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始皇的母亲是赵国大将的女儿,送给子楚之前是吕不韦的姬妾,吕不韦出于政治目的将已怀孕的赵姬献给异人(即秦庄襄王),后来赵姬怀胎十二月才产子,生下了嬴政,实则为吕不韦与赵姬的私生子。(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结果[来源请求],怀孕十二个月鲜有案例;同时,作为怀孕征兆的停经也可以被异人怀疑。故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出错存在可能性。)作为一个并不受宠爱的质子的儿子,嬴政少年时期是在赵国都城邯郸度过的,此时异人经吕不韦从中斡旋已然回到秦国,并认华阳夫人为母,经过多次政治斗争终于获得了华阳信任,吕不韦又花费大量精力与金钱将赵姬母子接回秦国,从此嬴政开始了他在秦王宫里的政治生涯……
本书是记录了一位著名英国汉学家眼中的中国第一位皇帝和他绝对集权下的人民的真实生活。
秦始皇,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皇帝,他的功过是非历来众说纷纭,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缔造者,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帝”,有人说他是“绝代暴君”;有人说他功大于过,有人说他过大于功;有人说他是刚正之强人,又有人说他是变态的狂徒……他是秦王室近百年兼并图谋和努力的受益者,他母亲曾策划推翻他,他的“继父”也曾发动叛乱欲置他于死地,他从童年玩伴密谋的暗杀下死里逃生,他是个冷酷无情的法家政治体制的产物,他创建了统一的国家制度,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他企图用方术跟死亡作战,他的臣民们在他绝对集权统治下恐怖地过活,最后,他的坟墓则由雄伟的兵马俑军阵守卫着……
在中国的历史上,最初是神话传说时代。盘古,这位开天辟地的大神,他将鸡蛋一般的混沌凿破,带着霹雳般的巨响从中冲出。在随后的十万八千年里,为了防止天和地再次并到一起,他手擎着天,脚踏着地,身体不断地长啊长,最后他终于倒下。当他最终腐烂之际,他身躯的各部分变成了构成宇宙的新物质,像日月星辰,和我们这个世界。
在天底下,最初的生灵是人头蛇身的。他们生息繁衍,他们之中有一支是从天堂贬谪而下的,因为天堂拒绝他们进入。他们跟雷公——一个有着双翅,长着凶暴眼睛的凶神作战,那个时代,天地间仍然有梯子相通。当时,这群人首蛇身的人们分成水、火两个不同的部落互相争斗,它们各自的领导者——两位远古的大神,祝融和共工,则在可怕的争斗中灰飞烟灭。一个倒下了,在恶水畔被烧成灰烬;另一位在卷土重来之际却毫无预兆地销声匿迹,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团火焰,在随后的一场战役中,天塌了下来,地上被砸出深深的、犹如疤痕一般的裂缝,它一直深到地底。大火在山林间熊熊燃烧。星辰黯淡,江河改道,但是一位女神女娲拯救了这一切,一切都修复得跟以前一样。
女娲飞上天空,首先引起了其他天神们的注意,他们也随之来到地上。在五派神系中,两个兄弟部落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大地上随处都是他们因战争散落的武器,古书说,当时血流成河,熊罴、虎豹和其它猛兽则在人们飘扬的旗帜下充当先锋。
幸存者们回到位于九重天上的城阙中,这九重天的城阙位于五个陆地相连的要塞之上,由一头怪兽看守着,这怪兽是一个没有骨架的,长在大瓮里的怪物,它通过这种方式猎取食物,就如用魔法催大的一般。时光飞逝,他们决定耕种土地,并且种植水果和谷物。其中一人与人间女子通婚,很快,人、神的后裔昌盛地繁衍,这样,生命变得短暂了,他们的后裔不再能活千年,而是仅仅几个世纪。几代之后,据说天神仍知道不死的秘法,但他们把持着,不让人类得到,而只让神受益,据说此药能让人返老还童,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当地上发生再一次天神及他们后裔之间的战争之际,天地之间的梯子就断裂了,离开地上就变得更加困难。一种新式的武器发明了,它是用盘古的皮做成的鼓,它像日月那么耀眼,掌管着雷电的能量。它小小的声音就能摧毁一半敢于反抗的军队。于是随后,它的主人黄帝,给天下带来了和平。在黄帝统治的时期,他看着文明的曙光在这片土地上遍地显现,文字发明,农业出现,人们开始筑屋定居——现在的人们理所当然地享用着的许许多多发明都是在那一时期出现的。黄帝是一个播撒文明曙光的统治者,又是一个发明家,他早期作为武士不断征战的岁月确保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战争不再发生。
黄帝让他的子民铸造“鼎”,它像一口大锅,上面铭刻着他的胜利。当鼎铸成之后,天上垂下一条大龙,黄帝宣称他离开人世登天的时刻到了,但大龙只能驮载黄帝本人和七十名他亲近的人,其他神只好被遗漏了,大概是由于这些人的愤怒,以后再也没有过来自上天的造访。黄帝自己的女儿也被遗漏了,大概是由于她体内的热气吧。另一位能呼风唤雨的神灵也被遗漏了,虽然他曾为他们效力。
黄帝和那天上天的神仙们没有再回来。地上的人们只能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生不老的仙术失传了,于是人们的寿命变得更加短促。而且,地上的人们似乎忘了神仙曾教给他们的很多东西,地上的君王则汲汲于仪式和各种细节,热望回到那黄金时代。传说中的一位统治者(后羿)在十日并出的年代,保护着他的子民,相应地,一位王后(嫦娥)飞向了月亮。大部分统治者都让他们的子民简单淳朴地劳作,驯服难以预料的江河,灌溉庄稼。就像所有国家的神话传说时代那样,这史料朦胧的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那时,人性丰富而仁慈,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所有这些激起了人类哲学家们的一个问题:到底哪个环节错了?
当传说时代向信史时代过渡之际,有人发问了:假如古时的人们都如此完美和贤良,那么,时至今日,为什么所有的事物都分崩离析?在公元前6世纪,孔子说那是因为当时存在丰富的“礼”和人们之间的契约,任何事都有其原因,许多提及先人的奇怪的诗篇和歌谣被用来传递各种信息。孔子是圣贤中的第一人,他是一名先前的鲁国国君的臣仆,致力于教授他人,造就了一群弟子,这些弟子们的教养总在他们服务的雇主之上。尽管孔子的政治生涯很短暂,而且后来被一些阴谋弄得戛然而止,然而他的许多学生在当时的各国政府担任要职,他们之中没有人在“中央世界”本身谋求职位,这“中央世界”即周王领地,在那里,后来的周王延续着有名无实的统治。尽管周朝统治者仍然满足于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身份,实际权力早已下移出了宫廷和要塞,下移到渭河之畔的冲积平原上。
周王室有一个图书馆和一处宫室,对学者和贵族们而言,这是他们的朝圣之处。这里保存着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礼典和文书以及对宇宙最深入的解释,但这不过是个影子。数百年来,周王早已不能掌控底下的诸侯们,当某地诸侯宣称自己是天子之际,等于向周天子发出了想要平等的挑战,当时的周王对此毫无办法。先前分封的各诸侯国变成了各自为政的国家,只是还剩一个一体的空名,这个空名表现为周天子仅仅是名义上的共主,周的都城也仅仅是名义上的天下中心。
即使圣贤也认为:某些东西已经逝去了。孔子认为是人们的道德和良知出了问题——我们与生俱来地拥有美德,只是它需要经常被保护,被鼓励;同样,我们与生俱来的劣根性也需要被压制。孔子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造就一个可以作为当时人表率的知识阶层,这个知识阶层中有些人是学术的,有些人是外交的,这些足以为人导师的人们应保存着旧时的诗歌和仪式,并保证这些在后来不会失传。尽管像孔子那样的试验确有可能对后来的几代人产生影响,但他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强固的基础上,这一基础就是哲人们相信他们自己的道德良知,还有就是旧时的文化和美德必须继承乃至仿效,这样孔子的设想才能付诸实施。但是,当数十年过去,天下分裂,“战国时代”来临,孔子的设想看样子越来越不可能在这真实的世界实施了。
世界的中心在黄河畔肥沃的冲积平原上。被分封的诸侯们由南到北,从西到东地散布着,不过到处都有更多的荒地。黄河有一条支流渭河,它从山谷发源,流向高地。这就是秦国,一个从蛮荒的西部内徙的国家的封地。即使秦是离宗周最近的一个诸侯国,它仍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严酷生硬,不时处在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跟那些开化了的华夏诸侯之间全无共享的疆界。
秦人自有自己的天命传说,这些详细地保存在秦国的编年史中。这编年史现在亡佚了,但它是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资料来源。在传说时代,当人们从天上下降到地上之际,一个姑娘有一次吞下了燕子卵,而后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成为君王的臣子,在建立早期灌溉体系中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因此,黑色的旗帜、“赢”这个姓(意思是丰富),或更通俗地说“胜利者”,都是跟他联系在一起。
秦,在中国的西陲,他的后裔满足于能跟统治者周王那么近距离地联系。当传说般的商代被严肃的周代所取代时,就是西陲的人们渐渐接近权力之际。尽管他们希望很快被认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但很可能他们的血统并不出自华夏,而是出自蛮族。这周朝西陲之外的秦给予了周朝大量他们难以自己拥有的重要物资——马匹。
秦始皇的早期祖先们,因为他们在黄河西岸的牧场为周天子放牧而获得了回报。当他们获得了“赢”这个姓氏之后第四代,我们发现他出色的后裔站在周朝第一位天子身边——当商朝被推翻之际,赢氏家族的一位成员驾驭着战车参战,这为以后赢氏能受封为诸侯作了准备。在史书记载方面,早期几代秦公时的历史模糊不清,据说,这个家族的一员长着鸟的身体,但能说人言。但当周朝建立十代以后,赢氏家族在史书记载中还是作为周朝的养马者而存在的。他们之中最声名卓著的是造父,当周天子出巡到远方地区平定叛乱之际,他驾驭战车护卫周王,穿越了已知世界。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亚述出现了一位英主,埃及在内战中衰落,希腊则开始摆脱黑暗蒙昧的时代。在亚洲,西方的蛮夷逐渐向周王的疆土逼近。
为了保护自己的疆土,保护东方的这些民族国家,周王制定了一项计划。他在公元前857年确认赢氏家族领有周朝最西的疆土,封他为第一位秦公(秦的这个名字来源于一种当地的谷物)。于是,赢氏家族发现他们在拥有了自己发祥地的同时,被迫向西发展,去争得那片曾被戎狄控制的土地。他们不时地扩大着领地,他们的奋斗,毫无疑问让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壮大。
P35-39
在被妖魔化了好几个世纪之后,秦始皇成了一个强力型的人物,即使是在经典的历史大事中也是如此。我写作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史记》,它是一部由汉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的、古代中国的巨型编年史,它包括了当时那个时代许多重要人物的传记。尽管如此,秦始皇的形象仍然还是个影子——在他统治时期,他是高高在上的,对大众的视线而言他经常是秘而不见的。他被周全地保护着,离刺客和羡慕者们总有一定的距离,没有人胆敢正视他或直呼他的名字,所以,我们没有多少关于他的面部和外形特征的资料,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古代历史事件中,关于他本人个性的记载是很少的,更多记载的是他勇武地营造长城、修建各种驿道、宫室,乃至残酷的政治决定等等。秦始皇的传记同时也是离他最近的人们的传记——因为这也是需要。在过去有关作品中,科特瑞尔(Cotterell)的《秦始皇》超过40%的内容致力于描写政治斗争和战国时期的历史,而伯德(Bodde)的((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的主角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他那诡计多端的丞相李斯。而我则从原始资料出发,决定采用《秦始皇》这个名字,而不是着眼于他的个性。尽管《史记》包括了许多其他人的列传,这些人中有他的大臣、将军甚至刺杀他的刺客们,然而这些人或者是不敢提及任何关于他的主题,或者因卑贱到不能直呼其名而离政治巅峰太远,因此秦始皇本人的面貌仍然保持神秘和寂寞。
不过,我们确实可以从一定事件的发生时间及其侧面得出种种推论:秦始皇——这一统一中国的人同样也是从刺客的白刃底下侥幸逃生的人——当时,他徒劳地拖拽着一把佩带在身上、不便挥舞的仪式用剑,这剑太长了,很难从剑鞘中抽出;他也是被凡夫的必死性所折磨的人;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无情的思想家,不相信旧时神灵化的古帝王们,但他仍然希望把自己加入他们之中凑数。假如忽略他对迷信的仇恨和责难,我们会发现他的陵寝所显示出的体现信心和力量的神圣姿态,只有古埃及的金字塔才能与之匹敌。在1974年正式发掘兵马俑之前的2200年,没有人猜到秦始皇最终的陵墓所在。当初修建这陵墓是希望它万古长存,然而它在他死后几年就被毁了,他的棺椁则静静地躺在临潼的红色黏土底下。
我要感谢以下这些人:是萨顿出版社的杰奎琳·米切尔(JaquelineMitchell)首次建议我写一部关于长城的书,她允许我跟她讨论,而不是仅仅写一本关于修筑长城的这个人的书。我的代理人,福克斯和哈佛的切尔西·福克斯(Chelsey Fox),他们认为其中应存在血腥的情节。我先前的历史学导师埃利斯·提纽斯(Ellis Tinios),他虽然已从利兹大学退休,仍然在周六晚上在书桌前熬到很晚,浏览他关于匈奴年代学的论文;而我的一个电话惊醒了他,让他弯曲的脖子不由得立刻挺直来回答我的问题。安德鲁·迪肯(Andrew Deacon)也因为我想了解中国古代水泥的化学成分而麻烦他感到惊讶。同样,我还麻烦了玉室元子先生解释模糊不清的古代传说,而弗雷德里克·L.斯科特(Frederik L Schodt)和费尔梅特·苏(Fiametta Hsu)则认真负责地带着相机穿越中亚沙漠,毫无怨言。匹兹堡大学的安瑟尼·巴比艾瑞·洛(Anthony Barbieri—LOW)、卡里·刘(Cary Liu)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尼科尔·戈登(Nicole Gordon)通力合作,给了我一份古代石画像的精致拓本,这拓本生动地描述了本书引言部分荆轲刺秦王情景。此外,我给的酬谢也被祥和的亚当·纽厄尔(Adam Newell)和金伯利·格瑞(Kimberly GueiTe)谢绝了。伦敦东方和非洲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们则为我提供了他们一贯有条不紊的服务。还有最后,感谢卡蒂,她为我提供了一张安静的厨用餐桌,我能在上面打开手提电脑,而且在这本书的写作之际,她获得了代表柔道高级段位的黑色腰带。假如燕太子丹雇佣的不是荆轲而是她的话,那么历史就要改写了!
我要深深地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征引约翰·诺伯洛克(John Knoblock)翻译的《苟子》和约翰·诺伯洛克(John Knoblock)及杰弗瑞·瑞杰尔(Jeffrey Riegel)翻译的《吕氏春秋》;感谢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允许我征引詹姆斯·克让普(James Crump)翻译的《战国策》,以及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征引威廉·尼恩豪瑟(William Nienhauser)翻译的《伟大书手的记录》卷1和卷7,还要感谢E.J.布瑞尔允许我征引德克·伯德写的《中国第一位统一者》,等等。
乔纳森·克莱门特斯
本书以秦始皇的生平为线索,对秦国、秦朝的历史作了生动描述。作者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脉络,行文也生动有趣。在资料采用方面,除了习见的《史记》《汉书》《吕氏春秋》等,还采用了出土文献《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大量法律文书资料来复原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使本书具有更高的学术性和可读性,这对于一位西方作者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他勾勒出的故事都是依据大量史料并经过缜密推敲的。比如对于秦始皇的出身这样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在描述时摈弃了一味猎奇的态度,跟近年国内屏幕上一些以秦始皇为主角的各种“戏说”作品相比,显示了严谨求实的风范,这种态度是值得国人学习的。
此外,在古代中国的领土、汉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以及秦国、秦朝时期的宗教信仰等问题上,这位西方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基本观点已有反映。对于熟知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和被近年秦始皇题材的影视作品搞得如在云雾中的普通大众而言,这些观点也颇值得玩味。它反映了域外学者在从另外一些视角审视古代中国强大的原因,并试图探求古代中国从帝王至黎民百姓精神世界的原貌,不管这种努力得出的结论如何,它都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借鉴的。
总之,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普通读者,在阅读此书时都自会有一定收获。
杨 英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