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两位杰出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他们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本书主要介绍了毛泽东和陈云这两个重要领袖人物，及二者间的相互关系。

遵义会议上，陈云对毛泽东投了赞成票。会后，陈云受到毛泽东的委派赴上海恢复党组织，并赴苏联取得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在苏联，陈云假托被俘的国民党军医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最早客观、公正宣传毛泽东，宣传红军长征。

陈云敢断家务事，明确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和江青草率结婚；经过慎重考虑，陈云和于若木结为夫妻，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

高饶阴谋篡权时，陈云主动揭发；事件处理时，毛泽东提议搬陈云作救兵；事件处理后，陈云强调：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

毛泽东逝世后，陈云提出要客观公允地评价毛泽东一生中的是非功过，尤其是对其晚年的失误，要作出公允而又科学的评价。

1.两位历史伟人青少年时代的不同成长历程

2.经过反复求索，最终都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

3.高度重视农民问题

4.相继领导发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农民起义，探索中国革命新路

5.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云和毛泽东一样，都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6.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

7.遵义会议上，陈云对毛泽东投了赞成票。会后，陈云受毛

泽东的委派赴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并赴苏联取得同共产国际的

联系；在苏联，陈云假托被俘的国民党军医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

最早客观、公正宣传毛泽东，宣传红军长征

8.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云从苏联回国，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他和毛泽东一样重视知识，大胆选拔、积极培养和放手使用知识分子

9.在抗战中，面对因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而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

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要求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抗战后期，陈云受命从事财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财经工作经验

10.陈云敢断家务事，明确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和江青草率结婚；经过慎重考虑，陈云和于若木结为夫妻，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

11.延安整风运动中，陈云反对康生利用整风机会搞“抢救运动”，

打击、迫害领导干部；毛泽东向受到错误对待和处理的党员、干部脱帽致歉

12.解放战争时期，陈云被派赴东北工作，毛泽东授予他中将军衔；

陈云在东北工作期间，成绩斐然，屡获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在接管城市的工作中，

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毛泽东批示全党，要求借鉴

13.陈云受命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为解决经济困难，力主发行公债，毛泽东态度谨慎

14.陈云领导取得了稳定物价等斗争的胜利，毛泽东称赞：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称赞陈云是理财能手

15.为了对付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毛泽东决定发动“五反”运动：运动后期，陈云果断采取措施，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16.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不久，为解决工农业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主张应当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

陈云提出为解燃眉之急，要对粮食等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17.建国后，毛泽东和陈云始终反对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的错误政策；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陈云受命主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积极贯彻中央确定的和平赎买政策；

改造完成后，他和毛泽东一起率先开始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

18.受毛泽东之命，陈云负责主持“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先后五易其稿，才最终编制完成；

“一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步基础

19.高饶阴谋篡权时，陈云主动揭发；事件处理时，毛泽东提议搬陈云作救兵：事件处理后，陈云强调：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陈云还较早地觉察到了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有可能蜕化变质，

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防范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蜕化变质的措施；毛泽东赞赏陈云处事公道，稳重

20.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着意推荐陈云；

陈云顺利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集体中的重要成员

21.八大前后，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陈云和周恩来一道，提出经济建设要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22.在纠正“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时，毛泽东想到了陈云，说：真理有时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并说：家贫念贤妻，国乱思良将

23.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针上，毛泽东和陈云都主张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

合理地处理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关系;都十分重视农业的基础性战略地位

24.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毛泽东和陈云一样都主张采取辩证的态度：他们都主张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25.在财政思想上，陈云和毛泽东一样，都主张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反对单纯从财政观点来打主意的观点

26.在党的建设上，陈云和毛泽东都主张坚持原则，从严治党，又要爱护干部；都十分重视接班人的选拔与培养

27.在领导方法上，毛泽东和陈云都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他们一起倡导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

28.一生坚持学习和善于学习的两位历史伟人

29.为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陈云提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15字方针

30.在干部政策上，毛泽东和陈云都强调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

要加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克服山头主义

31.对传统文化，陈云和毛泽东一样都主张采取“古为今用”的方针，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32.身处逆境，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33.在生活中，两人都十分俭朴：在对待亲友上，要求都十分严格，从不允许搞特殊化

34.毛泽东逝世后，陈云提出要客观公允地评价毛泽东一生中的是非功过，尤其是对其晚年的失误，

要作出公允而又科学的评价。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提出，

为避免给人以片面的认识，要加上对建国前28年中毛泽东主要功绩的论述和说明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本书的缘起与相关问题说明

4.相继领导发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农

民起义，探索中国革命新路

在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帝统一战线后，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破坏，陷入低潮时期。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毛泽东和陈云分别在湖南和上海农村发动了农民起义，并开始对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回湖南后，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五点暴动纲领：（1）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2）组织工农革命军；（3）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4）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5）组织工农兵苏维埃。这些纲领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已经根据形势的发展，抛弃了此前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主张，放弃了继续打国民党旗帜的做法，纠正了只没收大地主土地而不动中小地主土地的错误认识。此外，在暴动范围上，毛泽东改变了原先要在全省全面发动的主张，决定只集中于湘中地区；在起义所依靠的力量上，毛泽东改变了原先只注意农民武装而不重视争取正规军的安排，决定大力加强争取正规军的工作。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创新精神。

经过周密准备，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了。起义部队原准备向长沙进军，但毛泽东在对形势做了深入分析后，认为起义军已无法按原定计划行动。一是起义部队在反动军队的进攻下，加上没有来得及进行教育整编，官兵的思想觉悟不高，目的性不明确，一遇到困难和挫折，开小差的特别多，人数很快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多人；二是长沙的敌人守备力量很大。所以，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在文家市召开部队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将起义部队向南转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但在部队南下转移途中，由于遇到国民党军队的尾追阻截，有的战死了，有的开小差，损失很大。一些长官受旧军队影响，随意打骂士兵，部队的战王卜力不强。9月29日，当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时，终于得以暂时摆脱敌军的尾追，当地又没有地主反动武装，起义军得到了自秋收起义以来的第一次从容休整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沦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

二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所剩不到1000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接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班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湾改编，逐渐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成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接着，毛泽东得知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面积约有4000平方公里。这里在大革命时期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较好；远离中心城市，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进可攻，退可守；周围各县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便于筹集给养。于是便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地区开进。

井冈山上原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在当地人民中有一定影响。为了能在井冈山地区站稳脚跟，必须取得袁文才、王佐的支持。经过反复做工作，毛泽东终于成功地说服、改组了袁文才、王佐的原有武装，使之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在领导工农革命军同反动军阀的作战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常常陷入被动地位，因此他适时地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_一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这就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是人民军队同历史上所有旧军队的根本区别所在。

1928年1月间，毛泽东又概括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妥善地处理了革命军队同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是人民军队能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

到1928年2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迅速发展到一个帅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革命政权及赤卫队和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土地改革也开始了试点，并取得了初步经验。一个初步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建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根据中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朱毛两部会师后，加上对地方武装的整编，军队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由原先的1000多发展到6000多，战斗力也明显增强，根据地面积很快发展到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50多万，进入了边界的“全盛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在总结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P31-33

毛泽东和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两位杰出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他们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陈云就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后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的几年除外），长达50余年，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担任这一重要领导职务的漫长岁月里，陈云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但由于多种原因，学术界和宣传理论部门对陈云所做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这种情况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大卫·M·贝奇曼所指出的那样：“陈的地位、资历与学者们对他的研究力度”“显著不符”。

众所周知，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和陈云的领导风格差异很大，所熟悉的领域也不尽相同。比较而言，毛泽东更善于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统揽全局，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和军事统帅，陈云更善于做具体工作；毛泽东对军事和政治工作非常熟悉且得心应手，陈云则更注重经济工作。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人的具体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他们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详细描述和深入探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怀着研究毛泽东的浓厚兴趣和宏大抱负，我于1989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但事不凑巧，当年毛泽东思想研究方向不招生。虽经努力，终未成功。不过三年时间也没有白过，在导师孙友葵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基本摸索到了学术研究的一些门径。如果说这些年来，我对自己的一些成果还稍感满意的话，应完全归功于孙老师当年的无私教诲；而对于仍然存在的问题，只后悔当年的努力还很不够。仍然是出于对研究毛泽东的兴趣，在三年的研究生生涯中，我在完成本专业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习之余，自学并选修了毛泽东思想方向的所有课程。但在报考该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时，厄运再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我虽然在笔试中考了第一名，但却未曾想到因面试成绩‘不理想”而未能被录取。这次挫折使我彻底地破灭了在毛泽东思想专业内进行深造的梦想。但我研究毛泽东的热隋，却并未由此而减弱，甚至可以说反而有所加强。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当初的选择并没有错。

参加工作后，我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坚持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其领袖人物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探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深层原因。可以这么说，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之间比较团结时，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作风比较民主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比较顺利，取得的成就也就比较明显；当领导集体之间的分歧较大且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加以解决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会遇到严重挫折。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特征及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情况就更是如此。因此，自然地，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先后发表了数十篇学术研究论文。其中有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相关专题文献资料集所转载。

在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把重点转到领袖人物的相互关系上来。我发现，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领袖们的认识并不相同，毋宁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最终导致了毛泽东和中央一线领导多数成员的矛盾的产生并不断加剧，也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劫难。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对毛泽东和陈云的相互关系这一个案进行了更多的关注。本书就是在这种长期关注的过程中产生的。从最初构思到最终成书，经历了10多年时间。这期间，学术界对陈云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公布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研究成就，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书也可算是对我前一个时期研究毛泽东的一个小结，同时，就我个人而言，也算是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本书从陈云诞辰90周年之际开始构思，到2000年时，已陆续写成20多万字的稿子。其问，先后写了10多篇系列学术论文，其中近半数已经或即将公开发表。

2000年以来，学术界出现了许多研究陈云的高质量成果，特别是出版了《陈云年谱》，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对陈云的研究工作。同时，出版界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研究领袖人物相互关系的图书。于是，我决心抓紧时间把剩下的内容赶快写完，并对已经写好的内容进行了重要修改。原准备在2004年底以前完稿的，但由于工作十分繁忙，又有其他科研任务不容分身，只好将自选的这一课题的写作进度再次放慢下来。直至陈云诞辰100周年前夕才完稿。

由于毛泽东和陈云是中共党史上的两个重要领袖人物，要实事求是地写好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既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又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好的事情。笔者虽然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限于资料及自身水平，不足之处是难以避免的。在具体写作中，为慎重起见，所有叙述均以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研究成果特别是权威部门的出版物为依据。其中重点参考了朱佳木、孙业礼和熊亮华以及迟爱萍、赵士刚等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了不掠他人之美，更是为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同时也为了便于查对原文，凡直接引用前人成果的地方都作了注释。本人郑重承诺：所有引文都有明确出处，并认真仔细地查对了原文。

本书在总体上，以时间为经，以传主的相关活动和事件为纬，只有少数几个章节无法遵循上述原则而未强求形式上的一致；在行文上，既力求表述准确，又尽量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严谨而不死板，顺畅、活泼但谈不上精彩。第一、二、三章，传主间的直接联系虽然不多，但仍从比较的角度进行了叙述。

还要说明的是，本书原准备在2005年陈云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的，但因初稿结稿较晚，等与出版社联系时，已无法及时安排出版，中间又因其他原因，一再推迟。这样也好，在对原稿进行补充修改过程中，又参考了不少新近出版的陈云研究成果，使本书的叙述更为丰满和准确。

王玉贵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