，被任命为该校仅有的两个“Reader”(英国俗称“无讲座教授”)之一，并在物理系开设科学史课程。在剑桥的时候，作者亦曾旁听固体物理学课程——由于不久前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热门的科目，也曾有过同几位顶尖科学家打交道的机会。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想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而且阅历越深标准就应该越高。关于这一点，作者总是不忘父亲当年评价一位前清榜眼书法时说过的话：“假如这些字出于别人之手，可以说是美轮美奂，但是以榜眼的身份来挑剔，就显得缺少个人风骨。”而李约瑟博士也从另一个角度对他给予忠告：“在一个研究条件较差的大学，你绝无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但如转而从事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虽然没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日后也可建功立业。”因此当吉隆坡的聘书到来之际，作者考虑的是：要继续研究中国科学史，一个中文系的位置远比物理系的位置有利，而吉隆坡将为他提供一个当时世界上唯一以中国科学史专业任讲座教授的机会。

第三次是1990年接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一职。此时作者已是世界知名的学者，在澳大利亚有优厚的讲座教授待遇，在海峡两岸、东南亚和日、韩都有很高的人望，跑到剑桥当一名无薪所长，除了筹钱维系研究所的生存之外，还要应付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应该说是一件极为棘手而于个人得不偿失的工作。考虑到李约瑟本人和各方面人士的信任，更为了使老博士在西方开创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薪火相传，作者毅然接受了这一职位，在剑桥当了12年的义工。从书中知道，当时支持李约瑟研究所的机构有三家，即剑桥的东亚科学史信托会，以及分别设在香港和纽约的东亚科学史基金会。围绕着研究所的运作出现分歧是难免的：剑桥信托会认为自己拥有管理研究所的主权，香港和纽约方面则认为自己是股东，当然有权对研究所的方向以及管理人选进行干预，再加上李约瑟本人和他身边的一些老朋友，作者发现自己有四个“雇主”，而为人处事的洒脱与厚道使他在困难的环境中游刃自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免得顾虑四个不同意见的雇主之间的分歧，这是唯有当一个义务所长的人才能享受的权利。”更重要的是，通过作者、他的同事，以及他的后继者们的努力，李约瑟研究所修复和发展了同剑桥大学的良好关系，不但成功地继承了李约瑟博士撰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宏伟计划，而且发展成西方世界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究中心。

对何丙郁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等方面的那些具体工作，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脉络进行评点，那将是为他的学术文集撰写导言者的任务。但在匆匆追溯了作者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的游走经历之后，我还是愿意从大处着眼，特别介绍一下他的文化观和历史观，他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科学，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科学，等等。相信这位睿智的前辈的亲思亲历，对于我们今日客观地认识历史、体验和欣赏人类文化，以及从事科学史研究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启发。

近年来我一直留意斯诺(C．P．Snow)提出的“两种文化”问题，因此也就特别关注作者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看法，以及使他最终成为一名两栖学者的原因。作者写道“科学有助于人文，而人文也有助于科学；科学不能逃避历史，但是能够创造历史。由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新知识积累越来越多，学科划分也越来越细，而且还有新的学科不断出现，20世纪初以来人们所担心的文科与理科之间的鸿沟现在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建议“研究人文科学的人们不妨多了解一些科技，不仅可以赶上时代，而且或许可以促进对人文学科的认识；反过来，从事科技专业的人们说不定也可从人文作品中找到可资利用的养分，至少可以开拓视野，砥砺思考的能力，陶冶高尚的情操，从而培养健全的品格。在这方面，科技史可以成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

书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传统中国科学史”，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者致力于中国古代数术研究的一个动因。作者说，早年受邀参加《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作计划时，必须尊重和采纳李约瑟的观点；而李是以一个20世纪中叶著名生物化学家的立场来探讨中国科技史的。到香港后何先生就想起父亲关于不可一味模仿他人的遗训，开始尝试从传统中国人的角度来探讨一些话题。他认为：我们谈及中国的传统科技史，应该力图和当时的人们易地而处，考虑传统中国人所分析和理解的自然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些分析和理解。宋代的张载、邵雍、朱熹等都有自己的学说以解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当代研究科学史的人们往往认为这些理学家们主要关注人事，充其量只能算是哲学家，而他们的工作不被看作科学。但是“很少人知道宋代司天监曾使用三种与理学家学说相关的方法以预测天气的变化。无论在他们的时代‘科学’这个名词是否存在，也无论他们想象中的东西是否被现代人承认为科学，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能够解析自然界和应用这些知识以预测大自然变化的学问，应该算是科学。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中所指传统中国的‘伪科学’是基于他身为一位现代科学家的立场。在传统中国人的心里，李约瑟所指传统中国的‘伪科学’该是当时的科学”。

关于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科学知识，作者还有如下一段有趣的陈述。1985年作者接到伦敦物理学会的通知，证言他已是一名拥有女皇特许状的职业物理学家(chartered physicist)。此刻他不禁回忆起30多年前追随卡文迪什实验室出身的老师学习物理的经历，当时虽然是一个没有任何资历的前殖民地大学里的本科生，但使用的教材同剑桥大学的学生是一样的，因此相信自己所学习的就是当时代的物理；而在接获这一正名文件之后，他倒觉得已经不能妄称物理学家了，充其量不过是个物理学史的研究者，原因是自己30多年前学习的物理今日已成历史陈迹。他写道：“科学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30多年前的物理学已经不是90年代的物理学，何况几千几百年前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科学呢?西方托勒密(Ptolemy)的地心说和施塔尔(Stahl)的燃素说是他们时代的科学，后来都被推翻，可是从来没有人说它们不是科学。这是从西方希腊文化起源的角度看西方的科学史，没有什么不对，否则就没有科学史学科这回事。问题是有些人对西方以外的事情有些厚此薄彼之嫌。我认为假如研究东方科学史，能够兼从东方文化背景做判断，应该可以增加结论的可靠性。”

在以“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为题的这一小节中，作者叙述了一段故事，说明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科学史态度的转变。对于动辄以“辉格史学”来贬低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某些学人，这段故事可以说是很有针对性的，这里忠实抄录如下：“以历史这门学科为例，20世纪中叶，西方的所谓‘正统历史派’以古希腊遗传的文化为正统。例如，剑桥大学没有中国史这门课，偶尔提及的都是中国与欧洲有关的事情，主要的课题是欧洲优越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西方学者的心目中，中国史学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当时的‘剑桥历史学派’可说是‘正统历史派’的代表者。剑桥大学历史系主任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是一个皇室讲座教授(Regis Professor)，享誉欧美史学界。起初他对中国史也采取轻视态度。1955年，剑桥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浦立本(Edwin G．Pullevblank)在他的就职演说辞中说：‘中国不能被屏诸人类历史的主流以外’。以后他和巴特菲尔德之间发生多次笔战。《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二、三卷相继在1954年、1956年和1959年面世。1962年，巴特菲尔德突然改变他的立场，他自己说是受到李约瑟的影响。可是争论余波还往往浮现在中国科学史的讨论中，有些人还以西方的定义划分中国的科学史。例如，在第四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中有一位物理学专业者以西方的定义说传统中国没有科学。传统中国是否有科学的问题本书已经做了交代。较近也有人认为研究中国天文纪录不属于科学史。其实，当年我研究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的古代天文纪录时，我的心中也毫无科学史这个念头，谨希望可以对知识和学问做一点贡献。我猜想，早年我的朋友席泽宗做类似研究的时候，也跟我有同感。”

Roving Sholar这一称谓也使我联想起另一类人物，西方叫troubadour，中文译作行吟诗人。前面说过，在这篇序文中，我不打算对何丙郁先生的学术成就过多着墨；在下面的篇幅中，我想尝试的是向读者展示这位老学者人性中极为可爱的方面：宽容、潇洒、机敏、助人为乐。回顾最后在剑桥的那段经历，作者说：“我放弃澳大利亚讲座教授月薪的收入，而跑到剑桥当义工，从经济上看是一件极不上算的作为，我也很难向关心我的局外亲友解释自己的行动。可是在李约瑟研究所当时的场合，不领薪有不领薪的好处。一个拿钱的所长在当时不仅会树大招风，而且还要讨好几个意见不同的东家，这样的所长我恐怕是做不下去的。”这是大智者的语言，大智者的行为。及至功成身退，作者又流露出诗意般的心境：“我以轻松的心情离开剑桥，想起伍连德博士当年教导子女的一句话：‘做事情要担得起放得下’。也许一个做义工的人很容易做到这点，但是没有金钱上的报酬不等于没有其他方面的报酬。我在李约瑟研究所任职期间，很欣慰地看到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海峡两岸的大学，以及日本和韩国大学的年轻研究者能够共聚一堂，不分国家、地域、门派地友好相处，切磋讨论学术问题。”他又说：“几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年轻学者，经历过在李约瑟研究所逗留的一段时期，得以和国际上的同辈排名。他们的学业和事业成就也令我感到快慰。我认为这是金钱所不能替代的最好报酬。”

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是有亲身体会和发言资格的。1992年，在何先生的安排下，我得到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资助，前往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做为期半年的访问。记得何先生在邀请信中写道：“我相信你不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而且能够置身剑桥的学术环境去体验世界一流的学术传统。”对于我和许多后来的中国内地学者，后一点尤为重要。经过在李约瑟研究所和剑桥的这段经历后，我回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不久就承担了学术服务任务，后来亦参与国际科学史组织的活动，先后担任国际科学史学会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主席等职，又与国内外同事们一道，在北京成功地组织了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

在何先生主持李约瑟研究所期间，通过纽约的李氏基金会（LiFoundation of New York)，每年都安排一名中国内地的年轻学者来剑桥学习和研究，那些来访的年轻朋友后来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梅建军，在李约瑟研究所访问结束后转到剑桥大学考古系深造，成为国内最早接受专业科技考古训练的学者，现在是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来自西北大学的曲安京在中国数理天文学和古代历法领域颇多建树，亦被选为国际数学史委员会执行委员；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郭世荣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钮卫星也都成绩斐然，后者还承担了第10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的主要组织工作；我的同事胡维佳现在负责中国科学院李约瑟著作翻译出版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另一位同事汪前进则担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副所长。何先生卸任后，古克礼博士(Christopher Cullen)和李约瑟研究所继续施行这一方针，目前研究所利用李氏和梅隆(Andrew W．Mellon Foundatiorn)两个基金，以及中英研究奖学金(Sino—british Fellowstaip)等，常年资助七八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前来访问研究；此外，研究所也为众多从其他渠道(包括美、欧、日、韩，以及中国内地高校、教育部和科学院，还有台湾地区)获得资助的访问者提供办公室和图书馆的便利，最近还开拓了与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合作培养东亚科学史方向博士生的计划。

曾经有人当面赞扬李约瑟博士，说全人类都欠他一大笔账。从揭示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意义上来看这话固然不错；但是作者也指出“既然李约瑟研究所全靠国际上的资助，它就应该对国际上有关地区的科技史研究者做些贡献，让人们有机会利用这个研究所，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学者”，“中国内地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而出国做研究的机会则相对比较少。协助李约瑟出钱出力最多的是华人，我就应该从华人方面先着想。”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感情，作者对来自华人世界的访问者特别是中国内地的青年人就格外热情，我接触到的几位朋友对此都深有体会：不管来自哪个地区哪个单位，也无论其背景和学历如何，老先生对每一位新来的年轻人都给予热情的接待和指导，从剑桥的学术传统到英国的社会习俗，乃至围绕着李约瑟研究所和《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作计划的种种趣闻轶事，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以便他们能够尽快地熟悉这里的环境。逢到师母一道来剑桥，作者还会邀请年轻人到他家做客，一道品茶、聊天、包饺子，无分长幼，其乐融融。

作者对推动中国内地科学史家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1978年，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聚会中，作者向在场的夏鼐、席泽宗等学者提出：自1956年竺可桢、李俨等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之后，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科学史舞台几乎失去踪迹；又言及多次听到李约瑟为此表示遗憾，因此提议组织一个国际性的中国科学史系列会议。在场的学者立即拍手赞成并一致推举作者在海外首办。作者计划到香港赴任后即行推进这一计划，而此时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李倍始(Ulrich Libbrecht)正好争取到一笔开会的经费，何先生就把首届会议组织者的名份让给了李倍始，并建议他使用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ICHSC)这一名称，那是1982年8月的事情。作者则于1981年4月只身赴港履新，并于1983年12月在香港大学举办第二届ICHSC会议，作者为此会的召开而操劳不遗余力，书中也有一些叙述。后来这一系列会议发展成两支：其一仍沿袭旧名，至今已召开了10届，第11届将于2007年在中国南宁举行；其二则扩充为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International CcI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ICHSEA)，去年在慕尼黑召开了第11届会议。两个系列会议都吸引了包括许多中国内地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科学史家参加，现在已成为国际东亚和中国科学史领域中的两桩盛举。从发起开始，何先生不但每次都躬身亲莅，而且热心地帮助组织者解决各种困难。例如，1990年的第六届ICHSC是在剑桥召开的，其时际逢李约瑟90华诞，作者又是刚到所长任上，按照他的说法，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会议从东亚地区寻求资助。再如第九届ICHSEA，由于会址一时发生变故，又是作者运用自己的关系在新加坡大学找到了资金和当地组织者。

过去曾有传说李约瑟博士生前同剑桥大学某些科系不睦，甚至他的成就遭到大学里汉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嫉妒，以致始终得不到教授席位。从书中我们可以多少窥见一点事情的原委，尽管作者使用了非常委婉的说法。固然李约瑟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人羡艳而其治学路数又与正统的汉学家不同，但与大学发生龃龉，主要还在于他乐得享受独立研究的快乐而拒绝开课授徒，而剑桥大学的Reader头衔可以保证他不受任何个人与部门的干扰，专心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学史。实际上，即使在冈维尔一基斯学院院长任上，李约瑟也很少过问行政上的事情东方学部亦曾多次邀请他开设中国科学史的课程，都被老博士婉言拒绝，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是完成《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计划。何先生主持研究所之后，开始举办定期的中国科学史讨论班。这一举措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坚持至今，参加讨论班的既有研究所的成员、访问学者和学生，也有剑桥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作者认为这是同大学开展深入合作的良好开端。

作者主政李约瑟研究所期间的另一项重要使命是筹资。他在书中写道：“剑桥信托会的大部分成员不认为替该研究所筹资是分内的事情，他们都有自己的正业，绝不会把李约瑟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正业更重要”；“况且东亚科技史尚未能够引起英国本地人士的兴趣，求他们解囊资助可说是难如登天。李约瑟在英国的名气也远比不上在东亚地区这么响亮。我多次遇到剑桥的人，甚至剑桥大学的毕业同学，问我李约瑟是谁。利用他的大名在英国筹款也不是办法。”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李约瑟还能亲自出马到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亚洲各地为自己的计划筹资。等到老博士跑不动了，剑桥信托会亦曾派人到香港等地活动但一无所获，后来发现何先生在香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都有很好的人脉与威望，尤其对权力没有兴趣，是个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因此就把为研究所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出版计划筹资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虽然没有白纸黑字的明文，李约瑟本人和剑桥信托会都期望我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替他们多筹些资金”，他写道。他也果然不负众望，在担任所长期间，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以上那些地区，为研究所和李约瑟的写作出版计划、为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各种研究计划和国际会议寻求经费资助。何先生对此事业倾力投入而个人分文不取，为此赢得人们极大的佩服与敬重。记得有一次他以“高级乞丐”之语自嘲；而在我眼中，他简直是一个道法高深修行完美的云游僧人，以古稀之龄浪迹天涯，为塑造科学史事业的不坏金身而广寻施主。

关于为科学史事业奔走和募资的故事，作者书中讲了许多，这里仅就亲身所历做一点补充。1996年1月，已是70岁的何先生拄着李约瑟博士留下的拐杖，从香港经罗湖来到深圳大学，出席由中国科技史学会组织的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来前作者已有电话给我，说要介绍一位英国的独立制片人来探索一项文化开发计划，目标是利用香港方面的资金，北京和剑桥两个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和图书资料，以及该制片商的经验和在国际影视市场中的关系，制作一套介绍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系列电视节目，产品的销售所得则全部用来支持两家研究所的运作，这就是后来的“龙腾”计划。以恒生银行前董事长利国伟爵士为主席的一个基金会承担了这一计划的筹资任务，包括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英国尤德夫人(Lady Pamela Youde)和劳埃德爵士(Sir Geoffrey Lloyd)在内的几位知名人士给予了重要支持，时任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的古克礼博士则承担具体工作最多。在实施该项计划的三年多里，作者亦曾多次居中斡旋，对于沟通中、英、港诸方信息，协调官、商、研的立场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如今“龙腾”计划已经大功告成，在海外播映获得好评，两个研究所也按预期的设计得到可观的资金，用于继续支持各自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抚今追昔，眼前总会浮现10年前作者行色匆匆从香港赶到深圳来时的景象。

后来我们筹备2005年在北京举办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最感头痛的也是经费问题。又是何先生，于2002年来北京参加中国工程院等单位发起的研讨会期间，主动询问此事并向我建议从海外募资。他在我的办公室里亲自起草了两封介绍信，分别寄给新加坡李氏基金(Le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的李成义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教务长何文汇博士，后来李氏基金和香港北山堂基金(Bei Shan Tang Foundation)很快就有回音并对大会给予慷慨资助(后者是通过何文汇博士由中大校董利荣森先生提供的)。

因为工作和研究的关系，我曾数度在剑桥和李约瑟研究所滞留。记得上一次来剑桥是在2002年秋天。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经过研究所门前庇护着李约瑟博士长眠地的菩提树，进得前门就看见了何丙郁先生，也是刚从北京赶来，带着旅途的疲惫，但还是那样亲切、慈祥、笑容可掬。先生身后的签名簿则有他刚留下的大名，墨迹未干，时间是2002年10月24日，地址写的是布里斯班他的家。我知道当天是东亚科学史 信托会开会的日子，后来还知道——正是在这一次会议上，信托会正式通过了古克礼博士接任所长的任命，并选举前港督尤德爵士的遗孀尤德夫人为新的主席，后来这个信托会更名为李约瑟研究所信托会。

在一个专为来客准备的签名簿上留下名字，老先生此刻的心境我无法揣摩，只见脸上仍是孩童一般灿烂的笑容。想起几乎每个来剑桥的中国学人都熟悉的那首《再别康桥》，虽然已经用得太滥，放在这里还是非常贴切——“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谨以此文为先生80华诞寿。

我以非常轻松的心情离开剑桥，我想起伍连德博士当年教导他儿女的一句话：“做事情要拿得起放得下。”也许一个做义工的人很容易做到这样。但是没有金钱上的报酬未必等于没有其他的报酬。我在李约瑟研究所任职期间，很开心看到的是剑桥大学和来自哈佛大学以及海峡两岸的大学，日本和韩国大学的年轻研究人员能共聚一堂，不分彼此，讨论学术问题。这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文化交流上，都有一定的贡献。以一位来自台湾的博士候补生为例。她初到英国时，英语讲得很勉强，两三年后我发觉她已经可以在国际上的学术讨论充分以英语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李约瑟研究所的讲读班以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她的表现比英国、美国的同辈毫不逊色。有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经历了在李约瑟研究所逗留的一段时期后，也得以和国际上的同辈齐名。他们的学业和事业成就令我感到欣慰。我认为这是我在李约瑟研究所当12年义务所长所获得的金钱不能代替的最佳报酬。

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

我也有机会在剑桥发展我个人的研究工作。由于我不必参与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工作，我觉得我个人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应该尽量避 免和这套书重复。刚巧以前我在香港的术数研究已经是有别于李约瑟而从另外一个观点出发，符合这个避免重复的条件。我在英国的剑桥、伦敦、爱丁堡各大学、中国内地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西北大学等，中国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等，以及多次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都在这个术数的学术领域内做报告。

单元学科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各有所长，可以互补不足。我的学术研究多具跨学科性质。与跨学科研究背道而驰的是学术中的“定义”以及“领域划分”的争论。以历史这门学科为例，20世纪中叶，西方的所谓“正统历史派”以古希腊遗传的文化为正统。例如，剑桥大学没有中国史这门课，偶尔提及的都是中国与欧洲有关的事情。主要的课题是欧洲优越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西方学者们的心目中，中国史学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当时的“剑桥历史学派”可说是“正统历史派”的代表者。剑桥大学历史系主任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是一个皇室讲座教授(Regis Professor)，享誉欧美史学界。起初他对中国史也采取轻视态度。1955年，剑桥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浦立本(Edwin G．Pulleyblank)在他的就职演说辞中说：“中国不能被摒诸人类历史的主流以外。”以后他和白特费尔德之间发生多次笔战。《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第二、第三册相继在1954年、1956年和1969年面世。1962年，白特费尔德突然改变他的立场，他自己说是受到李约瑟的影响。可是争论余波还往往浮现在中国科学史的讨论中。有些人还以西方的定义划分中国的科学史。例如，在第四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中有一位物理学专业者以西方的定义说传统中国没有科学。传统中国是否有科学的问题本书已经作了交代。较近也有人认为研究中国天文记录不属于科学史。其实，当年我研究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的古代天文记录时，我的心中也毫无科学史这个念头，谨希望可以对知识和学问做一点贡献。我猜想，早年我的朋友席泽宗做类似研究的时候，也跟我有同感。况且我们的主要有关著作都是登载在国际专业性的科学学报，而非科学史学报。除非是职责之所在，例如，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时期曾涉及“版图之争”的问题，否则我宁可选择置身事外。譬如说，我没有兴趣跟图书馆争论如何分类我写的书，谨希望读者对它感兴趣而能从图书馆里找到它。

对我个人来说，跨学科研究曾向我提供许多方便。我在20世纪60年代<黛谷来鸿>的一文曾将个人的研究范畴比喻为一个矿场，蕴藏矿物数量因地而异，有些很快就被挖尽，有些则比较丰富可以开采一段长时期。当时我在马来亚大学系主任办公室的书架上有若干种类书。往往翻阅其中几本书就会有所发现，找寻到一些可供研究的资料。当时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人比较少，科技史对我来说，是一个宝藏，用之不竭，与我早年在物理系的气流研究有天渊之别。

中国有“学以致用”，而西方有“为知识而寻求知识”两种说法。我认为两者是相容的。我生长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深感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必要。首先应该互相了解彼此的文化。因此我的学术研究也注重文化的交流。20世纪60年代我在吉隆坡时已经关注这个问题。我卸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职后的学术活动也较为趋向文化交流方面。例如，2003年出版的一部和另外一部现在排版中的专书都涉及国际文化交流。2003年和2004年，我分别在吉隆坡的拉曼大学(LI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mn)和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做演讲。。每次都以文化交流作为话题，希望这种学术研究方向可以促进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从而有助于民族和睦相处。学术既能“为知识而求知识”，又能对人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无职一身轻

2002年4月8日至12日，我应中国工程院宋健院长的邀请，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现代和近代中国科学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介绍即将面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结论篇>。会后我赶去台北，参加我最后一次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咨议会的会议。14日至16日，我以曾繁城荣誉讲座身份访问新竹清华大学。我利用访问台湾的机会到东京一行，向中山茂请教一个19世纪一位日本作家的问题。我近来到东京，每次都约他和牛山辉代共进晚餐，谈有关李约瑟的往事。由于我们往往提及李约瑟、李大斐和鲁桂珍的趣事，牛山辉代美称我们的聚餐为“迷你李约瑟座谈会”(Mini Needham Symposium)。

7月初，我在南港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会议后我前往香港，代表李约瑟研究所在香港城市大学做三场纪念郑德坤教授学术演讲。这次的演讲全用粤语。三个讲题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九宫图与魔方阵”、“由文化交流产生的紫微斗数”和“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奇门遁甲”。郑培凯主编《中国科技史的新视野》(2003年)的序言中谈及听众的情况，不仅另外开的一个讲堂满座，连走廊也站立不少听众。我感到可以用一比喻，将演讲当作客人用餐，听众是客人演讲所用的语言是食具。假如招待客人的是一样的中国莱，西方客人也许比较欢迎使用西方的餐具，可是大多数的华人就比较欢迎使用中式餐具了。虽然是一样的菜，餐具所带来的气氛是难以代替的。我本人食西餐时使用西方餐具，中餐用中式食具，日本餐用日式餐具。这是容易理解的事情。这就难怪听众欢迎我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与他们本身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话题了。

10月14日至22日，我访问北京。我首次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欧亚科学院北京中心院士会议。我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介绍我的一部有关《道藏》研究而尚待出版的新书。我还跟刘钝所长谈及2005年北京召开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筹款的事宜。10月底，我去剑桥出席东亚科学史信托会的一个会议，在剑桥住在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院士宿舍，作为麦大维教授的客人。

2003年4月，美瑶陪我访问新加坡和吉隆坡。从吉隆坡我们开汽车去怡保。我再次在Perak Academy的学术团体做演讲。回到吉隆坡，我又在新近成立的拉曼大学(Universiti Tunku Rahman)做演讲。当时非典型肺炎的传闻满天飞，见的朋友不多。幸亏六弟河津夫妇从芙蓉到怡保来见我们，在吉隆坡时我们又得和三弟耀南、二妹润金和三妹丽金相会。7月，我前往新竹清华大学履行我的曾繁城荣誉讲座的任务，主要是跟研究生们谈他们的研究进行情况。完成我的任务后，我顺便到日本一行，探问两年前我提出的一个薮内清纪念讲座计划的进展。当时我跟麦大维教授建议在剑桥大学东方部设立一个薮内清纪念讲座，并得一位日本朋友乐意答应替我们在日本筹款。我在东京的旅馆肠胃不适，中山茂夫妇到旅馆见我。我取消一切约会，返回澳大利亚家中。我的《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logy：Reaching out to the Stars》这一年在伦敦出版，收入《李约瑟研究所专书系列》，版权费都全部捐给李约瑟研究所。10月底，我去剑桥参与东亚科学史信托会的一个会议，住在罗宾逊学院的一个院士客房。在一个凯思学院的晚餐上，我坐在霍金教授(Stephen Hawkins)身旁。他的研究室就是以前李约瑟所用的K1号室。通过他的特制语言转音机，我们谈起李约瑟。他提及李约瑟留下写在壁上的“人去留影”这四个字。我向主编古克礼提交拙作《Explorations in Daoism：Science in Literature》的文稿，然后乘搭飞机经由新加坡回布里斯班。

2004年4月，我去新竹清华大学履行我最后一次的曾繁城荣誉讲座任务。事后我访问东京，会见中山茂和牛山辉代。中山茂夫妇和他们的儿女招待我在银座的一个餐馆吃晚餐。中山茂陪我先去餐馆，发觉不少我们以前熟识的地方已经改变了，连中山茂也需向人问路。中山茂说，他近来很少到银座。我深感世事瞬息间的变化。我从东京往新加坡和吉隆坡。新加坡的潘国驹博士建议我替他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写一部我的自传，先用英文，然后再考虑出中译本或者另出中文版。我在吉隆坡替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和创价学会做一次公开演讲。

7月，我去台湾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遇到杨振宁谈及新加坡的潘国驹。潘国驹是我两人都认识的。杨振宁请我代他向潘国驹问好。会后我在新加坡停留数天。潘国驹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的一位客卿教授(Adjunct Professor)，他向系主任胡祖协讲座教授提议，邀请我在物理系做演讲。在谈话中，胡教授提议我在演讲中谈我的经历，告诉物理学的听众，一个物理学家在汉学的研究上，能够做些什么汉学家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在毫无准备之下，就在理学院的一个讲堂跟理学院的听众一谈往事。我抱着轻松的心情在我的母校跟我的不同年代的同僚谈话，不用讲稿显得更为亲切。世事轮流转，想起当年我在该理学院的任务是由我找人来做演讲，这次我反而变为被动者。我又想着我的演讲生涯是50多年前在我母校的物理学系开始的。这次回到同一个单位做演讲是否我的演讲生涯已经走过一个大圈子，这该是我的演讲生涯告一段落的好时机。

我用过午餐回旅馆途中不小心摔倒，折了左臂骨。在旅馆附近的亚丽莎伯医院施药后，我回到布里斯班动手术。10月，我为胆石外漏再进医院动手术。出院后我专心撰写我的英文版自传《Reminiscence of Roving Scholar：Science，Humanities and Joseph Needham》。初稿完成后，托人替我过目并提供意见。

2005年，一篇关于数字学的拙文登载在欧洲出版的刊物上。2月，英文版的自传文稿已经完成。2月底，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信托会开会。我利用路经新加坡往剑桥的机会向潘国驹博士交卷。2005年是美瑶跟我结婚的50周年，这是把我的英文版自传献给她的一个良机。8月，北京召开第22届国际科学史研讨会。我就和她一起到北京和阔别了21年的上海一游。我们在北京住在友谊宾馆的贵宾楼，见到许多朋友，并且有机会到王府井和颐和园游览。会后我们迁往北京国际大饭店，北京科技大学的柯俊院士和韩汝玢教授来访。中国国际旅行社为我们安排在上海的观光节目。我们很欣赏上海的发展，媲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回想1984年在上海遇到李约瑟的许多朋友，这次再也见不到一个了，真是宛如隔世!十年沧桑，何况是21年呢?我们仅得和研究李约瑟的专家王国忠先生一见，约他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关增建教授到我们居住的王宝和大酒店共进晚餐。

我们启程往北京时，我的中文版自传已经完成了一半。从上海回家后，我就集中精神继续撰写自传，期望能早日向潘国驹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交卷。现在，英文版自传已于2005年面世，希望中文版自传尽早出版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