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真实的概述了德国克雷菲尔德市赛德尔家族第一代创业人百年前怎样从一个“乡下打工妹”成为商业里手的过程，并把赛家商业集团的兴衰与德国的百年沉浮紧密扣合在一起，是一本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德国历史。作者重点记载了赛家第三代创业人赫尔玛的人生追求、爱憎分明的秉性和扶贫济困的高尚品质，尤其是她倾其所有，帮助中国改造沙漠、资助贫苦农民、捐款建希望小学的动人事迹催人泪下。

人们常说德意志人是日耳曼人，有时也说条顿人是德意志人的祖先。对德国略知一二的人又会把“普鲁士精神”等同于军国主义。为弄清今日德意志人与几百年前乃至两千年前漂泊不定的古代日耳曼人种族联系，有必要勾绘一下德意志人的“家谱”。

第一章 中国人的挚友

 第一节 作古后荣获中国政府最高奖

 第二节 赫尔玛·阿·赛德尔素描

 第三节 催人泪下的远方来信

 第四节 寄厚望于中国

 第五节 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

 第六节 赫尔玛的“穷人银行”

 第七节 中国儿童的德国奶奶

 第八节 中国知识分子至诚的朋友

第二章 赫尔玛看人生社会

 第一节 她理想中的社会

 第二节 她的生老病死观

 第三节 慷慨与节俭的化身

 第四节 对宗教的看法

 第五节 揭穿骗术的勇士

 第六节 赫尔玛的呐喊

 第七节 她看社会问题

 第八节 逆向思维发现中国

第三章 祖母――赫尔玛的人生“路标”

 第一节 乡下来的“打工妹”

 第二节 诚信是赛家的传家宝

 第三节 克市商界的一颗新星

 第四节 不卑不亢度人生

 第五节 成功的秘诀

 第六节 国家统一的经济效应

第四章 乱世的守业人

 第一节 商业奇才的成长

 第二节 战争狂澜骤起

 第三节 战争是潘多拉盒子

 第四节 一见钟情的婚姻

 第五节 德国人也信……

 第六节 同甘共苦渡难关

 第七节 赛家遇险呈祥

 第八节 从炼狱到地狱

第五章 德国人民在劫难逃

 第一节 走向战争深渊

 第二节 不屈不挠的反抗

 第三节 人人自危

 第四节 被罚农场改造

 第五节 亲历大逃亡

 第六节 农业化灰恢

 第七节 精神空虚和物质匮乏

 第八节 又是一场浩劫

第六章 从绝境中奋起

 第一节 从“地狱”到“天堂”

 第二节 一切从零开始

 第三节 信誉是立业之本

 第四节 货币改革的“阵痛”

 第五节 赫尔玛——一代日耳曼女性的美好化身

 第六节 天时人谋重整家业

 第七节 用好财富是一种社会责任

 第八节 探索“铁幕”后的结论

主人公对我们说……

永远的怀念

后记：德国人

说好话易，做好事难。

——乌干达谚语

中国在亚洲，德国在欧洲，两国远隔万水千山，相距十万八千里。两国人民不同种，不同文，他们之间的友谊才更纯真，更宝贵。我们在德国断断续续生活、工作了二十来年，结识了许多德国友人，其中一位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她的故事让我们和许多中国人难以忘怀。她的名字叫赫尔玛·阿蒂娜·赛德尔。

第一节 作古后荣获中国政府

最高奖

2004年国庆前夕，我们意外地得知已经仙逝一年多的赫尔玛荣获了“友谊奖”。按她对中国的贡献，受之无愧。 “友谊奖”是中国政府授予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国家级最高奖项。每年一度，由国家外国专家局负责组织评选，用以感谢和表彰外国专家在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技术、教育、文化等建设事业以及人才培养中所做出的突出成绩和奉献精神。该奖前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为感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在华专家专门设立的“感谢状”。每逢国庆佳节，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都要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在我国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感谢状”，并邀请他们出席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后来人事两非，这一工作中断了。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决定恢复这一好传统，还决定把“感谢状”升格为“友谊奖”。从1991年至2004年共有来自全世界55个国家的800位专家荣获这个大奖。不幸赫尔玛已经去世了，否则，她一定会在2004年国庆节时站到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但根据申报文件规定，荣获“友谊奖”的外国专家“一般应是省、部级奖的获得者”。按照我们的理解，申报单位应该具有省、部级的地位；被提名者“一般”应获得过省、部的同类奖。可是，赫尔玛从来不曾获得过省、部级奖。那她又是如何荣获此项大奖的?

不管怎么说，她的获奖不仅说明为她申报大奖的单位没有忘记她的功德，不顾繁琐的手续和严格的审查，为她争取了这项荣誉；同时也说明赫尔玛的事迹并非一般，否则不可能在她去世一年后追授她如此殊荣。

赫尔玛是何许人也?能获中国政府颁发的最高奖，她的事迹是什么?下面就告诉大家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其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所有人物个个真名实姓，有中国慈善总会两任会长、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对外友协会长、多位中国驻外大使、名教授、市长、乡村教师、干部和扶贫、治沙人员，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这个故事，都可以作证。

第二节 赫尔玛·阿·赛德尔素描

赫尔玛·阿·赛德尔1920年5月29日出生在德国克雷菲尔德市一富商家庭。她祖母一生创业，到她父亲时，家业处于全盛时期。不幸，二战末期鳞次栉比的赛氏商厦毁于战火。她是家中长女，又长于商业，长期协助父亲管理赛氏商业集团。祖母和父亲是她的人生灯塔，他们乐善好施的高尚品德和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秉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步人花甲之年的她，倾心于德中友好事业，十多年里先后拿出数百万元人民币捐助中国贫困地区，将爱的种子撒向内蒙古的乌兰布赫大漠深处、冀中平原的狼牙山麓、西南蜀地仪陇山区和豫西北的崇山峻岭之中。

赫尔玛热爱中国文化，同情中国近代遭受的屈辱。在与中国人的长期交往中，她萌发了帮助中国落后地区改变面貌的想法。1985年她与友人在家乡克雷菲尔德市创建了德中友协分会。从那时起，她以帮助中国留学生为己任，帮助他们学语言，为他们找便宜的宿舍，甚至向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资助。不少学生亲昵地称她为“德国妈妈”。

1986年末，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我们与赫尔玛相识。她说， “中国改革刚起步，需要各方鼎力支持。我想用自己的钱帮助中国建孤儿村”。此后不久，她即亲赴国际孤儿村协会总部办理此事。由于捐款必须通过总部向接受方发放，而且接受方还需向总部申请，她担心这一程序会影响中国如数得到她的捐款，只得作罢。

不久她又来到中国使馆，对我们说了她的新打算：捐资帮助中国改造沙漠，既能改善生态环境，又能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被她对中国执著的情意深深地打动了。经过慎重调查，我们选定长期致力于乌兰布赫沙漠改造工作的中国林科院内蒙古磴口县沙漠林业实验中心为合作对象。她亲自到乌兰布赫沙漠实地考察。当她看到当地人治沙的实干精神和在荒漠上创造出的奇迹后，当即决定拿出120万元人民币，帮助实验中心再建一个200公顷的治沙农场。农场建成后，赫尔玛多次长途跋涉，到农场看望新移民。有一年，在中国人的春节来临前，她从德国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买些糖果等送给农场的孩子们，让他们能更多地享受节日的快乐。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她就几次对我们说：“中国人口多，耕地少，解决吃饭问题需要进口粮食。如果有朝一日有人要讹诈中国，只要卡住粮食供应，中国就会透不过气来。”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她看到了中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在扩大。认为长此下去会引起社会矛盾，影响中国的安定局面。这是她下决心捐资改造沙漠的另一原因。

正当赫尔玛全身心地致力于沙漠改造时，不幸降临到她的头上。2000年6月，她被确诊患了癌症。医生要她立即住院，采取换血的办法，或许可以治好她的病。她却说：“花那么多钱保我这把老骨头，不如把钱省下来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人们。”她请医生设法为她延长半年时间，以便再去一趟中国，把刚刚启动的治沙项目交待清楚。

当人们劝她要爱惜身体时，她说：“要抓紧呀，我的时间不多了。”两年多时间里，她不断与德中友好组织及各方人士商谈帮助中国的事宜。为了能拿出更多的钱帮助中国，她先后卖掉了自己的别墅和公寓，自己则搬到一间斗室中居住。她平时不爱看电视，只看关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报道的节目。当她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在孟加拉国卓有成效地实施小额贷款的报道时，连夜给我们打电话，要我们设法在中国效仿。经多方联系，我们建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贫困问题研究所和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在贫困地区实施小额扶贫贷款。有了眉目后，赫尔玛不顾医生劝阻，亲自来北京签合同，向这两个机构分别提供60万元和75万元人民币，请他们到河北狼牙山区和四川仪陇县扶贫。

2001年年底，赫尔玛答应出资在河南省孟津县山区建一所希望小学。12月的北方天寒地冻，我们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提出等春暖花开时再办。她责备我们办事抓得不紧，我们只得冒雪陪她去河南。看到孩子们在冰冷透风的破房子里上课，她落泪了。当即决定捐资25万元人民币。开学那天，她又专程赶去参加开学典礼。P1-5

德国人对所有问题都喜欢用是或者非，用好或者坏，用对或者错，清清楚楚地回答。他们不喜欢模棱两可，不喜欢让时间证明对与错。

——卡佐·卡尼

人们常说德意志人是日耳曼人，有时也说条顿人是德意志人的祖先。对德国略知一二的人又会把“普鲁士精神”等同于军国主义。为弄清今日德意志人与几百年前乃至两千年前漂泊不定的古代日耳曼人种族联系，有必要勾绘一下德意志人的“家谱”。

德国人的“家谱”

德意志人属日耳曼人的一支。“日耳曼”一词原指印欧语系中的一个支系，形成于铜器时代末期到铁器时代早期。人们把讲这种语言的各部落统称为日耳曼人。但是，从人种学角度看，这些部落或者族群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

根据古代文献和出土的文物考证，公元初期，日耳曼人包括三大组群：一是北欧组群，即斯堪的纳维亚各部落，他们是后来的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和冰岛人的祖先；二是东欧组群，他们是散居在奥得河流域和维斯杜拉河流域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罗吉人(Rugier)和哥皮登人(Gepiden)。在日耳曼人大迁徙过程中，他们辗转在巴尔干、地中海沿岸和西班牙及小亚细亚地区；三是西欧组群，包括易北河流域、莱茵河流域至威悉河流域及北海沿岸各部落。公元3～4世纪，日耳曼部落融合成阿雷曼尼、法兰克和萨克森三个部落联盟，成为打败罗马军团的主力。他们是德意志人、法兰西人、奥地利人、荷兰人、瑞士人的祖先。

条顿人又是日耳曼人的一个支脉，曾与西姆布赖人共同生息在日德兰半岛上。公元前120年前后南移，多次打败罗马帝国的军队，并于公元9年前后在今天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附近的条顿堡森林，大败罗马军团。这使罗马帝国尝到日耳曼人的厉害，也让日耳曼人的后代感到骄傲。所以又有人索性把善战的德意志人称为条顿人的后裔。  ’

德意志民族又是怎样来的?根据德语辞典的一致说法，“德意志”一词最早源于日耳曼语言中的diot，也写成thiot，即“人民”的意思，并不是特定的国家或部族的名称。到公元9世纪初，人们开始称法兰克帝国东部地区居民的语言为德语，1080年出现的歌颂科隆大主教安诺二世的长诗“安诺之歌”中第一次把讲德语的人称为“德意志人”。他们就成了后来的德意志民族。

“普鲁士人”原指生活在维斯杜拉河下游到梅梅尔地区的波罗的海沿岸各部落居民。公元123l～1283年间，德意志骑士团不断入侵该地区，并最终征服之。随之大批德意志人迁入，当地居民被逐渐同化。后人把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统称为“普鲁士人”。16世纪初，霍亨索伦家族建立普鲁士公国，18世纪初改为普鲁士王国并把疆域扩展到德意志中部和西部，成为中欧强国。在1864年对丹麦战争、1866年对奥地利战争，尤其是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的胜利，使普鲁士王国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实际上，普鲁士人本质上是德意志人，只是他们沿用了当地人曾经使用过的名字而已。

由于普鲁士王国历史上长期奉行“军事强国”路线，后来成了德国军国主义的温床，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把普鲁士化整为零；德国人也忌讳提“普鲁士精神”。不过公正地说，普鲁士人的敬业、严谨和守纪恰恰是德国人品性的精髓。  “雅利安人”是19世纪欧洲部分语言学家对分布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讲印欧语系语言的各民族的牵强附会的称呼。18世纪，欧洲语言学家发现印度的梵语与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耳曼语及斯拉夫语均有某些共同点，于是将其概括为印欧语系，也称“雅利安语系”。到19世纪，欧洲一些种族主义者为了迎合殖民主义侵略的需要，鼓吹凡是属印欧语系的民族都属于“雅利安人种”，即“优等民族”，希特勒法西斯更胡说日耳曼民族是“最纯正的雅利安人”，并据此制定出《纽伦堡种族法案》，作为希特勒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的借口。按照这种说法，雅利安人的祖先居住在西亚至印度一带，他们包括印度人、米泰人(Meder)、波斯人、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然而这些民族却没有成为他们所说的“优等民族”。这类不科学的说法早在20世纪初已被绝大多数人类学家摈弃。据考证，雅利安人是公元前两千年末期从西亚多次人侵到印度西北部的半耕半牧民族，他们社会等级分明，骁勇善战，曾对当时比较发达的印度文化造成严重破坏。

谈到不同民族的形成及其语言联系，有一个常识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先有人，后有语言。语言是人们直接交流的工具，不同民族甚或不同种族，在长期交往与融合过程中，语言也必然会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借用。这种现象在语言形成的初期阶段更为显著。大量事实证明，两个不同民族经过长期交往，他们的共同语汇就会多起来。反之，即使是同一个民族，如果长期隔绝，方言就会明显起来，这一民族最终还会渐行渐远。

正像不存在“最纯正的雅利安人”一样，日耳曼人也是一个涵盖很广的概念。以今天的英国人为例，他们的祖先大多是公元5～6世纪从欧洲大陆渡海到不列颠各岛的日耳曼族群中的考肯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一千年后，他们又殖民到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他们都是日耳曼支脉的后裔。即使是被称为最正宗的日耳曼后裔德国人，其实也是由多个部落形成的，黑森人的祖先是卡狄人；施瓦本人起源于斯维比人；巴伐利亚人的祖先属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

数千年来，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大迁徙、逃难、劫掠奴隶、贩卖人口，尤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进步继而频繁的人员交流，哪还有纯而又纯的“人”?如果说有，那只能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中的原始人!然而德国纳粹的狂人们却荒诞地宣扬什么“最纯正的雅利安人”。其实，这类无稽之谈连德国老百姓也不相信。当时德国就流传着这样一则政治笑话，有人问人种学家：“标准的日耳曼男子汉应该是什么样子”?人种学家回答说：“一个标准的日耳曼男子应该魁梧、高大得像戈培尔(戈培尔恰恰是个瘦弱的瘸子，却是希特勒的宣传鼓动部长)；浓密的金发像希特勒(希特勒的头发恰恰是浅黑色的)；修长得像戈林(戈林胖得像头公牛，却官至国会议长)；爱情专一得像罗姆(冲锋队头目，放荡不羁)。”那时，许多德国人私下称戈培尔是“萎缩、退化的日耳曼人”。

更为荒唐的是，那些人不只是宣扬“优等种族论”，他们还真的想实施之。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提出日耳曼女性的标准是：金发碧眼、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历史、懂多国语言、善骑马、会游泳、能驾车、会玩枪，尤其要擅长烹调、乐于操持家务。凡顺利通过各项测试者，则被授予“优等女性”称号。他甚至建议纳粹头目们与“不合格”的妻子分手，选择“优等女性”做妻，只有这种“范例婚姻”生出的子女才能确保日耳曼人种的繁衍。有些狂热的纳粹分子或者被他们洗了脑的年轻人甚至建立起了“生命之源”的组织，在“德意志姑娘联合会”和“妇女义务劳动军”中甚而提出“为领袖(指希特勒)生一子”的招募口号。希姆莱还草拟了一夫二妻制法案，以加速日耳曼种族的繁殖。其中规定，凡年满30岁还未生育的日耳曼女性有义务应征加入党卫军办的“生命之源机构”。黑发日耳曼人不许进入领导岗位，“不配生育”的人必须接受绝育手术。

听起来活像讽刺剧。然而这的确是纳粹打算在“彻底胜利”后出台的一项法律。所幸的是他们没有“彻底胜利”，而是彻底失败了。

古代日耳曼人

关于古代日耳曼人的故事，大都是从古代罗马人那里流传下来的。罗马人称日耳曼人是“北方巨人”。早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就流传着许多关于日耳曼人的传说。当时，有冒险精神的罗马马帮商队就不畏艰险，越过阿尔卑斯山，把罗马精美的日用品长途贩运到奥得河和易北河流域，换回琥珀、宝石和稀有兽皮等。这些商人返回后就添油加醋地带回许多“新闻”，说阿尔卑斯山那边有一个数百万人之众的大部族，正在拖家带口大迁徙，他们像蝗虫一样，所到之处一扫而光。那些人个个人高马大，身高七(英)尺，要仰起头才能看清他们的面孔。

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们更是言之凿凿。古罗马历史学家费莱乌斯·帕特尔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约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公元30)、塔西图斯·库奈留斯(Tacitus Puhlius Conelius，公元55～115)和卡西欧斯·迪奥·科塞安纽斯(Gassius：Dio Cocceianius，生卒不详)都在他们的著作中称日耳曼人是“北方巨人”，“比罗马人高一头甚至两头”， “他们身材高大而强壮，为了刺向他们的痛处，罗马士兵不得不高高跳起”。根据古马罗史学家的记载，日耳曼人身高七(英)尺。即使是按照古罗马一尺等于今天的29．6厘米推算，古代日耳曼人的身高也有2．07米以上，真可谓巨人!事实可能有出入。根据德国征兵体检资料记载，1894年德国男子身高1．66米，1957年为1．73米，今天的德国青年身高平均达到1．75米。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两千年里日耳曼人的身高不仅没有长，反而矮了30—40厘米。为什么会出现这类夸张性的史料?德国史学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古罗马史学家们想淡化罗马军团被日耳曼人打败的事实。当时的罗马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或文化任何方面都是欧洲最发达的，尤其是它的军队所向无敌。正是这支所向披靡的军队第一次与日耳曼人交手就吃了大败仗。

事情是这样的，相传，日耳曼人的两个分支——西姆布赖人和条顿人在迁徙过程中，于公元前113年在今天奥地利南部克恩滕与施泰尔马克之间的诺莱亚突然遇上罗马驻军，罗马派驻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帕皮利乌斯·卡博(Papirius Carbo，生卒不详)派军阻拦，告知对方已经侵入了与罗马帝国友好的克尔特人地区。日耳曼人派使者对卡博说，他们对克尔特人与罗马帝国的友好关系一无所知，从即时起，他们绝不再侵扰克尔特人。卡博一方面称赞日耳曼人的态度，并答应派向导带领日耳曼人寻找新的地盘，另一方面却暗中命令向导按他指定的路线绕道前进，而他却率大军抄近路途中设埋伏，对行进中的日耳曼人发动猝不及防的袭击，妄图消灭这些“不速之客”。不料，一经交手，日耳曼人发现上当，个个怒不可遏，奋不顾身冲向罗马军队，卡博的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在此危急时刻，骤然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倾盆，双方的厮杀戛然而止。日耳曼人以为是天意如此，没有追杀，卡博的溃军才趁机逃人丛林，直到第三天才勉强集合起残兵败将，偷偷溜回驻地。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无能之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对手描绘得“超乎寻常”。

古罗马人称日耳曼人是“斩杀罗马人的屠夫”。说来也怪，那时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实力超群的罗马军队一碰到日耳曼人就两腿发软，好像老鼠见到猫似的，欲战不能，欲逃不得。

据菲舍尔一法比安《早期的日耳曼人》一书记载，公元前109年，日耳曼人又一次南迁，进入罗马帝国设定的边界，向罗马地方官员提出愿意通过服兵役换取土地。地方官员不敢擅自越权，只得送日耳曼使者去罗马向元老院申述。这些“北方野人”第一次来到繁荣而又巨大的罗马城，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晕头转向，惊羡不已。据说有这么个插曲，为了使这些“野蛮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罗马陪同还特意向他们展示了一尊价值连城的牧人雕像，问日耳曼人愿出多大价钱。客人轻蔑地瞅了一眼道：“且莫说是尊雕像，即便是个活人，白送我也不要”。

由于元老院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没有同意“土地换兵役”的要求，日耳曼使者无功而返。当他们再次找到罗马地方官员时，罗马官员倾其2．4万大军攻击日耳曼人，结果丢盔弃甲，遭到致命打击。这仅仅是小败，更严重的是公元前105年的“大决战”。

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日耳曼威胁，罗马帝国在罗讷河一线部署了三支大军：西岸由塞维留斯·卡伊皮奥(Servilius Caepio生卒不详)驻守；东岸是马留斯·马克西姆斯(Mallius：Maximus，生卒不详)的大军；最前沿是驻扎在今日维也纳附近的奥莱留斯‘斯考卢斯(Aurelius Scaurus，生卒不详)的军队。心高气盛的罗马军队自以为这样是万无一失了。岂料，交战不到一天，斯考卢斯的军队就全军覆没，就连他本人也成了俘虏。这位将军还算有骨气，他不仅拒不劝降另外两支罗马军队，还警告日耳曼人不要试图攻击罗马， “因为罗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结果被日耳曼士兵刺杀了。

日耳曼人以为由于罗马人吃了败仗，会退避三舍，划给部分土地，又一次派使者索要土地，不料受辱而归。双方决定于10月6日决战。卡伊皮奥为了抢头功，当日一早仓促发起进攻，不到中午时分他已身陷重围，插翅难逃，马克西姆斯的救援为时已晚，最后罗马8万大军被歼，4万脚夫被杀，只有10人逃回罗马报信。

这次惨败震惊罗马城，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害怕日耳曼人乘胜挥戈南进，越过阿尔卑斯山，血洗罗马。难怪，因为这时罗马帝国已无足够兵力保卫罗马城或者扼守阿尔卑斯山通道，罗马城和整个意大利丧失了抵御能力。因此，元老院决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凡有战斗能力的男子一律不得离开，违者就地惩处；35岁以下的公民不得出海；两位侥幸活下来的将军被判重刑并流放。

谢天谢地，日耳曼人没有趁机南进，夺取他们向往已久的“四季充满阳光的温暖地带”，而是调头向西，进入西班牙和高卢北部。为什么?至今是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实际上，在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交战中双方互有胜负。

为了阻挡日耳曼人南迁，罗马元老院不得不破例委任了平民出身的罗马军团驻非洲司令长官盖乌斯·马留斯(Gaius Marius，公元前156～前85)为罗马执政官，率军驻守罗讷河防线。他抓住日耳曼人向西班牙和高卢北部地区推进的时机，大力整肃军纪，构筑工事，开凿军需供应运河，为决战做了充分准备。

数年过去，日耳曼人在西班牙和高卢北部未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回过头来又试图攻取罗马。他们兵分两路，西姆布赖人越过莱茵河向东阿尔卑斯挺进；条顿人沿罗讷河向西阿尔卑斯进发，对马留斯的罗马军团构成夹击之势。条顿人先遭遇罗马驻军，他们连续到城下挑战，马留斯闭门不战，却命令部下登城观察条顿人的武器装备并分析其战术。他的口号是：“畏惧之物乃不熟习之物，一旦熟习之，惧心即减”。条顿人求战不得，几天后开始撤退，马留斯把大军埋伏在条顿人必经之路的山谷两侧，当条顿人进入埋伏圈时，罗马人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条顿人全军被歼，巨人般的条顿司令官条图博德被俘，被押解至罗马游街示众，终于长了罗马人的志气。

在差不多一年之后，当西姆布赖人于公元前101年7月来到费尔策拉(Vercellae，今意大利费尔策恩市附近)时，不知何故，他们对条顿人的灭顶之灾竟然一无所知。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施(17lutarch，约公元46～120)著文记载，当时西姆布赖人的首领博伊奥里克斯还派人到罗马军营去打听条顿人的消息。罗马驻军司令马留斯以讽刺的口吻说：“关于你们的条顿兄弟，你们尽可以放心，我已经划给他们土地，永远归他们所有!”来使没有听出马留斯话中有话，十分感谢马留斯承诺等条顿人到达后划给他们土地。马留斯回答道： “到达?他们早已到了。在你们离开之前不让你们见一见，相互打个招呼，似乎不太好”。说罢，命令把条顿人的首领条图博德等人带了上来。

第二天，愤怒至极的博伊奥里克斯派兵到罗马人寨前叫战，提出愿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与马留斯决战。熟悉当地情况的马留斯回复于第三天各自率军到费尔策拉决战。第三天，当博伊奥里克斯率大军到达时才发现上当。首先，他的军队不得不面对刺眼的强烈日光作战，罗马军队则是背光而战。其次，这是一片大平原，对以骑兵为主的罗马军队十分有利，而对自己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则极其危险。但是撤退已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决战。更让博伊奥里克斯始料未及的是，马留斯早已知晓当地午后常刮阵风，他选了顺风方向，让日耳曼人迎风而战，风沙夹着马蹄的扬尘，使博伊奥里克斯一败涂地，连他本人也战死沙场。如果普卢塔施记载的属实，马留斯倒真的比诸葛亮几百年后借东风还神。

罗马人之所以谈日耳曼人色变，是因为罗马帝国是当时的“超级强国”，而日耳曼人还仅仅是一个处在半耕半牧状态的、居无定所的落后部族。就这一点看，日耳曼人的确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

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甚至后来沦为奴隶，日耳曼人的“骁勇、忠诚、盲从和可信赖”都给罗马帝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正因为这样，后来的罗马皇帝多选用日耳曼人奴隶作卫队或当兵打仗。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军官有半数以上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一词成了“遵守军纪”的代名词，有的罗马士兵为了得到提升，诡称自己是日耳曼人。康斯坦提乌斯执政时期，他把最高头衔的官位都封给了日耳曼人，致使当时的罗马史学家们抱怨“帝国已经落入野蛮人手中”。公元350年，第一个日耳曼人弗拉维乌斯·马格努斯·马格内恩提乌斯居然当上了罗马帝国的皇帝。

德国的坎坷历史

一般认为德意志帝国出现在公元911年。那一年，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一世被选为国王，他被认为是第一位德意志国王。也可以说，在日耳曼人的主体——条顿人和西姆布赖人于公元前2世纪末到1世纪初沦为古罗马奴隶后，在随后的一千年里，对日耳曼人的迁徙活动和繁衍生息记载不多。康拉德一世的正式称谓是“法兰克国王”，后来称“罗马国王”，到公元11世纪法兰克王国改称“罗马帝国”，13世纪加称“神圣罗马帝国”，15世纪帝国名称又增加了“德意志民族”一词，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不管王国的名称如何变，因为国王是由少数高级贵族选举产生，王国又不设都城，国王只能在巡游中“统治他的帝国”。更因帝国没有收税权，国王的支出只有靠由他托管的“帝国财产”的收益。故而帝国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或者说连个空架子也没有。国王若想显示一点“王尊”，不得不与教会和世俗诸侯巧为周旋，稍有不慎，就会一败涂地。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因为主教任命权之争，国王亨利四世被迫于1077年前往意大利的卡诺萨向教皇格里高里请罪。这件事成了德语中“负荆请罪”的同义词。

12世纪中后期，“红胡子大帝”弗里德里希一世试图加强皇帝的权力，未能成功。到13世纪中叶，西欧主要国家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德意志帝国仍处在四分五裂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德国人叹惜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晚到的民族”的原因。16世纪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竭力加强中央集权，组建了帝国议会、帝国专区和帝国最高法院。这些徒有虚名的帝国机构也未能阻止帝国进一步解体。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主要在德国土地上进行，它既是德国诸侯之间的一场内战，也是当时欧洲强国利用这场战争扩大在德势力甚至夺取德国土地的欧洲国际战争。那时的英、法和瑞典都是欧洲强国，德国仍处在诸侯割据之中。直到1800年前后，在所谓的德帝国版图上还存在着300多个世俗诸侯、教会诸侯和大大小小千余个帝国直属自由市、帝国骑士领地等独立或半独立的行政实体。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向法国和瑞典割让领土；瑞士和尼德兰(今天的荷兰)脱离德意志帝国集团；帝国领土上的各个行政实体取得多种主权，其中包括同外国结盟的权力。

1789年拿破仑在法国取得政权后，占领了原属德意志帝国地盘的莱茵河左岸广大地区并建立起听命于法国的“莱茵同盟”。在拿破仑的重击下，有名无实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彻底散架了。尽管拿破仑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役中被打败了，德国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国家统一。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德意志内部的两大巨头——奥地利和普鲁士长期围绕着“大德意志”还是“小德意志”的国家统一方案剑拔弩张，直到1866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之后，德国的统一才露出一丝曙光。

这时，德国知识层和经济界强烈要求“铁血宰相”俾斯麦一鼓作气，以武力完成德国统一大业；普鲁士军队也力劝他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先发制人，打一场“民族统一战争”；俾斯麦本人也深知民族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在给普鲁士摄政王威廉的侍从官阿尔文勒将军的信中写道：“这些人要求于这个国家的无非是想归属于它……所有这些人们，在我们占有他们24小时之后就会支持我们，而不是支持他们从前的当局，特别是当摄政王做一件使他们称心的事——把普鲁士王国改换成德意志王国的时候。”

但俾斯麦首先考虑的是法国的反应。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千方百计阻止普鲁士上升成欧洲大国，并警告说：“普鲁士任何逾越美茵河界的举动，都意味着战争。”所以，当尚处在法国影响下的巴登大公国要求参加普鲁士主导下的“北德联邦”时，俾斯麦忍痛地拒绝了。正在这节骨眼上，西班牙发生了王位继承问题，西议会提议由德国的利奥波德·冯·霍亨索伦一西格马林根亲王继位。法国公开表示反对，法国外长格拉蒙公爵在议会中声称：法国不能容忍“一个外国把自己的一个亲王捧上查理五世的王位，从而破坏欧洲强国目前的平衡而使我们吃亏，危及法国的利益和荣誉。假如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诸位先生们，由于你们的大力支持，由于全民族的支持，我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坚定地履行我们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利奥波德亲王和普鲁士国王都同意收回成命，俾斯麦也对主战的人士说： “只要能光荣地避免战争，就不应该言战。有获胜的希望并不是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法国当局未能见好就收，反而要求普鲁士国王发表声明，承诺永远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成员接受西班牙王位。这样双方都失掉了回旋余地，只好兵戎相见，结果是法国大败，拿破仑皇帝被俘，向普鲁士割地赔款。因此，恩格斯认为，对普鲁士而言，普法战争带有民族统一战争的性质。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世界史学界普遍承认那是一场新老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失败者固然罪恶滔天，胜利者未必不是恶贯满盈，胜为王侯败为寇的历史观并不科学。回顾世界近代史，老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绝不比后起的帝国主义的罪恶轻。用战争夺取殖民地是新老帝国主义共用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是德国和日本，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在这里我们只想探索一下，德国为什么会这么快地忘掉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灭顶之灾，重蹈历史覆辙?

从内因看，当时德国大资产阶级和由它豢养的保守派军界不甘失败，大肆散布什么“德国战败不是因为军队在战场上打了败仗，而是因为左翼分子在后方背后捅刀的结果”。因此，一次大战后，德国国内存在着危险的复仇主义情绪。不容否认，凡尔赛条约中对德国的苛刻规定也加重了这种情绪。以希特勒为标志的德国法西斯势力充分利用了这种情绪。

就说这个千古罪人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他生在奥地利，1913年到德国慕尼黑谋生，加入德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他擅长极端主义煽动，战后很快成为纳粹骨干。1923年组织慕尼黑啤酒馆暴动被判入狱，出狱后又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依靠煽动和恫吓，在1932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成功。他是在1933年1月30日登上德国总理宝座前几个月才加入德国国籍的。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个不学无术的煽动家居然会成为大部分德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为复仇而冲昏头脑的德国人指望这个能言善辩的家伙带领他们重振国威，因而失去了判断力。

谁都知道政党造势、竞选都是需要钱的，希特勒的钱从哪里来?多方证实，德国纳粹党的活动资金来自美国。这是外部因素。前面提到过，早在1929年，克虏伯财团董事会主席胡根贝格就写信给3000位美国百万富翁，敦请他们解囊支持希特勒，他在信中说“我们的事业也是你们的事业”。同年夏天，美国几位银行家的线人告诉希特勒的追随者德国银行家瓦尔堡：美国可以给希特勒钱，但条件是他必须反对苏联和法国。不久，希特勒在柏林的阿德隆饭店会见美国线人时明确表示：只要美国给钱，他有办法让法国认输。他还说，美国金融界肯定希望他上台执政，否则就不会预付给他1000多万马克。如果能再给他5亿马克，他就能在几个月内准备就绪。

1931年底，普鲁士内务部长卡尔·赛维林指示其国务秘书阿贝格博士暗中调查纳粹党经费来源，再次证实来自美国。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德国战犯时，希特勒当政时的德国经济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的施拉赫特曾要求援引普鲁士内务部当年调查到美国资助希特勒夺权上台的档案资料，美国占领当局严令禁止，声称那些档案资料与纽伦堡审判“无关”。当年的教皇庇护十一世也以镇压无神论者作交换条件，大力支持希特勒反对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是国际反动势力长期密谋、策划的结果。诚然，战争是希特勒盗用德国人的名义发动的，德国不得不为希特勒“买单”。

生活中的德国人

一说起德国，许多人就会想起那万恶不赦的希特勒法西斯。然而，这幅德意志历史画卷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它有山重水复，更有柳暗花明。看一看德国举世闻名的化学工业、令人佩服的光学仪器、精密耐用的机械和先进的医药技术；想一想哲学界的领衔人物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坛巨匠歌德、席勒、海涅、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两兄弟；乐坛的天之骄子巴赫父子、贝多芬、舒曼、瓦格纳及著名科学家莱布尼茨、冯·洪堡、数学家高斯、物理学家欧姆、伦琴、蔡斯、赫兹、冯·盖里克、化学家李比希、拜尔、医学家科赫、发明家西门子、戴姆勒、狄塞尔等等，不难看出，像万物一样，德意志民族也是复杂的，她既是一个“孕育诗人和思想家的伟大民族” (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尔沃语)，也有战争狂人混迹其中。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德意志民族?她是善还是恶?对这样一个既涉及历史又涉及现实的大问题，只能放在人类发展史的长河中去研判，不能割裂历史，以其在某个历史阶段的表现评判其善恶，更不能把统治集团的罪恶政策等同于一个民族的秉性。况且，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说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我们只想记下我们亲身经历的某些人与事，供大家思考和判断。

我们在德国前后工作十六七年，与德国各界有较广泛的联系。德国人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们做事一丝不苟。这类事例很多。1988年底，赫尔玛邀请我们到她家过圣诞节。记得那天刮着西北风，天气阴冷阴冷。当我们下车走进赫尔玛花园时，老远望见她弟弟君特尔一只腿跪在地上，正在自家花园里修理喷水池。我们过去和他打招呼，问他为什么不等天气暖一些再修。他答道：“我在这幢房子里住不了几天了，我年纪大了，一个人生活不方便，从一月一号开始我就要住进养老院了。我已经把房子交给我妻侄一家，我大概不会再回来了，临走之前应该把房子完好地交给他们”。  君特尔先生的这番话和他精心修整喷水池的情景深深地印在了我们脑子里。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他因严重的腿伤，要靠拐杖支撑才能艰难站起来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一丝不苟!

后来，我们在北京偶遇中国某电力设计院院长，他说，他们设计院同时从德国和欧洲另一经济大国购进了几台变压设备，安装时他们发现，德国产品不仅设计合理，而且每个零件也十分规范，连一个铆钉或一个螺丝钉都铮亮铮亮，看着美观，用起来耐用。虽说价格贵些，但物有所值。相比之下，欧洲另一国家产的变压设备就显得粗糙，组装也欠严谨，价格是略低一点，不过按使用寿命计算，反倒可能贵了。

这位专家的话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德国货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明显高于美、日、英、法，却一直比较抢手。以德美两国相比，2003年，德国的人口是美国的28．51％；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21．49％。然而德国当年的外贸出口却是美国的78．82％。如果扣除美国大量的武器出口、初级农产品和饮料出口，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德美之间大概难分仲伯。再以德日为例，德国的人口是日本的64．94％；国内生产总值是日本的45．66％；外贸出口竟然是日本的1．48倍!正是德国人一丝不苟的秉性成就了德国产品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在许多人眼里，“Made in Germany”本身就是名牌。、

东欧某国一位驻德国外交官给我们讲过这么一则笑话，说是一个老太太丢了一根针，她请求身边的三位先生帮她找一找。西班牙人笑呵呵地对老太太说，费力耗神找寻一根针，不如省下时间看一场斗牛赛。法国先生彬彬有礼地对老太太说，一根针不值几文钱，再买一根吧。德国人二话没说，从一个口袋掏出一把折叠尺，把老太太可能丢针的地方画成一个个方格，然后从另一个口袋拿出一块小磁铁，对方格逐一排查，最终找到了那根针。虽说这只是一个茶余饭后的笑话，但仔细琢磨琢磨，活像一幅素描画，把不同国家人的不同性格描绘得活灵活现。

世间万物无一不在变，人也一样，德国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已大不如前了。记得1992年初，德国一位企业界朋友林克先生邀请我们到他家乡作关于中国的报告。按惯例，报告时间不超过半个钟头，留出充分时间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先生问起我们对德国人的看法。这类问题虽司空见惯，但却不太好回答。作为外交官，又是应朋友邀请作报告，自然要“多栽花，少栽刺”，自然要称赞德国人勤劳、文明、友好、守信等。不料话音刚落，不少老年听众摇头表示质疑，提问者还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看法“过时了”， “那是几十年前的德国人”。弄得我们尴尬不已。事后想想，他们的看法也有一定道理，在世界各国中，德国人的休假时间最长，社会保障最好，工资也属最高之一。这就导致德国经济缺乏活力，与他国相比，竞争力明显下降。不过，平心而论，我们说的话也不完全是奉承之词，毕竟德国的劳动生产率还是世界的佼佼者，德国人民的友善也是有口皆碑的。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驻东德大使馆办公室主任梁东璧先生开车去波恩办事，眼见天已黑下来，他还没有找到我国驻西德大使馆，秋风加上细雨，路上见不到行人，心里十分焦急。那时还没有手机，无法与使馆取得联系。他不得已将车停在路边，紧张地翻着波恩市交通图。这时一辆车缓缓地在他车边停下，问清原由后，详细地告他哪个路口左拐，哪个路口右转，大约多远路程。我们这位同事心情轻松了许多，道谢这位素不相识的德国人之后上路了。不一会儿，那位德国人开车赶上来，示意他停车。下车后，这位好心的德国人说：“天这么晚了，您人生地不熟，即使是您听懂了我说的路线，也不一定找得着，还是我带您一程为好。”就这样，他一直把梁东璧先生送到使馆门口才离去。很久之后，梁先生讲起这件事还带几分感激。

我们也亲身经历过一件小事。1995年春，我们一家应邀到爱尔兰休假，其间我们租了一条小游船，沿香浓河溯流而上。小船既是旅行的交通工具，也是旅馆，全家吃、住、行全靠这条船。一天船开到一个小码头，我打开水箱盖加水，一不小心，水箱盖掉进了河水中，孩子们从泊靠在码头上的一家德国人那里借来潜水镜，潜入水中找寻，几次都空手而归。这时有位水性颇佳的德国先生不顾寒意也来帮忙寻找，几次三番也没有找到。我不谙水性，只好站在岸上一再感谢说： “不敢再烦劳朋友了，等会儿交点赔款算了。”这时，这位德国先生十二三岁的儿子提出让他试试，一次、两次，未果，我也劝他不用找了。他坚持再试一次，这次水箱盖竟被他找到了。我们从心底里感谢这家德国好人。

我们在德国工作十多年，类似经历还不少。但这并不说明德国人都是友好的，部分德国人的排外情绪还相当严重。常言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更何况一个民族?只要客观、公正、不难分清本与末。

德国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诚实率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文过饰非。说通俗点，就是花花肠子少一点。

1985年，我们陪同联邦总理科尔先生的顾问维尔纳·魏登菲尔德(Wemer Weidenfeld)教授访问广东某市，市电子工业局领导陪我们参观一家彩电厂，日本一家公司是该厂唯一的外资合作伙伴。魏登菲尔德问“为什么没有德国合作伙伴”?那位负责人实话实说道：“你们德国人怕产品返销德国”。魏登菲尔德追问：“为什么日本人不怕返销，德国人怕?”这时那位负责人和盘托出了，他说：“按照我国政府的规定，合资产品必须部分返销到外资国，有些外国合作者不愿承担返销义务。为打消外国合作者的顾虑，我在合同里只写上了‘可以返销’。日本人领会了我的意思：‘可以返销’就意味着不返销，他们马上同意签订合同。而你们德国人认死理儿，坚持说写上‘可以返销’就意味着承担了返销的义务，所以就吹了。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向日本返销一台彩电，因为彩电现在在中国国内是紧俏商品，国内市场还供不应求呢!”一席话后，魏登菲尔德教授也为德国人的“死板”直摇头。对此，只想说明一件事，面对同一个问题，德国人和日本人采取的态度居然如此截然相反。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同是那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对那场人类史上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浩劫态度却迥然两样：战后，德国人民、舆论、历届政府和领导人都心悦诚服地向受害国认罪、道歉，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和解，并对受害者付出过巨额赔偿，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甚至双膝下跪在纳粹受害者墓碑前。日本则采取不承认主义，为他们的侵略罪行辩解。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则带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供有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的牌位前顶礼膜拜。要是在德国，莫说一个政治家跪拜希特勒，即便是说纳粹半个好字，就会被立刻赶下台。有人解释说“日本人爱面子，觉得道歉脸上无光”。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人会把道歉当做荣耀!德国人正是因为痛改前非，脱胎换骨，他们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许多人认为德国人“唯上”，列宁曾讽刺“德国人冲火车站之前还要先排队买站台票”。有些德国学者也曾认真研究过德意志民族身上突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怎样形成的。据《早期的日耳曼人》一书的作者菲舍尔一法毕安分析，这与日耳曼人早期的社会结构分不开。他说，早在两千多年前，日耳曼人的部落内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群体行动，这正是处在半耕半牧的西姆布赖人和条顿人能够在与高度军事化的罗马正规军团多次交战并战而胜之的原因。直到近代，德国军队特别能战，德国人特别顽强，一再陷入绝境而后生，都得益于这种组织性和纪律性。当然也有人拿德国人的这个特点开玩笑。有个笑话说，一艘游轮发生故障，即将沉没，船长要大副立即通知乘客穿好救生衣跳海。几分钟后，大副报告说乘客都不跳，船长说他亲自去动员。不一会儿船长回到驾驶室，说乘客都跳下去了。大副求教船长的高招，后者说他运用了心理学，他对英国人说这是一次体育锻炼，于是英国人就跳了。他对法国人说跳水很潇洒，法国人也很愉快地跳了。他对德国人说这是上级的命令，德国游客便顺从了。最后他对美国人说跳海是上了保险的，美国人抢着往下跳。笑话归笑语，如果过分“唯上”，一旦领导集团掌偏了舵，将会导致灭顶之灾。在这一点上，德国人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德国人还有文牍主义的毛病，德国法律、法规之多堪称世界之最，这就极容易滋生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位新应聘上班的公务员个子矮小，为了方便取放在柜子高处的文件，他向上司申请购买一只小板凳。呈上申请之后，应上司的要求又不断打报告说明他想购买小凳的大小、高低、颜色、质地、价格等等。等了很久，申请还没有批下来，他一气之下，又向上司打报告，请求撤回自己原先的申请。上司不解地问：“你的申请不久有望批准，为什么又要撤回申请?”这位小官员苦笑着答道：“关于购买小板凳的申请及后来的附加说明已经堆得很高了，可以当作小板凳用了。”这类故事自然只是用来挖苦文牍主义的。

德国人的性格是矛盾的。德国人自己也承认胸中“有两个灵魂”。歌德在他的《浮士德》中借主人公浮士德之口说： “啊，我胸中的两个灵魂难以共存，一个要维护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另一个却要强行再现高贵祖先的发祥之地。”

德意志的民族性与这个民族坎坷、曲折的历史分不开。早在1843年，青年马克思就指出：“德意志人蒙受的压迫一定会由于认识到这一点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同样，德意志人受到的屈辱也一定会因为它被公开宣传而更加感到羞辱。”埃米尔·路德维希先生在纳粹统治时期，因坚定地反对纳粹政权而被迫流亡国外，他也说：“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一直被肢解，现在第一次取得世界性成功，他们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便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他们开始表现出狂妄自大。当这种狂妄自大经过一两代人之后给世人留下不良印象时，德国人又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因而抱怨所有人都不能正确看待他们，结果更激起他们狂妄自大，最后招致全世界更大的反感。今天，人们几乎看不到德国人的美德。”他还强调“没有一个德国思想家希望德国统治世界，或者认为德国有能力完成这一使命，甚至连俾斯麦也持此看法。幻想德国能统治世界的人是无知的疯子，只有希特勒分子才相信他们能统治世界。”

永不再战的德国人  人们常常拿德国与日本作比较，甚而开玩笑说德国人是欧洲的“大和民族”；日本人是亚洲的“日耳曼人”。的确，这两个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二战后60年过去了，这两个把人类拖进血泊的国家又都跃升为世界强国，也都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有意扮演世界大国，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一下二战后60年德日两国的发展道路，就会看到他们迥然不同的一面。我们不妨以德日两国共同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看看德国人是怎样翻然悔悟的；日本是如何讳疾忌医的。

德日两国在二战中的罪过同样深重

纳粹德国1939年以突袭波兰为起点，在欧洲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军国主义日本早在1931年就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如果由此计算，欧洲战火持续了6年之久，而亚洲的战火却连续烧了14年!即使是从1937年算起，也有8年之久!德国占领了大半个欧洲；日本把大多数亚洲国家置于它的铁蹄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参战的国家和地区多达61个；以各种方式参与战争的人口高达20亿；战火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以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为主体的轴心国和以中、苏、美、英、法等国为代表的同盟国，厮杀6年之久，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1亿人。

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各国人民，也包括德国和日本人民造成了灾难和伤害。但是，最令人气愤的是，每当亚洲被害国谈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暴行时，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包括部分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不是说受害国“夸大其辞”，就是说受害国言其罪行是“无中生有”。日本历史研究会编的《太平洋战争史》中记载：在二战中， “伤亡超过500万人以上的有5个国家，即：中国3500万、苏联1200～1500万(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记载为2000余万)、德国990万(美国1949年《世界年鉴》记载为950万)、波兰为559万、日本为．508万(美国1949年《世界年鉴》记载为646万)”。在整个二次大战中，军人和平民伤亡总数超过9000万人，其中中国人占到了40％。

二战中，德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单是美英空军就在德国大城市投下130万吨梯恩梯炸弹，炸死45万人，使750万人无家可归。日本人也念念不忘1945年8月6日和8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炸死11万人和炸伤12万人的悲惨场面。但不能颠倒因果关系。祸首是挑起侵略战争者，而不是反抗者。

经济损失更是天文数字。据书中记载，各参战国的军费支出约为11170亿美元；各国的经济损失估计为4万亿美元②。但又有谁能估算出战争中失去生命的9000万人的价值——这一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两国对二次大战的认知大不相同

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大战中犯下的暴行比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战后两国对二次大战的评断却相去甚远。

战后，德国人民、舆论、历届政府、议会和领导人都一再向受害国表示深刻认罪，诚恳道歉，支付巨额赔款并全心全意与受害国搞好关系，实现和解。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纳粹受害者纪念碑前跪拜志哀，长时间不起，令人感动。而日本政府却掩耳盗铃，把对亚洲各国的野蛮侵略说成是要把这些国家从欧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把血腥的掠

夺说成“大东亚共荣”；硬说日军的“三光政策”是“战争中之常事”；诡称逼迫民妇做“慰安妇”的恶行是她们“自愿的”；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传统”和“内政”。德国的战争赔款超过550亿美元。而日本认为自己“没有侵略”，自然也就没有赔款问题!这种巨大反差正是两国政府对二次大战的不同态度造成的。

近几年来，日本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新生代与那场战争没有关系，因而日本国的战争责任也就随之消失了。那场战争是日本天皇以日本国的名义发动的“圣战”，不是日本人个人结伙的拦路抢劫行为，它是日本国耻辱柱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相信不少日本人都看到了勃兰特总理下跪的镜头或照片。勃兰特先生从一开始就反对德国纳粹政权，希特勒上台后，他被迫长期流亡国外。由于他在国外仍坚持反纳粹活动，被开除了德国国籍。他作为联邦总理跪倒在纳粹受害者纪念碑前，是为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向死难者请罪的。否则，凭他二战期间的经历，有必要这样忏悔吗?2004年11月初，战后成长起来的联邦总理施罗德先生还强调1938年11月9日纳粹分子制造的所谓“水晶之夜”是“耻辱的，令人思考的日子”，“所有德国人都不应忘记”。

德国还有纳粹的残渣余孽，但与日本不同，纳粹余孽没有官方地位，得不到官方支持。在德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艺术作品和大众传媒中，找不到美化纳粹的内容。相反，他们勇于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最近在德国上座率很高的电影《没落》就是一例。据法国《问题》周刊报道，德国许多中小学教师还带着学生去看《没落》。而日本却不顾历史事实，不顾广大受害国人民的抗议，反复修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以掩盖它那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欺骗日本年轻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日本在篡改历史的同时，它在位的外相町村信孝竟然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在青少年中关于日本侵略史的教育方针。难到要中国人与日本一道篡改历史吗?

德国和日本在联合国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大会上，德国外长菲舍尔谴责纳粹大屠杀是丧失人性的表现，保证德国绝不会忘记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还指出，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种族主义最令人憎恶嘴脸的集中表现”，“奥斯威辛集中营将作为种族大屠杀和极端藐视人性的象征而在人类历史上遗臭万年”，声明“德国的过去使得德国政府有责任防止并打击各种形式的反犹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行为”。他的讲话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然而，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小岛研三不仅不像二战时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痛改前非，反而影射、攻击中、韩等国代表发言中不该提及日本过去在亚洲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他认为日本在亚洲的行为和德国在欧洲的行为无关。

不同的认知导致不同的结果

战后初期，德日两国都处在战胜国占领下；都受到国际大家庭的鄙夷和邻国的不信任。半个多世纪过去，两国都又崛起成世界经济强国和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大国。但它们最突显的区别在同邻国的关系上。

联邦德国政府组建后不久，老谋深算的阿登纳总理就坚定不移地说：“在今日的欧洲，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我决心使德法关系成为我政策的核心。”由于阿登纳和戴高乐的共同努力，德法这两个“百年世仇”终于和解了。只有这两个欧陆大国真正达成和解，欧洲才有可能踏上和平发展与联合自强的道路。在与西部邻国实现和解后，德国政府又不顾美国的猜疑和反对，克服国内重重阻力，大力促进与东部邻国的睦邻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勃兰特政府经过数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并配以巨额的经济补偿，又先后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各国实现和解。现在，无论是在东西欧之间，还是在欧盟内部，德国都具发言权，都有影响力。这不完全靠经济实力，还靠它对二次大战的痛切认识和对受害国的诚恳态度。

日本政府或日本领导人很少主动向遭受日本侵略、掠夺、蹂躏、压迫的亚洲国家表示过和解与友善。相反，他们言谈举止上还时不时说些话、做些事，去刺痛受害国人民的心，如说什么日本战败与那场战争的性质无关，只是因为本领不如美国所致。言外之意是说亚洲国家都不是日本的对手。或者不断以“亚洲老大”自居，对邻国内政说三道四。结果给亚洲国家造成一种印象：日本没有罪恶意识，没有是非观念，在强者面前奴颜婢膝，在弱者面前趾高气扬。这样日本就无法真正融入亚洲，成为邻国可依赖的伙伴。

战后德美关系不可谓不密切，但德国能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地缘位置，没有狐假虎威，试图在欧洲事务中扮演“领导者”。而日本则不然，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想靠美国的提携在亚洲扮演“老大”。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是邻国最多的，也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它为欧盟老成员国之间实现四大自由流通和取消边界检查做出了贡献。在东方，日本却时常忘记惨痛的历史教训，与美国明里暗里纵容、支持台独势力；宣称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拥有主权”；还企图占领韩国的独岛；还设法以经援为诱饵，迫使俄国“归还北方四岛”……日本与许多邻国关系都比较紧张。

最后，谈一谈德日两国为什么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如此不同的态度。

首先是战后国际社会对这两个主要战败国的处理完全不同。德国被分割成四个占领区，由美、苏、英、法四大战胜国长期占领。这四国的利益有很大差别，在改造德国的过程中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要兼顾英法两国利益，更无法排除苏联。日本则被美国独吞，连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对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战胜国都没有实际发言权，更不用说其他受害国了。战后对日本的改造是美国完全按照美国的战略需要进行的。

第二是经济和技术因素。在西欧，以英、法为代表的战胜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与德国旗鼓相当，差距不大。加之战时德国的工业遭到严重破坏，以及战后尚存的、较为完好的工业和技术设备大都被战胜国作为实物赔款拆运回国，实际上，战后初期的德国还需要战胜国的帮助。亚洲的情况则不同，当年日本的经济、技术水平要领先亚洲国家几十年，当时许多亚洲国家还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经济和技术十分落后。日本虽然被打败了，但骨子里很不服气，不肯放下“大日本的架子”，与亚洲国家为伍。尤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发了横财，亚洲国家与日本的差距更大了。这是战败国日本长期傲视亚洲国家的基础。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日本也是一样。只要能痛改前非，就能赢得谅解。德国人翻然悔悟，不仅得到世人的尊敬，就连美国“新保守派”也对德国人的永不再战颇有微词。德国因为拒不参加美国发动的对伊拉克战争，被美国“新保守派”指责“染上了和平主义病”，他们后悔二次大战后美国把德国人“改造过头了”。  2005年9月30日于北京